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一书的版本，原本就相当复杂。1927年，著名版本目录学家王重民著《老子考》，收录敦煌写本、道观碑本及历代刻印本，共存目450余种。至1965年，严灵峰编纂《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初、续、补三《编》共辑录影印了各种《老子》版本356种。不过，这些传世《老子》版本，大抵为魏晋人所编定。可确指为汉代的传本，实属寥寥。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甲本以篆书抄写，不避刘邦名讳，其抄写时间在刘邦称帝之前。乙本则以隶书抄写，避“邦”字讳，则其抄写时间当在汉帝国一统天下之后。《帛书》甲、乙二本，在文句、虚词、用字等方面，均有差异；而其基本思想与文意则是一致的。传世通行本在辗转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所衍脱。这些衍文与讹脱，当然可据《帛书》加以订正。不过，《帛书》本身并非善本，其中亦有不少衍脱讹误，且多通假字。而出土之物亦难免残缺与毁损。[1]如关于老子是否有“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就因《帛书》的残毁而引起过不少的争论。真可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了。

继《帛书》之后，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村一座战国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三组竹简形制不同的《老子》写本，内容皆见于通行本及《帛书》。但三组总数不及《帛书》全本的五分之二。对于这批《简书老子》的性质，学界意见尚未统一。郭沂先生认为，“简本老子出自老聃，今本《老子》出自太史儋”，“简本是一本完整的《老子》传本”，并且“简本优于今本”。[2]而尹振环先生对于郭先生的意见有所拨正，认为“笼统地说‘简本优于今本’是不当的，也是不能成立的”，“从总的比较来说，太史儋的《老子》比李耳的《老子》，无论就内容与深度、高度与远度，都要广些、深些、高些、远些。甚至可以说高得多。——这是因为太史儋是站在老聃这位巨人的肩上的原故”。[3]据此以观，则关于《简书老子》的性质，郭尹二先生的意见并无二致，都认为《简书老子》是最原始的《老子》版本，是《老子》思想的原创者老聃的真正嫡传。

关于《简书老子》的性质，另有一种意见是李学勤先生的看法。李先生认为,“《老子》甲、乙、丙三组，均系摘抄，不相重复”。[4]这个意见，似乎并未得到学界的重视，而李先生本人也没有展开论述。

我们认为，将郭店楚墓《简书老子》看作是《老子》一书的“摘抄”，是应该得到重视的意见。而把《简书老子》看作《老子》思想的原创者老聃的原始传本，而《帛书》或通行本是所谓太史儋对《简书老子》的“扩充、改写”，是值得商榷的。

一

郭店楚墓墓主的身份至今仍然不甚了然。虽然墓中有只漆耳杯底部刻有“东宫之师”或“东宫之杯”的文字，但学者仍然不能据以确定墓主的身份。如果“东宫”是指太子，定墓主为太子的老师，则其墓葬的规模实在不相称。说是“东宫之杯”，则墓主与太子又有何关系，亦不晓了。据台湾大学周凤五先生考证，郭店楚墓竹简书体有齐国风格。周先生曰：

郭店竹简的字体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常见于楚国简帛，字形结构是楚国文字的本色，书法体势则带有“科斗文”的特征，可以说是楚国简帛的标准字体。第二类出自齐、鲁儒家经典抄本，但已经被楚国所“驯化”，带有“鸟虫书”笔势所形成的“丰中首尾锐”的特征，为两汉以下《魏三体石经》、《汗简》、《古文四声韵》所载“古文”之所本；第三类用笔类似小篆，与服虔所见的“古文篆书”比较接近，应当就是战国时代齐、鲁儒家经典文字的原始面貌。第四类与齐国文字的特征最为吻合，是楚国学者新近自齐国传抄、引进的儒家典籍，保留较多齐国文字的形体结构与书法风格。[5]

