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省思

２０世纪是我国传统精神资源饱受摧残的世纪。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激进主义或其它流派思潮，都把民族的文化视为现代化的绊脚石，不加分析地毁辱传统，极大地伤害了民族精神之根。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之下，中国文化陷入深层的困境：价值系统崩溃、意义结构解体、自我意识丧失、精神世界危机。

我的朋友、在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杨效斯先生去年曾在给我的信中说：百年来我们不能不以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化（物质的、制度的、思想的）作为参照来反省自家的文化，而这就有意无意地承认了中华文明的失败和悲剧性的现状，百多年浮面的西化即是对西方文明的恐慌性反应和一定程度的自我羞辱。今天，我们又以中国传统的心理和文化精神，特别是其宇宙观和人生观作为参照来反省西化、工业化、商业化给地球生态和人之为人的“本性”所带来的损伤。而这就又有意无意地承认传统的外王学（包括科学与制度文明）等等并非都是糟粕，西方的外王学并非都是精华，特别是，传统的内圣学如何能在当今的世界发生效用。

现代化运动在从易北河以西向东、向南不断转移推扩的长期过程中，就曾不断受到不同民族、地区的知识精英的批评。上上个世纪之交，当拿破仑的马队把启蒙思想家确立的科学、理性、自由、民主、真理、正义等“普遍价值”观念带到“保守”“落后”的德国时，德国的、同样是启蒙思想家的赫尔德等人却提出“民族精神”的观念来保卫德意志文化传统。他们反对把法国文化变成“普遍形式”，反对把世界文化同化于法国文化。他们认为，没有什么普遍的人类，只有特殊型式的人类；没有什么普遍价值与永恒的原则，只有区域性民族性的价值和偶发的原则；没有什么“一般文化”，而只有“我的文化”。在这里，实现近代（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不一定意味着拒斥“时代精神”。文化启蒙与资源认同、现代性与民族归属感、个体发展与国家富强、世界大势与民族文化个性，并不是对立的两极。

在跨越２１世纪之际，人们逐渐认识到西化和泛西方化的思维定势需要修正和检讨。在目前的价值失范、道德危机面前，在回应当代世界的多重矛盾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以健康的心态，以多维的价值系统、评价尺度和诠释维度审视、疏导传统，并视之为我们现代化的内在基础、内在资源和内在动力。“现代性”需要重新界定。“现代性”决不只是西方制度、理念与价值的普遍性。但西方制度、秩序、理性、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又是非常重要的参照。其中的单向度性、平面化的缺弱，需要发掘东方传统的政治资源、道德资源、价值资源予以调剂、互补与互动。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本世纪是疏离、背弃自己的传统资源的世纪，而下世纪将是重新认同、拥抱自己的传统资源的世纪。

没有哪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是脱离本民族精神资源的陶养的。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几代人对民族文化的伤害太严重了，尤如我们几代人对生态平衡的破坏一样。所有这些，都不可能不带来惩罚。人的危机，特别是人的素养（包括道德素养）的危机无疑将带来负面的影响。“为往圣继绝学”亦是“为万世开太平”，而今天的知识分子，对“往圣”太缺乏同情的理解。

２０世纪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误莫过于使我们几代人已经离开了传统精神家园，失去了东方人生智慧和德性的陶养。自《马氏文通》以来，文字、语言的教育完全糟蹋了汉语之美，弄成了非驴非马的文字，这从我们今天中小学语文（而不是国文）教学和莫明其妙的考题上都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已不能读通古典，起码的字都不认得。至于在精神资源和道德文明上，我们并没有吸纳西方之真善美以改善国民的精神人格，同时又大大失却了古已有之的真善美价值。

