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华

【摘要】吊丧和助丧是古代丧礼中的重要环节，助丧活动包括襚、赗、赠、含、赙、奠等名目。本文对楚地出土的遣策和赗书进行排列，并在剥离二者的基础上，将楚地的丧葬简牍与礼经的文本记载进行对比复原，认为遣策登录的内容包括自备明器、死者生前旧物和他人赗襚三个部分，但又绝不只是这三者的总和。

【关键词】助丧 遣策 赗书 襚 赗

———————————————————————————————————————

“知生者吊，知死者伤。知生而不知死，吊而不伤；知死而不知生，伤而不吊。”[1]丧礼不是由主丧之家单独完成的，在主丧者之外，还有吊丧和助丧者。吊丧和助丧者上自国君、卿大夫，下至地方官员、乡邻和丧家的远近亲戚，在某种意义上说，丧葬之礼是死者和丧家社会关系的集中展现。《荀子·大略》：“送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故吉行五十，奔丧百里，赗赠及事，礼之大也。”可见，急行奔丧和及时赗赠，都是丧礼中极其关键的节目，《左传·隐公元年》就对周王派来的赗使之太“缓”（迟）大加讥讪：“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

历代礼学家对助丧之礼，或有研究，但由于实物不足和时代变异，多不得要领。今天，除了文献材料之外，利用墓葬中出土的器具、简牍、标签、封泥等考古资料来研究助丧之礼，具有相当的可行性，不过目前这方面的成果仍相对薄弱[2]，本文拟将礼书文本与楚地出土简牍结合起来，考察楚地丧礼中的助丧礼仪。本文所论的楚文化，其地域界限以鄂、湘、豫、皖等地为主，时间界限则始于春秋时期，迤及西汉武帝时期为止。

一 “书赗于方”与“书遣于策”

根据礼书和其它文献资料，助丧有襚、赗、赠、含、赙、奠等多种名目：

知死者赠，知生者赙。（《仪礼·既夕礼》）

车马曰赗，货财曰赙，衣被曰襚。（《公羊传·隐公元年》）

赗，犹覆也；赙，犹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礼。襚犹遗也，遗是助死之礼。知生者赗赙，知死者赠襚。（《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注）

乘马曰赗，衣衾曰襚，贝玉曰含，钱财曰赙。（《谷梁传·隐公元年》）

货财曰赙，舆马曰赗，衣服曰襚，玩好曰赠，玉贝曰含。赙赗，所以佐生也；赠襚，所以送死也。（《荀子·大略》）

赠襚者，何谓也？赠之为言称也，玩好曰赠；襚之为言遗也，衣被曰襚。知死者则赠襚，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终，副至意也。赙赗者，何谓也？赙者，助也；赗者，覆也。所以相佐给不足也，故吊词曰：“知生者则赙赗。”货财曰赙，车马曰赗（《白虎通义·崩甍》）赗

由以上可以归纳出：第一，襚、赗、赠、赙四者虽然都用来助丧，但内容各不相同，分别是指衣衾、车马、玩好、财货，四者不容混淆。第二，这四者功能界划分明。襚（衣衾）和赠（玩好）都是针对死者的，因与死者相知，故赠送以助其葬；而赗（车马）和赙（财货），都是针对生者的，因与丧主相知，故赠送以助其丧。这样，从逻辑上来说，针对死者的襚、赠一定要入葬，而针对生者的赗、赙则不一定入葬。

另外，奠礼也是助丧的一种形式。《既夕礼》：“兄弟，赗、奠可也。所知，则赗而不奠。”若是在服丧范围内的亲戚（如从兄弟），便可赠以奠品；其他吊丧的朋友（“所知”），则只能赗赠而不能致奠。按照郑玄的经解，由于亲戚既与丧主相知，又与死者相亲，故而可以“死生两施”，赗奠兼行，无所偏言。

丧礼中的一个重要节目就是读赗，即由史将参与丧礼的助丧物品列成清单，宣示众人：

主人之史请读赗，执算从。柩东，当前束，西面。不命毋哭，哭者相止也。唯主人主妇哭。烛在右，南面。读书，释算则坐。卒，命哭，灭烛；书与算，执之，以逆出。公史自西方，东面，命毋哭，主人、主妇皆不哭。读遣，卒，命哭，灭烛，出。（《既夕礼》）

史所读之赗的内容，据礼书所载，是写在一种方板（竹或木）上的，这种方板，叫作赗方。《既夕礼》：“书赗于方，若九，若七，若五。”郑注谓：“方，板也。书赗奠赙赠之人名与其物于板，每板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赗方在楚墓中已有多处发现（详下）。

值得注意的是，“书赗于方”和“读赗”，不只是单指赗而言，还包括襚、赠、赙、奠等其它助丧物品，明确这一点，对于出土木牍或竹牍的性质判定十分重要。“书赗于方”下贾疏谓：

