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至7月，应哈佛大学的邀请，我到该校作高访与合作研究。3月，陆登庭校长访华。他访华前曾请该校十几位教授座谈教育理念与中国文化问题。教授们批评校方目前推崇的是权力、财富教育，有违哈佛的理念与传统。 校长接受批评并作了协调工作。 哈佛的传统是通识教育，重视人文精神的培育。 哈佛人认为，最佳教育是开放式、创造性教育，不仅应有助于学生在专业领域内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与能力，而且要创造条件让学生善于深思熟虑，有追求的理想目标和洞察力，成为具有自由人格的、完美的、成功的人。哈佛本科生在校四年中，除在一个主要领域中学习外，也进行跨学科专业的学习。该校不少教授强调人文学习的重要性，主张理解、吸收不同的价值观念。如大学本科生的“核心课程”中，有一类叫“伦理推理”，请不同的专门家讲授不同的宗教、文化传统的伦理课程，让同学们选修一种。其中有杜维明教授的“儒家伦理”课，每次都有三百多位学生选修。杜教授只上大课，并定期主持助教会。该校规定，每20多名学生必须配一名助教，助教参加学生的讨论（每周一次），引导学生读书，批解他们的读书报告。助教多由博士班的学生或博士候选人担任。

有的哈佛教授认为，任何复杂的文明必须发展社会资本，这个社会资本是看不见的。不能以浅短的目光看待我们教育的效果，最佳的教育不能以美元来衡量。有的教授认为，不能只重视经济资本，还要发展文化人。这就要考虑文化传承、心灵积习。除了智力教育、科技方法之外，还要培育伦理素养、人生智慧、精神价值、文化能力、道德信念等等。要培育公众知识分子，关心社会，参与政治，批评当下，指引未来，为社会提供价值指导。

美国每一所高校，哪怕只有一千学生规模的小小的学院，都有自己的教育理念和传统，办得很有特色与个性，并努力使之保持、传承下去。

这就促使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武汉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什么，我们教育工作 的动力在哪里？我们一贯的教育传统是什么？武大区别于别的学校的特色是什么？我也想把这如是四问提出来就教于师友同仁。我想，百多年来，一代代优秀的科学家、人文学者、教育家，前辈师长们薪火相传的最宝贵的精神、最优秀的品格，就是他们的“敬业”精神、学术良知和做人的根本。他们不仅重视知识的传授，尤其重视智慧的提升、能力的培育，给予学生以探求真理、创造发明的有效的方法学训练，使学生走向社会后自觉、主动地从事种种事业，在不同领域中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武大的传统中是不是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互交融的特色呢？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不是德、才、学、识并重呢？是不是有那么一种生于忧患、成就人格、兢兢业业、扎实厚重、学问与人品一致的精神呢？另一方面，我们的不足在哪里？有没有明确的教育理念，思想的原创性够不够？在今天浮躁的、急功近利的社会氛围中，我们的学术定力够不够，耐不耐得住寂寞？学术规范遵守得怎么样？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

哈佛是教授治校。职员也不少，但都竭诚为教师服务。美国没有我国目前这么庞大的、一层一层的教育衙门，没有教育垄断，没有教育事业中的官本位。当然他们也有文牍主义，但没有我们这么严重。目前我国的教育机构、体制、管理方式妨碍了教师主体地位的确立，教师实际上处于被动、被管理和绝对服从的客体地位。教师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被压抑，怎么能培育出有创造精神的学生呢？

为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哈佛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教育，十分重视经典的导读。经典包括古代与现代的、本国与外国的学术名著。如宗教委员会博士班的一门叫做“宗教思想家”的必修课（一个学期），大约要研讨十大家的原著，如近现代著名学者詹姆士、涂尔干、韦伯、弗洛依德、艾律克森、西谷启治的著作等，还有一些辅助性的书。修课的博士生们每周都要交一篇读书报告，间周都要准备一次讨论发言。他们文科研究生的的读书量很大，资格考试前的两、三年读得很苦，考试很严，有淘汰机制。博士生的培养计划，读书、修课，一般由三个学术领域组成，与不同的学术方向或相关的学科、专业打交叉。如宗教委员会的博士班培养计划的基本三项：一是比较研究，除了博士生自己的宗教传统之外，精研一个自己不熟悉的宗教传统（如基督徒研究佛教，佛门弟子研究犹太教等）；二是传统及文化，即研究一个传统及其产生、演变及发展的文化，例如儒教、道教与中国文化，回教与中东文化等；三是宗教及其他专业，如宗教与哲学、宗教与社会学之类。