２０世纪中国教育的重大失误是背离人文主义的教育传统，使教育目的、职能、功用、方法日趋单面化。教育决不只是“工具理性”的，不应该只服从或服务于某种浅近直接的目的，甚至只服从或服务于某种需要或福利。教育是人类、民族千秋万代的伟业，自然有它丰厚多重的“价值理性”的层面，而容不得“短视”。教育在文化传承方面，包括人类文明，特别是我们的“国学”，我们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有着它独立的价值。教育决不只是知性的教育，更重要的是人文的教育。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一代代素养极佳的人才，在于培养社会的批判精神、批判意识，在于发展全面的人格，在于重建理想和崇高，在于活化民族的精神资源。人文精神的熏陶，可以帮助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学生克服文化资源薄弱、价值领域稀少的弊病，正如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杜维明先生经常说到的那样。

二．资源活化

人们现在常常议论传统美德。我们在什么样的语境中讨论中国传统道德资源的活化问题呢？

首先，东亚（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为我们在文化精神上摆脱对西方的依附状态提供了前提条件。人们开始以新的视域审视“现代性”，反思现代化、文化传统及二者的关系问题。勿庸赘言，经济生活与文化小传统有着颇大的差距，不可同日而语。相应的，经济生活与文化大传统的差距就更加巨大了。尽管如此，东亚的现代腾飞毕竟打破了韦伯理论的限制，连带着打破了一切以西方现代化的模式为唯一参照标准的思想范型，打破了对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之普适性的迷信。

传统东亚社会与现代东亚社会之间有着密切相连的精神纽带，尽管百多年“脱亚入欧”的“社会转型”（即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使东亚社会的种种面相日趋欧美化，然而传统的精神资源，沉淀在小传统中的忠、孝、信、义、缘、报等信念在东亚经济起飞的民间生活中仍然起着作用，当然也发生了适应性的变迁，包括扬弃了愚忠愚孝等。仁爱、慈悲等道德意识，儒释道三教关于天、地、人、物、我之相互感通与整体和谐的观念，通过种种渠道和不同层次的中间环节，在中、韩、日及东南亚各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中已经并将越来越起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人类在现代工商社会中享受着高度物质文明带来的福报，同时也痛苦地品尝着同样是高度物质文明赐下的酸果。现代化使人类的精神生活日趋文明、高雅，同时也投下了不祥的阴影，人类的和族类的精神生活面临着种种的危机，家、国、天下的疏离病痛正在加剧，功利至上和物质主义正在日甚一日地吞噬着人类最美好的精神追求，金元挂帅和钱权交易的渗透力，已经使得人们惊呼：要守住良知、拒绝堕落都十分不容易了！

全人类的有识之士都开始从价值合理性方面对前现代文明中的宗教、艺术、哲学、伦理、道德等等的现代意义作深入的挖掘和汲取。基于人文价值和终极关怀的危机和现代社会亟需的意义治疗，重新检视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的转化工作，不能不是我们民族的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的责任。

再次，以儒释道三教思想为核心的东方智慧，与其它各个文明，特别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相互吸收和融和，是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的重要文化走向。儒教伦理和其它传统精神资源是现代社群整合和高速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项。其动态稳定的有序平衡的社会架构和修身为本、修己爱人、自省慎独、自尊尊人、敬业乐群的君子人格，是建立一个有文化修养的高度文明优雅社会的可现代化的因素。传统价值观的合理汲取与转化，不仅可以和高度经济增长并行不悖，而且是它们的必要补充，是有序、健康的现代化的必需。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以平和的心态与古代的圣贤、智者作平等的心灵交流和思想对话，珍视和尊重他们的智慧！人类文明史上的原创性思想智慧，可以给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提供精神资粮，并帮助我们克服浮躁心态。

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架构和政治体制已经消失，但并不意味与之相结合过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思想与行为方式都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这是思想继承的前提。继承传统当然不意味着“复古”和“保守”。批评传统思想的负面，否定、清除其思想弊病，去芜存菁，作出创造性的选择和诠释，以符合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需要，正是我们的职责。但我们需要综合整体地省视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包括其价值观念、大小传统的变化和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多重作用，并作切实的中西比较，切不可信口开河，轻率武断地作出情绪化、简单化、片面化的结论，或因对当下的感悟而迁怒于古人。