以宾客所致，有赗、有赠、有奠，直云书赗者，举首而言，但所送有多有少，故行数不同。

注、疏都说得很清楚，赗书并非只书写所赗的车马，襚、赗、赠和奠都被统记在牍板上。之所以仅以“书赗”来加以概括，不过是“举首而言”而已。而在柩车发行前的读赗仪式上，“主人之史请读赗”，先谓之“读赗”，紧接着后文又谓之“读书”，正如胡培翬《正义》所论：“不言‘读赗’而言‘读书’者，上注谓赙、赠亦书于方，故言书，知史并读之也。”这里的读赗或读书，想必是将助丧者所赠之物（包括襚、赠、赗、赙、奠），全都读之一过。考古发掘也证明，赗板所记并非只限于车马，还包括衣、食、住等多种生活用具。我们认为，将墓葬中出土的赗赠记录统称为“赗书”，是符合《既夕礼》中的用词习惯的。

在丧礼中，紧接着读赗（读书）之后，还要“读遣”。《既夕礼》：“书遣于策”，注谓：“策，简也，遣犹送也。”此类随葬物品的登记册，由竹木简编联而成，故称“遣策”（或“遣册”），它随死者一同入葬。

遣策（登记随葬物品）与赗书（登记助丧物品）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物品清单，二者的内容也不同。从理论上而言，一个死者的随葬物品（即遣策所载），应当包括死者生前所用、吊丧者所赠、死者家中专为陪葬所备这三大类，而赗书所载应当只是遣策所录的三大部分之一。

从读赗和读遣的仪式程序，也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

读赗由“主人之史”读之，紧接着的读遣，则是由“公史”为之，两种宣读者的身份不同，显出二者的内容和功能有别。由丧主的家史来读赗，意在代表丧主表达感谢之情，所以家史西面，代立主人之位；而且“不命毋哭，哭者相止”，大家都静立而聆听，只有主人、主妇哭，听的目的在于观察此次丧事的排场有多大，有多少官吏、亲戚来致赗。与此同时，执算者的释算动作与读赗相伴随，也带有炫耀的性质，如盛世佐《礼记集编》所谓“以多为荣”。而与之不同的是，遣策由公史来读，还要命令大家毋哭，这种由君派使者来宣示丧主所安排的下葬物品清单的节目，意在“成其得礼之正以终”（郑玄注语），即公示丧家是否按照相关礼数安排了随葬。

以上说明，“书赗于方”是宾客赠送物品的记录，而“书遣于策”则是死者下葬物品的清单，二者可能有所重合，但绝不可能全然相同。

读赗和读遣的阶段，是在迁柩于祖庙→载柩、饰柩车→在中庭陈设明器与葬具之时，因为陈设的明器和葬具中包括助丧者所赗赠之物，也包括丧家为死者所准备的葬具，有必要通过读赗、读遣的仪式，以使物品和书策对照落实，同时也是一个向参加丧礼者进行展示的必要契机。接下来进行大遣奠，继之读赗书、读遣策，然后柩车和送葬队伍开始行进，至圹落葬。

赗书和遣策的书写与操办过程，在《汉书·游侠传·原涉》中略有反映。书载侠客原涉在赴宴途中得闻熟人家有母丧而无财力举丧，于是，“乃侧席而坐，削牍为疏，具记衣被棺木，下至饭食之物。分付诸客，诸客奔走市买，至日昳皆会。”可见，操办丧事时，从衣被棺木，到饭食之物，都要书于牍上，照册购置，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原涉所书应是遣策中自备下葬物品的那一部分。云梦大坟头西汉木方遣策中，可见到“□□一毋”、“□□毋”的文字，“毋”字为最末一字，并且都书于把某些字刮削过的地方，字迹亦特别粗黑，显然是后写的，发掘报告认为，“可能是在下葬时有些东西没有准备齐全，故于其下书以‘毋’字”，这种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3]

类似的例证还可以在马王堆M3中看到。该墓所出的一件木牍，在书录了衣饰等物品后，最后写有“乙笥凡十五物不发”8个字，其字体大小和书写风格与同简的其他字有别，应是公史读遣验对时补记的结果。除了入葬验对时随葬物品不足而据实写明的现象之外，也有验对时发现不足而临时补购以充其数的。如同墓一方木牍上记有：“右方羹凡卅物，物一鼎，蜀鼎六，瓦□六，瓦雍、鐕各一，不足十六，买瓦鼎锡余。”已有的14件物品，加上读遣时发现实物与登录簿不符而临时补足的16件，正好是“凡卅物”。同墓遣策中还有“今三”、“今四”之类的文字，也是公史宣读遣策时验对实物后留下的笔墨。有研究者认为，这是“读赗验对时补记的”，恐不完全如此，读赗和读遣还是有所区别的。[4]

