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代中期开始的西学东渐，是中国自汉代佛教、唐代伊斯兰教之后所遇到的第三次大规模的中外文化交流，由于西学东渐的内在动力是资本主义兴起、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具有与前两次交流所不同的文化转型的意蕴，因而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关注的多是随着利玛窦来华而传入中国的西方精神文明（基督教及近代科学）的对华影响，而忽视了明清早期西方物质文明东传对中国的影响[1]。这种状况似与史料的稀缺和分散有关。本文不揣冒昧，拟就此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明代中后期至清代前中期，西方物质文明优势渐显，从而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辐射和吸引。约略言之，前近代输入中国的西方物质文明成果主要分为六大类：第一大类是武器，如火器（火炮、火枪）、纯钢刀剑等。第二大类是生活用品，如西洋布、哔叽、天鹅绒、呢绒、自鸣钟、怀表、玻璃制品等。第三大类是交通工具，如帆船。第四大类是科学仪器，如地球仪、天象仪、望远镜、放大镜、显微镜、温度计、阴晴表等。第五大类是艺术物品，如自然乐、铁丝琴、西洋画等等。科学仪器和某些艺术物品虽然与精神文明相关，但其本身的物质形态则反映了西方器物文明的成果。第六大类是西洋保健品及药品。这些西方器物文明通过四种途径传入中国：第一，从西方早期殖民者手中俘获西洋火器。嘉靖时广州守军曾从葡萄牙人手中俘获“佛郎机”大炮。第二，通过海外贸易输入西洋商品。明清时期广州“十三行”便成为西洋商品输入的渠道。第三，传教士来华携入西方器物文明成果，如利玛窦等人。他们在澳门、肇庆、南京、北京等地建立了一些天主教堂，成为西洋物质文明在华展示的窗口。第四，外使“进贡”传入西洋物质文明成果。欧洲诸国为了打开中国紧闭的大门，曾派人携带西洋器物作为礼品到中国出使。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四记载，荷兰国于康熙间两次“入贡”时曾带来大哆啰绒、织金大绒毯、大自鸣钟、大琉璃灯、照星月水镜、厢金鸟铳等礼品。

随着西器的东传，西洋物质文明开始渗入并影响中国前近代社会。西器东传对中国的影响程度，与西器本身的实用性、中国内部社会阶层的接触面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和消费能力等密切相关。综合而言，皇帝宗室、士大夫、将领和商人比较容易接触到西方器物，但将领与商人对西器输入未见表现出过份的敏感，而皇帝和士大夫则对此深有感触，并产生了有关中西文化比较的文化价值观念。

西器中，最先传入中国而又为中国社会所接受的是火器。明代嘉靖时开始仿造葡萄牙的“佛郎机炮”，其后又获威力更大的荷兰红夷大炮，“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崇祯时，大学士徐光启请令西洋人制造西洋火器，发各镇应用。在防御李自成和努尔哈赤时，均应用了西洋火炮。明代还专置兵仗、军器二局，分造火器，如连珠佛郎机炮、红夷大炮、鸟嘴铳等。[2]。满清政府也在军队中装备了火器，据《广阳杂记》卷三载，“八旗每佐领添设满州炮手一名，于二月二十日在芦沟桥放演红夷大炮十日”；并专门建立了以火器为主要装备的军队――健锐、火器二营[3]。关于西洋火器在中国社会中的应用情况，李洵曾作过考察，认为“中国军事史上火器的发展，在十六到十七世纪时，一度出现‘火器热’，但没有发展下去，入清后，虽然火器的应用在八旗军中出现炮手、鸟枪手，八旗汉军中有专业的火器军团，绿营中也有少数的火器手。每年定期举行各种火器的演练，但仍然提倡骑射”，火器并没有发展起来[4]。

