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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环志略》创制新语的贡献

冯天瑜

【内容提要】晚清经世派官员徐继畲所撰《瀛环志略》厘定一批对译西洋概念的新语,涉及地理、器物、政治等方面名词,成为现代新术语的前身,对传播西学卓有贡献。

【关 键 词】徐继畲/《瀛环志略》/新语

清代道光、咸丰之际(19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初)是中国社会发生近代转型的开端,从而也是西学东渐力度剧增的起点。继明清之际以后,此间再度进入新语译介的活跃期,一方面,欧美入华新教传教士竞译西书,创制新语,另一方面,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士人也参与译业,而主其事者,是经世派官员(林则徐、徐继畲、姚莹等)与经世派学者(魏源、夏燮、梁廷枬等)。本文专论道咸间经世官员徐继畲所著《瀛环志略》为对译西洋概念而厘定新语的贡献。

徐继畲(1795-1873),宇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进士,历官广东巡按使、福建布政使、福建巡抚,署闽浙总督。徐氏任职广东、福建时,恰值东南海疆多事,遂在辖区布置防务,并用力了解外部世界。徐氏在广东时结识第一个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1814-1843),在福建更与美国传教士雅裨理、甘明,英国博物学家、首任驻福州领事李太郭(?-1845)及夫人,继任领事阿礼国(1809-1897)及夫人,英国驻香港总督德庇时等有所接触,逐步“了然于世界大势”。其中予徐氏西方知识尤多的是雅裨理,徐氏任福建布政使期间与之交往,徐氏后来追忆:

道光癸卯因公驻厦门,晤米利坚人雅裨理,西国多闻之士也,能作闽语,携有地图册子,绘刻极细,苦不识其字,因钩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译之,粗知各国之名,然匆卒不能详也。(注:《瀛环志略·自序》。)

雅裨理(Abeel David,1804-1846),美国新教传教士,受“海员之友社”派遣,同裨治文(又名高理文)一起于1830年2月抵广州传教,又转往南洋,1842年抵厦门鼓浪屿传教,1844年1月首次会晤徐继畲。雅裨理在日记中记述道:

不久前,厦门来了一位帝国的布政使,派遣他来的目的主要是为外国人的活动限制一个范围。……他是我迄今遇见的最好问的中国高级官员。在他提出有关外国的许多问题之后,我们提议带一本地图来,把他最感兴趣的地区的位置和范围指给他看。(注:Chinese Repository 13:236(May1844).)

在以后的日记中,雅裨理这样评价徐继畲:

他既不拘束,又很友好,表现得恰如其分。很明显,他已经获得了相当多的知识。他了解世界各国状况的愿望,远比倾听天国的真理急切得多。(注:Chinese Repository 20:169-170(April 1851).)

另一传教士乔治·史密斯称徐继畲“是一个思想解放的人。他对西方地理和政治的熟悉程度,简直令人吃惊。……在一本价格昂贵的美国出的地图册上,他贴遍了中文名字。这本地图册是他在广州时的一位下属官员赠送的”。(注:史密斯:《中国驻有领事之城市访问记》(伦敦,1847)。)

“西国多闻之士”雅裨理等人口授的西洋知识,拓展了徐继畲的视野,他进一步搜集西洋人编译的相关资料,如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西游地球闻见略传》、郭实腊的《万国地理全集》、玛吉士的《地理备考》等;又考析明清之际入华耶稣会士的舆地著译,如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南怀仁的《坤舆图说》等。对于这两类著译,徐氏取分析态度,他说:

泰西人如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之属,皆久居京师,通习汉文,故其所著之书文理颇为明顺,然夸诞诡谲之说亦已不少。近泰西人无深于汉文者,故其书多俚俗不文,而其叙各国兴衰事迹则确凿可据,乃知彼之文转不如此之朴也。(注:《瀛环志略·凡例》。)

比较起来,徐氏更看重道光以来入华的西洋人的“汉字杂书”,虽文字粗鄙,但内容较切实和新近。他在阅读这类“杂书”时,每有疑问即向甘明、雅裨理、李太郭夫妇、阿礼国夫妇等洋人当面请教,务求真知。此外,徐氏还广为参考本国官私典籍,如历朝正史及各种舆地论著——郦道元的《水经注》、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陈资齐的《海国闻见录》、谢清高的《海录》、王恽的《泛海小录》、邵星岩的《薄海番域录》、黄毅轩的《吕宋纪略》等。

