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四新同学的博士学位论文《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于1999年在武汉大学以全优成绩顺利获得通过，并得到海内外专家的好评，修订之后由东方出版社于2000年10月出版，实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据我所知，这是海内外第一部关于郭店楚简的博士论文。诚如李学勤先生、庞朴先生在评审报告中所说，就对郭店楚简之学术内涵作全面系统的研究而言，就研究所涉及的深度与广度而言，当时尚未有出其右者。

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出土。1998年5月，这批战国中晚期以前的儒家与道家佚籍及其释文由国家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是世纪之交我国人文学界和国际汉学界最为振奋人心的重大事件！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这批佚籍的公布，立即引起国际汉学界的高度重视，并且迅速成为海内外人文学界的研究热点、焦点和前沿课题。这是因为老子、孔子及其后学之佚籍的问世，在一定意义上为学术界重新思考先秦学术思想史和楚国文化史提供了契机和新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诸多的学术疑难问题，改变我们的视域，修订某些成见。值得庆幸的是，由于主要是北京学者们的努力，使我国大陆学界在郭简研究中始终占据主导和主流地位，而没有如七十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后那样，国内学者的研究曾经落后在后面。

四新同学的这部学位论文，可以说是在境内外学术界对郭简研究的热潮中应运而生的产物。这部论文的选题很好，既是鄂省的地方特色，又是国际学术前沿课题；既具有根源性、民族性和地域性，又具有前瞻性、世界性和现代性；可以推进传统哲学的创造转化。这部论文的成功，获益于我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许多学者和北美、欧洲、东亚不少汉学家的诸多研究成果及海内外学界的交流互动。当然，毫无疑问，首先和主要应归功于作者本人冷静、独立地苦学苦研的精神与功夫。作者好学深思、沉潜读书、甘坐冷板凳、心无旁顾的的精神、心态和毅力，以及一定的学养、学识、做学问的基本训练及创造能力，在本书中得到充分的展现。我以为，这是一部具有颇多创新见解并恪守学术规范的博士论文，表明作者已具备了一定的学术功力和哲学修养。

作者曾经下苦功夫精读先秦主要的经、子之书，打下了坚实宽厚的基础，因而能够对郭店简本《老子》、《太一生水》、《五行》、《性自命出》、《语丛》及其他各篇之思想源流、学派归属、撰著作者、写作年代、哲学意蕴、学术史上的地位等作出相当深入的考订、探究、定位与阐释。他的研究确有发时贤所未发之处。例如，对于《老子》，作者不仅比较了简、帛、通行本，重视简帛本上的墨点、墨钉的作用，而且遍查《庄子》、《文子》竹简本、《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诸子百家引老之说，重新定位老子其人其书及其学说这一学术界聚讼不已的问题，推断战国早期就流传有远较郭店简本三组文字之总和还多的《老子》原本，又推断甲、乙、丙三组简本是三个不同时期产生的不同抄本。作者据郭店《老子》，对原始老子的思想和早期儒道关系作出了细致的讨论。又如，关于从未问世的妙不可言的《太一生水》，李学勤先生与海外汉学家如达慕思大学的Sarah Allan（艾兰）、海德堡大学的Rudolf G.Wagner（瓦格纳）、芝加哥大学的Donald Harper（夏德安）等都有不少卓见，而四新的看法则与他们不同。他认为此篇之贡献主要在完整的宇宙生成论系统的创造上，推测它可能出于战国中期南方楚道家之手。作者的慧识在于，肯定《太一生水》鲜明地表示出中国人具有太一的形上宇宙观与天地万物的形下宇宙观，且二者是上下贯通、和谐并存的，此篇亦表明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的深邃、发达。

作者对郭店儒家简的研究，下了特别大的功夫。关于《五行》，自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以降，我国学者庞朴、魏启鹏和东京大学池田知久教授等专家都有不少宏论，且见仁见智。此次《五行》之经在楚故地再次出土，又轰动了学界。荀子所批评的“思孟五行学说”究竟是什么，两千多年以来隐而不彰，然而20世纪后30年的考古发现终于将其显豁于世。作者与时贤不同，选择了讨论简书、帛书《五行》经说到帛书《德圣》思想之变化的维度，认为竹简《五行》之“经”比较突出“圣智”全体的作用，帛书《五行》之“经”与之相近，但“说”的部分却有重大发展，系围绕“心”而展开，并涉及到“性”与“气”，开了心性论之先河，为孟子之先导。作者认为，继《五行》之“说”，直传《五行》思想统绪的乃是帛书《德圣》篇。此篇之变化，在于比较“圣”“智”，重圣轻智，强调了天道与德圣之内容。作者考订郭简《五行》颇有可能是世硕之作，解说部分则出于其门人之手。

