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是一位世界级的学者与思想家。他全身心地致力于儒学的创造性诠释和儒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的伟业。他不仅艰苦卓绝地在北美“传道、授业、解惑”，影响了众多的西方学者与学生，而且风尘仆仆，席不暇暖，来往于北美、西欧、东亚、南亚之间，以仁心、学养、慧解、听德与辩才，通过历史研究及哲学分析，代表儒家与世界各大宗教、各大思想传统，与现代思潮诸流派交流对话，开拓了西方儒学论说空间，并且返输东亚与中土。他是当代最忙碌、最具活力的儒家型的公众知识分子，集学术研究、培育学生、人文关怀、社会参与于一身，回应当代世界的诸多问题，对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对西方以外的“现代性”及现代人的存在危机作出了具有哲学意义的反思，创造性地提炼、转化东亚文化和儒家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并将其传播、贡献给人类社会。杜维明先生的学术生涯，至目前为止，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或阶段。1966年至1978年为第一个时期。1966年，他决心鼓起心力对儒家的精神价值作长期的探索，以此作为自己专业上的承诺。他努力诠释儒学传统，并为推进一种既有群体性又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而努力。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为第二个时期，他的关怀重心在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这一时期，他所关注并拓展的论域有“传统与现代”、“儒学创新”、“儒学三期”、“工业东亚”、“东亚核心价值”、“轴心文明”等。20世纪90年代迄今为第三个时期，他进一步拓展论说领域，更加关注“文明对话”、“文化中国”、“全球伦理”、“人文精神”、“启蒙反思”、“印度启示”、“新轴心文明”等问题，这些论域与“儒学创新”紧密相关。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以及全球化与本土化交互影响的氛围里，如何为儒学第三期发展开拓理论和实践空间，是杜先生1978年以来关注的焦点。面对21世纪，杜先生批评西方的话语霸权，积极参与关于儒学与宗教、儒学与生态环保、儒学与人权、儒学与政治自由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或女权运动、人文精神、全球伦理的的对话，尊重并响应各方面对儒学和现代新儒家的批评，倡导儒学之活的精神在当代学术、商业、企业、媒体、民间社会、社会运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等各领域、各层面发挥积极作用，并身体力行。

杜维明的儒家论说，不在概观，也不在知性铺陈与体系建构，而是如孟子和马赛尔(G.Marcel)所说的“掘井及泉”——从具体存在通向普遍价值，重在钻研、挖掘、创造性诠释儒家思想的内在精神与现代意义，重在人类学、伦理学而不是形上学。

他以多元开放、广结善缘的心态和虚怀若谷、宽容豁达的听德，与欧美或亚非的学者们不断地对话，受到他们提出的诸多问题的“问题性”或“问题意识”的启发，再进一步修正自己的看法，又作出新一轮的响应。杜先生始终抓住儒家身心性命之学及其核心价值，不断阐发，不断挖掘，不断完善，不断沟通。这不仅是由具体语境造成的，而且是针对着活生生的提问者背后潜藏的“问题意识”的。换言之，杜先生提供给当代世界的是儒家传统的最基本的信息，他的论说在一定意义上是儒家对人类所永恒关注的和当下紧迫的那些问题所作出的有自觉性的答复。杜先生是一位开放性的新儒家，他反对划地自限，反对自小门户，反对狭隘性，提倡胸量、心量、“仁量”，尊重佛教、道教、基督教（广义的）、伊斯兰教等各宗教与思想传统，尊重儒学内部和各国儒学的各种思想传统。正如他多次指出的那样：儒家、儒学不专属于中国；从历史上看，韩国、日本、越南均有自己的儒学传统；从现实上看，随着东亚社区遍及全世界，随着“文化中国”的存在与“文明对话”的深入，儒学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支健康的力量，正在积极参与全球现代化的建设。