“五四”时代，人们呼唤“德”“赛”二先生，并掀起“打倒孔家店”的运动，这是时势所不可免的。今天，我们仍然要大力提倡增强国民的科学与民主的素养，仍然要批判当年“五四”先驱们批判过的国民的奴隶性格等阴暗面和成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儒学（主要是被官方歪曲利用的程朱理学）的负面，特别是后者对人性的宰制、对思想自由的窒息。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仅仅以西方近代的科学观与民主观作为尺度，是不可能正确衡估前现代文明中的民俗、宗教、艺术、哲学、伦理、道德等等丰富多彩、深长久远的价值的。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包括传统道德在内的一切文化遗产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民族性的损伤，是极其有害的。

毫无疑问，我们要努力建设现代化的、民主法制的、有制约机制的、健全合理有序而健康的社会结构，要师从西方现代化的可贵经验。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继承和光大百年来我国社会中道德精神和伦理文化的巨大变革性的优秀成果，包括学习西方而涵化、整合进现代中国人的意识和行为中的现代道德观念。

三．守先待后

２０世纪的学术思想史昭示我们，真正深刻的、有识见的思想家不是浮在潮流表面的声名赫赫的人物，而是潜光含章、剖视时俗之弊，把握了民族精神底蕴的人物。他们以整个的身心、全部的生命，抗拒着工业化、商业化、现代化的负面对人性的肢解，抗拒着欧风美雨狂飚突进时代所造成的民族文化生命的衰亡，捍卫、弘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精华，并加以创造性的现代重建。

作为知识分子，作为教师，良知和职分不允许我们媚俗，不允许我们追逐时尚。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知识精英运用传统资源批判现代化的负面，正是现代化健康发展的动力之一。现代化运动涵盖着反现代化（修正、批评现代化的负面）。现代化需要有多种不同的声音，否则不可能有健康的发展。

我现在最为欣赏的四个字是“守先待后”。一个多世纪的“变异”“趋新”，似乎使我们目不暇给、迷离失据。“变易”之中当有“不易”，“趋新”之中当有“守成”。有变无常，有为无守，有革无因，有化无文，不能谓之常道。外无法制秩序，内无道德良知，既未学到西方之真，又抛弃了传统之美，孰能谓之正道？有的知识界“精英”还在那里赶潮、起哄，似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都可以先污染后治理，美其名曰“代价意识”。背离、疏远、肢解、丧失民族的形上睿智，以及礼俗、风习、艺术、宗教、道德、哲学……如果是现代化的代价，那其实是太沉重的代价。实际上，健康的现代化不一定要全盘的背离、糟蹋民族文化的种种特点和资源，无论是原发型的还是所谓次生型的现代化都是如此。

我相信，国民精神的重建需要许多知识分子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反思中西文化，反思新老传统，促进各思潮各范型的互动。我十分理解许多同志所强调的制度建构、理性精神和西学价值的生根问题之重要性，但在各种不同的声音中，有所“守”的声音是应当给予一定地位的。每位学人都有自己的定位，都有自己的职分，都有自己的学问宗主。我所从事的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以及近十多年的生存体验，使我感到我的根本责任在“守”。守住民族精神的根本，守住知识分子的气节、操守、良知，守住做人和为学的本份，守住老一辈学问家和哲学家严谨、正直的为人为学之道，守住先圣先贤的绝学，在守之中争取有所创获，以待来贤，以俟解人，或许正是社会、历史、民族、文化赋予我等的使命。不同的思潮，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职责，不同的学术宗主，有一个生态的关系，可以互补互渗，不必相互排斥。

《诗经·大雅·文王》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这里以“旧邦”喻指古老的祖国和中华民族，以“新命”喻指现代化的伟业。“旧邦新命”，亦可表示我们古老的文明、灿烂的文化在现代的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