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腔热血勤珍宝,洒去犹能化碧涛。

诸君翻阅的这本册子,是先父部分收藏的结集。承蒙湖北教育出版社厚意,这批藏品在历尽劫波后,今天能以精美的书卷形式介绍给同好者欣赏、研讨、采用,以尽文物作为“天下之公器”的效能,实在令人快慰。

一

先父冯永轩(永宣)(1897—1979),号德清,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城关附近冯家畈的一个农民家庭,少时半耕半读,因其刻苦好学而又家道清贫,族中决定以族产资助,方得升入中学,后毕业于在信阳的河南省第三师范(河南信阳与湖北黄安邻接),由于成绩卓异,破格任教中学。1923年,入武昌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前身)学习,得文字学家黄侃先生(1886—1935)指教,由此具备坚实的文字学、训诂学基础。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正式名称“研究院国学门”)创办,先父因作过中学教员,以同等学历投考,获录取,受业于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1873—1929)、王国维先生(1877—1927)(梁、王与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第1期时,陈先生尚未到职。研究院主任为吴宓先生。后来陈寅恪戏谓清华研究院学生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南海圣人”指康有为,梁启超为其弟子,故研究院学生为其“再传弟子”;王国维是宣统师傅,故研究院学生是皇帝同学。)清华国学研究院第1期与先父同窗者刘盼遂、吴其昌、徐中舒、王庸、周传儒、方壮亲王猷、高亨、姚名达等32人,后多成为人文学诸学科的杰出专家。先父在研究院的研究题目为“诸史中外国传之研究”,毕业论文为“匈奴史”,由王国维先生指导。(研究院第1期结业时梁、王二先生赠先父条幅长年悬挂我家堂屋,先父又时常谈及二先生道德文章及种种逸事,故自幼我们兄弟对这两位学术大师有一种家中长老的亲切感。)

从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先父返回武汉,适逢大革命高潮。先父任职于有“革命者摇篮”之称的武汉中学,与同乡董必武(1886—1975)共事,交谊甚厚。先父在武汉中学的几名学生,成为黄麻起义的领导者,先后牺牲。大革命间先父又曾主持国共合作的党义研究所,对相随工友詹才芳有所启迪。(詹民参加工农红军后与先父失去联系多年,1949年5月作为南下解放军将领,曾在武汉“遍寻冯先生”,因先父其时任教外地而失之交臂。)大革命失败后,父亲掩护、资助共产党员多人,自己也面临迫害,转徙各地教书。

1935年,为考察西北史地,先父与先母张秀宜(号稚丹)(1901—1971)率大哥、二哥前往新疆,抵迪化(今乌鲁木齐),任新疆师范学校校长、新疆编译委员会委员长,与新疆政要、文化人交游,得清民之际名人墨迹不少,本册所收左宗棠条幅、杨增新信札等即为此期收获。在新渐久,先父发觉以“开明、进步”外观出现的新疆督办盛世才阴险可怖,决计离新,但盛氏号称“求才若渴”,自然不愿放走内地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先父母仿民初蔡松坡(1882-1916)装成与夫人闹架,骗过袁世凯,得以离京的故事,演出家庭吵闹、无法共存戏剧,盛氏只得放行。于是,先父带大哥经河西走廊返鄂;先母则赴苏联塔什干学院留学,产下哥后,取道西伯利亚、远东海参崴回汉,与先父团聚。后来的事实证明,先父当年的判断完全正确:盛世才不久即露出屠夫嘴脸。留在新疆的大舅张馨先生(1891—1940,号敬丹,时任新疆教育厅长)被盛杀害。过继给大舅的二哥(故姓张)与两位表姐在新疆颠沛流离,历尽艰辛。

抗日战争前夕至保卫大武汉期间,先父任教武汉,与在武汉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董必武相过从。先父将自己的多名学生介绍给“八办”,这批人后来均成为中共干部。文革期间“清理阶级队伍”,前来我家找先父“外调”一些领导干部参加革命经过者络绎不绝,有的外调人员态度横蛮,逼迫先父说某某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先父总是严辞拒绝,并力陈事实,对方横眉竖目、拍桌打椅,先父则冷峻地默视对方,毫不示弱。这些外调人员偶尔看到家中还有一两件条幅扇面悬挂,离去时连呼“四旧还没有除尽,四旧还没有除尽!”每次外调人员走后,先父总是唏嘘慨叹不已。

1938年日寇侵占武汉前夕,先父母举家乘木船东下黄冈山区避难。先父的方针是,生活用品尽量缩减,而藏书及字画等文物全数带走。乡居七年,先父开过私塾,又在湖北省第二高中执教,曾任该校校长。因日军反复“扫荡”鄂东山区,家里多次“跑反”(逃难),衣物等抛却不少,而藏书、文物则始终保存完好,乡间亲友为此肩挑背扛,出力甚勤。值得一提的是,鄂东诸种抗日武装中一股的头领李显军,土匪出身,惯于打家劫舍,又识字不多,然这位草莽豪杰,却十分敬重知识分子,过年时率部挑着酒肉前往私塾,见到先父,纳头便拜。李显军在日寇袭来时,曾派部下帮先父转移藏书、文物。诚可谓“盗亦有道”也!

