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日本江户幕府末期“锁国体制”被打破后,即十分关注当时中国的状况。1862年幕府第一次派遣使团乘“千岁丸”访问上海,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的社情、风俗、典章制度、市场商情及日中贸易、清军与太平军作战形势、西方列强入侵状况及中国a政府与民间的反应作了具体考察,从外国观察者角度,提供了关于19世纪60年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诸侧面的生动画卷。本文对此予以介绍、评析,并概述幕末日本人中国观的演化。

关键词 中日关系 幕府使团 千岁丸

小 引

19世纪中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竞相叩关,日本江户幕府逐渐改变17世纪初叶以降的“锁国”政策。而其“开国”面对的主要方向,当然是给日本造成空前威胁,并且又是其效法目标的英、美、德、法、俄等欧美国家。1860年(万延元年)2月13日,幕府派遣以“外国奉行”（为阅读方便,日本职官加引号,下同。）新见正兴为正使的使节团,乘美舰“波哈丹”号访问美国,以批准、交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同年2月10日,由“军舰奉行”木村喜毅、“军舰操练所教方头取”胜海舟指挥的幕府军舰“咸临丸”横渡太平洋,驶往美国,后来成为著名启蒙思想家的福泽谕吉参加此行。1869年(文久二年)1月,幕府为二港(新泻、兵库)、二都(江户、大阪)开港开市延期事宜,向英国、荷兰、法国派遣竹内下野守率领的使团(福泽谕吉从行)。紧随其后,萨摩、长州等西南雄藩也跻身走向欧美的行列,1863年5月,长州藩秘密派遣5名年

轻武士从横滨偷渡,赴英国留学,其中包括日后在明治维新时叱咤风云的伊藤俊辅(又名博文)、井上闻多(又名馨)。1867年(庆应三年),巴黎举办万国博览会,幕府派德川昭武率团参加,随行者涩泽笃太夫(又名荣一出)在明治时代成为闻名遐迩的财经巨擘(“论语加算盘”说即由其提出)。这些幕末访问欧美的人士留下若干观察文字,如福泽谕吉的《西航记》、《西洋事情》、《西洋旅行导游》,冈田摄的《航西小记》,涩泽笃太夫的《英国御巡行日志》等,对日本人走

向开国、维新起到一定作用。明治初年,更有规模空前的出使西方之举,如组成以“右大臣”(政府副首脑)岩仓具视、“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参议”木户孝允、“工部大辅”伊藤博文为副使,“外务少辅”山口尚芳等为团员的使节团,赴美欧诸强国,争取改正不平等条约。这一诉求虽遭美欧列强拒绝,但使团长达22个月(1871年11月至1873年8月)的西方亲历,“访农牧于野,览工艺于都,察贸易于市”（《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第1卷,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10页）,口问笔录,明察暗访,大大拓展了对西方工业文明的视野。岩仓、大久保、木户等人各草游历日记,详录美欧国体、工艺、教育、学术,后由使节团担任记录的“权少史”久米邦武整理为5编100卷的《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1878年(明治十一年)出版,此为日本开眼看世界的生动记录,也可以说是明治政府《五条誓文》中“求知道于世界,大振皇基”的具体实践。

日本的开国,其方向固然主要朝着欧美,却又不限于此。曾是其“文化母国”的近邻中国,当时与日本同样面临因西方列强入侵而半殖民地化的威胁,日中间颇有唇亡齿寒、辅车相依之感,因此晚清社会也成为幕末—明治初期欲求开国、维新的日本士人力加观照的另一重要方面,这与日本的求新知于西方的努力相呼应,共同构成其开国全局。以往中国史学界对日本幕末—明治的求新知于西方有较充分的研讨,却对此时日本对中国的考察关注不够,这于中日两国的近代史研究都是一种缺憾。本文拟就这一被忽略的方面稍作展开论述,而视点又集中在幕末日本的第一次向中国遣使——贸易船“千岁丸”1862年的上海之行。