楚墓竹简书体保留着较多的齐国文字风格，似乎墓主人与齐国有某种特殊的关系。这一点或者对于我们推测墓主的身份有某种启示。考古人有以“南宫”“北宫”“西宫”为姓氏者，则以“东宫”为姓氏的可能性并非绝对没有。宋人王应麟《姓氏急就篇》曰：“东西南北宫门乡。”自注云：“东宫氏，齐东宫得臣。”春秋时齐有东宫得臣，见载于《诗经》与《左传》。《诗经·卫风·硕人》美庄姜曰：“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左传》隐公三年亦云：“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杜预《左传注》云：“得臣，齐太子也。此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处东宫。”孔颖达《正义》曰：“案《齐世家》，庄公生僖公。东宫得臣，未知何公太子。案《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卫庄公之立，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齐僖公之立，在春秋前八年，然则庄姜必非齐僖公之女。盖是庄公之女，僖公姊妹也。得臣为太子早死，故僖公立也。”谓得臣为太子，实在是据“东宫”二字而推测，事实上，“东宫”并非专为太子所居。考《左传》襄公九年曰：“穆姜薨于东宫。”穆姜乃鲁襄公祖母，欲废鲁成公而立其奸夫叔孙侨如，事败，被终身幽囚于东宫。此“东宫”乃为冷宫或别宫。齐得臣居“东宫”，或者未必为太子，也未必“早死”，其后嗣以“东宫”为氏亦未可知。据此，则杯底刻文似乎释为“东宫之杯”较为妥当，唯是此“东宫”亦似不应解为“太子之宫”或“太子”，而是解释为“东宫氏”。楚墓竹简书体保留着较多的齐国文字风格，又有此“东宫”氏之题名，似乎墓主人与齐国的东宫氏有某种特殊的关系。《孟子·滕文公上》曰：“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或者此墓主人乃如陈良，为“北学于中国”的楚国学者，曾去齐国求过学，故与齐国东宫氏有关联，故而“东宫之杯”带到楚国。如果这一推测可以成立，则楚墓之墓主实则不过是当时为数众多的一般学者之一。其殉葬之鸠杖，不过生前以其年高，地方政府代授“王杖”，以示“王者”“养衰老”的敬重之意。[6]未必就与楚国太子有何种特殊关系。而且，郭店楚墓的规模并不大，仅一棺一槨，其为上士。这说明墓主的身份可能不算高贵，或者不过是一般的知识分子。

出土文书的多寡及其篇幅的大小与墓葬的规模密切相关。墓主的身份不算高贵，用以殉葬的文书也不可能很多。郭店楚墓出土竹简总量八百余枚，但是，就出土的各篇文简而言，其篇幅均不算很大。虽然发掘之前，曾经盗墓者的破坏，但据说竹简损失不多，而现获文简亦大抵保存完好。倘与出土帛书《老子》及帛书《周易六十四卦》等全本足本文献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相比较，楚墓的墓葬规模及其出土文献的性质则判然有别。马王堆与郭店相比，虽然有书写材料的软硬不同，也有书写年代的先后差异，但在墓葬规模上，二者无论如何也是不能相埒的。由墓葬规模及随葬文简的篇幅约可推知，郭店楚墓的这些文简均系某书部份章节的摘抄而非全书的照录，或者有个别篇章乃当时流传的单篇文章的全录，如简书《缁衣》即是其例。今传小戴《礼记》四十九篇，仅《缁衣》一篇出现于楚墓，这是否意味着今传《礼记》中其他四十八篇均未形成？同理，楚墓中无全本足本《老子》，也就意味着当时不存在足本全本的《老子》一书？如果说楚墓中没有出现的文献，皆因此前不存在而为后来所产生，这种说法恐怕是难以成立的。

二

楚墓《老子》竹简共有三组，其竹简形制各不相同。甲组共有竹简39枚，简长32．3厘米，简之两端削为梯形。编线两道，线距13厘米。乙组共有竹简18枚，简长30．6厘米，简之两端平齐。亦编线两道，线距亦为13厘米。丙组共有竹简14枚，简长26．5厘米，简之两端亦平齐。编线两道，线距则为10．8厘米。对于《老子》的这种抄写方式，学者有各种不同的推测。不过，三种不同形制的竹简，内容又互不重复，其不属于《老子》的三种原始版本，似无可疑。至于这种抄写方式有着何等特殊的意义，一时还难以断定。不过，同一本书以长短形制不同的竹简抄写，只能是有意的安排而非不经意的举措，这种推测应该说是合理的。既然是有意的安排，就有可能暗示着抄写时的不同分类，也暗示着抄写者心目中思想内容的重要程度。因此，说郭店《简书老子》为分类摘抄，大致是不错的。