在鄂东山区期间,先父与湖北罗田人、方志学家王葆心先生(1867—1944)时常切磋鄂东史地及楚史诸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先父发表的长篇论文《论“五水蛮”》即积累素材于抗战期间的鄂东乡间。抗战后期,先父受聘为安徽学院教授,正式开始楚史研究。

1945年抗战胜利,先父母率全家返回武汉,木船之中所运物品,主要仍然是藏书和文物。不久,先父应聘赴西安,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继续西北史地研究,其所著《西北史地论丛》多成稿此期。西安乃千年古都,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古籍文物尚遍于城中街坊,价格也相当低廉,先父常与相随西安就学的大哥倘佯于小巷的旧书摊前、古董店内,收获颇丰,先父的藏品得于此者不少。由于先父对国民党政府抗战胜利后的腐败十分不满,多有尖锐批评,被当局戴上“红帽子”,常有“职业学生”尾随、盯梢。先父遂于1949年初离开西北大学,转任湖南大学教授。而其时内战正酣,似有划江而治之势,先父遂离湘北上,回武汉与家人会聚。

解放初期,先父任教武昌实验中学,后任湖北师专(旋改为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得以较系统地从事楚史研究,收藏古籍文物的情志也有增无已。记得少时常见一位戴深度近视眼镜的客人造访父亲,他总是挟着一个布包袱,神秘兮兮地进到父亲书房,闭门良久,出来时多半只拿着叠成小方块的包袱布。我们知道,这位汉口的古董商又在父亲这里推销了几本古籍,或几幅字画。家中的衣食照例是极简朴的,且不说我做老五的历来穿补旧衣装,就是父母也没有一件完好的毛线衣———他们的工资半数耗费在购置书籍、古董上。家人早已对此视作当然了。

二

1957年开始的“反右”,将潜心治学和收藏文物的父亲推入政治斗争旋涡。先父抗战期间在二高和安徽学院的学生高维,时为武汉师院历史系教师,又任院工会主席,曾奉命主持过鸣放大会,反右开始,立即被打成右派。父亲在一些场合表示,“高是老实人,不该整他”,这一下,矛头马上指向先父,给他戴上“以盟代党”等大帽子,父亲又自觉“无错可认”,更被视作“态度顽固”,遂于1958年初戴上最后一批右派帽子,以60开外高龄,下放农场劳动。而这个右派帽子,真可谓“世袭罔替”的铁帽子,那怕“摘”掉以后,也依然拥有无可置疑的“被整权”。60年代中期父母先后退休,父亲以“摘帽右派”,母亲以“右派家属”开始了无休无止的被街道居委会“专政”的历程,先父的收藏品也一次又一次遭劫。随父母住在老家的三哥,比我们这些较少在现场的兄弟更多地承受了磨难。文革初期“扫四旧”,被抄家数次,先父丰富的、极见学术功力的藏书系统,被一再扫荡,其中一些善本、孤本或撕毁,或充作街巷妇人糊鞋样的废纸。先父苦心撰著多年的楚史稿本也不知所终。为减少损失,三哥和我通知母亲长年工作过的湖北省图书馆,该馆以麻袋装、板车运方式抢救走部分藏书。据称,湖北省图书馆特藏部还有若干盖有先父印章的线装书。它们是逃过了抗日战火、文革浩劫的幸存者。

比先父藏书幸运的,是他收藏的字画,因其一向放在几只破旧的大箱子里,置于家中阁楼上,抄家“扫四旧”者未能发现。这样,先父多年来集的字画大部得以保存。

三

现存字画,经筛选,以二百余件编为本册。

以字幅、信札而言,作者有明清之际书画家查士标(1615—1698),乾隆间诗人沈德潜(1673—1769),书法大家之一梁同书(1723—1815),著名散文家、桐城派主将姚鼐(1732—1815),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翁方纲(1738一直818),嘉庆间军机大臣那彦成(1764—1833),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铁保(1752—1824),嘉道间湖广总督、大学士、著名学者阮元(1764—1835),道咸间书法篆刻家吴熙载(1799—1870);咸同间重臣、名将曾国藩(1811—1872)、曾国荃(1824—1890)兄弟,左宗植、左宗棠(1812—1885)兄弟,李瀚章(?—1899)李鸿章(1823—1901)兄弟,胡林翼(1812—1861),彭玉麟(1816—1890),毛昶熙(1817—1882),沈桂芬(1818—1881),何(?—1888)等;光绪间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焘(1818—1891),朴学宗师俞樾(1821—1906),创内园外方“张字体”的书法家张裕钊(1823—1894),军机大臣、同光间清流党领袖潘祖荫(1830—1890),光绪朝名臣、戊戌变法中坚人物之一、帝师翁同(1830—1904),湖南巡抚、金石学家吴大(1835—1902),光绪间出使美、西、故臣张荫桓(1837—1900),状元外交官、元史大家、赛金花的丈夫洪钧(1839—1893),戊戌变法重要参与者、上海强学会发起人黄绍箕(1854—1908)等。清民之际人物康有为(1858—1927)、罗振玉(1866—1940)、梁启超、王国维,历史地理学家、书法家杨守敬(1839—1915),清末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北洋时期总统徐世昌(1855—1939),清末湖南布政使、后为伪满洲国总理的书法家郑孝胥(1860—1938),书法大家、张大千的老师、晚号“清道人”的李瑞清(1867—1920),戊戌变法积极参与者、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1867—1959),民初新疆都督杨增新(1867—1928),大学者兼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1869—1928),清末湖北宪政派代表之一、民初湖北省长夏寿康(1871—1923),清末宪政派领袖、民初众议院议长、教育总长汤化龙(1874—1918),辛亥革命后四川副都叔、广东省长朱庆澜(1874—1941),民国元老、书法家于右任(1879—1964),北洋时期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学者章士钊(1882—1972),文字音韵学家、章黄学派创立者之一黄侃(1886—1935)等。