日本幕末的“对清策论”与四次遣使上海

19世纪40年代初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及随后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不仅是中国旷古未见的奇变,而且也对尚处锁国状态的日本造成震撼,并使其获得改弦更张,积极面对西洋人来袭的启示。1840年6月,荷兰船给日本带来鸦片战争的消息,有关情报从长崎传递到江户幕府。1841年(天保十二年)初,首席“老中”水野忠邦在一封议及鸦片战争的信中说:“此虽他国之事,但亦应为我国之戒也。”（加藤之:《黑船前后の世界》,岩波书店1986年版,第283页）。1842年,幕府废除1825年发布的《外国船驱逐令》,代之以《供给燃料淡水令》,显示出对外开放的端绪。这一政策改变,与鸦片战争提供的教训直接相关。另外,魏源撰写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很快传入日本,为东瀛朝野人士所研习,“唱开化日新之说”的先觉佐久间象山读罢《圣武记》颇起共鸣,称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省录》,岩波书店1944年版,第97页）;佐久间的弟子吉田松阴则抄录《海国图志》,并劝勉日本有志之士撰写同样的好书。

总之,鸦片战争以及中国对此的反应,加上随后爆发的太平天国与清王朝间长达十余年的战争,均为幕末日本所关注,由此导引出新一轮的中国研讨。如果说,6—9世纪日本曾兴起由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又名朝衡、晁衡,698—770年)、吉备真备(693—775年)所代表的中国考察热,是以学习先进的唐文化为矢的,那么,江户幕府末期(19世纪50至60年代)的中国调查与研讨,则是在资本主义西方大举入侵东亚的情势下,感同身受的日本人力图从中国那里获得世变信息及应对世变的经验教训。

1853年(嘉永六年)的“黑船来航”及次年签订的《日美亲善条约》正式结束了日本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锁国状态,幕府逐渐把对外贸易作为富国强兵的基础来考量,而近邻中国无疑是主要贸易对象,这也促使幕末竞相出现对清策论。“老中”板仓胜静的顾问、经世家山田方谷于1859年(安政六年)提出的“海外经略论”即以中国为重点,认为西洋与日本相距悬远,清国为近邻,应派使节和亲。文久年间(1861—1864年),平野国臣倡“尊攘英断论”、真木和泉守“满清经略论”、森信倡“征清、满韩经略论”,一时间形成对清策论高潮。与此同时,幕府于1861年派遣官船“龟田丸”从俄占黑龙江入海口驶入黑龙江流域。但正式派遣使者前往中国开展官营贸易,则是1862年至1867年间的四次使节团的上海之行。

第一次上海遣使,由“御勘定”根立助七郎及所率50人,乘幕船“千岁丸”前往,1862年6月3日至7月1日(文久二年五月七日至六月五日)逗留上海;第二次上海遣使,由“箱馆奉行支配调役并”山口锡次郎及所率50人,乘幕船“健顺丸”前往,1864年3月28日至5月14日(元治元年二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九日)逗留上海;第三次上海遣使,由“外国奉行支配调役”石川岩司及所率2人,乘邮船“北京号”前往,1865年4月20日至4月29日(元治二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五日)逗留上海;第四次上海遣使,由“浜松藩井内河内守家来”名仓予何人及所率8人,乘英商蒸汽船“恒河号”(Ganges)前往,1867年2月19日至5月5日(庆应三年一月十五日至四月二日)逗留上海及南京。(有关这四次上海遣使的概况,见宫永孝著《高杉晋作の上海报告》,东京新人物往来社1995年版)。

幕末日本之所以首先选择上海作为与中国通使经商地点,一来因为上海是中国经济发达的长江中下游的出海口,为进行贸易的恰当场所;二来上海是中国第一批对西方列强开放的门户,透过这个颇富国际色彩的窗口,可以窥见西方文明的端倪,并获得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经验;三来上海处在清军与太平军作战的前线,亟欲了解这场战事的日本人当然也乐于抵达上海这一近距离观察点。而幕末日本的第一次上海遣使,在这几个方面都有所获,可以视作近代日本直接观察晚清社会及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开端。