如果说西洋火器在明清军事中应用最广的话，那么自鸣钟则在前近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最为普及和流行。自鸣钟在中国流传的重点地区是广东等通商口岸和政治首都北京。明代传教士首先从广州、肇庆等地传入自鸣钟。明万历八年（1580），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在广州送给两广总督陈瑞一座自鸣钟。稍后，利玛窦从澳门请欧洲钟表匠到广东肇庆仿制自鸣铁钟。至清，广东成为自鸣钟的进口之地，外国商人首次向中国输入钟表是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五月。乾隆五十六年的海关文件记载了该年粤海关进口大小自鸣钟、时辰表、嵌表鼻烟壶共1025件。除进口外，清初广州出现了专制钟表的行业，所制钟通称广钟，至乾隆后期已经十分精湛。伦敦著名制钟师詹姆斯、考克斯父子1780－1783年间也曾在广州开设过钟表分店。除了通商口岸外，北京也是自鸣钟表流行的地区。早在明代，传教士利玛窦就曾将一大一小两只自鸣钟进贡给了北京宫中的万历皇帝。清初，汤若望将能够显示日月星辰运行的天球自鸣钟献给了顺治皇帝。另一位传教士安文思还曾赠给康熙皇帝一座音乐自鸣钟，“每小时报时后，即奏一曲，各时不同，最后则如万炮齐鸣”。除传教士朝贡外，清朝地方官员也向北京朝贡大量的自鸣钟表。乾隆四十六年至四十九年之间，广东官吏朝贡给皇帝的洋钟洋表每年多达130件以上。与此同时，康熙、雍正、乾隆等朝在北京宫中设做钟处仿制自鸣钟表。在这种背景下，清朝上至皇帝下至士大夫，都流行使用自鸣钟表。乾隆坐的轿子、骑的马上都置有钟表。昭梿《啸亭杂录·自鸣钟》称“泰西氏所造自鸣钟表”，“士大夫争购，家置一座以为玩具”。据沈初《西清笔记》载，相国于敏中在乾隆晚膳前需交奏牍，因此每日“必置表砚侧，视以起草，虑迟漫也”。《红楼梦》也反映了当时豪门大族使用西洋自鸣钟表的情况。锦衣卫抄宁国府时，一下子抄出了18件钟表。贾宝玉曾从怀里“掏出一个核桃大的金表来”。以雍正时为背景撰写的小说《儿女英雄传》，将“洋表”与朝珠、缂绣呢羽、绸缎皮张、玉玩金器等相提并论，当作当时时兴的高贵礼品[5]。

以光学原理制作的玻璃制品，在前近代中国人生活中也有一定的应用。清前期人李渔指出，望远镜、显微镜、焚香镜、端容镜、取火镜等西洋器物，“二百年以前，不过贡使携来，偶尔一见，不易得也。自明朝至今，彼国之中有出类拔萃之士，不为员幅所限，偶来设教于中土，自能制造，取以赠人。故凡探奇好事者，皆得而有之”[6]。望远镜也叫千里镜，在前近代中国应用比较广泛，徐光启于崇祯二年（1628）奏请装配三架望远镜以测天象。崇祯皇帝亲自观看望远镜后，“颇为嘉叹”。雍正八年（1730），皇上在一道给大学士等人的诏谕中称自己曾与“诸兄弟在乾清宫用千里镜验测”日食[7]。乾隆三十七年（1773），意大利画家潘延璋、法国机械师李俊贤进献了一架用新法制作的短筒望远镜。望远镜还被应用于军事。邹漪《启祯野乘》载，崇祯四年（1631）薄珏为中丞张国维造炮，“每置一炮，即设千里镜，以侦贼之远近。”《台湾外纪》称郑成功患风寒临死前一天还“强起登将台，持千里镜，望澎湖有舟来否”。