二 楚墓所见赗书与遣策

历代礼学家对赗方和遣策的具体形制不乏考证，但多与古制不符。宋人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卷十九《丧器下》所绘的“赗方”，如白纸一张，显然不得要领。清人徐乾学《读礼通考》卷十七《葬具》所附的“遣策图”，也是出于想象，与出土实物差距较大。直到1953年长沙仰天湖楚墓的发掘，才首次向人们展示了先秦丧葬遣策的真实面貌。史树青《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一书的叶恭绰序，最早将这种记载随葬物品的竹简命名为“遣策”，叶序谓：“策中所书各物，大抵皆金属、丝属，其为赗赠遣之物，无可疑者，因断此项竹简，当《仪礼》中之遣策，以覆湘友，皆以为然。”[5]

此前关于遣策和赗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关于简牍内容的释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其丰富，限于篇幅，不加赘引。第二，关于遣策和赗书的命名及其区别的讨论，一些考古报告笼统地称之为遣策，一些学者主张二者应当严加区分，一些学者主张在未加区分前暂称之为“丧葬文书”，也有学者主张称之为“物疏简牍”[6]。笔者以为，虽然出土木牍上有自名为“物疏”和“器志”的现象，如江苏东海尹湾M6（西汉晚期）、武威旱滩坡M19（东晋）、广西贵县罗伯湾M1（西汉初），但大都不在礼乐制度严格执行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况且“物疏”可以作为一般呈报器物的统称（正如持论者文中所引用的居延汉简和曹操《上杂物疏》那样），不是丧葬礼中登记随葬器具的专称。先秦以来的丧葬活动，深受礼经文本的影响，因而今人应当按照礼书的旧称来复原地下丧葬文献。重要的是，必须尽量将丧礼仪式中功能不同的遣策和赗书区别开来。

50年代以来，楚地出土遣策甚多，成为楚文化中最为丰富的一类出土文献。根据彭浩《战国时期的遣策》的统计，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楚地出土战国遣策便有八批[7]。现在彭文的基础上，再对时代范围加以扩展，就笔者目力所及，统计列举迄今已知的遣策资料如下（以发掘年代为序）：

1．湖南长沙五里牌406号墓。1952年发掘，残断严重，现存遣策残片38枚，简文指出了随葬物品的置放位置，如“在胠箧”，即在边箱[8]。

2．湖南长沙仰天湖25号墓。1953年发掘，有遣策43枚，其中完整者19枚[9]。

3．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墓。1957年发掘，有遣策29枚，共存957字，保存较完整[10]。

4．湖北江陵望山2号墓。1965年发掘，经拼接共有66枚简，927个字，基本为遣策[11]。

5．湖北云梦大坟头1号西汉墓。1972年发掘，出土木方一件，正背两面均有墨书汉隶文字，正面三行116字，背面四行106字，共222字，文字大多可辩识，其内容为遣策，所载内容与出土文物大致相符。[12]木牍为长方形，长24.6、宽6.1、厚0.3厘米。每行最末一字下面都有一道刮削痕迹，还有的字系刮削后重写。

6．马王堆1号汉墓。1972年发掘，遣策312支，共2063字，皆为遣策。[13]简文的内容分为二种：一种是直接记载器物名称、大小和数量的，如“牛白羹一鼎”、“漆画食盘径一尺二寸廿枚”等；第二种则在竹简顶端画一条粗墨道，其下开头二字均为“右方”，如“右方苦羹二鼎”、“右方盐酱四资”等等，这类文字当为简册中所载器物分类的小结。

7．湖北江陵藤店1号墓。1973年发掘，有24枚残简，字数最多的一片7字，共47个字[14]。

8．长沙马王堆3号墓。1973年发掘，遣策410支，其中7支为木牍，其余为竹简。置于西边箱的西北角。M3遣策所记内容，与M1大体相类，但其中有关车骑、乐舞、僮仆，以及兵器、仪仗和乐器等方面的内容，是M1所未见者，食品、服饰和器物方面，也有不少新的内容[15]。

9．江陵凤凰山8号、9号和10号西汉墓。1973年发掘，M8出土175枚，保存较好，字迹清晰，共780字；M9出土80枚，保存较差，字迹模糊，约270字。均置于头箱底部，其内容为遣策。凤凰山M10还出土了木牍，其中第6号牍，两面皆有文字，正面五行，正面至背面的第一行为遣策。上书“瓦器凡十三物”、“酒柙二斗一”、“笥二”、“椟一具”等，继之书有死者的姓名、时间、官爵、籍贯等，共有一百多字，是遣策与告地书的合写[16]。

10．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1975年挖掘，出土竹简74枚，保存完整，颜色如初，清晰可识，每简书写一项内容，全编分为轺车、婢、奴、漆器、陶器、钱财和食品杂物等几类，且边箱和头箱基本保持了原来的位置[17]。

11．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1975年发掘，其遣策系书写好之后再经细麻绳编连成册的。出土竹简66枚，文字清晰可辩，共346字[18]。

12．湖北天星观1号墓。1978年发掘，竹简分为卜筮祭祷和遣策两部分，整简70余枚，其余残断，共计约4500字，字迹大部分清晰。遣策部分全部残断，拼接后尚有200余枚。墓主为番乘，官至楚国的封君，属于上卿等级的贵族[19]。