幕府贸易船“千岁丸”

公元1862年,几乎造成清廷倾覆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尘埃落定,清王朝在经历一场宫廷争权后,政局稳定下来,而与太平天国间的战事则在长江流域继续激烈展开,上海正处在前线边缘。

6月2日,雨后尚阴的吴淞口,驶入一艘西洋式三桅帆船,前樯插荷兰三色旗,中樯插英吉利米字旗,后樯插日章旗(太阳旗)。这便是7天前从日本长崎启航的幕府贸易船“千岁丸”。(有关“千岁丸”概况可参纳富介交郎的《上海杂记》、松田屋伴吉的《唐国渡海日记》,二篇收入小岛晋治监修的《幕末明治中国风闻录集成》(ゆまに书房平成九年版,以下简称《集成》))。这次航行,船长为英国人,乘客除包括船长夫人在内的15名英国人、1名以货主为名雇来的荷兰人外,其余便是51位日本人组成的幕府遣清使节团。

这个由幕府派出的第一次遣清使节团,有官吏8名:正使“御勘定”根立助七郎,“长崎会所调役并”沼间平六郎,“支配勘定”金子兵吉,“员外、长崎会所挂调役”中山右门太,“御徒士目付”锅田三郎右卫门,“御小人目付”盐泽彦次郎、犬钅荣三郎,“状役、长崎所定役”中村良平。前五位幕吏每人有“从者”两名,后三位幕吏每人有“从者”一名,另有医师、汉语翻译(“唐小通词”)、西文翻译(“阿兰小通词”)、长崎商人、炊夫、水手若干。(名单详见《上海杂记》,《集成》第1卷,第10—12页。另外,“千岁丸”是货客两用船,货舱装载三名长崎商人所携货物——昆布(海带)、煎海鼠、干鲍等海产品,人参、五倍子等药材,漆器、莳绘等工艺品,石炭(煤)等矿产品,和纸、甲斐绢等手工业品,这些正是当年日本对清贸易的常见商品。三名长崎商人之一的松田屋伴吉撰《唐国渡海日记》,详记货物清单及到上海的交易情况。)

“千岁丸”乘员中,有两人其时地位低下,日后却成为著名历史人物,他们是“御小人目付”犬钅荣三郎的随从高杉晋作和水手五代才助(友厚)。

高杉晋作(1839—1867年),长州藩士(俸禄150石的下级武士),号东行,早年就读松下村塾,师从吉田松阴,与后来均为“维新志士”的久坂玄瑞、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同窗。明治年间伊藤题诗曰:“如今廊庙栋梁器,多是松门受教人”,便是昔日松下村塾育才盛况的写照,而高杉与久坂更并称“松门双璧”。吉田松阴于“安政大狱”被害,高杉切齿扼腕,发誓继承其师“尊王攘夷”遗志。60年代初,志士们为幕府镇压所刺激,多次暗杀幕府高官,如1860年水户、萨摩浪士在江户樱田门外刺死策动安政大狱的“大老”井伊直弼,此称“樱田门外之变”。高杉所属的长州藩,“参政”长井雅乐倡“公武合体”论,与幕府相应和,高杉意欲杀之,被桂小五郎(即木户孝允)劝止。桂小五郎建议高杉从长计议,出国游历,以增识见。1862年初,高杉得到长州藩主毛利长门守定广探查清国形势的使命,并获渡航费白银500两,又经种种努力,终于得以作为犬土豕钅荣三郎的从者,参加“千岁丸”上海行。对于“长崎奉行”高桥美作守将这艘幕船命名“千岁丸”,高杉颇持异议,他在纪行文中写道:“听说高桥是安藤阁老的党羽,俗不可耐,从他所命名的船号可知其为人低俗。”(《游清五录·内情探索录》,《东行先生遗文》,第100页。)这一批评既显示高杉优雅的文化情怀,更表明他对守旧的幕府要员们的轻蔑和反感。

