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引自《荀子·正名》，说的是君子应具备的言德、听德和辩德。下文是：“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治（饰）观者之耳目，不赂贵者之权势，不利传（便）辟者之辞；故能处道而不贰，吐（咄）而不夺，利而不流，贵公正而贱鄙争，是士君子之辨说也。”同书《不苟》篇亦强调“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导人”。所谓“君子”，大体上应有这样的风度：“宽而不慢，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直（寡）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此处的“容”字，梁启雄以为是“裕”字，即优裕之意。辩说时难免激动，但要力求从容，如马一浮诗“至静在平气，至神唯顺心”，至静至神做不到，平气总是该做到的，否则于身体不利。《荀子·修身》篇亦指出：“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故君子隆师而亲友以致恶其贼。好善无厌，受谏而能诫，虽欲无进，得乎哉！”这些原则，我想对我们今天的学术批评，乃至做人，仍然是有价值的。当然，荀子学派的学术批评是否做到了这些，例如《非十二子》、《解蔽》等篇对先秦诸子百家，对儒家思孟游夏诸派的评价是否公允，那是学术史上的公案，则另当别论。

长江读书奖之公案，敝人本不敢置一辞。倒不是怕得罪人，做个乡愿，实在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经友人推荐，从网上读到一些介绍此次评奖之来龙去脉的文章、批评与反批评的文章，既受到启发，又有些忧虑。敝人希望学术界的朋友们多一些仁厚宽容之心，在批评与反批评中多一些理解与沟通，多一些涵养和雅量，真正做到“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有的先生尚且没有把基本事实弄清楚，或没有把别人的话听完，或者连对方的作者都来不及确认，听到风就是雨，暴跳如雷，大打出手，未免太失风度。有的文章尖酸刻薄，极尽挖苦讽剌之能事；有的文章上纲上线，或者摆出绝对真理、无庸置疑的态度，或者划派站队，或者清算旧帐；有的反批评的文章亦报以牙眼。总之，颇有点文革遗风，让人觉得是在看大字报；或者至少是感到有的文章的作者多少有点意气用事。胸中有不平之气，遣于笔端或键盘，亦是一种消气的方法，可以理解。

孔夫子的恕道其实是很重要的精神资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在是黄金律！当然，今天的论者是不屑于孔子的，经常拿孔子开涮，那么晚年胡适的话-----“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总该听听吧！我想我们要调整、提升、培育我们的批评与反批评的风格，使我们的学术批评更有理性，更有深度，设身处地，推己及人。

我对长江读书奖的批评与评论这件事本身给予很高的评价，虽然如前所说，有的批评有些缺失，但批评与评论本身是极有意义的，至若提高批评的水平，用一句套话，那是前进中的问题。批评不仅仅涉及到程序公正的问题，也不仅仅针对着今天的官私评奖或评这评那。它反映了民间舆论对社会净化的参与之重要。我们当下的社会，吏治不清，官商学纠缠在一起，时有贪腐之事发生，而很少能得到及时的批评。社会的言论空间不够，而且动辄就有人在你头上鸣鞭。在这种情形下，长江读书奖引起关注，实在是理之固然，势所必至。换句话说，人们当然想批评大大小小的成克杰等贪官，但在他们被官府抛出之前，批评是不可能的，既被抛出，评论也是受约束的。例如我看了报上公布的成的材料，我就十分惊异，党的官儿怎么有这么大的权！他要什么就有什么，要给谁就给谁，要贷多少款就有多少款，比自己开银行还方便。是谁给他这么大的权！为什么不可能在制度上制约这些大大小小的一二把手或这班子、那班子。民间读书人既不可能批评他们，也对官方评奖无可奈何，而长江读书奖恰恰为我们提供了批评的靶子与机会！“怎么文人也这样！”如是在尚未弄清事实之时便引起了轰动！我同意这种说法：批评长江读书奖可以成为一种示范，它告诉人们，做任何事，只要是带有社会性、公众性的，你就得力求公平、公正、公开，就得准备接受公众的批评与监督。不仅要有程序民主，而且要防止有人借口所谓程序公正，动辄以投票（更多的是没有合法性的投票），来掩蔽实质公正！公民、知识分子要批评当下，要纯洁世道人心，当然要从自身做起。

《读书》的评奖本身，仍然是有规矩的，虽然经验不足，但不能夸张为学术腐败，甚至夸张为创学术腐败之新高。平心而论，评出的那几种论著，还是很不错的。与官方组织的评奖结果当然有所不同，没有那些应景的、非学术的。就此而论，似不能把这次评奖说得那样不堪。但主编、评委获奖，至少说明未实行回避制，与自己定下的游戏规则有悖，不能不说是一大瑕疵。

批评者当然是有“前见”“前理解”的，即不可能不涉及到汪晖主政后，《读书》杂志的办刊方针与方式。有一些批评是值得《读书》编辑部反省的。如说《读书》越来越没有什么读头，作者的圈子越来越小，敝人亦有同感。鉴于《读书》的历史贡献和该刊对吾辈的养育，我们对这一杂志总是怀着深深的眷念之情。但一定要说近几年《读书》的立场是所谓“新左派”，我看也未必。