杜维明教授的创见有：人与天道、自然的“存有的连续”；身体的重要性与“践形”和“体知”；儒家的“自我”——多重关系网络的中心及其不断扩充与转化；道、学、政等向度的展开；仁与礼之间的创造张力；儒学的宗教性；文化认同与创新；启蒙反思；“文化中国”；文明对话与全球伦理等。在以上论域中，杜先生对中国哲学的特质，特别是儒学的当代意义，作出了创造性的诠释。中国与东亚哲学等地方性知识具有某些普遍价值，能够为新轴心文明时代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杜先生认为，儒家人文精神的重建能继承启蒙精神（自由、理性、法治、人权和个人尊严等基本价值）而又超越启蒙心态（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的泛滥、把进化论的抗衡冲突粗暴地强加于人、自我的无限膨胀），并充分证成个人、群体、自然、天道，面面俱全的安身立命之坦途，能够为新轴心文明时代提供以下思想资源：一、个人自我之中身体、心知、灵觉与神明四层次的有机整合；二、个人与社群乃至社群与社群之间的健康互动；三、人类与自然的持久和谐；四、人心与天道的相辅相成。杜认为，对西方现代文明所提出的挑战作出创建性的回应，正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起点。

从方法论上说，杜先生的论著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比方说，在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之间，在本土知识（或原住民文化，或非西方、非主流的语言、文化）与全球化之间，我们以什么样的视角加以照察？杜先生提供了一种思考维度。一方面，他批评了把现代化视为西化，把全球化视为同质化、一体化之过程的观点，肯定保持全球化与本土化之张力的意义，肯定多元的语言、文化各自的价值；另一方面，杜并没有陷于特殊主义、多元主义、相对主义或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境地，反而强调从特殊到普世性，提扬某些特殊知识与文化的世界意义，重视普遍价值。一方面，杜深刻检讨启蒙理性、工具理性、人类中心主义，肯定生态环保、女性主义、多元文化和全球伦理思潮对启蒙的挑战；另一方面，他充分认识启蒙价值，肯定启蒙精神，肯定“五四”。一方面，杜主张消化西学，指出中国文化有许多“内在富源”都因为在西方传统中找不到适当的范畴来格义，而被遮盖甚至被埋葬，批评所谓科学方法论对于非西方传统的自身问题性、方向性和动力性的漠视与肢解；另一方面，他又不反对运用西方观念和方法来讨论中国哲学、历史与文化，认为适当借取、灵活运用许多源于西方的观念、方法来解析中国思想很有意义，只是要明了其局限性方能成功。当然，杜先生不是折衷主义者，他强调反思不是“对着干”。

杜先生批评用归约主义的方式来讨论历史文化问题，他不认为儒家思想是官僚制度、士大夫等社会上层的意识形态，是权威主义的政治文化，指出用所谓大小传统二分的观点来看待大小传统结合、乡村与都市结合、渗透到各不同阶层的生命形态的儒学，是大有问题的。他认为儒家传统的精神资源来自历史意识、文化意识、社会意识、主体意识、超越意识。杜先对儒家、儒学的负面也有清醒的认识，有鞭辟入里的分析与相当尖锐的批评。他绝不是冬烘先生。

迄今为止，海内外尚没有专门以杜维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有之，则自胡治洪始。治洪无疑有开拓补白之功。治洪的博士论文及据此修改而成的这一著作，有如下特点：

首先，作者下了苦功夫去搜集、整理、研究杜维明大量的第一手的中英文资料（包括尚未公开发表的早年读书笔记、日记等），还翻译了杜的两篇学术论文，在知人论世方面，在原始资料的掌握上，确实令人叹服。作者曾于2001年5月至2002年3月，在论主工作与生活的哈佛大学作访问研究，较深入地了解了论主的生存环境，与论主及论主周围的学人直接交流、对话。作者对论主的生平、著述及海内外学人有关论主的研究成果（包括尖锐的批评等），巨细不遗地加以研读与评论。作者对杜氏根源性与普世性的双向展开的学思进程的梳理就很有特点。书末所附杜氏编年目录、年谱、研究综评、文献目录等，十分详备。作者的学风是严谨、扎实的。

其次，作者抓住了杜维明新儒学思想最核心的部分----“儒学创新”进行了深入地评析，对杜的哲学本体论、人学、宇宙论及他关于个人、社群、自然、天道的思想，有相当透辟的分析。作者对杜的新的论域 ----“启蒙反思”、“文化中国”、“文明对话”作了严谨翔实的讨论，尤其疏理了这些论域与“儒学创新”的关系。其中关于启蒙理性的反思与扬弃，关于多元现代性与全球伦理的讨论，紧扣“现代化”主题而能发人之所未发，有个人见解，有现实意义。

