一

在近百年中国社会的语汇中，“封建”一词无疑是其中的关键词之一。但它在各色人等言语中的流行，却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事，也是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之一。在普通民众语言里，“封建”一词及其相关概念，表达的是“愚昧”、“落后”、“反动”、“腐朽”、“顽固”等意义，对立于“文明”、“进步”、“开化”等现代概念；而作为政治和学术术语，与“封建”概念相关的词汇，如“封建制度”、“封建主义”、“封建专制”、“封建意识”等，除了表达民众流行语的基本意义外，更多地是被作为一种标签，标示一种社会形态，具体说，是指自秦代以至晚清中国两千余年的传统社会。

然而，“封建”是中国传统典籍固有的词汇，它的本意是“封邦建国”、“封土建藩”，“封爵建藩”，秦汉以降至晚清的中国传统文献，基本上沿用了这个意义，因此，近百年中国社会流行的“封建”概念与中国传统的“封建”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意义转变，不再延续中国古典文献中的“封建”概念，与之保持贯通；而且，这个被赋予新义的“封建”概念被强行对应于表示欧洲中世纪社会特征的Feudalism，掩盖了中西社会结构间存在的巨大差异。

“封建”概念使用上的这种变化始自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敬告青年》中说：“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徵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他认为两千年来所奉行的儒家思想是“封建时代之道德”、“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政治”，实际上是将秦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视为封建时代。日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在中国传统意义上使用“封建”概念；由于日本幕府体制下的“封建制度”与中世纪西欧的Feudalism“酷似”，日本以“封建制度”或“封建主义”对应Feudalism，较成功地实现了东西现代学术语汇的对接。游学日本的陈独秀将日本人作为“前现代”标签的“封建制度”移来贴在了秦代以至清末的中国社会之上，形成“封建=前近代=落后、反动”的公式。

不过，真正使这种观念广为流传的，是来自苏俄和共产国际理论的影响。列宁对现实中国“半封建国家”认识，斯大林的封建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改变了中国传统“封建”的本义。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扩展了“封建社会”的内涵，将“封建主义”视为一种社会形态，包括了小农经济、超经济强制和皇权专制主义等一整套概念，经过毛泽东的采纳，一直延续到今天。这种用法改变了传统上一直沿用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以后不存在“封建”制度的观念。因此，以“封建社会”指称秦汉以至明清的中国社会，既不符合中国典籍的古意，也难与西欧feudalism对接，也不符合马克思以西方历史归纳出来的“封建主义”概念。这就是冯天瑜新著《“封建”考论》经过细腻、详尽、严密的考论所得出的结论。整个论证过程显示出冯氏扎实的考证、论辩功力和沟通中外学术的宽阔视野，令人佩服。

然而，这只是探究近百年“封建”概念名实错节之历程的本相，属于基本的“解构”过程，在此基础上冯氏所尝试的，是对误用“封建主义”本义的秦汉至清的中国社会进行重新命名。冯氏建议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名之，试图从各主要方面（社会组织形态、经济特点、政治制度特征）来概括这个历史阶段，显示了他对历史思考的周密，但这样概括出来的名称所显示的弱点是过于繁复。每个概括性词语对于它所标示的特定社会阶段的主要特征，都有顾此失彼的不周密性，如当今人们所认同的“资本主义”，就没有明确凸显16-20世纪西方社会运行的“商品市场经济”、“民主制度”、“自由主义思想”等典型特征。既然中国古典文献中的“封建”概念凸显的是秦汉以前的商周社会的典型特点，而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社会以“共和”（民主）相标举，那么秦汉至清代的中国社会是否可以名之为“皇权社会”？首先，此称在口语和文字表述上更为简约明快；其次，“皇权社会”这一名称可以显现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欧“封建社会”（feudal society）的突出特点。最后，也至关重要的是，无论商周社会的“封建”，还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共和”，都是由政治制度概念，“皇权社会”正是从政治制度上较清晰地标示出它与前后两个阶段的区别，及这个较长阶段上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大转变有三个主要目标：由封闭半封闭的小农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即经济的市场化；由君主专制转变为民主制度，即政治的民主化；由传统文化转变为近代文化，即文化的科学化。在这三个层面中，政治民主化作为经济市场化和文化科学化的枢纽，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具有关键意义；“皇权专制”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敌人，“反专制主义”是近代以来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这个命题的提出，较之一个模糊不清的“反封建”，更能切中要害，符合中国近代中国发展趋势的要求，因此这种定名也更具有现实意义。如此说来，以“皇权社会”命名秦至清的中国社会，是否更为妥切？