深怀忧患意识的高杉,借上海之行实地探察上海的山川形势、社会状态、经济生活、军事部署、欧美列强的渗入情形,购买《上海新报》及《数学启蒙》、《代数学》等西学书籍(奈良本辰也:《高杉晋作》,中公新书,1965年,第106—117页。),并对《海国图志》竟在清国绝版深感不解与遗憾(《游清五录·内情探索录》,《东行先生遗文》,第85页。)。归日后,撰成《航海日录》、《长崎淹留杂录》、《上海淹留日录》、《内情探索录》、《外情探索录》,合为《游清五录》,是幕末遣使上海诸人中留下纪行文字最丰富、所作思考最深邃的一位。

高杉晋作从上海回国后,终日考虑的是日本如何抗御西洋人的入侵,以避免重蹈中国之覆辙,从而走上“攘夷倒幕”之路。经过一段准备,高杉晋作与久坂玄瑞于1863年1月纵火焚烧正在施工的英国公使馆,又组织“奇兵队”抗击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舰队入侵下关。以后,因幕府讨伐长州,高杉的重心转向武装倒幕。在这一过程中,高杉日益感到学习西方文明的重要性,至1865年,主持长州藩政的高杉提出“开港讨幕”战略,不再声言“攘夷”。1867年病故。高杉晋作在其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中,经历了“锁国倒幕”—“攘夷卫国”—“开国倒幕”几个发展阶段,典型地代表了幕末志士的心路历程,而上海之行正是其转折点,因为此行使高杉亲见西方列强动向,清国衰弱状态及原因,扩大了国际视野,国家危机意识得以觉醒,富国强兵目标趋于明确。

五代才助(1835—1885年),又名友厚,萨摩藩士,1857年在幕府的海军讲习所学习航海、炮术、测量术,痛恶锁国政策,向往到海外开拓视野。游学长崎时,从岩濑公圃处获悉幕府有遣清使节团计划,便向大坂藩主争取渡清许可,得到藩主支持,藩主密命五代到上海探寻购买西洋蒸汽船的可能性。受此使命,五代以水手身份加入“千岁丸”上海行。抵达上海后,五代与高杉、中牟田等结伴走访书店、教堂,并登上停泊黄浦江的英国蒸汽船,入舱内考察诸器械。“千岁丸”返日后,西南强藩争相购买西洋蒸汽船,与五代、高杉、中牟田等人的访问调查直接相关。五代还曾私下跑到市郊观看清军与太平军交战情况。(《集成》第1卷,第21页。)

五代返回日本后,致力于藩政改革,1865年向藩府提出多项建策,此即著名的《五代友厚上书》,中心题旨是反对“攘夷”,力主开国。同年五代率萨摩藩青年赴欧洲考察学习,历时9个多月,1866年归国,倡议建立萨长联合商社、诸藩联合培养人才,积极促进西南诸藩联合倒幕。明治初入政界,负责以大阪为中心的外交和贸易事务。1869年辞官,专心致力发展实业,以大阪为基点,从事矿山开发,所创办的采矿业推及全国,成为明治时期的重要企业。五代还是著名政商,与政界要人过从甚密,从明治政府获得多项特权,先后创办21座矿山和商社。以大阪为中心舞台的五代友厚与以东京为中心舞台的涩泽荣一并列为明治时代闻名的实业家,时称“西五代,东涩泽”。

江户幕府延至19世纪50年代的锁国令,不仅严禁外国人入境,而且严禁日本人出境。1854年吉田松阴因密谋偷乘美国军舰出海而入狱,支持其行为的教师佐久间象山也遭逮捕,1862年方被赦。故幕末日本人能得一出海机会实属不易,1862年幕府的第一次上海遣使吸引了高杉、五代等蛰伏草野的英俊之士,便毫不奇怪。而这些胸怀大志的青年以今之阿倍仲麻品、吉备真备自命,决心不虚此行。如日比野辉宽在一首汉诗(《赘疣录》,《集成》第1卷,第53页。)中吟咏:

万里河管海路厄,

巨舰冲破涛波剧;

航海不特为壮观,

唯期一点国家策。

君不知朝衡宏才鸣一时,

吉备博学青史垂。

上海一月,藩士们踏查访问密锣紧鼓,显示出强烈的好学精神和沉郁的思索风格。而处在古今中西交汇点的上海,提供了斑烂多彩的社会转型情景、纷至沓来的东西方信息,大大充实了他们饥渴的心灵。藩士们奋笔记录目睹身受,留下数量浩繁的纪行文字,活现出同治初年华洋杂处的上海的历史场面,并展示了日本幕末志士“以清为鉴”,寻求开国、维新之路的心迹。

上海第一印象

使节团诸人除盐泽彦次郎曾于1860年访美,其他大都是首次出游国外,故对“支那第一繁华港市”上海充满新鲜感。

1862年5月27日清晨,“千岁丸”从日本长崎启航,6月2日驶入长江入海处——吴淞口,名仓予何人等看见“南岸长堤凸凹,炮台并列”(《官船千岁丸海外日录》,《集成》第11卷,第98页。),英国船长说,炮台以往曾大炮齐备,周边人家鳞次栉比,20年前(指1842年6月的中英吴淞口之战)英舰袭击吴淞炮台,“人家烧尽,大炮夺却,故现在看到的炮台不过是虚应设施”(《赘疣录》,《集成》第1卷,第62页。)。诺大的清朝竟对外敌无力设防——这便是访沪日本人的第一印象。

6月3日,“千岁丸”由蒸汽江艇拖引入黄浦江,于午前九时半抵达荷兰领事馆(点耶洋行)附近码头抛锚,得见黄浦江上“外国船有百余艘,其中军舰约有十四五艘”(《上海杂记》,《集成》第1卷,第13页。),加上数千只中国船,“桅杆之多如万顷之麻”(《上海杂记》,《集成》第1卷,第13页。),其中洋船“栉比壮观”,“就中英船最多”(《官船千岁丸海外日录》,《集成》第11卷,第99页。)。沿江耸立的宏丽的洋式建筑,是使团绝大多数成员以前未曾目睹的。遭际与中国相似的幕末日本人当然明白,洋人洋船来此,为的是掠取中国财富,日比野辉宽在当天写的一首汉诗(《赘疣录》,《集成》第1卷,第54页。)中感叹:

帆樯林立渺无边,

终日来去多少船;

请看街衢人不断,

红尘四合与云连。

忆从曾有大沽患,

市利网收老狒奸;

休言上海繁华地,

多少蕃船捆载还。

午后,诸幕吏及随从登陆,访问荷兰领事馆,好奇心旺盛的高杉晋作以笔谈方式向馆内任勤务的清国人询问了上海各书店的位置,对清国杰出人物林则徐、陈化成的评价和英、法、美、俄诸强国在上海的势力的影响等问题。(《外情探索录》卷2,《高杉晋作全集》下卷,新人物往来社昭和49年版。)

6月4日,天方晓,使团成员听见远方炮声,经打探,得知太平军离上海仅数十里,驻扎上海的清军持戒备状态,炮声即清军在野外操练时所放。高杉认为这是实战观察的好机会,心中窃喜。使团一行到“宏记洋行”住宿,此为一家由中国人张叙秀经营的洋式旅馆。下午,日比野等访问荷兰领事馆。日本当时尚未同清朝签订通商条约,“千岁丸”所携货物须以荷兰货物的名义与清方交易,故使团抵上海后多次与荷兰商馆联系,得到荷兰方面的“万端承诺”(峰洁:《船中日录》,《集成》第11卷,第15页。)。