13．湖北随县曾侯乙墓。1978年发掘，竹简240枚，共6696字，置于该墓北室，可以释读为遣策的有215枚，详细描述了下葬的车马器具等[20]。

14．江陵张家山247号西汉墓。1983至1984年发掘，共有1236支（不含残片），除历谱、《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算术书》、《盖庐》等之外，出版报告整理出遣策41枚，从原大的照片看来，遣策明显短于其它文献，且存放位置有别[21]。

15．江陵毛家园1号西汉墓。1985至1986年发掘，出土竹简74枚，内容为遣策，所记大多与出土实物相符，其中有木牍一件，自名为“牒书”[22]。

16．湖北荆门包山2号墓。1986年发掘，竹简分为卜筮祭祷和遣策两部分，遣策部分有27枚（编号251-277），另加一件竹牍，遣策分四组与葬器放置在一起，所记均为随葬物品。[23]

17．江陵秦家咀99号楚墓。1986年发掘，三座墓内共出41支残简，M99出有16支（段），内容为占卜，除“贞之吉无咎”等语外，另有少量遣策。详细文字整理材料未正式刊发。[24]

18．张家山136号汉墓。1985年秋及1988年发掘，共出土竹简829枚，基本保存完好，内容共分为七组，除法令、汉律、历谱、养生书和其它典籍（《功令》、《盗跖》）之外，发掘报告称有遣策等56枚，该部分残断严重，字迹潦草[25]。

19．江陵扬家山135号秦墓。1990年发掘，一捆共75枚，整捆堆放有序，绝大部分保存完好，文字均书于简头，另一端空白，报告称其内容为遣策[26]。

20．荆州市关沮乡萧家草场26号汉墓。1992年发掘，出土竹简35枚，全部为遣策，每简书字3-6个，共计139字[27]。

21．荆州高台18号汉墓。1992年发掘，其中随葬有木牍四块，牍甲为江陵丞给死者前往安都签发的“检”或“封”，牍乙为“告地书”，牍丙为死者所携带的户籍“名数”，牍丁为遣策[28]。

22．荆州高台6号汉墓。1992年发掘，有字简14枚，字迹残缺模糊严重，内容为遣策[29]。

23．河南新蔡平夜君成墓。1994年发掘，共出1500余枚，经盗扰残断，主要有卜筮祭祷和遣策两类，遣策类只有10余枚，内容尚未完全公布[30]。

24．随州孔家坡8号汉墓。2000年发掘，出土竹简主要是日书和历谱，另有4枚木牍，其中一枚正反面均有字，是遣策与告地书的合写[31]。

另外，在江陵凤凰山M169（1975年发掘）等墓中[32]，已知有遣策若干枚，但详细资料目前尚未发表，故而不能尽述。

在以往的考古报告中，都将上列丧葬文书统称为“遣策”。但是，根据本文上节所论，赗书和遣策二者性质不同，是可以离析出来的。那么，上述这些丧葬文献中，哪些是赗书，哪些是遣策呢？能不能根据礼书中“书赗于方”的说法，简单地将楚墓出土的竹牍或木牍称为赗书，而将记载随葬物品的竹简都称为遣策？以下对之略加分析。

在上述20多座楚墓中，有7座墓出土有木牍或竹牍，这7座墓分别是：包山M2、云梦大坟头M1、凤凰山M10、马王堆M3、江陵高台M18、随州孔家坡M8、和毛家园M1。若对这7座楚墓中的牍书略作分析，可归纳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牍所书内容为赗书。包山M2所出的竹牍1，所记有完整的年月标识（“大司马悼愲救郙之岁享月丙戌之日”），有赗赠者的姓名和所赠器具名称（“舒寅受[授]一分正车”），继之基本为车饰的细节。该牍所记是一个独立的丧葬内容。而且该牍所记的“正车”及其部分装备，经释读在同墓所出其它遣策中也有重复记录[33]。说明该竹牍正是墓主丧礼上“赗书”，如前所论，赗书的内容可能重合并包含在遣策之中。

再来看马王堆M3，其中403支竹简与7支木牍同出，除了一支单独出于东边箱的木牍为告地书或告地策之外，其它6支均为随葬器物记录。从目前公布的材料初步看来，木牍上的小结文字，如“右方”车马、明童、美人、宦者等等，与竹简遣策中所记的内容应有重合之处，况且，在一支小结木牍上记有：“右方凡用笥六十七合，其十合受中，五十四合临湘家给。”这显然是助丧赗赠的记录。由之，初步认定，马王堆M3中的部分木牍为赗书。

第二，牍所书内容为遣策。如云梦大坟头M1所出木方，理由是：第一，该墓主椁室未遭破坏，其中仅出土一方木牍，并无另外的遣策出土；第二，经发掘者研究，该木牍所记内容与出土实物对进行对比，“绝大多数是符合的”；第三，该木方的记述中没有提到赗赠者的名字。据此可以认定这件木牍所记实为遣策，而并非赗书，因为下葬时不可能在没有遣策登记的情况下，而仅仅将助丧的赗物登记入土随葬。