冯氏对于初步拟订的“宗法地主专制社会”表示“不敢自是”，希望“求之高明”、“寄望于来日”，[1]显示出一个史学家谨慎、务实的开放态度。冯氏异日修订大作时是否可以考虑此间“愚者一得”？

二

考证“封建”概念在中国、日本和欧洲典籍中的本义，是《考论》全书立论的前提，探求泛化封建观在中国生成的来龙去脉，则是其主旨所在。作者指出，“封建”名称在近代中国的使用分为五个阶段，即清末民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 1922）、大革命前后（1922-1928）、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1929-1933）、1939年以后；泛化封建观发生、确立于最后四个阶段：五四时期出现在陈独秀等个人著作，20世纪20年代中期经共产国际文件的译介被中共所接受，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获得学术形态的表述，1939年以后经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在共产党内确立其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由于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和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特殊地位的强化而最终占据支配地位。就其传播进程而言，后两个阶段尤为关键。

对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泛化封建论者改造“封建”概念的过程，冯氏的观察细致而准确，认为其具体的做法是，“先将本来‘依实定名’形成的关键词‘封建’的固有概念加以剔除，然后根据所论时段（秦汉至明清）的社会特征概括出若干标准，加以‘封建’一名，充作其内涵，再把这种重新制作的‘封建’名号，冠于秦汉至明清这段历史之上。”[2]冯氏告诉人们：“将‘封建’概念泛化的前辈学者，大多饱读诗书，当然明白‘封建’的古义是封土建国、封爵建藩；他们有多半熟识西文、西史，对feudalism的含义为封土封臣、采邑庄园，并不生疏。‘封建’泛化，绝非由于论者不通古义、西义，而是另有原由的。”[3]那么，这种具有明确意向的概念改造何以能够顺利实现？

冯氏认为，泛化封建论的形成，得因于“社会形态”学说在中国史研究的运用，具体地说，是20世纪20-30年代之际，以郭沫若为代表的研究者在风云际会的社会环境中学习并运用唯物史观，“承袭列宁及共产国际的思路，为解决中国历史分期及社会性质问题而构筑理论框架，并在此框架内采用新的术语系统”的结果，是“社会形态”理论作为“科学”被加以推广运用的结果。[4]这一认识符合历史事实，但深层背景似乎还有必要进一步发掘才能看清。

在20-30年代发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不管论战各方在具体观点上存在何种分歧，论战者均声称自己的观点符合“科学”。这种现象乃是时代整体思潮的集中表现。清末民初以来，国人逐渐认识到，百年以来西方的强盛，受科学之赐为多，中国未来倘无科学“为国人所服习，将社会失其中坚，人心无所附丽”，所以“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惟有科学。[5]五四运动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民族先觉者们认定，只有“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因此决心为这两位“先生”在中国的落户而赴汤蹈火，甚至“断头流血，都不推辞。”[6]到20年代初科玄论战开始时，科学这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7]在对科学的信仰业已形成气候的社会氛围中，“科学”概念从自然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如陈独秀认为，“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社会科……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科学。”[8]甚至连丁文江这样的职业科学家也认为，爱因斯坦谈相对论是科学，詹姆士谈心理学是科学，梁任公讲历史研究法，胡适之讲《红楼梦》，都是科学，[9]将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概念做泛化处理。科学派在“科玄论战”中的胜利，以及它所造就的“科学”普适性的观念，使“科学”名义下的“社会形态共性论”很容易被普遍接受。

