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述先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学者、著名哲学家与哲学史家，是在国际哲学界颇有影响与活力的开放型的当代新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专长是西方文化哲学、宗教哲学与中国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以及中西比较哲学、比较宗教学。他有着深厚的中西哲学的底蕴与修养，以发掘儒家思想的现代意涵为职责，努力促进传统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刘先生主要是一位讲堂教授与书斋学者，做纯学术研究，但他也以极大的热诚反省现代化与“全球化”带来的诸多问题，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伦理的建设与世界各宗教间的对话，在反思、参与和对话中代表中国人与中国文化，贡献出华夏民族独特的智慧、理念与精神。刘先生是一位极有涵养的忠厚长者，宽容、儒雅，但他偶而也因不得已与人辩论，打笔仗，所辩均关乎儒学思想资源的理解与阐发。刘先生不回避理论争鸣与当代新儒家所面临的挑战。

刘先生的创见和贡献尤多，以我的肤浅理解，最重要的是，他推进并丰富了“内在——超越”学说，创造性地诠释“理一分殊”，积极倡导“两行之理”，发挥发展了儒学“仁”、“生生”与“理”之旨。刘先生的精神成果对儒家学说乃至中国传统精神的世界化、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现代神学家与宗教学家认为，上帝可以死亡，但宗教意义的问题不会死亡。对于“他世”的祈向并不是宗教的必要条件，对于“超越”的祈向乃是任何真实宗教不可缺少的要素，对现世精神的注重未必一定违反宗教超越的祈向。刘述先先生从这一视域出发，判定孔子并不缺乏深刻的宗教情怀，中国传统对于“超越”的祈向有它自己的独特的方式。由孔子反对流俗宗教向鬼神祈福的态度，并不能够推出孔子主张一种寡头的人文主义的思想。孔子保留了传统人格神信仰的遗迹，对超越的天始终存有极高的敬意。孔子思想中“圣”与“天”的密切关联及孔子对祭祀的虔诚态度，表明孔子从未怀疑过超越的天的存在，从未把人事隔绝于天。但孔子强调天道之默运，实现天道有赖于人的努力，人事与天道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与当代西方神学思想所谓上帝（天道）与人之间的伙伴关系相类似。人自觉承担起弘道的责任，在天人之际扮演了一个枢纽性的角色。但这与西方无神论不同，没有与宗教信仰完全决裂。孔子所提倡的儒家思想兼顾天人的一贯之道，一方面把圣王之道往下去应用，另一方面反身向上去探求超越的根源。

刘先生认为，进入现代，面临科技与商业文明的挑战，儒耶两大传统所面临的共同危机是“超越”的失坠与意义的失落。新时代的宗教需要寻找新的方式来传达“超越”的信息。就现代神学思潮企图消解神化，采用象征语言进路，重视经验与过程，并日益“俗世化”，由他世性格转变为现世性格来说，儒耶二者的距离明显缩短。儒家本来就缺少神化的传统，至圣先师孔子始终只有人格，不具备神格，阴阳五行一类的宇宙观是汉儒后来附益上去的，比较容易解构。中国语言对于道体的表述本就是使用象征语言的手法。中国从来缺少超世与现世的二元分裂，儒家自古就是现世品格。儒家有一个更注重实践与实存的体证的传统。面对现代化挑战，在现代多元文化架构下，宗教传统必须与时推移作出相应的变化，才能打动现代人的心弦，解决现代人的问题，既落实在人间，又保住超越的层面，使人们保持内心的宗教信仰与终极关怀。在这些方面，儒教比基督教反有着一定的优势，有丰富的睿智与资源可以运用。