另外，江陵高台M18中，四枚木牍中的三枚分别是“路签”、“报到书”、“告地书”，没有专门的遣策文书，牍丁的正面墨书两排十二行文字：“壶一双，髹杯二双一奇，盛一双，一双，铊一双，椑虒二双，检一合五角囊一，卮一合黄金囊二，画杯三双，脯一束”[34]。据简报称，该牍所书内容与出土实物基本相合。显然，尽管在同墓所出的四枚木牍中，牍丁最宽（长度除牍甲外另三枚相近，宽度分别为3.15、3.7、4.5、5.5-5.7厘米），但该牍仍应判定为遣策，理由与上述大坟头M1相同。

第三，遣策与告地策合书于一牍。例如分析凤凰山M10，该墓出有170多枚竹简，但内容多为租税、支付簿等，无一为遣策。而同墓所出的6枚木牍中，有5枚关涉契约、出入簿等，只有牍6正面记载随葬器具的名称和数量，背面记载墓主的姓名和埋葬日等（“四年后九月辛亥，平里五大夫张偃[敢告]地下[主]：偃衣器物所以蔡[？]具[？]器物□令。食[？]以律令从事”）[35]。初步判断，牍6为遣策和告地策的合写。孔家坡M8所出木牍亦是如此，据简报称，“该牍正反面均有字：‘二年正月壬子朔甲辰，都乡燕佐戎敢言之库啬夫……’。内容包括时间、墓主、随葬品清单等，属于“告地策”，据策文所载名物与随葬品基本吻合。”显然这是一件告地策与遣策的合书牍。毛家园的木牍“牒书”，其内容与凤凰山M168相仿，据称也是记载墓主姓名、身份、入葬年月，以及殉葬奴婢和随葬车马等，当为告地策。

一般说来，告地书是丧礼的主办者（地上的主管官吏）让死者向想象中的阴间官衙报到的文书手续，而遣策则是死者到阴间享受使用的物品清单，二者性质不同，分别书写。凤凰山M10和孔家坡M8的书例应看作是丧葬文书的简化形式（对此笔者将另文讨论）。

综上可见，赗书和遣策的判定，并不完全取决于其长宽形制，而应当据其内容来认定。

在形制较宽的木牍中，既有赗书又有遣策；相反，可以编连的竹简，也有可能用来记录赗赠器具，如包山M2中的简277就明确记有“苛郙受”（详下）。由此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楚地的赗书与遣策，其形制并不如礼书规定的那么严格，往往混用，至少在战国中期以降已是如此。

出土遣策一般记有随葬器物的名称、质地、数量，偶尔还记有随葬品的置放位置及器物分类小结等内容，一些保存较完整的遣策，其内容编排的先后顺序具有一定的规律。考古发掘时，将这些记录与墓中的出土物相对应，都基本相符。如望山M2、云梦大坟头M1和凤凰山M168等，其考古报告都列有遣策记录与出土器物的对照表[36]，就很好地反映了遣策记录的可靠程度。实际上，这也是目前遣策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即从名实对照的角度来释读遣策文字。

但是，遣策所记也与出土实物也不一定完全可以对应。例如，在长沙马王堆M1的遣策中，提到有“土牛马”“土金钱马牛羊鸟”等数十只（简298-312），但这些土制明器在实际墓室中并未发现。又如马王堆M3遣策中的“土牛”“土马”等之类，也未见诸随葬实物。另外，随葬物品还常见有数量不足的现象，如同墓遣策所记“漆画七升卮二有盖”（简179）、“漆画二升卮八”（简182），都只有一半出现在墓中（即1个和4个），据简文“幸食杯”应为一百，而实际只出土50个。上述“名实不符”的情况，是由遣策的性质所决定的，如前所述，宣读赗书和遣策是丧礼中的一道必要节目，丧家为了炫耀财富和夸罩社会关系之广泛，便在遣策中“虚列”随葬物品，但实际准备这些物品时，并不一定能照单凑足。

为了更进一步弄清死者身份与遣策形制方面的时代规律，亦可将近50年来楚地遣策的考古信息转换成如下表格图式：

由上列表格可以看出：第一，秦代以前遣策的长度基本都在70厘米左右，而到西汉时期，遣策的长度均在20-30厘米之间。遣策由长变短的趋势是与整个简牍制度的变化规律相一致的[37]。然而，如果将同一时期的遣策长度进行比较，还是可以发现，其形制之长短与墓主身份之高低有着直接关系。上引彭浩关于战国遣策的研究论文中，有如下结论：