《性自命出》是迄今我们所见到的最早最完整的先秦心性论的篇章，它的出土实在是我国与世界哲学史上的幸事。上海博物馆购藏竹简中也有内容大体相同的有关性情论的一篇佚文。我国中生代学人陈来、杨儒宾、廖名春等等对此都有深论，关于此篇作者的推测也是众说纷纭。本书作者通过缜密地考证，认为《性自命出》的作者不太可能是子游，也没有充分证据坐实为曾子，接近子思的思想但仍有不少差别，又很难说是公孙尼子，极有可能的是思孟学派中的学者或世硕诸儒。作者认为，《性自命出》是颇为重要的先秦儒家佚籍，是《中庸》的先导，该篇的出土对于先秦心性论的重新肯定和时间上的前推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语丛》，作者认为前三篇是当时流行的儒家文献的摘抄，第一篇各有自己的主题，但又可以联成为一体，其重心仍是心性论。《语丛》中关于“天生百物，人为贵”的思想，关于人之喜、怒、悲、乐、虑、欲、智皆源于“性”的思想，颇为深刻。《语丛》前三篇是有关格言（或重言）的记录或摘抄，属儒家思想，而《语丛四》则与前三篇不同，属权谋、纵横、游宦之士的思想。作者认为，郭简诸篇论性，从情、欲、理、力、能五条脉络作出了比较系统、全面的阐述，由此可以推测春秋末至战国早中期诸子所持的人性论，极为丰富多样。

作者认为，郭简的心性论中，心性上通天命、天道，外接人伦、人道。作者以末三章的较大篇幅，通论早期儒道思想，尤其是天命与天道、人性与人心、治道与伦理的问题，亦对《穷达以时》、《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和《唐虞之道》等加以讨论。作者指出，中国哲学与文化关于人性论本原的思考，大约经过了由帝命观到天命观，由天命论到天道论的转移，但同时这三种观念又保存下来，构成某种程度的张力。天命、天道与人伦、人道的关系，实质就是天人关系。郭简承老子、孔子而来，既有天人相通、相入的思想，又以心性或德性为本位加深了对天人关系的理解，还有天人相分析的思想，后者与前者构成内在的辩证互补关系。作者指出，自殷周以来，中国哲学与文化始终以人和宇宙的生命为其基本的关切点，人性论就是对生命本身的根源性与本质性的思考。作者细致分疏了郭简诸篇心、性、情、身的关系及其与先秦诸子百家的联系与区别。作者讨论了道家道治与儒家德治的关系、尊德与明伦的关系、爱亲与尊贤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都做到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作者对郭简诸篇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哲学诠释，其前提一是对世传文献的把握；二是对竹简文字考释、文本复原等成果的吸收。郭店简的研究是一个综合的研究，包括简书的断代、文字的考释、简文的联缀、文本的复原、与世传文献的对勘比较等，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需要文字学、考古学、简牍学、文献学、经学史、子学史、哲学思想史、楚国文化史等诸多学者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我与作者十分珍视、尊重各学科学者的工作，尤其是原整理者裘锡圭先生、彭浩先生等的贡献以及李家浩、李零、陈伟、刘信芳、台湾大学周凤五、辅仁大学丁原植、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等先生的工作。作者并不囿于一隅，吸收了各方面学者的优长，又能断以己意。这部论文在一定意义上是多学科交叉的产物。

20世纪我国人文学研究的进步深获考古发现之赐。陈寅恪先生论王静安先生的治学方法和贡献，认为即是“取地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特别是以殷墟甲骨卜辞资料来证古史。世纪初的学人，获益于殷墟甲骨、敦煌卷子、汉晋木简等等，王静安先生认为这些瑰宝的出土，其意义超过了孔壁中书和汲冢竹书。他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纸上学问有赖于地下之新材料。近年来饶宗颐先生提出“三重证据法”，即把考古发现的材料又分为两部分，一种是有文字的，一种是没有文字的，以之与世传文献相互参证。有文字的简帛携带了更大的信息量。20世纪出土的简帛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仅就与思想文化史相关的简帛而论，至少就有50年代信阳长台关楚简、武威汉简，60年代望山楚简，70年代临沂银雀山的汉简、定县汉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与竹简、云梦睡虎地秦简、阜阳双古堆汉简，80年代江陵张家山的汉简和荆门包山的楚简，90年代荆门郭店楚简及上海博物馆购藏的流失到香港文物市场上的一大批据云是江陵一带的楚简。以上简帛中的文字资料涉及科学史（医学史、天文史）、哲学史、法律史、民俗史、宗教史等等，就哲学史而论，涉及到经部和子部的方方面面。这些宝藏，极大地丰富了世传文献，补充、修正了我们对古代学术的一些看法。

宋代以来，特别是清世和近世以来，疑古辨伪的工作对于古代学术史的研究甚有补益，但“疑古过勇”与“信古过笃”一样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今天，我们到了可以超越于“疑古”和“信古”的时代，即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可以平心静气地“释古”的时代。过去我们做哲学史研究，受疑古思潮的影响，把先秦的许多思想史料都压到汉代之后使用，现在看来这确实有不少弊病。产生于轴心时代的礼乐文明和六经诸子的传统，源远流长，而且确乎是中华文明对世界的最大贡献，至今仍有其现代意义和价值。可以预期，21世纪前半期，我国学术界借助于考古发现可以对礼乐文明、六经诸子的系统研究作出前所未有的突破。我们民族宝贵的思想资源，可以转化为陶养现代心灵的源头活水。

