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肩负着多方面的社会使命——通过教学工作传播知识;通过科学研究提高现有知识水平;以人才和知识两方面优势向社会提供专家服务,充作公民及政府的智囊,或曰思想库。然而,在这些诸多任务中,大学最重要、最基本的职能是培养人才——培养德操高尚、体魄强健、站在现代文化科学前沿的人才。

在科学技术得到长足进展的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半个世纪间,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有了深刻认识,对于大学教育应当追踪并且带动科学技术发展,也有了愈益真切的体验和日渐丰富的实践。昨天及今天诸位教授的发言,对此都有精彩的阐述。但是,科学技术的伟力固然能够给人类创造财富,而从人文及社会角度审视,科学技术却是“价值中立”的。这首先表现在,科学技术既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也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原子能的掌握可以发电、医疗,也可以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唯一星球;其次,科学技术可以提供工具理性,却并不能解决政治理念、伦理规范和终极关怀等层面的问题,而现代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困扰,往往恰恰发生在这些层面。因此,科学技术虽然十分重要,但科学技术决非万能,它不可能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大学教育当然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教学与研究,却又不能走入唯科学主义的偏颇之中。

在当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分离,以及科学文化压倒、淹没人文文化,是人类正在患着的一种“现代病”。它使人们长于工具理性,精神上却无所皈依,在滚滚红尘中泯灭了灵性,以至正义感、使命感、公德心、自尊心低落,成为物质上的富人和精神上的贫儿。这样的畸形发展,不是人类前进的正途。有鉴于此,大学教育应当实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统一,责无旁贷地为克服这一现代病作出自己的贡献。因为,大学既是科学的殿堂,也是人们精神的家园,它有义务,也有能力调节社会的失衡。例如,武汉大学近些年来,在包括理科在内的各院系开设人文学科课程,举行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系列讲座,不仅吸引了文科学生,理科学生也趋之若鹜。今年我在校内开设的中国文化史方面的课程,选修者多达300多人,其中理科学生约占一半,而且往往在理科学生中引发出一些关于人文问题的精辟见解。同时,引导学生德业双修,把掌握专业知识和树立高尚的人格及操守有机结合起来,这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追逐利益是今之社会大趋势,这种趋势是一柄双刃剑,从正面言之,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从负面言之,它又可能使人性异化。对此负面效应,必须抑制,这就需要“见利思义”之类的道德示范,需要向人们提供超越物欲所必须的精神资源。大学应当肩负起其间的一部分责任。

中国唐代文豪韩愈认为教师的职守是“传道、授业、解惑”三者的统一,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的《学校》篇中提出“公是非于学校”的设想,主张学校不仅是知识传授之所,还应当是社会良心的判定之处。我们的先哲曾经赋予学校这样高尚的职责,作为后辈的我们自然不能降格以求,把学校变成单纯的知识技能讲解地,而必须通过培养情操高尚、知识专精的人才来为社会树立健全的价值取向。为此,大学既要与社会实现双向互动联系,不断获得生活实践提供的源头活水,同时,大学更要保持宁静致远、升华精神的校园风范。宋代思想家、教育家胡瑗说得好:“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面对物质文明一日千里发展的新时代,大学必须追随这个新时代,同时又有义务通过发挥“教化”功能来引导这个新时代。大学可谓任重而道远！

（该文为作者在香港浸会大学“大学在国家及地区发展中角色转换”国际会议上的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