三

楚墓下葬的年代，李学勤先生认为约在公元前四世纪末，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墓中竹简书籍的书写时间应早于墓的下葬，至于书的著作年代自然更要早些；[7]而王葆玹先生则认为，郭店楚简的抄写约在公元前278年与公元前265年之间，墓的下葬，也在同一时期[8]。不论李学勤说抑或王葆玹说，这个年代也接近于战国晚期。马王堆汉墓虽然比郭店楚墓的年代为晚，但这种年代间隔不能说明《老子》从简书到帛书的承传关系。当然论者并没有直接将这一时间间隔作为《老子》一书的发展过程，但与此相关的问题可能导致这一结论。因为在两座墓葬中，除却《老子》之外，相同的内容尚有题名《五行》的一篇。马王堆《五行》本身没有标题，而楚墓竹简则自名为《五行》。两篇《五行》的最大不同，是帛书既有《经》又有《说》，简书则仅有《经》而无《说》。《经》的部份，除了几个章节次序互换之外，内容方面基本相同。庞朴先生认为，《五行》本是无《说》的，马王堆帛书有《说》，是郭店时代的发展。[9]《五行》从无《说》到有《说》，似乎可以证明从简书到帛书的演变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适合于《老子》。《五行》是思孟一派的学说，在郭店时代有《经》无《说》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孟子的时代与楚墓下葬甚至简书的抄写时代比较接近。而《老子》的思想产生于春秋末年，与郭店时代相去甚远。因此，不能据此反推：在郭店的时代不存在与帛书《老子》相同的《老子》全本。更无论楚简《老子》的抄写与下葬年代比较接近于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的抄写年代。

此外，论者一方面认为《简书老子》是老子的原始祖本，另一方面又认为《帛书老子》是周太史儋对《老子》原本的“扩建”与“改写”，这在时间上本身就是一个错位。姑且不论太史儋与老聃及《老子》毫无关系，不过因名字发音相同而被传闻扯到一起而已，观《史记·老子传》自明。这一点，笔者另有《〈史记·老子传〉正读》一文，论之甚详，兹不赘述。假如帛书或今传本《老子》真如论者所言，是太史儋对《简书老子》的“扩充、改写”与增补，而太史儋乃秦献公时人，秦献公前384年至前362年在位[10]，则太史儋与楚墓的年代相距几几乎百年有余，因此，这种所谓的“扩建”与“改写”则早已完成。这就足以反证当时不可能没有完整如帛书的《老子》一书流传于世。与此同时，如果我们不能证明郭店墓主与老子的师徒授受关系，也就更加无法断言《简书老子》是当时流传的老子思想的祖本。

将上述两点互相映证，则结论只有一个：《简书老子》只能是一种摘抄本而不是什么“完整的《老子》传本”。

四

楚墓出土文献大抵系儒道二家的著作。有鉴于此，大多数学者认为，墓主的思想，有杂糅儒道并且尽量淡化儒道思想对立的倾向。下葬文书与墓主人的思想甚为密切，正如庞朴先生所发现的那样，银雀山汉墓主要是兵书，睡虎地秦墓主要藏法律，而郭店楚墓则是道儒两家的经典。孔《丛子·公孙龙》。[11]既然是“杂糅”与“淡化”，那么，其抄写的文献，则大可能有所简择与更改。《简书老子》不反对“仁义”，这是与《老子》思想大相出入的，而恰恰是这一点体现出抄写者融合儒道淡化儒道对立的意图。其次，摘抄有较大的灵活性，章节次序的调整及其分合，都体现出摘抄者的趣味与取舍。就在章节的调整与重组之中，可能产生不同于原本的意蕴。《简书老子》的内容全部包含在《帛书老子》之中，说明二者属于同一本书，前者为摘抄本，后者为完整本。因此，《简书老子》只能表明摘抄者的思想，不能直接等同于《老子》原本的思想。这个道理很简单，无须覼缕。