玻璃制品还有西洋眼镜，在中国社会中的应用因时因人而异。明至清初罕见，清代中期较为常见。据赵翼《陔余丛考》称：“古未有眼镜，至明始有之，名曰叆叇”。眼镜有单片镜（单照）和双片镜，《道光苏州府志》称“单照明时已有，旧传为西洋遗法”。明《南都繁会景物图卷》曾画了一位老人戴双片眼镜的形象。明代张宁在《方洲杂言》中称双片镜“极为贵重，或自内府，或购自贾胡，非有力者不能得”。清乾隆帝对眼镜比较感兴趣，收藏有不少眼镜。他曾因画师缪炳泰近视而让侍臣端出满盘眼镜任其挑选。乾隆五十六年（1791）五月，帝“大考翰林，诗以眼镜为题”，并根据考试情况予以升黜，“眼镜自来从未有出诗题者，其时风檐寸晷，有茫然不知眼镜出处者多矣”[8]。眼镜的使用因人而异，年轻人将之作为一种时髦，张子秋《续都门竹枝词》谓“近视人人戴眼镜，铺中深浅制分明，更饶养目轻犹巧，争买皆由属后生。”甚至不近视的人也戴眼镜装着有学问。乾隆六十年（1795）《都门竹枝词》曰：“车从热闹道中行，斜坐观书不出声，眼镜带来装近视，学他名士老先生。”另据清李绿园（1707－1790）描写安徽亳州附近及河南开封城的塾师和讼师都曾“脸上拴着叆叇镜”，则又说明至少在李绿园的生活中，曾见到下层文人戴过眼镜。[9]然而，上层文人士大夫中较少有戴眼镜的记载。刘献廷在《广阳杂记》卷二说他“既短视”，观看楚地全图，“立则茫无所见，遂铺图于地，而身卧其上，俯而视之”。另据昭梿《啸亭杂录》卷二载，鄂尔奇“目短视”，见其兄放在怀里的脚还以为是大白猫。可见，尽管当时不少人都近视，但仍无戴眼镜的习惯。

其他西洋器物如西洋乐器、西药等在前近代中国的应用比较有限。兹不赘述。

二

就整个情形来看，西器在中国前近代社会虽有一定程度的应用，但并不普及。原因如下：

首先，早期西洋器物的自身缺陷，直接影响到它在中国的推广和流行。朱国祯（1558－1632）在《涌幢小品》中指出：“火枪、火炮，守则得力，若战，不及弓矢便捷。此余亲在行间得之。”因为早期火器连发性差，影响到它的连续作战能力，所以常常不及传统的冷兵器便利。早期的西洋自鸣钟，性能稳定性较差，常需修理，否则反倒坏事。赵翼在《簷曝杂记》中指出，由于钟表常常出错，“故朝臣之有钟表者，转误期会，而不误者皆无钟表者也”。傅文忠公家“甚至傔从无不各悬一表于身，可互相印证，宜其不爽”，结果某日上朝，“公表尚未及时刻，方从容入直，而上已久坐，乃惶悚无地，叩首阶陛，惊惧不安者累日”。有了这种尴尬，当然打击了人们应用的热情。

其次，西洋器物文明在前近代中国的传播，受到了中国传统社会观念的制约。中国传统社会长期视奇巧的技术产品为“奇技淫巧”，这使很多中国人对西洋器物文明采取排斥的态度。屈大钧《广东新语》第十六卷“机铳”条指出澳门所居的西洋人所造的风琴、水乐之类，“淫巧诡僻而已”。昭梿指出，“泰西氏所造自鸣钟表，制造奇邪”，“纯皇帝恶其淫巧，尝禁其入贡”。将科技产品斥为奇技淫巧的文化观念，自然对中国人仿制和改进西洋器物持消极态度。如广东巡检何儒于嘉靖十二年，招降佛郎机国，得其蜈蚣船铳等制造之法，论功升上元县主簿，令于操江衙门督造火器，以固江防。三年告成后，升宛平县丞。其实，何儒的功绩远非主簿、县丞这样的低级官职能够酬偿。就连明代沈德符也对此愤愤不平，指出：“中国之佛郎机，盛传自此始，而儒老于选调，不闻破格用之。可叹也！”[10]重人文轻科技的观念，严重挫伤了人们学习西洋科技、仿制和改进西洋器物的积极性，阻碍了中国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和过渡。同时，儒家道德学说的流行，使理学家重视振风俗、正人心，而轻视科技文明的巨大作用，如崇祯时因“边警日深”，有人建议由深明铳法的汤若望试造西洋大炮，“然后传其法各边，可以破敌”，但遭到理学家刘宗周的反对：“臣闻国之大事，以仁义为本，以节制为师，不专恃一火器。近来通不讲人才，不讲兵法，任敌所到即陷，岂无火器？反为敌用。若堂堂中国，止用若望铸炮小器，恃以御敌，岂不贻笑边方？”[11]直到鸦片战争前后，徐桐等理学家仍以这种观念反对“师夷长技以制夷”。