凡是发现有遣策的墓葬，其规模都比较大，墓口长度都在10米以上，葬具至少是一椁二棺，这都超出一般的小型墓葬。……战国时期遣策的使用限于身份是大夫或地位更高的人。《仪礼·既夕礼》说，在士的丧礼中使用遣策或方，与考古发现并不相合，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是《仪礼》所记的是有禄田的士的丧礼。……目前在与士的身份相当的一棺一椁墓中尚未发现过遣策，这些墓中的随葬品几乎没有车马器，属无禄田的士。由此可见，战国时期的无禄田的士的丧礼中是没有赗的。有禄田的士是否就一定有赗呢？还有待于新的发现来证实。

如战国时期曾侯乙墓和包山M2遣策（约70厘米）就长于望山M2遣策（64厘米），西汉时期马王堆M1和M3遣策（接近28厘米）则长于其它单椁单棺墓所出遣策（23--25厘米）。即使在同一座楚墓中，单支遣策的长短也会因所登录内容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包山二号墓遣策所载‘大兆之器’、车载之器所用简策长达72厘米，宽为0.9厘米左右；行器、食器（食品）所用简策长仅65厘米左右，宽在0.85厘米以下，两者区别较为鲜明。联系目前所见之楚墓遣策用简因墓主地位不同而长短、宽窄有别来看，楚人在遣策用简方面也有一定之规。”[38]显然，丧礼中所用器物越重要，其登录它的遣策也会越长。至于战国秦汉间何种等级享用何种长度的遣策，目前的出土资料还不足以排列出此类规律。

第二，遣策所置放的位置，没有置于主棺的现象，一般在棺椁之间，或存于头箱，或存于边箱。有的墓葬中遣策还与其它竹简分开置放，如张家山M136中遣策出于边箱西端底部，外无包裹，而其它竹简则置于头箱，用麻织品包裹，存于一长方形竹笥内。总的说来，楚墓丧葬文书的具体置放规律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三 楚简所见襚礼和赗礼

下面根据楚地出土简牍材料，对战国至西汉时期楚文化中的襚礼和赗礼试加复原。

1， 襚礼

《说文·衣部》：“襚，衣裳死人也。”关于楚国襚礼的最重要的史料，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一段记载。鲁襄公于二十八年（545BC）十一月前往楚国参加盟会，他经郑、至汉，听说盟主楚康王薨逝，欲返回鲁国，但为了“远图”，仍勉强前往。不想这次赴楚竟滞留至第二年夏五月才返鲁，共历时达七月之久。这期间，他与鲁、陈、郑、许各国君主都亲历了整个会葬过程，并送柩于楚都的西门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亲自参与了楚康王的丧襚之礼：

楚人使公亲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殡而襚，则布币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殡。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陈侯、郑伯、许男送葬，至于西门之外，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吊丧和致襚通常相联而同时进行，都是始死不久的助丧行为[39]。楚人强迫鲁襄公亲自致襚，略带侮辱的性质，但是鲁襄公使巫祝先用桃茢（桃枝扫帚）祓除殡之凶气再行襚礼，是采用了君临臣丧的礼制规格（《礼记·檀弓下》：“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茢执戈，恶之也”）[40]，与朝而布币无异。本来楚人欲以臣礼侮辱鲁君，反被鲁君所戏，所以楚人大为悔之。此事的记载，也见于《礼记·檀弓下》：“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请袭。’”郑注：“欲使公衣之。”可见致襚送衣，又叫作“袭”。

致襚的仪式，见于《士丧礼》所载。致襚的时间，分为小敛之前和大敛之前两种，二者都算合礼，因为致襚的初衷是向死者赠送敛尸的衣物。致襚者有君（使者代替）、大夫、亲者、庶兄弟、朋友这几类人。小敛之前致襚时，致襚者左手执衣领，右手执裳腰，入室将之覆盖于死者的敛被上，主丧者拜而还礼；大敛之前的致襚，则从尸足绕到尸体的东侧（此时尸体南首），面向将襚衣放在尸体（已在堂上）东面的床上（“宾升自西阶，出于足，西面委衣如于室礼”）。致襚还有一些细节规定，例如上衣必与下裳同送（“襚者以褶，则必有裳”），敛尸时君主所襚之衣不可倒置（“君襚不倒”）等等。

楚墓出土文献中关于致襚的实例有：

1）．仰天湖M25。该墓遣策所记的下葬物品，有若干件他人所送的衣物。“许阳公一纺衣，绿之”（简18）、“何马之疏衣，纯，”（简6）、“中君之一衣纯缟之”等。一般认为，楚国称县令为尹或公，许阳公可能是县令，中君则有可能是封君。这二人的等级均当不低。该墓遣策记载送衣物的还有“右马”和“屯君”，看来均为职官之名。