四新同学刚满三十岁。比起生长在学问与思想饥荒年代的我们这一代人，他们实在是太幸福了。他出身于农家，生活简朴，刻苦攻读，是一颗很好的读书种子。在我们这个和谐的学术群体和良好的学术氛围中，他与我一样，不断得到我的老师萧萐父先生、李德永先生、唐明邦先生等前辈师长们的教诲和我的学长萧汉明教授等师友的扶掖。我个人在学术界尚属小字辈，学问根底很浅，学力不逮，自1993年忝为所谓“博士生导师”以来，甚为惶恐，如履薄冰。好在我的背后有我们这个学科群体的师友们作为后盾，且不断得到本系本校的师友们，全国哲学史界的师友们，全国人文学界的师友们的批评与指点，甚至得到境外学者的启迪与帮助，因而可以勉力为之。我常常对四新等同学们说，我们这一代人只是过渡环节，希望他们踩在我们的肩膀上，摘取学术研究的桂冠。

四新于1996年初秋进入博士生阶段的研习时，我在培养方案上就请他进一步加强先秦文献特别是经学的钻研和西方解释学的训练，后来确定让他研究《尚书》。我很早就关注郭店楚简的整理，1995年秋天还陪杜维明教授实地考察了荆门博物馆。1998年上半年我在哈佛大学做高访与研究，曾与杜维明教授协商，计划在我校与哈佛燕京学社等单位合办一次大型的全面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七月回国后，我就把郭简的有关资料送给四新看，建议他考虑是否变更论文选题，改做郭简研究。他经过认真思考，欣然同意。此后，他经过了异常艰苦的独立研读和写作过程。他搜集了很多资料，我也随时给他提供境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又请萧萐父专老师和历史系徐少华、陈伟、罗运环等专家予以帮助和指点，他们也慷慨提供了建议与资料。四新终于于1999年3－4月间拿出了论文初稿，经过我的审阅，提出诸多修改意见和建议，并经过他的修改后提交给答辩会。5月中下旬之交，他通过了答辩。通讯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专家李学勤、庞朴、萧萐父、刘纲纪、牟钟鉴、熊铁基、周桂细、萧汉明、陈伟等教授都对他的论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又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他的论文在答辩前还寄送陈来教授等指正。7月，我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和政治大学出席会议并做研究，曾在中研院文哲所等单位两次就郭店楚简的研究作座谈和演讲，回来后又给他带回一些资料。之后，四新集中精力对论文作了两次大的修改。第一次是10月中旬在我校举行的规模空前的“郭店楚简国际研讨会”之前。我们资助他把修订好的论文重新印制了100册提交给大会。他给大会还提交了另两篇论文和我委托他做的、相当详备的海内外关于郭简研究的论著目录。由于任继愈、饯宗颐、李学勤、裘锡圭等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躬逢盛会，由于讨论的问题特别专门、具体、细致，与会学者都感到收获颇大。这次成功的大会也给四新提供了与海内外不同学科的老中青学者切磋郭简的机会和展示自己科研成果的舞台。在会上，杜维明、庞朴、李学勤等专家再次肯定了他的研究，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会后，他借鉴会议成果和我们在会后获得的新资料第二次修订论文，并把此前已写成初稿的本书后三章的内容纳入了进来。作者经过严肃的删修和统稿，反复斟酌、推敲自己的学术考订和苦干结论，核对引言资料，润色文字，终于形成了今天与读者见面的这部著作。

我有幸作为本书的第一位读者，郑重地向学界推荐这位年轻人相当扎实厚重、充满独到见解的学术成果。当然，郭店简的研究仍在发展中，从文本复原到文字考释到哲学诠解，将会不断涌出新的研究成果，尚需作者丰富和提升自己。在今天浮躁的世风面前，有这么一位珞珈山下的年轻人，矢志向学，孜孜不倦献身国学，且有掘井及泉的功夫，令我非常感动。我痴长他二十二岁。作为朋友，衷心希望我们以前辈程千帆先生提出的八字箴言“勤奋、谦虚、敬业、乐群”共勉，放开胸量，尽心公益，关爱他人，虚己容物，积极参与国际国内的学术活动，到世界哲坛上与国际学者对话，勇攀中国哲学研究的高峰。我们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点的传统是：“中西对比，古今贯通；学思并进，史论结合；德业双修，言行相掩；做人与做学问一致，文风与人风淳朴；统合考据、辞章、义理，统合思想与历史的双重进路。”相信他能把这一传统发扬光大，是所望焉。

是为序

郭齐勇

2000年1月于武昌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