再次，对“奇技淫巧”的长期排斥，使中国人的注意力远离技术，导致中国工匠缺乏技术发挥的市场，无法形成较强的技术能力和工艺水平，难以仿造出精密的西洋器物。叶权《贤博编》谓，佛郎机所造的鸟嘴铳枪管“光莹，无毫发阻碍，故发则中的”，但“中国工人卤莽，裹铁心而合之，甚至三节接凑，然后钻剉，其中既不圆净，又忽断裂，万不及也”。这当然不能形成自产能力。另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十称明朝十分重视佛郎机炮，“仿其式并方制造”，但“未能尽传其精奥”。钱泳《履园丛话》曾指出，手工业比较发达地区的工匠能够仿制西洋的自鸣钟表，但技术仍逊一筹：“近广州、江宁、苏州工匠亦能造，然较西洋究隔一层。”[12]即以在中国普及程度最高的自鸣钟和洋表为例，中国却缺乏修理的工匠和技术，乾隆皇帝的孙子一块镶有首饰的英国伦敦卡明制造的搭扣怀表，时针好几年不能走，经过马戛尔尼使团一名工匠的清洗后才又走了。说明即使在设有“做钟处”的乾隆时代，中国仍缺乏应有的技术人才。这自然影响到西器的普及。

复次，西洋器物文明的推广还受到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严重制约。火器应用关涉军事制度改革。崇祯时，进步人士徐光启、李之藻等曾提出军事改革，以西洋武器装备军队，实行精兵减员、大投入、严训练和高报酬，建立一种有文化、懂科技的新式军队，来代替已经腐朽的京营卫所军队。如李之藻提出，“放铳之人，明理识算，兼诸技巧。所给禄秩甚优，不以厮养健儿畜之”[13]。徐光启主张道：“实选实练，精卒利兵，车营火营为本。”这种新兵应当“一人兼数人之饷，即一人当数十人之用矣”[14]。只需30000人，就可以“扫荡逆奴（指努尔哈赤）”，但终因保守派的攻击而流产。说明垂暮的中国封建社会已失去改革的能力和勇气。同时，由于明代重文轻武的制度以及卫所制下的军藉制度，军队缺乏有效训练，士气低落，使西洋火器的掌握和应用受到严重制约。先进的火器在西洋人手里能够发挥优势，但一到中国士兵手中，便因制度性缺陷而无法施展。明人沈德符发现荷兰火器“药至人毙”，可以“横行天下”，但明朝士兵在使用时，“守炮者畏怯，虏未来而先放。比对阵，则药尽，反速战士之奔。此自来通病也”。屈大钧曾体察到重型火器的拥有固然重要，但训练和掌握更加重要，而这种训练和掌握又与文化形态、社会激励机制、军事制度等密切相关。他指出葡萄牙人为掌握“西洋大铜铳”“不恡重赀峻法，讲习演试”；使用时相互配合，“发火之人欲练，乘火之人欲整欲敏”，并且“悬重赏以待之”；“发时以铳尺量之，测远镜度之，无不奇中”。但这种火器“用于中土”，却“不得其效”。传统社会制度的腐败，也影响到西洋器物在中国的推广和普及。如清朝总领火器营的定恭王绵恩，“动辄巨万”地用军费“点缀园庭”，“火器营兵丁恨之切齿”[15]。顺治间，林起龙条奏绿旗营兵制的腐败，指出其火器等器械“俱钝敝朽坏”，连“春秋两操之法竟不举行”[16]。此外，清代推行的骑射制度，也直接影响西洋火器在中国的推广。雍正五年（1727）清廷明令：“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有马上枪箭熟习者，勉以优等。”[17]结果西洋先进的火器并未在中国军队中普遍应用。