五

正如上述，楚墓下葬年代，李学勤先生认为约在公元前四世纪末，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墓中竹简书籍的书写时间应早于墓的下葬，至于书的著作年代自然更要早些；而王葆玹先生则认为，郭店楚简的抄写约在公元前278年与公元前265年之间，墓的下葬，也在同一时期。综合李、王二先生的说法，从简书的抄写到楚墓的下葬，可以假定一个较为宽泛的时代断限，即公元前350年到前250年之间。那么，在所假定的这个年代断限之中，某些历史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吕氏春秋·淫辞》《公孙龙·迹府》《孔丛子·公孙龙》均载公孙龙辩于平原君所而绌于孔穿之事。公孙龙为当时著名辩者，以“白马非马”驰誉于诸侯。之所以绌于孔穿，就在于公孙龙“臧三耳甚难而实非，臧两耳甚易而实是”，所谓“辞胜于理，终必受绌”[12]。公孙龙的“受绌”并被指斥为“苛察缴绕”，惠施“历物十事”的失传，以及邹衍的“大九州说”，“王侯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莫能行之”，皆不是偶然的孤立现象，说明当时“王侯大人”对于抽象的玄辩失去兴趣。考《吕氏春秋》《应言》及《审应》载公孙龙说燕昭王、赵惠文王偃兵；又，平原君卒于赵孝成王十四年（前252），此后载籍不见公孙龙事迹。则公孙龙生活的年代大致可定，约在公元前352年至前252年之间。这个年代的上下断限与楚墓简书的抄写及下葬的年代是非常吻合的。

《简书老子》几乎没有关于“道”的玄虚议论而大抵为治国修身的格言轨论及人生训诫。仅甲组抄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一节。但本节有“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王居其一”数句，显然，抄写者具有儒家“尊王”思想，故老子这几句话听起来格外入耳。《简书老子》的抄写者，不取《老子》一书中抽象玄理之说，除了抄写者个人的思想因素之外，当然与时代风气不无关系。

尤其值得玩味的是，《简书老子》甲组（也是抄写者认为最为重要的一组）劈头一句便是“绝智弃辩，民利百倍”，与帛书及通行本《老子》十四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意义迥别，联系上述时代风气，很难说这不是出于简书抄写者的有意更改。

众所周知，除了个别无关紧要的文句之外，《简书老子》的突出异点是“绝智弃辩”与“绝伪弃（诈）”；[13]帛书及通行本《老子》作“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论者认为，这体现出帛书本或通行本对简本的发展。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这正是简抄本晚出的明显徽标。老子生当春秋末季，他极力抨击的就是礼乐仁义的既往文化传统。而至于战国，这种传统已经荡然无存。顾炎武《日知录》卷13“周末风俗”条曰：

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戊寅之岁，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前386年）乙未之岁，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又五十二年，显王三十五年（前334年）丁亥之岁，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从长。自此之后，事乃得而纪。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顾氏原注：《史记·秦本纪》：“孝公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于逢泽，以朝王。”盖显王时。）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

此诚如顾氏原注所引李康《运命论》之言：“文薄之弊，渐于灵景；辨诈之伪，成于七国。”仁义信礼，荡然无存；尔虞我诈，奸伪朋生；辩士腾口，说客鼓舌。当此“礼崩乐坏”“仁义”无存之际，抨击“仁义”未免无的放矢。相反，传统反过了头就要重新呼唤传统。在这种时代氛围之中，简书的抄写者当然不会再反“仁义”，而是回过头来矫枉过正。因此他要“绝智弃辩”，他要“绝伪弃（诈）”。如果老子的时代就开始抨击要到战国时代才出现的社会病，那才是不可思议的。可见认为《帛书老子》是《简书老子》的发展，正好本末倒置。

应该说明的是，古人抄书有没有篡改古书的可能？答案是肯定的。倘若古人抄书没有篡改古书的可能，那么，古人同引一书，何以彼此互异？姑且不论古人并无今日之所谓版权的概念，即使是所谓经过“圣人”编定的“经书”，也有人敢干删改。如宋代王柏，即以删《诗》名家。幸而当时王柏的政治地位与学术地位都不高，没有一手遮天的势力，否则，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诗经》，就只能是由王柏所删定的本子了。因此，郭店墓主所抄的《老子》，不仅是摘抄，而且是根据某种思想所篡改的摘抄本。幸亏此公政治地位与学术地位皆微不足道，否则，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老子》就有可能只是郭店简书这样的《老子》了。当然，这种假设是不可能成立的。但古人篡改古书，尤其是在先秦，各种书籍尚未完全定型的情况下，应该说是十分普遍的现象。随着考古的不断发展，或者还会发现更多不同的《老子》抄本。