在参较中外群籍,口问笔录,详加考证的基础上,徐氏逐步手记成书。他叙述这一过程道:

明年再至厦门,郡司马霍君蓉生购得地图二册,一大二尺余,一尺许,较雅裨理册子尤为详密,并觅得泰西人汉字杂书数种,余复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注:《瀛环志略·自序》。)

这里所称“久之积成卷帙”,指初编《瀛环考略》2卷和续成之《瀛环志略》10卷。“瀛”指大海,“瀛环”指大海环抱的全世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战国末年齐人邹衍(约前305-前240)谓中国之外有大九州,稗海环之为一州,九州更有“大瀛海环其外”。徐氏借“瀛环”名书,以指其为世界地志。

道光二十四年(1844)初,徐继畲草就《瀛环考略》,该年七月,在《考略》基础上撰成《瀛环志略》初稿,后又修订补充,“稿凡数十易”,“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注:《瀛环志略·自序》。),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完成10卷本,近15万言,按洲述各国史地沿革、风土人情、社会变迁,着重介绍西方国家史地、政治、经济状况。值得一提的是,徐氏1841年称英国为“逆夷”(注:《松龛集》卷3,第6页。),在《瀛环考略》中,仍用“夷”称西洋各国,而《瀛环志略》则全部删除“夷”字,代以“洋”、“西洋”,反映出徐氏是较早跳出传统“华夷观”,理性看待外域的先觉者。

《瀛环志略》初刻本(戊申本)1848年在福州问世,士林间反应冷淡。因其时正在《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朝野出于对西方的愤恨,忌讳论及西方长处,而《瀛环志略》则对英、美、瑞士等西方国家的近代文明多有正面述评,如称英国为“强且富”之国,又说“英吉利之人……心计精密,作事坚忍,气豪胆壮,为欧罗巴诸国之冠”。(注:《瀛环志略》卷7,《英吉利国》)被时人认作“颇张大英夷”(曾国藩语)。该书后于1850年重印一次(庚戌本),仍流传不广。同治五年(1866)徐继畲任总理同文馆事务大臣,总理衙门于1866年重刻《瀛环志略》,以之作同文馆教科书,其影响逐渐扩大,成为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读本。徐氏著《瀛环志略》,意在供“任远事者”参考,而此书确乎起到这种作用,清末出使外洋者,莫不携带一册,随时查阅。1867年使欧的斌椿,1875年使欧的黎庶昌,1876年使欧的郭嵩焘、刘锡鸿,同年游历欧美的李圭,1890年使欧的薛福成,1894年使日的黄庆澄,都随带该书,并沿途核查校对。黎庶昌赞曰:

所经过山川城市,风土人情,《瀛环志略》所载,十得七八,乃叹徐氏立言之非谬。[1]

《瀛环志略》不仅成为清末“出国指南”,而且是国人直面世界的启蒙书,康有为于1874、1879年两度细读此书,“为讲西学之基础”(注:《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16页。)。梁启超1890年乡试落第,途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注: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文集》之十一。)。足见此书为近代先进人物获得世界知识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瀛环志略》在地理术语厘定方面的突出贡献是,确立了以“洲”划分世界地理的系统。中国传统的地理文献多以“洋”划分世界,魏源的《海国图志》虽引入“洲”这一术语,并征引《说文》“水中可居曰州”,称“是洲者,四面皆水之名”(注:《海国图志》,《国地总论——释五大洲》。),但对世界地理的划分仍以“洋”为准,而不是按“洲”划分——将全球分为东南洋、西南洋、小西洋、大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六块,把各洲附于各洋之下。而《瀛环志略》卷一论“地球”,开宗明义曰:“地形如球,以周天度数分经、纬线纵横画之。”又以赤道横绕地球之中,然后分洲,在洲下介绍世界各国。其文曰:

泰西人分为四土,曰亚细亚、曰欧罗巴、曰阿非利加—作利未亚,此三土相连,在地球之东半,别—土曰亚墨利加,在地球之西半。(注:《瀛环志略》卷1。)