三

西洋器物文明传入前近代中国后，反过来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影响，使其用途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西洋器物文明是西方科学技术的成果，蕴含着浓厚的科学精神和实用价值。然而，在传到重人文而轻科学的中国传统社会后，其命运得到一些明显的改变。鲁迅曾说，中国人很早发明了火药，却用它来制造鞭炮，敬神和庆贺节日；中国人很早发明了司南，却用它来看风水。这些东西到了西洋人手里，用来攻城掠地，打破了封建堡垒；用于航海，推动了地理大发现，可见，同一器物，由于文化形态的差异，应用也就颇为不同。

中国文化重视人与人（伦理）关系，而西方文化则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说科学仪器在西方人手里用来发现科学规律的话，那么它传入中国后，则被不少人施诸人与人的关系之中。望远镜为伽利略和哥白尼用于观测天文星象，导致了改变世界观念的思想革命，而传入中国后，则被某些人用于窥探他人隐私，并由此演出了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故事。李渔在其小说《十二楼》之《夏宜楼》中，讲述公子瞿佶用望远镜窥探富家小姐詹娴娴的闺房生活，然后托媒人上门提亲，谎称他俩个“生前原是一对夫妻，故此不曾会面就预先晓得”，并声称“自己有神眼，远近之事，无一毫不见”。结果令詹小姐以为瞿公子真与她“定有些夙缘”，就促成父亲答应了这桩婚事。李渔议论道，出于西洋的望远镜“可惜世上的人，都拿来做了戏具”，然而，李渔所赞赏的“善藏其用”的瞿佶，也并没有将望远镜用于正途，而是用来猎艳选美：“别处不敢劳他，直到遴娇选艳的时节，方才筑起坛来拜为上将，求他建立肤功：能使深闺艳质，不出户而罗列于前；别院奇葩，才着想而烂然于目”。望远镜是透镜的一种，透镜传入中国后，还被应用于取火焚香、吸烟等多种用途，因此被称为焚香镜、取火镜。李渔详细介绍了清代前期中国人对上述器物的应用状况：“焚香镜：其大亦似金钱，有活架，架之可以运动，下有银盘。用香饼、香片之属，置于镜之下盘之上。一遇日光，无火自爇。随日之东西，以镜相逆，使之运动，正为此耳。最为可爱者，但有香气而无烟，一饼龙涎，可以竟日。此诸镜中之最适用者也。”“取火镜：此镜无甚奇特，仅可于日中取火，用以待燧。然迩来烟酒甚行，时时索醉，乞火之仆，不胜其烦。以此伴身，随取随得。又似于诸镜之中，更为适用。”李渔把西洋器物在中国的独特运用称之为“世运使然”，并指出“即西洋国创造之时，亦不料其当令至此也”[18]。

西洋火器在西方被广泛应用于军事战争中，而到了中国，则并未普遍装备于军队，倒是常常用它来作礼乐工具，表现皇帝威仪和适应游玩的需要。昭梿曾指出：“乾清门侍卫中选火器精熟者数十人为御枪处，巡幸时，日相导引。……凡上合围时，皆下骑执火器翼列扈从，以防猛兽奔突，上用御火枪击兽时，则争相贰副焉。”此外，清代所铸之火炮，常被用作礼炮。张维屏《松心目录》指出，清代仿造西洋铸造了红衣大炮“天佑助威大将军礟”等，“国朝造礟之式，诸礟之名，详见《钦定皇清礼器图式》。盖礼有五目，军礼居三，故礼器图中，兼载军器。此三代之鋐规，万世之令典也”。