其次，20世纪初叶，中西冲突和社会危机空前剧烈，传统儒学道德信仰，经五四运动以来的全面攻击，已经崩溃；传统文化道德信仰的失落，使整个民族失去了预测未来前途的凭措，内心的焦虑和担忧更为强烈，急需一种应时的信仰加以抚慰。在这一点上，以“科学”信仰为基础的具有决定论特点的“社会形态共性论”，恰好适应和满足了国人对民族未来发展趋势预测的愿望和需求，也使得以天下为己任的新式文化人在接受这种理论后有足够的勇气指点民族的未来前途。1929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开头便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 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织的社会也正是一样。中国人有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有甚么不同。”他明确表示自己所要做的，就是接受科学方法的指导，沿着科学的研究路径，“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密的批判，让你们（指郭氏所挑战的“国故家”——引者）看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究竟是否两样！”[10]很显然，“社会形态共性论”是郭氏清算历史、待望未来的理论依据。郭氏身上所体现的对待“科学理论”的态度不是特殊个案，而具有代表性和时代特征。这可以解释《考论》指出的一种现象：论战中观点大异、政治立场对立的论战者所表现的异中之同是，“不同程度地信奉来自苏俄及共产国际的‘社会形态共性论’。论战诸方多迷信欧洲模式，以之裁量中国历史。”论战者之所以能超越不同立场而形成这个共同特点，关键是因为他们对于“科学”原理的普适性具有共同信仰。冯氏认为“这大约是后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种思潮，某些新锐学者或轻或重地患着‘左派幼稚病’。”[11]可谓切中肯綮的断语。

这一时期“左派幼稚病”的形成，除了与“科学”信仰的流行有关外，恐怕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苏俄革命的成功向中国展示了革命的前景，中国的革命者从苏俄的榜样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倡议“以俄为师”，认为“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明显寄托了对于中国革命前景的期待；而且，俄国革命的成功被认为是列宁理论付诸实践的结果，这一认识似乎已无言地向中国的“取经者们”证明了“科学理论”正确性的巨大威力，因此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送到中国时，自然受到欢迎；而斯大林和苏共以马克思主义继承者自居所做的宣传，也无疑增强了来自当时革命中心的政治理论的“科学”权威性。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中国文化人接受“社会形态共性论”的心理基础。

“社会形态共性论”的失误源于对“科学规律”地误解。自然科学中所说的“规律”自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万载不变的，但人类的活动（个体和族群的活动）则不同，它的演变轨迹处处贯穿着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主观能动性往往随着人活动中的偶然因素和不同的客观环境的影响而使历史演变呈现出不同面貌。不承认这一点，历史就成为先定论者思想的产物了。将基于西方历史演变轨迹提炼出来的所谓“科学的”社会形态理论，机械地、削足适履地套在中国历史事实之上，最终必然造成历史诠释中的名实不符。

三

泛化封建论的生成，确与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息息相关，但它又确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舞台上思想活动的产物。如果说中国社会史论战使泛化封建论经系统的阐释获得了理论上的合理性，那么毛泽东著作的采纳则赋予了它政治上的权威性。它在历史惯性的作用保存和延续下来，并由政治权威扩大了它的影响。

毛泽东于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有一段著名文字：“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来，就长期的停顿下来。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 三千年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封建社会。”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又重申：“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起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经济之反映的，则是封建的文化。”实际上，这段文字最初并非出自毛泽东之手，而“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篇注）据冯天瑜推断，这“几个同志”中应包括王学文、何干之、艾思奇、范文澜等人。[12]虽然具体为何人，有待考证，但不是毛泽东初创，则是可以肯定的。毛泽东并非职业历史学家，在革命和战争的残酷环境中，没有可能腾出宝贵的时间从事专门的古史分期问题研究，因此，对于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只能接受在他看来合理的其他学者的观点。