其次，刘先生发展“超越内在”说，充分重视二者的张力，提出“超越内在两行兼顾”的理论。他详细梳理了儒、释、道三家关于“超越”与“内在”及其关系的理论。关于儒家，他指出，儒家有超越的一面，“天”是孔子的超越向往，《论语》所展示的是一种既内在而又超越的形态。刘先生指出，孟子从不否认人在现实上为恶，孟子只认定人为善是有心性的根据，而根本的超越根源则在天。我们能够知天，也正因为我们发挥了心性禀赋的良知和良能。孟子虽倾向在“内在”一方面，但孟子论道德、政事同样有一个不可磨灭的“超越”的背景，由此发展出一套超越的性论。只不过儒家把握超越的方式与基督教完全不同：基督教一定要把宗教的活动与俗世的活动分开，儒家却认为俗世的活动就充满了神圣性；基督教要仰仗对于基督的信仰、通过他力才能够得到救赎，儒家的圣人则只是以身教来形成一种启发，令人通过自力就可以找到自我的实现。既然民之秉彝有法有则，自然不难理解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境界；而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中庸》讲人与天地参，与孟子的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刘先生认为，孟子与孔子一样清楚地了解人的有限性，接受“命”的观念，但强调人必须把握自己的“正命”。如此一方面我们尽心、知性、知天，对于天并不是完全缺乏了解；另一方面，天意仍不可测，士君子虽有所担负，仍不能不心存谦卑，只有尽我们的努力，等候命运的降临。

刘先生指出，由孟子始，儒家认为仁心的扩充是无封限的，这一点与蒂利希之肯定人的生命有一不断自我超越的构造若合符节。儒家这一路的思想到王阳明的《大学问》，发挥得淋漓尽致。大人的终极关怀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不能局限在形骸之私和家、国等有限的东西上。在阳明那里，人对于无限的祈向实根植于吾人的本心本性，良知的发用与《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的本质性的关连是不可以互相割裂的。儒家没有在现世与他世之间划下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所体现的是一既内在又超越之旨。由这一条线索追溯下去，乃可以通过既尊重内在又尊重超越的两行之理的体证，而找到安身立命之道。

刘先生肯定“仁”是既超越又内在的道，同时强调即使是在孟子至阳明的思想中，天与人之间也是有差距的，并非过分着重讲天人的感通。孟子既说形色天性，又说尽心、知性、知天，可见通过践行、知性一类的途径，就可以上达于天。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内在的超越的思想，无须离开日用常行去找宗教信仰的安慰。但有限之通于无限不可以滑转成为了取消有限无限之间的差距。儒家思想中‘“命”’的观念正是凸出了生命的有限性，具体的生命之中常常有太多的无奈不是人力可以转移的。人的生命的终极来源是来自天，但既生而为人就有了气质的限定而有了命限，然而人还是可以就自己的秉赋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自觉以天为楷模，即所谓“正命”、“立命”。天道是一“生生不已”之道，这一生道之内在于人即为人道。儒家“生生”之说体现的是个体与天地的融合。刘先生认为，自中国的传统看，宇宙间的创造乃是一个辩证的历程。创造要落实则必具形，有形就有限制。宋儒分疏“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后者讲的是创造过程落实到具体人的结果，说明人的创造受到形器的、个体生命的、外在条件的制约。但“气质之性”只有返回到创造的根源，才能够体现到“天地之性”的存在。只有体证到性分内的“生生之仁”，才能由有限通于无限。儒家强调，吾人接受与生俱来的种种现实上的限制，但又不委之于命，不把眼光局限在现实利害上，努力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不计成败，知其不可而为之，支撑的力量来自自我对于道的终极托付。如此，超越与内在、无限与有限、天与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道与器，都是有差别有张力的，两者的统一不是绝对的同一。刘先生认为，只顾超越而不顾内在，未免有体而无用。而超越的理想要具体落实，就不能不经历一个“坎陷”的历程，由无限的向往回归到当下的肯定。而良知的坎陷乃不能不与见闻发生本质性的关连。超越与内在的两行兼顾，使我有双重的认同：我既认同于超越的道，也认同于当下的我。我是有限的，道是无限的。道的创造结穴于我，而我的创造使我复归于道的无穷。是在超越到内在、内在到超越的回环之中，我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所。

再次，刘先生强调超越理境的具体落实，重新解释“理一分殊”，以示儒家宗教哲学的现代性与开放性。他认为，超越境界是无限，是“理一”，然其具体实现必通过致曲的过程。后者即是有限，是“内在”，是“分殊”。“理一”与“分殊”不可以直接打上等号，不可以偏爱一方，而是必须兼顾“两行”。兼顾“理一”与“分殊”两行，才合乎道的流行的妙谛。