一些皇亲国戚甚至将西洋器物用于歪门邪道上面。昭梿《啸亭杂录》卷九载：“雍正中，某宗室家有西洋椅，于街衢间睹有少艾，即掳归，坐其椅上，任意宣淫，其人不能动转也。”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然者，水土异也。某些西器在前近代中国的命运亦复如此。

四

前近代中国人对西洋物质文明的认识，经历了由蒙昧到明晰的过程。明代中期，由于刚刚接触到西方器物文明，中国人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和蒙昧，如明代李日华在其《味水轩日记》卷一中载，万历三十七年九月七日，“郡中诸老咸集，坐有宦闽广者，因谈海事”，认为红毛番（荷兰人）船上的帆是进攻武器，“帆樯阔大，遇诸国船，以帆卷之，人舟无脱者”[19]。但到清代屈大钧的《广东新语》和赵翼的《簷曝杂记》中，便认识到西洋的帆主要是利用空气动力学原理，用以推动航船的。然而，清初屈大钧在西洋眼镜的认识上又犯了可笑的错误，认为“西洋人以为眼镜，儿生十岁，即戴以养目光，至老不复昏矇”。这是在两种文化接触之初，不太重视科学的中国人，对以科学为基础的西洋器物文明所产生的误解，折射出中西两种文化的差异和隔膜。

随着西洋器物文明的不断输入，明清士人对其先进性有了一定的认识，甚至朦胧地意识到西洋近代科技文明将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变化和历史转折。叶权《贤博编》称赞葡萄牙鸟嘴铳“发则中的”的优异性能：“余亲见佛郎机人投一小瓶海中，波涛跳跃间，击之，无不应手而碎。恃此为长技，故诸番舶惟佛郎机敢桀骜。”他还敏锐地感觉到此物的划时代意义：“昔刘、项相距广武间，羽数令壮士挑战，汉王使楼烦辄射之。羽怒，自出，楼烦不敢动。使有此物数支，伏阵中攒指之，何惧项羽哉！三国时，斗将令有此，虽十吕布可毙也。”当然，他也发现西洋火器“以之押阵守城舟车之距，可蹶上将，以之倏忽纵横，即便利不及他器矣”。同时代的谢肇淛则对“西僧利玛窦”的自鸣钟“每遇一时辄鸣，如是经岁无顷刻差讹”的精确性赞叹不已，称赞其“亦神矣”[20]。其后王弘（1622－1702）在《山志》初集卷一“西洋”条中，称赞了西洋望远镜在发现月体凸凹不平，和天河由很多小星昴所组成的宇宙真象上的功能，并赞叹道：“大抵西洋之学，专奉耶稣，于三氏外别立宗旨，其与吾儒学，均也。然天文奇器，则有独长。”李之藻在《请译西洋历法》奏疏中指出西洋器物中“窥天、窥日之器，种种精绝，即使郭守敬诸人而在，未或测其皮肤”。

至清，人们对西洋物质文明的先进性有了更多的认识。屈大钧《广东新语》卷十六“机铳”条对澳门葡萄牙人所造机铳能够藏于衣衱之中，而突发于咫尺之际的快捷功能颇为惊叹，对其结构和制造之巧，也作了赞赏性描述：“合之各以牝牡橐籥相茹，纳纽篆而入蜗户，栝相转相制，机转相发……危急时，一人常有二十铳之用，百不失一，此亦防身之奇技也。”福格在《听雨丛谈》“礟考”条中，描述了按照西洋红衣大炮制式铸造的“武成永固大将军”炮“力能飞击五里之外，人马当之，无不糜烂成烬”的威力。这种西洋火器的出现使人类战争发生了巨大的转折，“是弧矢戈矛之器，孟贲、项籍之勇，皆无用矣”！屈大钧在《广东新语·玻璃》中还认识到西洋玻璃制品的先进性，指出“广人或铸石为之，然殊不及”。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二认为，西洋自鸣钟表，较之中国传统的漏壶和日晷、月晷，具有全日制功能：“日晷用于日中，月晷用于夜中，然是日有风雨，则不可用矣。……惟自鸣钟表不论日夜风雨，皆可用。”