其实，中西之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都是难分难解的，有的人甚至一身而二任（如海耶克、徐复观），因此我们大可不必营垒分明、两军对战、唯我独革、恶言相向。按今年故世的哈佛名教授史华慈先生的说法，尤其是中国近世以降的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其实是在同一思想架构中运行的、互补互动的三大思潮。或者可以说，今天我国倾向于政治自由主义、文化守成主义的人们，可能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的思想预设，甚至共同的情结与行为方式。前不久，我请胡佛研究所的墨子刻教授来敝校讲学，他讲到这个问题。他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容易把西方的自由主义看得很神圣，其实是理想化了的自由主义。据他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冯契、文化保守主义者徐复观、自由主义者殷海光，他们的思想底层都是共同的，都有乌托邦主义的情意结。他的意思是，我国知识分子缺乏具体分析的精神，习惯于笼统地追求真善美的统一，爱提一些大而无当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乃至于把任何具体的问题都与“中国向何处去”联系起来，对任何人或事的要求都是真善美统一的境界，如果达不到这一境界，就要穷追猛打、挖祖坟。这样的对人对事的高标准、严要求，势必缺乏健康的心态和批评的风度。因为这往往会产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心态，如要主张一个什么东西，就把它绝对理想化，如要反对一个什么东西，也就把它极端丑化。墨子刻说，当年在台湾，他与徐复观、殷海光相过从，深深感到二氏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对老蒋政府的批评的风格有问题。当然，老墨是一个自由的保守主义者，他在饭桌上常常抓住席间闲聊时我们对贪污腐败的抨击，亦认为我们夸大其辞，批评的风格有问题。意思是说，你只能依据确凿的材料具体地说某人贪污了多少，不能笼统地说洪桐县里无好人。我们戏称他是“帮闲”。

在此次论战中，批评的一方与组织评奖的一方（后者亦是反批评的一方），一个共同的预设或情意结，是悬置了一个太高太完美的理想。双方的期望值都很高，都把这次评奖看得太神圣。其实，正如一些论者所说，它不过是一个刊物拉来一笔赞助，奖励几种论著而已。

学术腐败的根本问题仍然是体制问题。高等学府、科研机构不是由教授、研究员说了算，而是由管理教授、研究员的人说了算，评价标准由他们定，评价机制在他们的掌上。当然他们现在也都有了高级职称或学位，俨然成了内行，但大家心里都有数，他们是管理教授的教授，没有上过一堂课的教授。此外，党政机关还有大量的不教书的教授、不做科研的研究员。为了创收，高校、科研机构，尤其是各级党校，已经且正在批量生产不需经过入学考试的伪劣博硕士研究生。为了各单位的排座次或所谓评价体系、指标体系，各高校、科研机构出台了一系列的奖励政策，凭发表文章的所谓权威、核心报刊的级别（什么都有级别，敝校现在是所谓副部级，据说这不是学校级别，而是指的党政一把手享受的待遇，不过这太使人容易联想到所谓处级和尚云云，一笑），发表论著的数量，获得不同等级的奖励，并与评聘职称职务、工资、补贴、分房等挂钩。这正是学术腐败的土壤。所有这些，不可能不刺激出、催生出大量的泡沫。完全不讲学术规范的所谓论著批量出笼。这种导向，不顾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国家、民族、科研机构的整体发展和长远的利益，不顾学者个人的积累和长期发展，一切打短、平、快，急功近利，杀鸡取卵，以期兑现。现在是一个功利的时代，泡沫的时代，而一切学术，特别是人文学，恰恰需要积累。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学，是不能按自然科学，理科或工科的标准加以衡量的，而现在的头们都是工科出身，他们擅长于整齐划一的标准（在他们心目中，文科箅老几，又不能来钱）。陈寅恪、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哪里上过什么权威、核心期刊或SSCI？他们有什么学位？他们有的恰恰是创造性！

今年我有幸获得安徽《学术界》的赐赠，陆续拜读了最近的四期，感慨良多！这家刊物办得很好，尤其是学术批评开展得好，据实细腻地披露了一批学术上的假冒伪劣产品！附带说一下，我最近在书肆上看到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思想史》，其中有关熊十力的部分全部是抄的拙作，可以说没有本书“作者”的一句话，只是把我的东西移花接木、东拼西凑而已，“作者”根本就没有看熊之原著。本书有关其他思想家的述评，我未及细看，估计好不到哪里去。又，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文化学引论》，从架构到材料，不过是拙作《文化学概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的重复并扩充而已。以上“作者”以为在参考书目上列了某书，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大宰大割了。这可能主要是不懂学术规范所致。

孔子说：“行己有耻”（《论语·子路》）、“知耻近乎勇”（《礼记·中庸》）；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孟子·尽心上》）羞耻对于人关系重大。以机谋巧诈骗人的人，是不知羞耻的。君不见，有那么一些人靠抄袭、拼凑过日子，俨然大家、新秀，频频亮相于媒体，是不知耻也！在今天浮躁的世风面前，公开披露这些人，开展学术打假，整饬学术纪律，重建学术规范和谨严学风，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