6月5日,正使根立助七郎率使团幕吏及从者,乘肩舆到上海道台府,对道台吴煦作“表敬访问”。使团经西辕门、东辕门,闻祝炮三声,喇叭音起,吴煦出迎,引入“镜清堂”就坐。幕吏与吴煦就近年日清贸易衰退及振兴之法交换了意见,着重讨论关税问题、日本官铜出口问题、日清间缔结通商条约及通商规则问题。吴煦还讲到,因“长发贼”出没上海郊区,特请英法军队“防御”。(幕吏与道台会谈内容,详见《高杉晋作の上海报告》,第81—83页。)

使团造访吴煦时,道台府茶点招待。在残留果点撤出时,佣人将果点窃入衣袋,残酒则偷饮之,均被注意观察细节的日本人看在眼里,后在纪行文中发出“呜呼野哉,卑哉”（《赘疣录》,《集成》第1卷,第71页。）的感叹。

幕吏们离开道台府,又闻祝炮两声。肩舆穿行街坊,“围观者如堵”（见《官船千岁丸海外日录》,《集成》第11卷,第102页。）。使团诸人身着和服外出,被市民尾追、围观的情形颇多,诸纪行文均有此类记载,这是久处封闭状态的社会的一种必然文化景观。不过,日本客人对此感觉尚佳,纳富称:“我们刚一登陆,围观者云集,儿童一拉手就跟过来。可以说这是倭汉人心自然相通的缘故吧。”(《上海杂记》,《集成》第1卷,第18页。)

与中国士人笔语

笔语是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中日两国人士交流的老办法,17世纪旅居日本达20多年之久的中国学者朱舜水(1600—1682年),便以“笔语”方式成就了当年中日文化交流的伟业。今存《朱舜水集》中有《笔语》多篇,记录着朱氏与日本士人用汉文应答、唱和的诸多精采内容。

使节团随行人员高杉晋作、名仓予何人、纳富介次郎、峰洁用日文撰写的纪行文中均载有以汉文与中国人笔语的段落,而日比野辉宽更以汉文撰写《没鼻笔语》,详记与中国士子的对谈。(原文仅以“。”断句,标点为引者所加。下引诸“笔语”同。)在与浙江巡察方瑶卿相交时,方氏说“惜乎,言语两不会意”,日比野答曰:“笔端有舌,何待言语。”充分肯定笔语的效力。

名仓予何人在《官船千岁丸海外日录》中记载了同寓的高杉晋作与浙江儒生陈汝钦的一段对话,颇能显示当年关心天下大事的中日两国士子试图摆脱政府控制,私下交结异邦友人的意愿:

陈:仆亦好谈时事,然此乃吾邦官吏所在,故默焉。请兄书其姓名,其居处而去,幸甚……

高杉:仆姓源名春风,通称高杉晋作,读书且好武事,常钦慕贵邦奇士王守仁之为人。一个(介)书生而已矣。

陈:妙极,妙极。（《集成》第11卷,第111—112页。）

这番笔语,因缺乏前后说明文字,具体情景不得其详,但从字里行间可以揣度:高杉与陈氏曾在上海某官府见过面,高杉在那一场合大概发表过意见,陈氏(经翻译)得闻,颇起共鸣,但碍于官府,不敢当场结交高杉,于是欲到“宏记洋行”名仓、高杉寓室造访,遂留下这些文字。

在前述纪行文中,与日比野等在上海笔谈的中国人,留下姓名的共55人,其中有上海道台吴煦、知府周存柏、奉贤县知县杨薄等地方官员,华翼纶、张山樵等清军将领,顾麟兄弟、陈汝钦、周士锦、万克勤等儒生,张叙秀、李溟南、张棣香等买办,钱少号、王洵南等商人,钱仲彝等学者,革敏庆等难民,另有画家、医师、道士各色人等。日本人曾试图向下层民众作调查,却因后者不通文字未能如愿。如日比野在与江苏医师春笔语时得悉,春的从仆曾被太平军俘获,在南京见过洪秀全,后从苏州逃来上海。日比野当即向春提出:“欲与从者笔语,可乎?”春答曰:“彼不知一丁字。”（《没鼻笔语》,《集成》第1卷,第166页。）故与从仆交流未果。