再次，作者的问题意识很强，对杜的理论贡献与内在紧张有深度的体认和分析。尤其是，作者对杜的思想作了新的概括与定位，即杜的思想是以儒家哲学的人学及其天人大系统为核心的文化社会学的理论系统。作者以这一系统为宗纲，涵盖了论主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以儒学创新为重心的对传统资源的现代转化，以对排斥性人文主义的扬弃为主的“启蒙反思”；以儒学核心价值和意义世界之新诠释为中心的“文化中国”；以多元现代性和新轴心文明为背景的“文明对话”。这是很有创造性的理解与概括。作者把散见于杜氏中英文学术论著、演讲、访谈中的思想、智慧集中起来，系统化了。对于杜的思想，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架构方式，作者的这一架构是有创新性的，

第四，作者以深厚的历史意识和中西哲学的素养与底蕴，反思近代以降的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在阐述杜维明的中西文化观，讨论杜氏以立体思维模式处理中西文化资源，消解全球化与根源性、现代与传统、西方与非西方三个排斥性的二分法，及杜氏关于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意识和地方意识的全球意义等命题时，加入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同情理解、理性批导、创造发展等提出了诸多创见。

治洪同志是一位真诚的、勤奋、踏实的学者。他自己的行为与生活态度就是儒家型的。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常常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推己及人，关爱他人，尊重长者，律己甚严，为人厚道，谦逊好学。治洪有很好的文史哲的素养，英语也很好，曾获文学学士、历史学硕士，又曾自费在澳大利亚留学数年，长期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当文史哲方面的编辑。我与作者最初结缘于熊十力遗著的整理工作。

1992年，治洪接受了《熊十力全集》（全十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之第四、五两卷的审稿任务。他投入了全副热情做编辑工作，为熊先生的思想所折服，以认真严谨的态度对于迻录刊刻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多达四百余条的札记。我看到厚厚的一大本札记，真是非常感动，马上向萧萐父先生汇报，并把札记复印寄给整理者，俾其参酌。

1998年9月至2002年9月，治洪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在职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他攻读中西哲学名著原典十分投入。那时他在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先后任总编助理和副社长之职，业务非常繁忙。他修完了博士学位课程，获得优良的成绩。他常常在夜间读书写作，每天都在后半夜，有时是凌晨三、四点才能入睡。我耽心他的身体，一再请湖北省出版局和湖北教育出版社的领导给他放一年的学术假。幸得领导们的支持与理解，使他脱产一年多一点时间（其中10个月在美国），专心写论文。他在旅美期间，没有玩过哪怕半天时间，除了访谈和参加研讨会，主要精力和时间都用在赶写论文上了。

在四年紧张的攻读博士学位的过程中，他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与译作，蒙萧汉明教授提携、关爱，到台北出席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发表关于帛书易传方面的长篇论文，又参加了在武汉大学举行的郭店楚墓竹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关于郭店楚简文化史意义的论文，还担任这一国际会议论文集的责任编辑。

最近几年，治洪太忙了，太累了。我很心疼。我痴长他七岁。我们在这四、五年的交往中，逐渐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夫子讲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套用夫子的说法，治洪与我，不仅可与“共学”，亦可与“适道”，还可以“权”也。

治洪在攻博期间得到前辈长者萧萐父先生、李德永先生、唐明邦先生、朱传棨先生及萧汉明、李维武、田文军、徐水生、吴根友等教授们的悉心指导与帮助。2002年9月，在论文评审与答辩过程中，作者得到了校外专家方克立、陈来、李宗桂、高瑞泉、罗福惠五教授和校内诸位教授们的热情指导与评论，这是我与作者要特别感谢的。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专家们高度评价了这一论文，认为有“很明显的理论意义与学科前沿价值”（高瑞泉），有深度的开拓与创新，是“关于杜维明思想研究的最重要的一项成果”（方克立），是“很优秀的博士论文，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既有同情的了解，又有客观的审察，定位、平衡、拿捏得恰到好处，很准确，十分难得。在客观审察中，作者提出的问题是深刻的，包含、暗藏了（对当今学术界一些观点之批评的）尖锐性，这比较难。作者的论述语调又是理性、平和、清晰的。资料之详备、周全就不用说了”（陈来）。以上专家们既有鼓励，也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本书吸纳了老师们的不少建议与意见，修改得更完善了。

衷心希望治洪在儒学志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郭齐勇

癸未年春分前二日，二月十七，

公历2003年3月19日于武昌珞珈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