在亚细亚下,介绍中国、哈萨克、朝鲜、琉球、交趾(越南)、暹罗(泰国)、缅甸、倭国(日本)、俄罗斯、回部(阿拉伯)、印度等。卷四至卷七分述欧洲各国:英、法、意、俄、奥、普、希、比、荷、西、葡、丹、瑞典、瑞士。其他各洲同此法。按洲划分世界,各洲下分国叙述,所厘定的地理专名井然有序。这是徐继畲对近代区域地理方法的吸收与运用,其水平超越以往及同时各种中国人所著舆地论著。

由于《瀛环志略》主要依据西方人提供的前沿世界史地知识(书中7处引述雅裨理的言论),又特别注意搜求西方新近出版的地图册,“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注:《瀛环志略·自序》。),故内容比较新颖。如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舆地论著缺如的澳大利亚洲,《瀛环志略》有了明确的交待。徐氏在《瀛环志略》卷2的《东西洋各岛》中介绍阿塞亚尼亚洲(澳大利亚),并作按语曰:“澳大利亚,即泰西人《职方外纪》所云天下第五大洲。”此一译名沿用至今。另外,此前舆地书均未提及南极状况,《瀛环志略》专列雅裨理所述:

两年前,佛郎西、英吉利、米利坚、西班牙四国,曾遣四舟向南探之,近南冰海一带尚有国土,其广狭未能详也。(注:《瀛环志略》卷1。)

这是在中国较早关于法、英、美、西南极探险的介绍,虽未出现“南极洲”一词,但已提及“南冰海一带尚有国土”,这对中国人而言是全新知识。

徐氏对地名往往详加推究原委,颇有乾嘉考据学风之余韵,如论及波斯,专门辨析道:“或译为白西,转而为包杜巴杜,讹而为高奢,余尝令泰西人口述之,则曰百尔设,又令其笔书之,则曰比耳西。今将译音异名注于各国之下,庶阅者易于辨认。”(注:《瀛环志略·凡例》。)徐氏为“波斯”译名,考察了各种音译,并直接请西洋人口读、笔书,加以比勘。仅此一例,可见徐氏译名之精审。有此扎实考证基础,该书方能纠正明清以来多种舆地著作的译名之误。如顾炎武的名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云:“苏门达腊,古大食也。”《瀛环志略》指出此说“大误”,并具体论列:“苏门答腊一土,古名婆利洲,为西南洋极大之岛。明人不知为何地,以隔海万里之大食当之,误之甚矣。”(注:《瀛环志略》卷2。)对于同时期出版的声名更著的《海国图志》,徐氏也能补正其错漏。中西文化交流史专家方豪指出:《瀛环志略》一书,“凡《海国图志》之误者,类能一一辨正”(注:方豪:《徐松龛先生年谱序》。)。

徐继畲对音译地名,取审慎态度,尤注意考析翻译来源,他指出:“泰西各国语音本不相同,此书地名有英吉利所译者,有葡萄牙所译者。……如花旗之首国,英人译之曰缅,葡人译之曰卖内。卖读如美,内读如呢。”(注:《瀛环志略·凡例》。)经徐氏的译音辨析,已经接近于今译“美国”了。

《瀛环志略》详考西洋诸书,又直接从西洋人口谈、笔书中获得印证,故所音译的西洋地名(如俄罗斯、日耳曼、普鲁士、维也纳、伯尔尼、波罗的海、西班牙、葡萄牙、摩纳哥、荷兰、比利时、瑞典、土耳其、希腊等)较为准确,一直沿用至今,难能可贵。该书还对一些西方术语作意译尝试。如《四洲志》将美国国会“议员”(Representative)音译为“里勃里先特底甫”,《瀛环志略》意译为“贤士”;《海国图志》把“议会”(Parliament)音译为“巴厘满”,《瀛环志略》意译为“公会所”;蒋敦复的《英志》将“总统”(President)音译为“伯理玺天德”,《瀛环志略》意译为“总统领”,今译“总统”为其省文。徐氏的这些意译词虽未流传下来,但其造词,含义比较准确,用字简洁明快。不过《瀛环志略》意译西洋术语固然有助中国人理解和记忆,却也容易造成对本义的曲解。如以“贤士”译Representative(议员),可能被理解为“有德行的学者”,与“议员”相去甚远。徐继畲创制意译词所遇到的是一个普遍性问题,诚如美国学者德雷克所说:

中国语言及其书面形式,作为外来思想的载体,具有很高的折射率,当通过这种语言及氛围的透镜时,原象就会发生变化。[2]

不过,就整体而言,《瀛环志略》是19世纪介绍西洋知识的图书中厘定新语较为准确可信的。康有为在比较《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的译名后,得出的结论是:

《瀛环志略》其译音及地名最正,今制造局(指江南机器制造局——引者)书皆本焉。《海国图志》多谬误,不可从。[3]

徐继畲与魏源对有些译名的选择,较之同期传教士的译名更为准确,显示出道咸间中国经世派士人对中西文化及概念的理解,确切性往往高于传教士。如《瀛环志略》及《海国图志》将美国的国家元首President音译为伯理玺天德,又意译为“总统领”、“大统领”,用语较为妥当。而西方传教士直至19世纪60-70年代在所刊西书及《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等期刊中,还将其译作“皇帝”,称美国总统选举为“选举皇帝”、“皇帝四年受代”等,以后林乐知发现此译不妥,在《万国公报》上以“本馆主”之名,于1875年6月撰文《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介绍美国的民选政治,以正其误。

《瀛环志略》对一些西洋器物的专名,作了详明的界说。例如“火轮船”——

火轮船,大者如三桅船,小者如两桅船。船之后半,上为水柜,下列火门,或五或九,火门之内以柴燃煤。火柜之上,两铜管粗尺许,湾折而下,……火燃水沸,热气从铜管入桶,桶盖扇动,热气贯入双铁管,宛转达于轮轴,以激动之。……船之行也,轮激水如飞,瞬息不见,一昼夜约千余里。(注:《瀛环志略》卷7,《英吉利国》。)

这是中国较早出现的对蒸汽机发动的轮船的翔实描述。该书还由“火轮船”、“火轮机”引出“火轮车”、“熔铁为路”等术语。

火轮船之制,四五十年前始创为之。先是,欧罗巴诸国织布多用火轮机,能者推广其法,遂造为火轮船。近年米利坚又推广其法,造火轮车,而熔铁为路以速其行,亦可谓精能之至矣。(注:《瀛环志略》卷7,《英吉利国》。)

今天通用的轮船即为“火轮船”的省文,火车为“火轮车”的省文,铁路为“熔铁为路”的省文,足见徐氏实开一批弋现代译名之先河。

《瀛环志略》对英国语文有简明介绍:“其文字用二十六字母”(注:《瀛环志略》卷7,《英吉利国》。),“字母”一词自此沿用不衰。

《瀛环志略》的可贵之处在于,其译介西方知识并未局限于器物文化层面,对于西方观念世界也加以注意,介绍其宗教状况较平实、确切:

欧罗巴诸国,自汉以后皆奉洋教,教王居于罗马,操列国兴废之权。明初日耳曼人路得别立西教,自是诸国从洋教者半,从西教者半……(注:《瀛环志略》卷4,《欧罗巴》。)

这里的“洋教”指天主教(旧教),“西教”指新教,“路得”即为发动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

又陈列基督教的派别(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的地理分布:

今欧罗巴从洋教者曰意大里亚、曰佛郎西、日比利时、曰西班牙、曰葡萄牙,从西教者曰英吉利、曰荷兰、曰gù 顧国、曰瑞国、曰普鲁士、曰米利坚,此外两教参杂者曰奥地利、曰日耳曼列国。又别有希腊教者,亦洋教别派,额里士、俄罗斯尚之,与两教教规又不同。(注:《瀛环志略》卷6,《意大里亚列国》。)

《瀛环志略》的精彩处,尤在对西方近代政治制度给以积极评价。其关于瑞士的知识,得之美国传教士甘明的口述。徐氏记曰:“花旗人甘明者,尝游其地,极言其山水奇秀,风俗之淳古”(注:《瀛环志略》卷5,《瑞士国》。)。徐氏根据甘明的见闻,介绍瑞士的官制、军制:“自推乡官理事,酌地势按户口拔壮丁御侮,诸大国不得钤制。”(注:《瀛环志略》卷5,《瑞士国》。)徐氏在按语中赞曰:

瑞士,西土之桃花源也。惩硕鼠之贪残,而泥封告绝,主伯亚旅,自成卧治,王侯各拥强兵,熟视而无如何,亦竟置之度外,岂不异哉!(注:《瀛环志略》卷5,《瑞士国》。)

又介绍英国的君主立宪及上下议院制度:

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其民间有利病欲兴除者,先陈说于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报罢。(注:《瀛环志略》卷7,《英吉利国》。)

徐氏在这里创译的术语“爵房”,相当今译之“上议院”、“贵族院”;“乡绅房”,相当于今译之“下议院”、“平民院”。并释曰:“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西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注:《瀛环志略》卷7,《英吉利国》。)徐氏还概述说:“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注:《瀛环志略》卷7,《英吉利国》)

《瀛环志略》对美国的联邦制及民主共和制作了更详细的评介:

仍各部之旧,分建为国,每国正统领一,副统领佐之……以四年为任满……退位之统领,依然与民齐齿,无所异也。各国正统领之中,又推一总统领专主会盟战伐之事,各国皆听命。(注:《瀛环志略》卷9,《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

此处讲联邦制,所称之“国”,今译作“州”;“统领”,今译作“州长”,而由各“国”(州)共推之“总统领”,即今译之“总统”。

徐继畲对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倡导的共和民主之制,赞赏备至: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入法,几于天下为公,駸乎三代之遗意。(注:《瀛环志略》卷9,《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

这里的“推举之法”,今译作“民主选举”,正是民主共和制的精髓所在。徐氏进而阐述:

米利坚合众以为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注:《瀛环志略》卷9,《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

值得注意的是,徐氏的“米利坚合众以为国”一语,实为画龙点睛之言,今译“美利坚合众国”即从其脱出。

《瀛环志略》受到魏源的重视,他的《海国图志》百卷本收录《瀛环志略》4万字,凡33处,约占《志略》总篇幅的四分之一。

《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在1853年相继传入日本,同样受到欢迎。日本于1861年出版有德屿小西的对嵋阁本,由井上春洋等训点,地球图以红、黄、绿三色套印,人名地名有英、日两种文字注音。

《瀛环志略》对华盛顿的赞誉,在美国引起反响。1850年,《瀛环志略》问世不久,入华美国传教士觅得一部寄回美国。1853年,在华美国传教士将该书中论华盛顿的文字,以中英两种文字刻于花刚岩碑上,赠送美国华盛顿纪念馆,该碑后砌于华盛顿纪念塔第10级内壁。

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道咸间经世派士人固然注意从西洋人那里学习域外知识,但他们决非被动的承教者。从抵御外侮、经国济民的意愿出发,他们对于研习域外史地表现了高度的主动精神,这从澳门出版的洋人报刊对林则徐的评论、雅裨理对徐继畲的记述中可以得到印证。而且,一些西洋人用汉文著述西洋史地,正是追迹林、魏、徐,如编著《地理全志》的英国新教传教士慕维廉(1822-1900)说:“兹所讲之地理……向中土文人略识之,亦有诸书述其大意,若《海国图志》与《瀛环志略》二书,颇有盛名,广行华夏。兹著是籍,亦仿其意,专以外国地志为本,希中土儒林,披而获益。”(注:慕维廉:《地理全志》,1883年上海美华书院刊本,《序言》。)这就是说,西洋人编写的汉文域外史地书,其命意也受到魏、徐论著的启迪。至于中国人的承续之作,更多不胜举,值得一提的有光绪年间的薛福成所撰《续瀛环志略》、谢洪赉的《瀛环全志》、孙灏的《海国图志征实》100卷等等。随着《瀛环志略》等书东传,其间对译西洋概念的新语也在日本流行开来,成为幕末、明治时期日本使用汉字新词的一大来源。

【参考文献】

[1] 黎庶昌.西洋杂志[M].长沙:岳麓书社,1985.540.

[2] (美)德雷克.徐继畲及其瀛环志略[M].任复兴译.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48.

[3] 康有为.桂学答问[M].北京:中华书局,1988.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