2）．江陵马山M1。其中一件竹笥（8-3A）上的签牌标明：“（从纟）以一衣见于君”，笥内放着一件小尺寸的衣服。显然就是赠襚者的名字，而所襚的是一件“衣”。据说覆盖在该墓外棺上的衾，其下也压有一枚有字签牌，应当也是他人致襚之物。在尸体的衣衾包裹第二层即凤鸟凫几何纹锦衾（N5）绢里上，有墨书文字“門膚”二字，在尸体的衣衾包裹第十层即对龙对凤纹绣浅黄绢面绵袍（N14）绢里上，也有墨书文字“柬”。另外，在对龙对凤纹绣浅黄绢面绵袍（N14）的灰白可绢里，还发现了0.7′0.5厘米的朱印（与塔形纹绵带上多处所盖的朱印相同），印文没有识读。因为N14上既有墨书文字“柬”，又有朱印，因此我们推测，前者（“柬”）是襚者的名字，而后者可能是该绵被制造作坊的标识，类似于今天的商标（这种作坊标识性的印戮，在长沙马王堆M1出土的73件漆器上，都有发现[41]）。如果这种推测不误的话，N5上的“門膚”也应是赠襚者的名字[42]。那么，马山M1的丧礼上所接受的襚物，则既有衾被，又有衣袍。

2．赗礼

关于致赗和受赗的礼仪，《既夕礼》有大段的规定，限于篇幅，不作赘引，兹据此梳理出公对士和大夫对士两种等级的赗礼细节：

公赗士。其一，赗马。公（国君）对士之丧赠赗两匹马，赠送马匹与助丧执绋，其意义相类。《既夕礼》似乎只记有赗马，而未有赗车之说。《左传·哀公二十三年》便记载了宋元公夫人景曹丧礼时，季康子派冉有代为赗马的事。其二，奉币。即玄纁束，一般是玄三纁二，五匹布帛。束帛是致达使命的信物，国君派来的使者将币（束帛）放在柩车的左边（“宾奠币于栈左服，出”）。

卿大夫以下其他宾客赗士。其一，也是致马和奠币两种（“马入设，宾奉币”），其马也是牵到柩车的左边；其二，可能也有羊，（“士受羊，如受也”）；其三，可能还要赠以奠物（“若奠，入告，出，以之宾入，将命如初”）；其四，也有可能赙以财物（“若赙，入告”）。财货曰赙，《周礼·小行人》：“若国札丧，则令赙补之。”郑司农注：“谓赙丧家，补助其不足也。”赠送财物，想必是送给生人，补助他办理丧事的花销，而不是为了送给死者以入葬墓中的。《既夕礼》还规定，如果所赗没有盛财物的器皿，则面对面接受（“捂受”），如果所赗为已做成的明器（“就器”），接受之后还要陈列展示（“坐奠于陈”）。

楚墓出土文献中关于致赗的实例有：

1）．天星观M1。根据考古简报，遣策所载赠物助丧者多为官员，如“集脰尹”、“集尹”、“宰尹”、“集墨尹”、“宰尹”、“阳令”和“小司马巨”等；另有邸阳君的同姓，如“番之里人”；还有无官职者，如“宋”等。赠赗的物品主要是车马，车有轩车、王车等，遣策详细记录了车上部件、饰物的名称和质地等。

2）．包山M2。该墓简277载：“苛郙受”；牍1载：“大司马悼滑救郙这岁享月丙戊之日，舒寅受一分正车”。所谓“受”即“授”，为赗赠的明证。所赗赠的物品，包括马车、车饰、马饰、兵器等。同墓所出的一件马甲（2：381）上书有“公”和“嬴”等字，或许也是赗赠者的名字[43]。

3）．马王堆M3。该墓的小结木牍上记载了竹笥、瓦器和布囊的数目、位置等，其中一段云：“右方凡用笥六十七合，其中十三合受中，五十四合临湘家给。”说明在所记物品中，有两种来源：一是“受中”，一是“家给”。显然前者为外赠，后者为自备。

4）．张家山M247。遣策简15：“史光笥一”，整理者注释谓“应系人名”，此人即赠送者之名。由史光赠送的竹笥一件，其中所盛物品不详。

如前文所论，赗可以作为襚、赠、赗、赙、奠等助丧形式的统称。那么，从赗书中离析出致襚者和致襚之物，在逻辑上是可行的。例如，据商承祚研究，长沙仰天湖M25中的许阳公，就不只送了一件东西，包括一件丧夹纺衣、五张席子和另外一种不解其名的器物，显然，前者是襚，后者是赗。同墓遣策所载的“右马”，除了赠送一件短衣外，还赠送了一对蠃酱以助丧，显然，前者是襚，后者是赗[44]。“吊丧不能赙，不问其所费；问疾不能遗，不问其所欲”[45]。赠赗之多少，无非根据吊丧者的悲情和财力来决定，孟献子之丧，司徒旅只赠以“四布”，至为简易，反而得到孔子认同，认为“可也”。[46]

但是，由于受到简牍出土状况的限制，有时很难将赗、襚二者细加区分。例如，望山M2简63有“奉阳公”，简64有“长王孙”，其中的奉阳公和长王孙无疑就是赗襚者之名，但是究竟是赗还是襚，仅从这两支零简还不能确认。