六

《老子》一书的基本思想是由春秋末年的老聃所开创的，流传过程中不免后人附益，但这种附益不可能改变其思想的原创性。道理很简单，如果篡改失真，就不可能以《老子》之名而流传。因此，《帛书老子》及通行本中的抽象“道”论，也很难说是后来的发展与深化，而不是老子的思想所固有。老子的“道”论，是继承前人的思想资料而建立起来的哲学体系，尤其是古代天象历法即所谓“天道”学说对老子的影响更为直接。老子退隐之前乃王朝史官，掌管天文历法，是古代史官所谓“司天”的职能之一。由其职业的熏染而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是顺理成章的。而“天道”学说与老子“道”论的亲缘衍生关系也是相当明显的。老子描述他心目中所存想的那个“道”说：

视之而不见，名之曰微；听之而不闻，命之曰希；捪之而弗得，名之曰夷。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一者，其上不皦，其下不昧，寻寻呵不可名也，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忽恍。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帛书》十四）

这里所描述的“道”，其实是一个永恒的时间过程。因为时间不是物质性实体，不能以空间认知方式去感知时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捪而不得”，[14]故老子曰：“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笼统的属性就是无形无声无质。但它又是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永恒流转与推移的。“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犹言其先不明，其后不暗。皦昧明暗，永远庚续相承，永无间断。因此，它是“寻寻（绳绳）不可名”之“一者”。[15]而“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忽恍”，正是时光这物事最为贴切的描述。为了把握时间之进程，人们发明了白天所用的日晷与夜间所用的滴漏，变“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为“有状之状，有物之象”；通过有形有声有质把握无形无声无质。[16]而史官的“授时颁历”，正是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把握时间的进程。由此可见，老子之“道”与古代天文历法之“天之道”的渊承关系。

既然“道”是“寻寻（绳绳）不可名”之“一者”，则“其上”“其下”便只能是“其先”“其后”。“其先不皦，其后不昧”，就是“皦”“昧”相随，无所止息。这样，“道”的运动便是阴阳对转，反复回归。但这不过是“道”之运动的小循环，亦即是“天道”运动的小循环而已。除此之外，“道”的运动还表现为大循环，亦如“天道”运动的大循环。老子曰：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呵寥呵，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也，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帛书》二十五）

这段文字，郭店《简书老子》甲本亦有抄录，文字稍异，但无关大旨。而流传本“独立而不改”为对文偶句，作“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与《帛书》甲乙二种以及郭店《简书老子》甲组均不相同，足证“周行而不殆”为后人所增。不过，此句虽为后人所增，但并非无缘无故，乃以下文“曰大曰逝曰远曰反”之意而补入。“道”“逝”而“远”，“远”而后“反”，“反”而后再“逝”，再“逝”而后再“远”，再“远”而后又“反”，如此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岂非“周行不殆”而何？远反周行不殆，相对于皦昧寻寻相续之小循环，此大循环也。不过，无论小循环还是大循环，它们共同的特征都是“反”。因此，老子曰：

反也者，道之动也。（《帛书》四十一）

不难想象，这皦昧寻寻相续的小循环就是夜以继日日以继夜的循环往复；而这远反周行不殆的大循环便是冬去春来春来冬去的周而复始。也不难想象，正是皦昧寻寻相续的小循环形成了远反周行不殆的大循环。因此，“反者道之动”，正是建立在无限的小循环基础上的无限的大循环。因此，老子之“道”与“天道”学说即古代天文历法之学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承关系。

当然，论者也可以说，太史儋也是史官，为什么那些“道”论就不能是太史儋的发展？不错，太史儋固然是史官，但老子“道”论的隐士特征不是太史儋所能“发展”得出来的。

本文结论

《简书老子》的发现，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这种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老子》一书的版本校勘方面，可以解决诸如“无为而无不为”之类的学术纠纷以及有助于某些文句的正确解读。而其思想史或学术史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对墓主人及其时代的研究上，与老子其人及《老子》其书终隔一层。因此，我们认为，研究老子的思想仍当以《帛书老子》为主，参照楚墓《简书》本并不废汉魏以来的各种通行本。毕竟《帛书老子》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足本，而通行本则是《道》前《德》后编排最为合理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