传入中国的西洋器物文明，反映了西方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达，这一点已为明清时期的士人所觉察。刘献廷（1648－1695）《广阳杂记》卷二记载了西洋用化学反应中的置换法炼制南铅的秘诀：“西洋有制南铅法，每铅一石，追出银四两铜六斤，余皆变为黑铅，亦厚利也。”他也仿造此法“以黑铅置南铅”，虽然“为时颇久”，但“利亦可倍”。赵翼《簷曝杂记》记载了西洋船桅帆所应用的空气动力学等科技原理：“中国之帆曳而上祇一大縆著力，其旁每幅一小縆，不过揽之使受风而已。西洋帆则每縆皆著力，一帆无虑千百縆，纷如乱麻，番人一一有绪，略不紊。又有以逆风作顺风，以前两帆开门，使风自前入触于后帆，则风折而前，转为顺风矣，其奇巧非可意测也。红毛番舶，每一船有数十帆，更能使横风、逆风皆作顺风云。”[21]这种以科学原理装备航船的行为，向明清时的中国展示了西洋物质文明的巨大魅力。

西洋器物文明的先进性，既引起了中国士人的羡慕，也引起了他们的嫉妒，为了心理平衡，便从古籍中寻找证据，证明西器文明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钱泳指出：“自鸣钟表皆出于西洋。……案张鷟《朝野佥载》言武后如意中海州进一匠，能造十二辰车，回辕正南则午门开，有一人骑马出，手持一牌，上书‘午时’二字，如旋机玉衡十二时，循环不爽，则唐时已有之矣。”昭梿亦持相同的观点。清梁章巨（1775－1849）在《浪迹续谈》卷八根据《枫牕小牍》关于北宋蜀人张思训制作浑仪的记载，指出“此全与今之自鸣钟相似”；又称其乡福州鼓楼上相传为元代所建的“十二辰牌，届时自能更换”，因而断言：“亦中土人所造巧捷之法，又岂必索之外洋人哉！”[22]这里不仅具有“古已有之”的观念，而且还滋生了排斥外来文化的中国文化本位观念，并朦胧地含有早期的“西学中源”思想。古籍中所载奇巧之器诚有与西器相似者，然而，前近代社会的中国人不去思考何以西器能够持续改进和发展，而中国奇技却只能从书中发掘其历史的影象！

如果说零散的西器输入只造成了“古已有之”这般简单的文化较量的话，那么马戛尔尼来华时大量西洋器物的携入，则导致了中西两种文化一定程度的冲突，引起了上至乾隆皇帝下至保守派士人对西洋物质文明的疾妒、抵触和随之而后的鄙视。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使华的马戛尔尼带来成批的西洋器物作为礼品，这些礼物既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结晶，更是已经步入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向清廷表明其先进与实力的载体。计有：一、科学仪器如地球仪、望远镜、透镜、秒表等。其中一件是天体运行仪，是天文学和机械学最佳结合的产品，从仪器上可以看到太阳及运行在其轨迹上的行星。该仪器是欧洲最精美的。二、英国最大的、装备有最大口径的火炮110门的“君主号”战舰的模型。三、各类武器。热兵器有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提武器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冷兵器有利剑。四、生活用品。如韦奇伍德瓷器、布料等。马戛尔尼所携的礼品都是经过有意识挑选的，意在向中国人展示英国的先进和强大。如送战舰模型和火器，是为了暗示英国军舰和武器的绝对优势，送“削铁而不卷刃的利剑”是为了委婉地介绍英国特种钢方面的优势。这大大地震动了当时的中国人。法国历史学家佩雷菲特指出，乾隆皇帝对马戛尔尼访华一事异乎寻常地予以关注，这里的真相具有两重性：公开蔑视，内心欣羡。乾隆帝特地派了些中国工匠帮助英国人组装他们带来的礼品，目的在于“令贡使见天朝亦有通晓天文地理修理钟表之人在旁帮同装设，不能自矜独得”[23]。此后便有了乾隆皇帝在“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各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的诏书中所表现的自大和骄矜。

