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中叶，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传染病——大鼠疫席卷了几乎整个欧亚大陆。这场疾病起源于蒙古人控制下的欧亚大草原，然后沿横跨其境的东西大商路传播开来。这次大鼠疫带来的灾难非常惊人。据估计，1347－1351年间年的“黑死病”（欧洲人对大鼠疫的称谓）造成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由于人口锐减，大量居民点被遗弃，欧洲出现了许多“消失的村庄”。在经过14世纪中叶的大爆发之后，鼠疫并没有从欧亚大陆消失，直到19世纪中后期，它仍肆虐于东欧、巴尔干半岛、西亚和北非等地。但是，西欧是一个例外。早在1656至1721年间，西欧诸国就先后走出鼠疫的阴影。奇怪的是，当时的西欧人并未发明出医治鼠疫的药物，他们对这种疾病的起因和传播渠道也不清楚。那么，鼠疫为什么会在西欧突然消失呢？这是西方疫病专家、历史学家长期争论的问题。多数专家学者认为这与西欧有组织的抗鼠疫行动有关。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鼠疫是由耶尔森氏细菌感染引起的发热性传染病，通过鼠蚤传播。带菌蚤类原寄生于野生啮齿动物，如欧亚大草原的土拨鼠、地松鼠和沙漠鼠身上，在一定环境下可将病菌传播给牲畜和人，形成兽疫和人疫。14世纪中叶，带菌蚤类在欧亚大草原以南广大的农耕世界找到了新的宿主——黑鼠。在病鼠大量死亡之后，饥饿的鼠蚤就叮食人和动物，人被叮咬后便可能被感染。鼠疫最初以“鼠—蚤—人”的方式传播；而一旦流行开来，又多以“人—蚤—人”的方式传播。后一种情况近似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传染。正因为如此，16世纪西欧的医书将鼠疫定义为“触染性热病”。

大鼠疫是通过热那亚商船从黑海带到意大利港口的，疫菌携带者或为躲在船舱或货物中的病鼠，或为粘在人衣服和货物上的鼠蚤。西欧人有组织的抗鼠疫行动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它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当1347—1351年“黑死病”第一次袭击西欧时，许多人将它看作是“上帝之怒”，是上帝对人类罪孽的惩罚。在德国和相邻地区出现了“鞭笞赎罪团”，赎罪团的成员以皮鞭互笞，以平息上帝的愤怒。但也有人以世俗的眼光看待“黑死病”，认为这是一种新的传染性疾病。由于当时的西欧尚处在封建状态，缺乏有效的组织，人们的行动是个体性的，主要方式是逃离。这种个人行动被一位16世纪的意大利人概述为：抗鼠疫的“药片由三种成分构成，即跑得快，去得远，回得晚”。逃离固然能使部分疫区居民脱离险境，但它又会加速疫病扩散，给更多的人造成生命危害。

集体性抗鼠疫行动最早出现在意大利，这里不仅受黑海和近东地区鼠疫的侵袭最早、最频繁，重要的是建立有组织完善的城市国家。早在1377年拉古萨就对新入境者实行30天的隔离，1380年热那亚和威尼斯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隔离还扩大到来自受疫港口的船只，它们必须抛锚泊船于一个孤立的地点，40天内不得靠岸登陆。事实上，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隔离”（quarantine）一词就起源于意大利语。隔离是当时人根据经验采取的措施，但后来的科学证明，这种措施是行之有效的，因为30天时间已足以将传病媒介——鼠蚤饿死。为了更有效地防治鼠疫，米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等城市在14世纪末和15世纪先后成立了卫生委员会，并制定了详细的公共卫生管理条例。

16世纪初，集体性抗鼠疫行动发展到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这与意大利的影响密切相关，因为意大利不仅提供了隔离样板，还将人文主义者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思想传播到了西北欧。在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中，公共卫生作为作者社会改革总设想中的一部分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与同时代的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莫尔认为国王和地方官员对老百姓负有责任，他们应将公共福利置于个人名誉、野心和私利之上。除此之外，15世纪末16世纪初民族国家在西北欧兴起，为集体性抗鼠疫行动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英国有组织的抗鼠疫行动是在红衣主教沃尔西、托马斯·莫尔以及亨利八世的推动下开始的。与欧洲大陆相比，英国行动较晚，但由于有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英国很快成为欧洲抗鼠疫最力的国家之一。通过王室公告、枢密院指令和议会立法，英国推行了一套通行全国的制度化的政策和措施，其中主要包括：疫户隔离，染病的家庭被封锁起来，并由当地堂区雇佣专人日夜看守，不许人进出；疫病期间禁止一切公共集会，禁止流浪汉和乞丐四处活动，并禁止猪、猫、狗等家禽和宠物到处乱窜，以减少传染途径；注意公共卫生，保持街道干净，保持室内清洁和空气清新，垃圾和废物要及时清理并运送到远离城市的地方。上述措施的实施是强制性的，1604年的防疫法令规定，那些有意外出、对他人生命健康造成威胁的染病者可判重罪并处死。不过，到目前为止，史学家只发现了对违反隔离法令者处枷刑，而未发现处死刑的证据，说明当时法律的目的主要在于威慑，而不是真正实施。