刘先生重新诠释“理一分殊”有三方面的意义：第一，避免执着于具体时空条件下的分殊，陷入教条僵化。他指出，超越的理虽有一个指向，但不可听任其僵化固着。例如当代人没有理由放弃他们对于“仁”、“生”、“理”的终极关怀，但必须放弃传统天人感应的思想模式、中世纪的宇宙观、儒家价值在汉代被形式化的“三纲”及专制、父权、男权等。把有限的分殊无限上纲就会产生僵固的效果，以至于徒具形式，失去精神，甚至堕落成为违反人性的吃人礼教。如果能够贯彻理一分殊的精神，就会明白一元与多元并不必然矛盾冲突。到了现代，我们有必要放弃传统一元化的架构。今天我们不可能像传统那样讲由天地君亲师一贯而下的道统；终极的关怀变成了个人的宗教信仰的实存的选择。这有助于批判传统的限制，扬弃传统的负面，打破传统的窠臼。第二，鼓励超越理想的落实，接通传统与现代。刘先生指出，今日我们所面临的时势已完全不同于孔孟所面临的时势，同时我们也了解，理想与事实之间有巨大的差距。我们要在现时代找到生命发展的多重可能性，采取间接曲折的方式，扩大生命的领域，容许乃至鼓励人们去追求对于生、仁、理的间接曲折的表现方式，这样才能更进一步使得生生不已的天道实现于人间。如此，以更新颖、更丰富的现代方式体现传统的理念。超越境界（理一），好比“廓然而大公”、“寂然不动”、“至诚无息”；具体实现的过程（分殊），好比“物来而顺应”、“感而遂通”、“致曲”（形、著、明、动、变、化）。生生不已的天道要表现它的创造的力量，就必须具现在特殊的材质以内而有它的局限性。未来的创造自必须超越这样的局限性，但当下的创造性却必须通过当下的时空条件来表现。这样，有限（内在）与无限（超越）有着一种互相对立而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我们的责任就是要通过现代的特殊的条件去表现无穷不可测的天道。这样，当我们赋予“理一分殊”以一全新的解释，就可以找到一条接通传统与现代的道路。第三，肯定儒家传统智慧、中心理念与未来世界的相干性。刘先生通过对朱熹的深入研究指出，“仁”、“生”、“理”的三位一体是朱子秉承儒家传统所把握的中心理念，这些理念并不因朱子的宇宙观的过时而在现时代完全失去意义。朱子吸纳他的时代的宇宙论以及科学的成就，对于他所把握的儒家的中心理念（理一），给予了适合于他的时代的阐释（分殊），获致了独特的成就。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打开一个全新的境界，以适合于现代的情势。刘先生把儒家的本质概括为孔孟的仁心以及宋儒进一步发挥出来的生生不已的精神，倡导选择此作为我们的终极关怀，并以之为规约理想的原则，同时对传统与现代均有所批判。他认为：儒家思想的内容不断在变化之中，其仁心与生生的规约原则，在每一个时代的表现都有它的局限性，所谓“理一而分殊”，这并不妨害他们在精神上有互相贯通之处。每一时代的表现，都是有血有肉的。儒家的本质原来就富有一种开放的精神，当然可以作出新的解释，开创出前人无法想像的新局面。这当然只是适合于这个时代的有局限性的表征而已，不能视为唯一或最终的表现。后人可以去追求更新的、超越现代的仁心与生生的后现代的表现。

刘先生指出，培养哈贝玛斯（J.Habermas）所说的交往理性，求同存异，向往一个真正全球性的社团，同时要反对相对主义，肯定无形的理一是指导我们行为的超越规约原则。我们所要成就的不是一种实质的统一性，而是卡西勒（E.Cassirer）所谓的“功能的统一性”。通过现代的诠释，对于超越“理一”的终极托付并无须造成抹煞“分殊”的不良后果。但是对于“分殊”的肯定也并不会使我们必然堕入相对主义的陷阱。这是因为我们并不是为了“分殊”而“分殊”，人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去追求理性的具体落实与表现，虽然这样的表现是有限的，不能不排斥了其它的可能性，然而彼此的精神是可以互相呼应的。宋儒“月印万川”之喻很可以充分表现出这样的理想境界的情致。

