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位于长江中游，自战国时代起，就形成了与其他地域文化不同的荆楚文化。从思想特征上看，荆楚文化比之黄河流域诸文化更富有一种想象、思辨、浪漫的力度，把人的内在的主体自觉与生命力强烈地凸显出来，从而使人在现实生活世界中挺立起来。“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楚国诗人屈原的这些诗句，在天与地、生与死之间凸显了“吾”与“心”，正集中体现了荆楚文化中所特有的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张扬。在以后的历史岁月中，这种思想文化的特殊性，在湖北地区逐渐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心学传统，出现了诸多对心学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及其著述。可以说，湖北文化对于中国哲学发展所作出的最具特色的贡献，莫过于这一心学传统。
湖北地区的心学传统，早在荆楚文化中即已孕育。屈原的诗篇，把中国文化的忧患意识融入荆楚之地的浪漫诗情之中，通过上下求索，开拓出一个宏大刚毅的自我精神境界。荆门郭店的楚简，已关注、探讨心性问题，其中的《性自命出》篇提出了“凡道，心术为主”的思想，强调了“心”的主体意义。但湖北心学传统的真正形成，则是始自隋唐之际。从隋唐至20世纪的千余年间，荆楚大地上涌动着一波又一波心学的浪潮：禅宗兴起于黄梅，陆九渊主政讲学于荆门，李贽思考著述于黄安、麻城，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倡言性灵于公安，熊十力、徐复观师徒由巴河岸边的黄冈、浠水的泥土地走向世界。其中，鄂东之地与心学传统联系最为密切，黄梅、黄安、麻城、黄冈、浠水都属于这片土地。
隋唐之际，湖北地区就成为中国禅宗的实际发祥地。禅宗在中国的传法世系，一般以菩提达摩为初祖，慧可为二祖，僧璨为三祖，道信为四祖，弘忍为五祖，慧能为六祖。其中，达摩、慧可、僧璨的文献资料残缺不全，思想特点并不显著。而真正形成中国禅宗思想特点、并由之而产生全国性影响的，则赖道信、弘忍师徒在鄂东之地的长期传道。道信提出了自己的禅学思想，其核心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离心无别有佛，离佛无别有心，念佛即是念心，求心即是求佛”。这些主张，反对追求辽远的彼岸世界去获得成佛，强调每一个人通过自我的修习与自心的觉悟即可成佛，鲜明地凸显出立足于人自身生命、自身实践的心学路向。与这种心学的路向相联系，道信又改变了以往禅师以乞食为生的传统，组织徒众一边修禅一边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自耕自种，自食其力，开创了禅农并重的修禅新风。这使得禅宗立足于人自身生命、自身实践的心学路向进一步向下落实，建立了同农业劳动与下层社会的密切联系，趋向世俗化、平民化、大众化。弘忍进一步发扬光大道信的禅学思想，继续实行禅农并重的制度，形成著名的黄梅东山法门。慧能正是在岭南闻听弘忍的大名，才不远千里来到黄梅追随弘忍。
宋明心学的开启者陆九渊，晚年主政湖北荆门，最后逝世于任所。在荆门，他既留下了“新筑城”、“革弊政”等政绩，又留下了他的心学思想。当地有迷信习俗，于上元节设醮黄堂，说是为民祈福。陆九渊就借此机会，聚会吏民，向他们讲解《洪范》“敛福锡民”一章，发明人心之善，以取代醮事。那些“自求多福者，莫不晓然有感于中，或为之泣”，可见其思想影响之大且深。如果说陆九渊来到荆门时其心学思想已经成熟，那么明代的李贽其心学路向的形成与阐释则主要在湖北。李贽辞官归隐后，即来到黄安好友耿定向、耿定理兄弟家中，一边以教书为业，一边从事思想探索。耿定理逝世后，李贽与其兄耿定向不合，于是转至与黄安相邻的麻城，长期居住在佛寺芝佛院中。正是在鄂东之地，李贽把泰州学派的心学思想进一步发展为“童心说”。李贽的这一思想，一方面与陆九渊、王阳明所创发的心学路向相通，是对其心学思想的一种继承；另一方面又与陆九渊、王阳明所主张的“心即理”不同，主张的却是“心非理”，表现出一种心学异端的性格。李贽强调“心非理”，对传统的伦理纲常、道德教化作了断然的否定，而强调重视人的基本物质利益，强调这种对基本物质利益的重视即是人伦物理。他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在这里，可以看到道信、弘忍们所投下的思想影响。与李贽交往密切的公安三袁，深受其“童心说”的影响，在文学思想上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开启了晚明文学新风。在公安派的影响下，又有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崛起于湖北天门，提出“真诗者，精神所为也”。
