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先生是本世纪中国最著名的人文学者，当代新儒家的巨擘。他具有悲悯意识与宗教情怀，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剧烈冲突与交流互动的背景下，用整个生命和全部心血护持着人类和族类的文化理想、道德理性，积极参与、推动文明间的理解、沟通与对话。唐先生是一位开放型的儒家学者。他充分肯定人类各大文明的原创性，充分尊重世界各民族文化与宗教精神的合理内核，希冀包容不同的价值理念。唐先生非常敏感，密切注视，随时体验工业、商业、科技日益发达的现代生活世界的变化，及这些变化带来的正负面价值，警惕并批评随着神性的消解与物欲的泛滥，人与天、地、人、我之间发生的异化――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直面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信念的危机。唐先生是一位博大的哲学家。他会通中西，融贯三教，创造性地建构了“性”“道”一元、“体”“用”“相”多面撑开的文化哲学系统。这一系统，以“道德自我”为中心。但道德的主体性与文化活动，精神理想与人文世界是有密切关系的。“心之本体”客观化、外在化为人类文化活动的各侧面、各层次、各系统，包括家庭、社会、经济、政治、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宗教、体育、军事、法律、教育等等，包括东西方文化史和思想史上各方面的成就。唐先生晚年在肯定“道德自我”的主导性的同时，将它扩大为“生命存在”，涵盖精神生命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活动方面，肯定因此而相应地具有的不同的心灵境界。他从不同类型的人的生命存在与心灵活动的广阔内涵出发，架构了弘大而辟的“三向九境”系统――《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

在中西印哲学文化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唐先生特重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解读与重构，阐发其不同于西方、印度的特殊性。除鸿篇巨制――《中国哲学原论》的细腻梳理外，他尤其弘扬中华人文精神，指出人类史上这一特殊的人文精神涵盖了超人文的宗教，不与宗教相对立，也不与自然相对立，不与科学技术相对立。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的理想是：以人文化成天下；人文要普遍于自然，人之心可以贯通于自然。人心上有所承于天，下有所贯于地，天地人三者合一。通过人的关系，“形上之道”同时亦表现于“形下之器”中。人上通于天，下立于地，而成为“顶天立地”之人。他又阐扬了西方人文精神发展的不同阶段与不同走向，昭示了中西人文精神在现代交相融合的可能性。他指出，今天最圆满的人文主义，必须是中西会通的人文主义，以解除现代世界中的文化的偏蔽。他对东方宗教的兼容性，对儒学的宗教性与超越性，对中国哲学“内在超越”特色的发挥，尤有价值。有的论者认为“内在”与“超越”绝对不相容，其实，如果不是从认识论，而是从价值论，从本体－境界论的维度去看，“超越性”指的是神性、宗教性，在“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论域中，神与人、神圣与凡俗、超越境界与内在的道德生活本来就是统一的。

唐先生有崇高的人格，博大的胸襟。他常常讲“德量”与“心量”。他的为人与为学是一致的。他是一位伟大的儒者，一生实践儒家精神，立德立功立言，真正做到了三不朽！他勤奋地读书教书写书，著书立说，著作等身，且努力从事文教事业，曾与友人创办杂志，创办新亚书院，参与校政，教书育人，提携后学。他又是关心社会，参与社会活动，批评当下，面向未来的公众知识分子的一员。他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是全面而丰富的。

单波君是武汉大学的青年俊彦，在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期间，埋首中西哲学典籍之中，深造而自得之。他初读唐君毅先生书，爱不释手，继之遍搜唐著与时贤研究唐氏的成果，又比照其前后的思想家，颇有精思创获，遂决定以唐先生哲学思想为研究对象，撰写博士论文。经过艰苦卓绝的工夫，苦读覃思，爬梳抉剔，终于于1997年4月完成论文《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唐君毅哲学研究》，5月顺利通过答辩。通讯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专家周辅成、萧萐父、李锦全、方克立、刘纲纪、冯达文、罗福惠、李宗桂、罗义俊、段德智、李维武等教授通过严格的评审，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这是一篇学问功底扎实、思想深厚、材料丰赡、有诸多创新见解的优秀博士论文，亦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目前与读者见面的这部著作，正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根据上述专家和本书责任编辑的意见修改、补充而成的。我有幸作为单波同志博士论文和本书书稿的第一位读者，深为作者的见地而折服。这一选题非常好，具有开拓性。与已有的研究唐氏的成果不同，作者不是避开，而是以掘井及泉的工夫，从深层次挖掘唐先生的哲学、宗教、人文思想，条分缕析地指陈这几者的关系和唐氏哲学的见弊得失，可谓抓住了唐氏学术的核心，成为唐君毅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一种专著。

本书作者的创见在于：第一，不仅深入缜密研究了唐氏人文精神论，尤能对人文与宗教、人文与科学之关系，中西人文智慧之异同、文化主体与人文世界撑开的关系，作出了独到的分析论证，抒发了己见，梳理了唐先生思想内在的矛盾和张力，如圆融会通与一本性、返本与开新的纠结等等。第二，通过分析唐氏宗教哲学在超越的反省中体悟人的“内在超越”的特点及宗教意识论、儒释道耶之比观，作者作了涵化西方超越智慧，解读中国哲学资源之宗教性的新思考，也批评了唐先生未能充分重视人性与神性、内在与超越之紧张，从而使超越性不足的弊病。第三，全书环绕“心本体论”的中心来展开，在人文精神、宗教观、道德哲学、人生论的分析中贯穿这一线索，提纲挈领，重点突出。作者在文化之体、用、相关系上，在“即人生以言人心”与“本人心以论人生”的关系上，尤其在精神安立、本体理境之追寻的思考或体悟方式上均有慧解和睿智。

作者把同情的理解与理性的批导相结合，把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相结合，此种方法论甚为合理。作者把论主放置在时代氛围中，解剖其道德理想主义。作者熟知唐氏及其上辈与同辈思想家的哲学理论及其研究成果，文献综述颇为详备且有条理。作者从第一手资料出发，恪守学术规范。作者重视已有的关于唐氏研究的论著，又不囿于此，努力突破限制，且回应了诸家的褒贬，如对于强加在唐先生身上的所谓“泛道德主义”作出的辨解等，非常精彩。这些都表明了作者有深广的哲学素养和独立研究的能力。不足的是，限于篇幅，作者未能把唐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论作细致的诠解。

单波君是仁厚君子，谦逊好学，敬业乐群，勤勉踏实，潜沉学术，不慕声华，不杂俗染。他的本行是新闻学，然哲学爱好和修养提升的需要，促使他进入哲学殿堂。现在他又回到了新闻学领域，据他自己说，哲学训练，哲学方法，哲学思考，哲学境界，使他获益非浅，他还要不断地加强哲学修养。研究生和本科生们都很喜欢听他的课，认为很有深度，很有听头。他在中西新闻学比较研究方面崭露头角，不少论文得到国内外新闻学专家的好评。他曾与人合著《中西新闻比较论》，又独立撰著《二十世纪中国新闻观念发展研究》。他今年才三十出头。每每读到他的新著，我就不禁想起孔夫子的慨叹：“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我衷心地希望他在德业诸方面更有创获，是所望焉。是为序。

郭齐勇

1999年春于珞珈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