社情、风俗及典章制度

诸纪行文都论及上海历史沿革,取材于中国史籍、方志,故言之有据;对于上海地望,均以经纬度标志,如年仅18岁的纳富介次郎称上海位于“东经一百二十度二十分四十五秒,北纬十一度十四分三十秒,与我国长崎相比,纬度低一度半,故暖气强”（《上海杂记》,《集成》第1卷,第13页。）。表明使节团诸人汉学及洋学素养不低,这是江户幕府时期民间较深厚的文

化积淀的一种显示。

使节团诸人对上海社情作了全方位调查,从街道布局、市政设施,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乃至戏场烟馆、青楼妓院、道观佛寺。具有清洁传统的日本人,对上海的卫生状况尤其关注,称其“粪芥路满,泥土足埋,臭气穿鼻,其污秽不可言状”,“故上海每年炎暑时节恶病大行,人民死亡甚多。”（峰洁:《清国上海见闻录》,《集成》第11卷,第28页。）关于上海的饮水问题,日比野曾同宏记洋行的张棣香作过探讨（见《赘疣录》,《集成》第1卷,第73—74页。）,纳富对此更有详尽描述:

此次上海之行,感到最艰苦的是饮水污浊……当地人把死猫烂狗、死马死猪死羊之类以及所有的脏东西都扔入江中……江上还时常漂着人的尸体。当时霍乱流行,难民等得不到治疗,很多人死于饥渴,也许因无法安葬而将其投到江中。此景真是目不忍睹。再加上数万条船舶上的屎尿使江水更脏。（《上海杂记》,《集成》第1卷,第15—16页。）

使节团的随从硕太郎、传次郎、炊夫纹藏等三人,在上海因不洁饮水而患病致死。

日本人探察的眼光自然也扫视到“清国妇女的缠足之风”(《上海杂记》,《集成》第1卷,第30页。)以及鸦片烟流行上下的严重情形:

清国近几年有很多人吸鸦片烟,官府最终也制止不了。现在上海以道台吴煦为首的官吏也都吸鸦片。因此虽说对百姓施以严禁,但没有人遵守。(《上海杂记》,《集成》第1卷,第31页。)

日本人雇佣的一个领航的中国人,收入颇丰,又无妻儿,却衣衫破烂,日本人问他是否因为喜欢赌博或沉溺女色耗去资财,该人答曰:“我不好别的,只嗜吸鸦片。挣钱虽多,但不够吸鸦片花销。”日人还听说,清军普遍吸鸦片,上战场也得吸,否则振作不起来。(《上海杂记》,《集成》第1卷,第32—33页。)

同治初年的上海正值兵荒马乱之际,日本人在这里当然较多得见卑陋的社情与低迷的民气,但也不时体察到风俗淳厚的一面。一次,一个二十多岁的穷书生带来一个木制砚台漆套要卖,哭诉自己躲避战乱,携老母逃亡至此,现已断炊。出于同情,纳富提高价钱买下。次日,该书生又拿来一块水晶印材送给纳富,并说:“昨日多亏您救了我的老母,然而物轻价贵,实在有负于心,所以今天再给您加上这个。”纳富一再推辞,该书生执意要将印材留下。纳富在纪行文中感叹道:“他的正直真让人钦佩。”（《上海杂记》,《集成》第1卷,第25页。）

使团诸人曾详细询问清朝的文武官制、学校教育及祭祀、宗教情况,其中关于教育的探访尤详。

问:乡邑闾巷,学校之设,犹古乎?

答:已不如古,惟有家塾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