但是，也有部分学者在认识到西洋文明的先进性后形成了多元文化观念。清代著名学者赵翼在《簷曝杂记》卷二“钟表”中指出：“自鸣钟、时辰表，皆来自西洋。钟能按时自鸣，表则有针随晷刻指十二时，皆绝技也。今钦天监中占星及定宪书，多用西洋人，盖其推算比中国旧法较密云。洪荒以来，在璿玑，齐七政，几经神圣，始泄天地之秘。西洋远在十万里外，乃其法更胜，可知天地之大，到处有开创之圣人，固不仅羲、轩、巢、燧已也。”这显然承认西洋文明与中华文明一样，是独立存在于天地之间的文化形态，反映了世界文化多元并存的观念。刘献廷在《广阳杂记》卷二中也认识到宇宙奥秘之深广，中国人不能尽识之，从而承认西洋人对宇宙奥秘的独特探讨及其成就：“宇宙之中，万美毕具，人灵渺小，不能发其蕴，如地圆之说，直到利氏西来而始知之。……以此知造化之妙，伏而未见者，非算术譬喻所能尽，而世人之所知者，特其一二端倪耳。”明末清初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承认西洋文明的独特价值，曾与利玛窦、邓玉函等传教士合作，翻译西洋科学技术书籍，并仿制了三棱镜等部分西洋器物。但正如佩雷菲特所说：“在这几个世纪里，有一批文人设法把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的发明结合起来，但他们始终是少数。”

通过考察明清前近代西器东传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总是由表及里，从器物层面向制度层面、风俗层面和精神层面深入的。西学东渐的早期历史表明，西洋异质文化的器物（如自鸣钟、望远镜）、精神（如几何学、基督教义）诸层面的传播虽是同时并进，但就受传方的中国文化整体而言，仍然是最先接受西方的器物文明，最后才接受其精神文明的。即使是西洋器物文明的接受，也常常受到中国本土文化既有的社会制度、消费风俗和观念心态的筛选，并由此折射出整个中国文化模式的人文特色与伦理本质。西洋物质文明虽然属于器物层面，但却与西方社会制度和科学精神相联系，中国前近代社会对西洋器物文明的习得，容易掌握其物质属性，却难以掌握蕴藏其中的制度和观念层面的精髓，器物的引进较快而制度和观念的跟进滞后。这种缺陷，不仅导致早期西器东传的肤浅和迟滞，也导致了近代洋务运动的失败。第二，西洋器物常常是作为其精神文明东传的外包装和润滑济的面貌出现的，然而，中国前近代社会则往往受其器物表层的诱惑，而忽略其内含的东西。这种“买椟还珠”的行为使西方传教士的目的常常不能急于达到，但也使中国社会失去了解其精神文明的机会。第三，明清早期的西器东传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其特殊性。与近代大规模引进西方生产设备制造西式物质产品不同，明清早期大多是接受或引进西方物质成品，虽有部分欧洲传教士、中国士大夫和苏州、广州、福建等地区的工匠在国内制造或仿制过自鸣钟、三棱镜等西洋器物，但均不成规模。由于当时中西两种文化的时代性差异尚不明显，因此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未认识到西器文明的划时代意义和在整体上对中国文化的优势地位，中国社会对西洋物质文明虽有抵触，但并不明显。第四，明清时期西器东传的广度和深度虽然有限，但它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门，并引发了一系列有关中西文化的价值比较和论争，是近代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中源”等文化本位观念的先声。因此，剖析明清时期西器东传的历史过程，对于探讨中国社会的近代演变和文化转型，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原刊《学术月刊》2003年第8期；又《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3年6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