事实上，在现实的丧葬活动中，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助丧的实际内容，对于襚、赠、赗、赙、奠等名称甚至出现了混用，这在《史记·陆贾列传》中有很好的例证。据传载，平原君朱建遭母丧，家贫无以发丧，陆贾劝辟阳侯利用助丧之机结交平原君，于是“辟阳侯乃奉百金往税。列侯贵人以辟阳侯故，往税凡五百金。”《集解》引韦昭注：“衣服曰税。税当为‘襚’。”《索隐》亦引《说文》以证是说。按照礼书及上文所论，持金助丧，当谓之赙，而汉人谓之襚（税）。陆贾、朱建等都是楚人，可见至少在到西汉初年，民间在助丧的名称方面，已与礼书有所变异，襚、赙不分了。

在赗礼中，是以赗赠者的职官登记，还是以其姓名登记？对此以前曾有误识。商承祚针

对战国遣策的情况得出结论：

遣策写入馈送的各物，而不写送物人姓名，只称官名。如“许阳公”“右马”“屯君”，江陵望山二号墓遣策亦见“奉阳公”等。[47]

高大伦也认为：“从我们发现的所谓‘赗方’，从最早到最晚都未见有记人名的”[48]。这些都是90年代之前的归纳，其结论很快为新出丧葬文书所打破。上列天星观中M1的“宋”、包山M2中的“苛郙”、马山M1中的“門膚”、张家山M247中的“史光”等等，都是不缀官职而直接书以名字的典型例证。其实，汉人已有明载，《既夕礼》“书赗于方”下郑注谓：“书赗奠赙赠之人名与其物于板。”这里所说谓“人名”的意思应当是：有职官者书其职官名（如许阳公之类），无职官者书其姓名（如苛郙之类）。如果认为因为某人无职无官，而在助丧赗物时连名字都不能登录，则于逻辑不通。

如上所论，襚与赗是丧礼中两个节目，襚不等于赗。那么襚加上赗是不是就等于遣呢？显然并非如此。如前文所述，遣策所记物品应当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他人所赠送的物品（襚、赗之类）；二是死者家属专为丧葬而自备的明器；三是死者生前使用过的旧物。但这三者是否全部入葬，还须慎加辨析。

第一，死者的旧物。对此，前贤或有不解，如商承祚《战国楚竹简汇编》（第72页）认为：“遣策所记名物，多为送丧之物，如以旧物送葬，非礼也。”但朱德熙对长沙仰天湖M25的重释，纠正了这一说法，该墓遣策简1所记的内容，包括新、旧两种鞋履：“一新智（鞮）缕（履），一（旧）智（鞮）缕（履），皆有苴疏履”[49]。新旧对举，十分明显，说明是以死者生前所穿旧鞋下葬。新出的遣策资料更是支持了朱说。例如，马王堆M3遣策中，也有“白衾二，素里，其一故”文字，所谓“其一故”，便说明其中一件是曾使用过的旧物。凤凰山M8中遣策所记袍、裙、袭、衾等衣物达三、四十件，其中有的便冠以“新”或“故”字，说明有些衣物是死者生前曾经使用过的。1954年长沙桂花园出土的晋周芳命妻潘氏滑石衣物券上的随葬物中，绝大部分为故旧物品，如“故绮衣一要”、“故裌襦一领”等，即是明证[50]。

第二，他人所襚之衣衾不一定全部用来殓尸，也不一定全部入葬。《士丧礼》和《杂记》都记载，襚衣者一般把衣衾放在尸床上（“委衣于床”）之后便走出去，然后专门有彻衣者把这些衣衾礼物拿到房中去（“彻衣者执衣如襚，以适房”）。小敛之前的陈衣仪式中，“凡十有九称，陈衣继之，不必尽用”，就是说庶襚不必全部用于裹尸。继之，大敛之前的陈衣仪式亦是如此，“陈衣于房，南领，西上，綪。绞、紟，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称。紟不在算，不必尽用。”明确规定君主和其他宾客所赠送的襚衣，不必全部用于敛尸。

第三，他人所赗物品允许分给其他亲戚，则即使赗书全部登录了他人助丧的赗赠礼物，也未必全不入葬。《礼记·檀弓上》记载，子硕举办完母亲的葬礼后，准备拿他人赙赠的财物充作祭器（“欲以赙布之余具祭器”），遭到其兄弟子柳的斥责：“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家于丧，请班诸兄弟之贫者。”赙是指“货财”，赙的对象是针对生者而不是死者，所以，助丧物品不一定全部入葬，留作家用也是正常之事。当然，像子硕那样，一般丧主都不留下办丧事的余财，而是将其分赠其他亲戚。总之，即使赗书所载，亦未必全部入葬，自然不能与墓葬出土实物完全对应。

综上可见，遣策所书的物品来源，相当复杂，不可简单视之。尽管可以概括为自备明器、死者生前旧物和他人赗襚三个部分，但遣策的内容绝不是这三者的总和，因为即使登记在赗书上的助丧物品也不一定全部入葬。另外，如果考虑到为了夸耀丧礼的排场而“虚列”助丧物品和随葬物品的因素，那么对于遣策文献的分析研究，则应当更加谨慎和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