绘画本是先父集重点之一,然一批精品(如郑板桥、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师画作)于几年前损失,令人痛惜。现存尚有张之万(1811—1897)、黄宾虹(1865—1955)、陈西传(1876一1923)等大家的作品。有些画作系先父的好友,如侯中谷、薛楚凤诸先生的墨迹。侯先生辞世早(我少时曾一睹风采),其作品风骨遒劲;薛楚凤先生曾任冯玉祥秘书,与先父是终身至交,我少时在家中多次得见来访的薛先生,对其高雅清峻的名士风范印象深刻。薛先生作品超逸脱俗,恰与其人格调相似。薛老辞世后,湖北省美术界曾举办过薛老画展,对其艺术成就给予高度评价。

鉴于这些书画除少数作于清道光之前,1949年以后的也不多,主体部分是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作品,而笔者将1840—1949年视作“中国近代”,故本书以“近代名人墨迹”命名。逾出“近代”时限的作品也附入供欣赏。

四

本书面世,除得益于时代的进步外,还尤应归功于湖北出版界杰出人士的慧眼识珠和大力赞助。2001年6月,湖北省新闻出版局王建辉副局长在看到《江汉论坛》扉页刊发的几幅先父藏品后,以为颇有史料价值和美术价值,立即与我商讨集合成册出版事,我当然喜出望外———这本是我们兄弟多年来的意愿。不久,建辉君与湖北教育出版社袁定坤总编等专程前往舍下,在翻阅先父藏品照片集和我手头的几件藏品原件后,定坤君当即表示,“有价值,应出版”。此后,定坤君又与本书责任编辑孙艳魁来舍下商定一切。艳魁君则为编辑出版诸事竭智尽力。笔者对湖北出版界这些老朋友的感激难以言表。国学大师、书画大家、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为本书题签,使本书增辉。笔者特向饶公遥致衷心谢忱。

五

金石、书画之学,创于宋代。清代此学复兴,其收藏、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先父承其绪,终其一生,乐于是学,无奈因生活波折,未能竟其功。而今我们兄弟整理这批藏品,又颇有识见短绌之叹,方知此学的精深博大,非多年沉潜,难以破个中奥妙。

这批藏品涉及作者及作品著名人物生平材料易得,然辨明其字幅、信札内涵,考析画作题签、授受,亦殊非易事;而次等人物的材料更颇费周折。惜乎当年我们未能请教先父,一些藏品及其作者的内情底蕴今日已很难考查。在作出相当努力后,本册仍有部分作者及作品介绍无法提供,只得团疑,留待多闻者赐教、补充。

先父藏品作者多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学者或书画家,这些作品自然是中国近代政治史、文化史的见证物,此不待言。而这些藏品由一位财力不厚的学者在长达半个世纪间,孜孜不倦地访辑,节衣缩食地购置,终于集腋成裘,蔚为大观。而这些藏品又遭运战乱、政乱的一再袭扰,历尽坎坷方得以部分保存,它们所经受的灾厄和今日得到的善待,从一个小小的侧面映照出中国现当代史的曲折与悲壮。今人和后人自当珍视这些藏品,同时也不可忘却它们经历的过程。诚如一位未来学家所告诫的:“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将被迫重演历史。”这也许是此册的另一层内蕴。

翻检这本册子,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复杂,可以体悟到中华文化的优雅与广大。史学家或许可以从中获得史料(如曾、左、李、胡、彭、翁、洪等人的字幅均未收入其文集),美术家或许能从观摩这些书画作品中得到启示。而笔者于册子的史料性、美术性之外,在翻检之际,神思间还不时浮现出先父那通常是属然仁者,偶尔也如怒目金刚的形象,记忆起他给我讲授中华元典时的滔滔议论,以及母亲在一旁倾听时的慈祥目光。先父母有灵,这本册子便是呈给他们正直、光明的魂灵前的贡献。

2001年8月28日书于武汉大学珞珈山麓寓所

《中国文化研究》(总第34期)2001年冬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