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思想的本质内容。这一内容，可以用“以民为本”来概括。而“以民为本”又是一个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悠久传统的理念。

关于“以民为本”的思想资源，概括起来，包括如下几方面内容。

（一）重民。自先秦以来的民本思想，揭示了民众是立国根本的真理，充分肯定民众在社会生活、国家政治中的基础性作用。老子的名言“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老子》三十九章），从哲理层面诠释了贵与贱、高与下的本末关系。先秦哲人明确指出“民为君之本”（《谷梁传·桓公十四年》），“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吕氏春秋·用众》）正因为君由民立、国由民兴，故孟子更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震古铄今之论；荀子则将民与君形象地比喻为水与舟的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

（二）爱民。如果说，治国者出于对民众力量的肯认与敬畏而主张“重民”，是一种“君本位”的政治谋略，那么，从“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出发的“爱民”说，便较具“民本位“意蕴。站在庶众立场上的墨子痛心于“民之三巨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希望治国者能“与百姓均事业”、“共劳苦”，进而提出“兼爱”主张。清初思想家唐甄崇仰墨子的这一高远理想，劝谏当政者“君之爱民，当如心之爱身也。”（《潜书·明鉴》）

（三）养民。民本论表现在经济观念上，便是提出保障庶众物质生活丰裕的“养民”说。孔子以“裕民”为仁政的前提，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孟子主张“制民之产”，使老百姓“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滕文公上》）荀子提出“礼者，养也”和“下富则上富”（《荀子·富国》）的命题，反对聚敛穷民，认为“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无危者也。”（《荀子·哀公》）《国语·楚语上》更发出“民乏财用，不亡何待？”的警告。总之，民本论以保障人民的安居乐业为逻辑的必然归结，强调国家应以“保民”、“养民”为最高职责。如果说孟子等先秦民本思想家的“裕民”论大体属于“农本”思想，那么，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则认定“商贾”与“力田”同样是致富的正途（见李贽《楚书》卷一），黄宗羲更有“工商皆本”的崭新命题（见《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四）从民。民本论的一条宝贵训示是，必须高度重视民众的呼声，遵从民众的意愿。《尚书》记载周武王的名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孟子将这一观念具体化，指出决策者不可妄自决断，而一定要倾听民众意见：“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孟子·梁惠王下》）黄宗羲继承先秦“从民”观，力主君臣“同议可否”，接纳“四方上书言利弊者”，使“凡事无不达”。黄宗羲名论是“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明夷待访录·学校》）从而将“从民”说推上一个新的水平。

（五）同民。民本论不仅主张理性的重民、从民，而且提倡在情感性上与老百姓同忧乐。孟子反对治国者“独乐”，力主“与民同乐”，做到“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宋代文学家范仲淹又发挥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清初唐甄则推尊尧舜的与民同甘苦，为民奉献精神，“茅茨不翦，饭以土簋，饮以土杯。虽贵为天子，制御海内，其甘菲食，暖粗衣，就好辟恶，无异于野处也，无不与民同情也。”（《潜出·抑尊》）

（六）信民。即取信于民。这是民本论提出的一种道德要求。孔子的门徒子贡问政，孔子以“足食、足兵、民信”三者应之。子贡问，如果去其一，先去哪一项？孔子答曰“去兵”。若再去其一，则“去食”。去食不是就要饿死吗，孔子释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把赢得民众的信任视作比生命更重要的事。荀子也有强调信义的论述，所谓“言必信，行必果。”总之，执政者既然宣布尽瘁民事，就要承担起实际的责任，不仅要对民众有所许诺，更要致力于诺言的兑现，真正做到取信于民。在中国传统德目中，“信”是与“仁、义、礼、智”相并列的要则。“取信于民”是“以民为本”的题中应有之义。

任何一种政治理念都属于历史范畴，中国古代形成的“以民为本”当然也不例外。古人的民本论的出发点、立论理据、各个分论的展开，都有其时代属性，今天皆不可简单套用，然其包蕴的思想作为一种“历史智慧”，又有着宝贵的启示意义，是滋润、养育新思想的丰厚资源。今日我们学习“三个代表”思想，理当从现实出发，同时也有必要追溯历史遗产，从时间的纵深度上加以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