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特别是在现代新儒家哲学发展中，心学亦是一大路向。来自鄂东之地的熊十力、徐复观师徒，对于心学在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新开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熊十力是现代心学路向的开启者。他主张重建哲学本体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立了“新唯识论”体系，认为作为宇宙万物本体的是“仁心”、“本心”、“宇宙的心”，但这种“仁心”、“本心”、“宇宙的心”又是不能离开“一一物各具之心”而存在。“一一物各具之心，即是宇宙的心；宇宙的心，即是一一物各具之心。”也就是说，“本体非是离我的心而外在者”，“万物本原与吾人真性，本非有二”。这种心学思想，强调的是“一一物各具之心”，是现实人物的主体性与生命力，是每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自作主宰、自我创造。正如熊十力所说：“余实悟、实信体用不二，故对于前哲以实体比拟全知全能之上帝者，皆不能赞同。余主张万物与吾人各各以自力发展其本体之潜能，其开拓丰富，无有穷尽；其变化日新，不守故常。”徐复观既是熊十力学派的重要成员，又是熊十力重建本体论的批评者。他一方面继承熊十力对“心”的重视，认为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心的文化”；另一方面又反对重建哲学本体论，认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性格，是从上向下落、从外向内收的性格。由下落以后而再向上升起以言天命，此天命实乃道德所达到之境界，实即道德自身之无限性。由内收以后而再向外扩充以言天下国家，此天下国家实乃道德实践之对象，实即道德自身之客观性、构造性。从人格神的天命到法则性的天命，由法则性的天命向人身上凝集而为人之性，由人之性而落实于人之心，由人心之善以言性善，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经过长期曲折、发展所得出的总结论。”这种人心之善，在徐复观看来，不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而是人的现实生命的道德自觉，是在人的当下现实生活中即可认取的。师徒二人尽管在本体论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却都是心学路向的极力主张者。他们之所以力主心学，实在于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生命流行、实践创造，不赞成在现实的人之外之上再去设置一个更真实更圆满的世界，让现实的人向彼岸世界去作无自性的苦苦追求。
湖北地区的心学传统，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对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开拓，都有其重要的意义。其中，有两点意义尤其重要，最能体现湖北地区的心学传统的价值。
其一，千余年来湖北地区的心学开展，往往于时代主流思想之外，独发新义，自创新说，对于中国哲学在不同时期的创新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禅宗哲学的形成，就与道信、弘忍的禅学思想和修禅制度的创新相联系。在神秀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与慧能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之间，弘忍最终认肯了慧能的主张，最能体现禅宗思想形成中对思想创新的重视。李贽的“童心说”，成为明清之际早期启蒙哲学的先声；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为20世纪中国哲学建构了第一个现代形态的本体论体系；徐复观提出的“消解形而上学”，为21世纪的中国哲学家提出了如何使本体论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打成一片的重大问题。这些，都是中国哲学创新的重要标志。
其二，湖北地区的心学传统，还可以作一种进一步的转换和更广义的理解，这就是其间实蕴含了一种独立创造的精神，一种敢说敢当的风骨，一种敢为天下先的气度，这些内容在漫长历史岁月中经过积淀、转化，成为了湖北地区知识分子的一种宝贵的精神传统。正如熊十力在他的第一部著作《心书》中所说：“楚士又好为一意孤行，不近标榜，蕲、黄尤甚。”这种精神传统，在湖北地区，特别是在蕲州、黄州所在的鄂东之地的许多思想人物中，都鲜明地显露出来。《陆九渊集》中的《荆州日录》首句，就提出“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怀疑精神和大胆的批判精神。李贽主张“颠倒千万世之是非”，更显示出一种狂飚突进、冲决传统思想束缚的气魄。出生于黄冈的殷海光，以自由主义为思想旗帜，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相抗争，最后受迫害患病致死。徐复观在悼念这位故乡好友时说：“我和海光，虽然我是浠水，他是黄冈，但相距不过十里左右。……我和海光，都是不很信邪的人。对于任何刺眼的东西，有兴趣的话，便会把眼睛睁得大大地正视一番。对于有趣的学问，说闯就闯。任何学术权威，都要看看他的成色，秤秤他的分量。”这类独立思考与独立创造的思想人物，在20世纪湖北地区曾有一大批出现，如董必武、恽代英、闻一多、杨献珍、胡风、胡秋原等皆是。其中，董必武是黄安人，闻一多是浠水人，胡风是蕲春人，胡秋原是黄陂人，为鄂东籍人士。
湖北地区的心学传统，是在湖北文化中孕育和发展的，同时又反过来积淀成湖北文化的内核与特色。这一传统的积极意义与合理因素，作为一种哲学智慧和文化资源，值得我们在今天重视和吸取。
作者简介：李维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原载《文史哲》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