总之，刘述先沿着牟宗三、方东美等人的思路，从存有论和宗教哲学的角度阐明儒学的内核，强调儒家仁心与生生精神可以作为现代人的宗教信念与终极关怀，通过对传统与现代的多维批判，肯定儒家思想的宗教意涵有着极高的价值与现代的意义。他着力论证、开拓并辩护了“超越内在”说，并通过“两行之理”、“理一分殊”的新释，注入了新的信息，使之更有现代性和现实性，肯定超越与内在、理想与现实的有张力的统一。

刘述先先生的创意当然不仅仅是以上这些内容，以上我对刘先生观点的转述，是我个人所关注的部分，对我的教益甚深的部分。目前学术界尚无人对仍在发展中的刘述先思想作系统的研究。有之，则自姚才刚君开始。

姚才刚博士对刘先生学术思想的理解比之我的理解，全面得多也深刻得多。才刚君的博士论文，以刘先生哲学思想为对象，在充分占有刘先生所有著述等资料的基础上，对其新儒学思想作了十分细密的梳理，既全面把握，又提要钩玄，深入探讨，挖掘重点，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分析见弊得失，阐释价值意义。2001年11月30日，他的博士论文顺利地通过了答辩。本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我是这一博士论文和这一书稿的第一读者。我认为，本书有三大优点：第一，不是孤立地讨论对象，而是把对象放在现代学术思潮的背景下，在文明对话和创建全球伦理的背景下来加以考察。如作者研究了蒂利希的宗教观对论主阐发儒学宗教意蕴的影响、卡西尔的“功能统一”观对论主阐释“理一分殊”方法论的影响、现代西方宗教哲学与过程神学对论主倡导“世界伦理”与“宗教对谈”的影响，亦分析了论主与牟宗三、方东美、杜维明、成中英的联系与区别等。第二，以“理一分殊”作为宗纲、枢纽与方法论原则，把刘先生思想贯穿起来。作者认为，刘先生通过对“理一分殊”的批判继承与创造性诠释，试图找到一系列解决当代文化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紧张、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隔膜的途径，使之对话、交融、会通、互补。第三，对许多学术前沿问题，如当代新儒家所谓“门户”问题、“道统”问题、“内在超越”问题、儒学的宗教性问题、儒学与生活世界的相干性问题、“抽象继承”问题等，作者有自己的见解，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对刘先生的“哲学全观”、“系统哲学”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对论主既有同情的理解又有理性的批评。当然，本书对刘先生有关卡西尔、朱熹、黄宗羲的研究尚未有更深的检视和专门的讨论。这是一点缺憾。

感谢台湾东吴大学哲学系主任叶海烟教授邀请姚君到台湾访问研究三个月（2000年10至12月），并提供了诸多方便，使作者有机缘数次拜访刘述先先生，聆听他的课程与演讲，并参与有关学术会议，搜集学术资料；感谢我的老师萧萐父先生及本学科点同仁田文军教授、萧汉明教授、李维武教授、麻天祥教授、徐水生教授、吴根友教授等对姚君的关爱、教育与帮助；感谢校外专家方克立教授、罗炽教授、李宗桂教授、陈卫平教授、李翔海教授等在这一博士论文评审与答辩时给予的指教。

姚才刚君是农家子弟，读书刻苦，功夫扎实，为人厚道，作风正派。他的博士论文被专家们肯定，认为有创意有深度，答辩委员们都评为优秀，这是很难得的。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边读书边在湖北省行政学院教书，又积极参加我们学科点的学术活动，协助我办国际学术会议、教课代课等，还发表了数篇学术论文，紧张忙碌，十分充实。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学问，彼此相互帮助，甚为融洽。他是一位书生，习惯于专心读书写作的生活，有志于研究当代新儒学及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史。我衷心地祝福他德业俱进！

是为序。

郭齐勇

癸未年早春，2003年2月于珞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