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思考现代性的问题,当然不能只以西方近代以来的发展为惟一的参照。东西方社会历史的发展,人类各族群的现代化或现代性,有共同的因素,但也有自身的特点。东方有东方的现代性。中国传统中有走向现代的可能性。中国社会内部有内在的自我更新能力,有自己内在的现代化根芽。

随着门阀世家大族的衰落,唐代末期之后的社会秩序结构与此前相比,有较大的区别。孙国栋、余英时等先生指出,近似世袭的门阀制度在宋初已解体,随着“士”的地位的下移,随着科举使一般的“民”都有成为“士”的可能,“士”与“民”之间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文化亦不断下移民间。我们知道,宋代以后,四书的传统代替了五经的传统,孔孟并举代替了周孔并尊。我们不妨把北宋至清末的社会历史视为一个连续体、一种类型。从文化思想史或哲学思想史上看,诚如钱穆先生所说,不知宋学即不知清学,对宋学了解的多寡深浅决定了对清学了解的多寡深浅。胡适先生提出了“近世哲学”的概念,肯定北宋至清代的历史连续及朱子、阳明与戴震对中国的现代哲学之巨大影响。陈来先生指出,由中唐开始而在北宋稳定确立的“近世化”的文化形态,其基本精神是突出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如何既正视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的“形气之私”,亦即其个人利欲追求的现实性又强化社会所需要的价值系统?程朱理学依持“理”本论所发展出的所谓“格物穷理”、“变化气质”的工夫论,正好配合和适应了这一社会的“近世化”过程,故可以说程朱理学的贡献和所起的作用尤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上。

在国际汉学界,有一些知名学者,如狄百瑞先生长期从宋明理学发掘中国社会内部的自由思想。他高度肯定两宋以来的书院制度,对于培养读书人自由精神的作用与价值。陈荣捷、杜维明、包弼德先生等也从不同角度肯定宋明儒的精神。余英时先生的新著《朱熹的历史世界》深刻地讨论了宋代士大夫的政治参与,指出有宋一代是士阶层在政治上十分活跃的时代,他们以政治主体自居,与君主同治天下。包括北宋五子、南宋朱陆等理学家在内的道学家们在理论与实践上,在精神与制度上挑战“君为臣纲”,抑制君权,伸张士权,以儒家价值理想指导公共事务,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重建社会秩序。小岛毅先生综合了源了圆等日本学者的一些研究指出,宋学具有与西洋近代思想相同位相的机能,故历来断定宋学为“封建思维”的研究是错误的;“兰学”(即西洋学术)的移入运动,是因为有朱子学的思维背景才有可能产生。换句话说,日本的近代是因为朱子学的普及才得以实现的。日本的朱子学具有培养接受西洋学术之养分的功能,这一现象亦可见于韩国的学术发展。日韩学者重视吕子乡约、朱子家礼等等。

上述研究对于重新认识“近世思想”与中国现代性之关系无疑具有借鉴意义和思想启发。我们将“近世哲学”作为一个思想整体研究,全面评价北宋至清末的思想传统及其与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之关系是我们的课题任务。为此,我们首先刊出吴根友教授等5人的短文。其中对宋元明清哲学思想综合研究之可能性作了探讨,同时对宋明与清代学术思想自身的连续性与间断性之初步分析,是有助于重新认识宋明理学与明清哲学的关系;在这些文章中均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对宋明思想在民众的文明化、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伦理学、科学思想诸方面所蕴含的现代性的发掘与创造性转化问题,均作了不同程度的初探,对于推进关于“近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之关系”作突破性的综合研究有积极意义。

本文原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7月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