然而，这段并非毛泽东初创的文字一经与毛氏的名字联在一起，便获得了神奇的魅力，成为可以引据的“经典”，反过来影响中国学术界对古史分期的讨论。1972年7月郭沫若在为《奴隶制时代》所写《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代序》中，为证明自己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便理直气壮地引用了毛氏修改的文字：“毛主席早就明白地说过了：‘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经济之反映的，则是封建的文化。’这儿的‘周秦’一个词，就是指周秦之际，犹如我们把战国时代百家证明称为‘周秦诸子’一样。‘周秦’二字不能分开来讲。‘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换一句话说，便是：中国古代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交替，是在春秋与战国之交。”[13]然而，郭沫若似乎忘记了，毛泽东并非以研究历史为职业的史学家，更没有在古史分期问题上进行过专门研究，他的断言不能轻易引为依据。更令人玩味的是，郭氏将毛泽东“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一语中的“周秦”理解为“周秦之际”，又将“周秦之际”演化为“春秋与战国之交”时，却又无视毛泽东所谓“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的断语所包含的时间意义，因为“三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开端时间断不会是落在“春秋与战国之交”，而只能是西周初期。以郭氏的绝顶聪明，当然不会在这样简单的数字计算上出现问题。这类失误的发生，只能由郭氏本人才子、文人、学者、政治家几重角色中“政治家”的主导角色来解释。

类似过程也发生在“资本主义萌芽说”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到：“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考论》作者指出，这段同样著名的文字其实并非见于1939年12月的原文，而是建国后中共中央成立《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修改毛的入选文章时由范文澜等人加进去，后由毛认可的，所以，这段文字所表达的“资本主义萌芽说”的真正提倡者是范文澜等人。[14]以理而论，范氏的见解也只是史家之一说，并非绝对真理，是可以继续讨论的，但一经被认定为毛泽东的观点，性质立刻发生变化，成为了学者们立论的权威依据。这种以政治权威的断论为终极真理，为学术观点依归的现象，乃是政治权威至上，政治干预学术的表现。学术为政治服务，不可避免地将学术推到教条主义的死胡同，沦为领袖断语的诠释工具。

20世纪下半叶的几十年中，史学研究有所谓“五朵金花”之说，古史分期问题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都位列其中。这“两朵金花”的讨论都因政治权威的介入而偏离了正途，其奇特遭遇令人深思，其深刻教训应该记取。

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就一直汲汲于论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道理，以证明现实统治秩序合乎“天道”的普适性，但从鸦片战争以后，面对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中国社会的守旧势力却又高弹“中国国情特殊论”的论调，以抗拒世界潮流。近代以前的世界各地仍被封闭状态所阻隔，各国各民族发展道路各有不同，是可以理解的。但近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经形成，世界各地已被越来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任何国家和民族要想完全孤立地发展，都是办不到的。对中国而言，如果说鸦片战争发生前还有自己的演变轨道，那么此后已不可能孤立于世界发展的整体趋势。中国近百年来出现的“西化”思潮也好，“全球化”也罢，其实都是对世界整体发展趋势的认识。

《考论》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它以详实和严密的研究证明，无视中国历史的实际特点，将基于西方历史的概述模式泛化为所谓的“普遍规律”，生搬硬套地用以阐释中国历史，必然产生名实不符的问题。但是，我们希望它所显示的中国历史特点，不要被僵化地机械地简化为中国历史和国情历来特殊，因而成为抗拒当今世界潮流的根据。在人类各族共识日益增多的当今时代，拒绝接受公认的普适价值，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自甘简陋。但愿我们的想法只是杞人之忧。

四

《考论》作者对“封建”概念的严谨而大胆探索所展现的治学精神令人称道。据《考论》所附《跋》语，冯氏措意并决心研究“封建”问题始自1987年夏天参加在美国召开的“国际中国哲学会”之时，至2005年始告完成，以近20年的潜心研究而成此作，可谓苦心孤诣、呕心沥血。众所周知，近20年商品经济大潮对一向清高的读书人造成的巨大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对大多数读书人而言，除了最近数年生活条件稍有改善外，大部分时间是在骚动不安和焦虑中度日。冯氏安贫乐道，心无旁骛，惨淡经营，精进不已，终于有此成绩，让人感奋之际也不禁生出许多感慨。