相反，看我们的文科教学和研究生培养，除学科交叉整合不够外，我感到最不足的是忽视引导学生读经典。我们几十年来一般习惯于用“概论”加“通史”（或专史）来代替原典，近十多年来我们更是忙于拼凑各种通论、概论的体系，现买现卖。把这些东西灌给学生，远不如引导学生自己直接去接触原典来得深厚。古今中外的学术经典著作具有深长久远的滋润作用，给人以创造性的薰炙和不断反刍的空间，是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马克思曾经说过，希腊艺术、史诗或莎士比亚的价值是超越时空的，在一定意义上说，那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同样的，各民族前现代文明中大量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道德、伦理、历史等等经典，西方近现代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等等经典，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源。问题是我们的学生不会读书，不会读原典。我们需要想一些办法，通过各种方式，按不同层次的学生的程度，引导他们直接与本专业和相邻专业的经典相沟通。这比读那些三转手、四转手的或拼凑的东西要意味深长得多。能够以文本原来的语言阅读则更好。要让学生读出原汁原味来，并启发他们领悟经典作家是如何思考问题的。给学生导读经典，实际上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难度更大。教学相长，多读经典也可以提升我们文科教师的水平，增强教师的能力。

在论（通论、专论）、史（通史、专史）、典（原典、经典）三者的关系中，我建议凸显“典”，而适度削减原来的泛泛一般之“论”加“史”的结构，尤其是在研究生教学中。世上有有本之学，有无本之学。正如孟子所说：“源泉混混（滚滚），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满；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孟子·离娄下》）有本之学如有源之水，滚滚流出，昼夜不停，把洼下之处注满，又继续奔流，一直流到海洋。而无本之学就如无源之水，一到七、八月间，雨水众多，大小沟都填满了，但过不久就干涸了。孟子又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同上）君子贵在深造自得，即自觉地有所领悟。这就要牢固地打好基础，把握它而不动摇，积蓄很深，才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所以高深的造诣来自自觉地有所得。窃以为，我校的文科教学，包括人文试验班的教学有进一步改善的必要。人文班的课程设置没有打破文、史、哲的界限，仍根据原三个系的课程机械相加，给学生灌了很多概论和专史，时间排得满满的，学生负担很重，消化课程的时间不够，自千由创造发挥的空间太小，尤其是没有接触经典。四年读下来，连《诗经》、《楚辞》、《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史记》、《左传》和许多中西方名著都没有碰过，或者只是在一些概论、通史课中浮光掠影地了解一点点。这样下来，学生没有根源感，没有创发潜能与后劲，这是非常遗憾的。傅斯年先生当台大校长时，规定台大所有文理科学生必修一个学期的《孟子》，强调陶冶心性，提升境界，善养浩然正气，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此次我在哈佛参与一些研讨会及博士班的读书活动，深感由我国大陆出去留学的部分学生，英语很不错，西学也很好，但中国学问的根底（如基本典籍，如文字学、文献学、史料基础等）不如来自我国台湾、香港甚至韩国的学生，而问题意识、思考能力、表达辩说能力则不如美国学生。我想问题是出在我们大学教育甚至中小学教育上，值得我们检讨与反省。附带说一句，我们的大、中、小学生用在英语上的时间、精力是用在国语、国文上的数十倍，长此下去，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总之，我们要培育学生全面发展的健全人格,追求真善美合一的理想，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引导他们学得大智大慧，克服目光短浅、处事功利化、人格虚无化、精神平面化的弊病，改善他们的知识结构，让他们学会直接面对原著经典独立思考，把读书、思考、实验与写作结合起来，把知识、技巧、能力与方法结合起来，使他们走出校门后经得起摔打磨难，有谋生的本领，韧性的精神，又有创新的潜力，充实丰富自己的人生。有根源性才有原创性。为学在严，为人要正。根本的问题在提升我们教师自身的文化底蕴与精神素养，决不放弃理想境界、生命意义与人生价值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