就英国具体的防疫措施而言，不少是从欧洲大陆借鉴来的，但英国制度上的优势有助于措施的落实。首先，英国将疫病作为突发性灾难纳入到业已存在的济贫法中处理，因此可按济贫法原则征收救济税，用以援救染病的家庭和地区。其次，英国依靠郡和堂区两级地方行政机构，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疫情监控系统。按照枢密院的指令，在疫病期间，郡治安法官要分片负责所在地区的防疫工作，堂区牧师和教会执事每周要向该片区的治安法官递交一份疫情报告，其中包括染病人数和死亡人数；郡治安法官每三周召开一次全体会议，讨论疫情并采取相应措施，并将疫情材料整理后上报枢密院，以便中央及时掌握全国疫情动向。

但是，由于当时的英国既没有职业官僚也没有常备军，公共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和地方、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的理解和合作。16—17世纪的英国政府是负责任的，枢密院总是及时向全国或有关地区通报疫情，并将防疫指令下达给郡治安法官和特许市市长，敦促他们采取行动。英国君主经常亲自过问疫情并下达指示，比如当1598年约克郡的斯卡伯勒镇发生鼠疫时，伊丽莎白女王致信约克大主教，要求制止该镇居民外逃，以避免疫病扩散；同时，要求做好对该镇居民的救援工作。英国的地方官员如治安法官是由当地绅士担任的，其权力基础是靠在当地的影响和声望。无论是出于责任感还是对权力的维护，他们在疫病期间大多尽心尽职，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1631年，当鼠疫分别从兰开夏郡和林肯郡扑向英国北方最大城市约克时，北方事务委员会主席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在该城市政官员的配合下，迅速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终于将疫病阻止在约克城下。在整个疫病期间，他一直和约克城居民呆在一起。

普通民众在疫病期间也表现出高度的理解和合作精神。其中最令人感动的是德比郡的埃扬人。1665年9月一箱从疫区伦敦寄来的旧衣服将鼠疫带到了这个小山村，9、10两个月就有28人染病而死。次年夏季，当气候适宜疫病大爆发时，局势已经无法控制。当时只有逃离才能使部分健康的人活下来。但教区长威廉·莫姆皮森担心居民外逃会通过衣服上“不可见的病种”将疾病传播出去，因而将当地居民劝阻下来，他们将自己限制在村子周围半英里以内的地区。埃扬人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72％的人口在这场鼠疫中死去。但他们以自己的牺牲拯救了邻近的城镇和乡村。

由于西欧各国、各地区间联系紧密，因而仅有城市和民族国家单独的行动还不够，还需要国际间的合作。欧洲“黑死病”及其以后的鼠疫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从近东传入的，这一地区不仅靠近鼠疫的自然疫源地——欧亚大草原西部，而且直到19世纪，控制这一地区的伊斯兰教徒从未采取过任何有效的防治措施。他们认为鼠疫是真主的仁慈，死于疫病者是为烈士；而且由于鼠疫直接来自上帝，因而是不传染的。16—17世纪近东鼠疫通过欧洲防疫体系中的两个薄弱环节渗透进来。一是法国南部的港口。其时法国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并存，但无论是旧的封建主，还是新兴的专制君主都很少关心法国的公共福利。因此，除了少数城市如巴黎外，法国有组织的抗鼠疫行动极为不力。但是，当1720年鼠疫传入马赛，并于次年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省流行开来后，法国国王终于采取行动。他调动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军队，将普罗旺斯封锁起来，禁止任何人或货物出入。法国这次成功地将鼠疫遏止在南部地区。从此以后，由于法国政府加强了防疫措施，法国南部港口不再是鼠疫的入口处。另一个薄弱环节在东南欧，奥斯曼土耳其人在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不断向欧洲腹地挺进，并于1683年围攻维也纳。鼠疫也随着土耳其军队进入中欧，并由此传播到西欧。但是，奥地利帝国的军队及其盟军终于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战争中反败为胜，并将土耳其人赶回巴尔干半岛。1718年的帕萨罗维茨和约划定了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边界。奥地利在其“军事边境”上设立了“防疫线”。无疫时期，“防疫线”上驻扎着4000防疫人员，来自奥斯曼帝国的人和物必须经过21天的隔离，违者格杀勿论；一旦奥斯曼帝国境内出现疫情，“防疫线”上的防疫人员立即增加到7000人，隔离时间也延长到42天，如果鼠疫传播到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巴尔干半岛，防疫人员进一步增加到11000人，隔离时间也进一步延长到84天。尽管奥地利政府的隔离政策过分苛严，但它有效地切断了鼠疫经东南欧传入中欧和西欧的途径。

在长达三个世纪里，鼠疫给西欧造成的灾难是巨大的，但其影响并不完全是消极的。首先，在抗击鼠疫的斗争中，西欧人逐渐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看待人和世界。其次，通过抗击鼠疫的斗争，西欧人学会了组织自己，从而大大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正因为如此，西方不少权威教科书将“黑死病”作为西欧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转折点。道理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