冯氏追求学问的态度自由而严谨，展现了一个纯学者的胸怀。在我国学界，“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被长期遵奉，并非一种简单的学说理论。这种意识形态被国家力量视为“科学规律”时，对人们的思想而言，就是一种实在的物质强力支配下不得不奉从的信仰。对这个僵化的信条，怀疑者不乏其人，但对它展开系统的研究，需要足够的理论勇气和高度的学术素养。陈寅恪《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有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此诚千载不易之论，然学问上的独立特行、超凡脱俗，终非轻易能够做到。冯氏于“封建”这个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问题产生疑问，并投以巨大热情展开研究，其结论不管是否存在何种可商榷之处，其追求真理的自由精神都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不敢说冯氏此著已臻至善至美、无懈可击之境，但至少可以说，作者所展现的自由精神和坚韧毅力，是弥足珍贵的。

冯氏《考论》最值得注意的治学手法是“小题而大作，眼高而手低”。冯氏从“微小”的“封建”概念切入，在材料的搜集上不遗余力，上下求索，追求“竭泽而渔”，关键资料几无遗漏。对庞杂繁复的材料分类归纳，条分缕析，以近四十万言的洋洋文字，以一个“封建”概念的演变为主线，将近百年中国政治和学术密切关联的问题，有条不紊地完整地勾画出来，是名副其实地以“小题目”而成就的大作品。冯氏以“封建”概念为枢纽，目通于古今时代而上下勾连，思接于东西世界而纵横论析，眼界堪称高远、宏阔，然又能处处关注于基本的事实和概念，行文细致入微，论述丝丝入扣，做到了论证和表述上的“小处着手”。反观长期以来学界盛行的“宏大叙事”所造就的“好大”积习，我们不得不佩服冯氏厚积薄发的治史功力、洞察入微的学术识见和有条不紊的叙事才能。

冯氏《“封建”考论》的学术意义，还在于它以具体实践向人们展现了“名辩之学”的重要意义。不可讳言，较之西洋学术传统，我国传统学术逻辑体系甚不发达，概念不清、论证不严、随意比附，是通贯两千余年而未变易的弊端。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前辈先贤就痛感此“笼统主义”之害，视之为国人共毒，认为“吾国之学说文章，虽有种种伟大思想，但自其普遍于国民思想者言之，则陋劣极矣。人人讲王道性命仁义礼智，究竟此等为何物事，殆无一书有系统之说明。故中国之学说，无一不含有神秘的作用……无极而太极，太极而无极。此语究作何解，则亦玄而又玄，众妙之门而已。然中国学子，亦亘古以笼统主义为安，委心任运不求甚解之中。”[15]冯氏提出“名辩之学不可轻慢”的学理要求，认为“自汉儒冷落先秦名家以来……这种蔑视名辩的文化氛围，养成以思维模糊性高明的传统观念，关键词内涵游移、外延随意伸缩，并不被认为是讨论问题时在偷换概念，反而美其名曰‘纵横八极’、‘游刃有余’。这种诗化的、不太注重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大约是妨碍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原因之一。”[16]诚哉此言！可谓英雄同感，所见略同。笔者平日读书无所用心，不求甚解，独于先哲时贤作品中概念的界定、论证的严密及内在逻辑结构的谨严颇多留意，以至积习成癖，演为嗜好，故于冯氏《考论》一书严格性印象深刻，暗自称许。

冯氏《考论》启人心智之处尚多。如果以精益求精相勉的话，我们希望作者在将来修订是著时，不妨依照现下学术著作的通例，制一索引附于书后，以为方便读者检索之用。如此，则整个著作可无遗憾矣。

近年来，有关“封建主义”的研究，又引起人们的热情和兴趣。如果说2004年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的名作《封建社会》中文版的出版，为中国学界提供了认识西方主流学术有关欧洲“封建主义”观念的一个借鉴，那么，冯氏《“封建”考论》则是在综观东西洋“封建”观念基础上，以中国学者的学问视角，对中国传统“封建”概念近百年演化历程的清理和总结。冯氏此著是我国学术界“封建”概念研究的界碑，它的出版将推动“封建”概念学术史的研究翻开新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