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四杰学术“近代性”考略
冯天瑜
明清之际，约指明代万历至清代康熙，即17世纪一百年间，恰置中国文化从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转轨的前夜，其时早期启蒙思潮萌动，昭显中国文化内生的走出中世纪的趋势，表明中国文化近代性的获得并非全然外铄，而是19世纪中叶以降东渐之西学与中国17世纪前后自生的早期启蒙文化相激荡、相汇合的结果。
现以明末徐光启（1562—1633），明末清初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3—1682）、王夫之（1619—1692）等学术四杰为例，阐发此一题旨。
一、徐光启：锻造“新工具”——实证研究和数学语言
中古学术以模糊性、猜测性为特征，走出其旧轨的近代文化需要
“新工具”，这便是实证研究和仰赖数学语言的归纳法。
英国文艺复兴思想家弗郎西斯·培根（1561—1626）把实验和归纳视作科学发现的工具，从而在方法论角度开启近代文化（见培根《新工具》），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世人尽知，而明末徐光启（1562—1633）几乎在同一时期运用实证、实验方法和重视数学语言，徐氏的这一成就，知之者甚少。
徐光启坚持以经验事实作为科学理论的有效验证，在天文观测和农学实验方面作出努力，他认为，天文历法“必准于天行，用表、用仪、用晷”，昼测日，夜测星，使“私智谬巧，无容其间”。他还以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之尊，亲种试验田，在选种、用肥等方面实验精研，并力推农作物新品种（如上《番薯疏》，推广从南美洲引入高产红薯，作为“救荒本草”）。他主修的《崇祯历法》（使用至今的阴历以此为基础）和撰著的《农政全书》便是实证研究的杰作。
重视数学的方法论功能，是徐氏学术的又一特色。他将数学比喻为工人的刀斧和量尺，掌握此种工具，“历律两家，旁及万事”都能顺利处理。他还把数学方法比喻为掌握金针刺绣技术，“其绣出鸳鸯，直是等闲细事”。认为由“数”达“理”方可进入学术堂奥，“百千有用之学出焉”，并“旁通十事”，如天文学、气象学、测量学、水利学、兵器制造学、会计学、舆地学、会计学、医学等等。他还将数学方法。定量分析运用于人文社会领域，如田赋问题、人口问题、宗禄问题，指出“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是中国乃至世界较早提出的人口增殖概念，又通过数学计算，揭示宗禄将成为国力不可承担的重负。徐氏的数学最大贡献，是与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合译欧洲数学经典《几何原本》，将高度公理化的学说介绍给中国，并译制一批汉字数学术语，如体、面、线、点、直角、锐角、平行线、对角线、比例等等，并对每一术语作精准诠释。这些术语沿用至今，整个汉字文化圈（中、日、朝、韩、越）皆受其赐。
徐光启的学术路线在明末至清中叶并未推广，但也不是绝无仅有，如稍晚于徐氏的方以智将学问分为宰理（政治学）、通几（哲学）、质测（实证科学），认为通几要质测为基础，质测要以通几为指导。这种将实证科学提升到关键位置的观念与徐光启类似，是具有近代色彩的学术思想。
二、顾炎武：区分“天下”与“国家”
顾炎武是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被尊为清代学术主潮——考据学的开山祖，今不论此。
生当明清鼎革之际的顾炎武（1613—1682），是热烈的爱国者，曾冒死参加抗清斗争，并终生拒绝清廷招聘，其民族精神深为后世景仰，“排滿革命”的章炳麟崇拜顾炎武，更名章太炎，以示效法顾炎武。但我们不要认为，顾氏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有十分前卫的政治观念，如主张区分“天下”与“国家”，这是一种超乎“君国一体”“忠君报国”等中古意识的近代性理念。顾氏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在作此区分的基础上，告诫人们：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顾氏不赞成为一姓一朝的“国家”灭亡如丧考妣，但直至绝无功名的老百姓在内的每个人，都对蕴涵国土、人民、文化意义的“天下”承担着莫大的责任。这种天下观挣脱了君本位的桎梏，转而以人民命运为本位，以文化传承为本位，这是具有近代性的思想。两百多年后，梁启超将顾氏之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传诵广远。我们使用这耳熟能详的名句，应当领悟先哲顾炎武的深意。
三、王夫之创见四题
明清之际学人中，王夫之（1619—1692）最富于哲理深度。他的若干哲思直逼近代思辨。
（1）包蕴“物质不灭”“能量守恒”思想萌芽的“元气不灭”论
（2）驳斥退化史观——上古决非黄金时代，“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人类祖先“亦植立之兽而已矣”， 所谓三代圣王“无异于今川广之土司”，由野蛮向文明演进才是历史真实
（3）“文化中心多元”论（突破华夏中心论，推测“中国”以外另有发达文明）·“文化中心转移”论（诸文明“衰旺彼此迭相易”，“吴、楚、浙、闽，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薮；齐、晋、燕、赵，唐隋以前之中夏也，而今之椎钝驻戾者，十九而抱禽心矣”）
（4）透过表象发现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因，规律性，建立“势—理—天”相贯通的理性主义历史观
四、黄宗羲：开辟民主主义先路
一种流行说法是，中国没有民主传统，民主主义是近代从西方传入的舶来品。与之相对应的反论是，民主思想中国古已有之，《尚书》的“民为邦本”，《左传》的“不死君难”，《孟子》的“民贵君轻”即是。这两种极端之论都不符历史真实。
关于中国没有自生的民主，下面再作驳论，现在先简析先秦即有民主思想之说何以不能成立。
民主主义包含“民有、民享、民治”三个缺一不可的方面，而中国先秦以降的民本主义者只谴责昏君、暴君，如夏桀、殷纣之类（甚至不承认其为君，而称之独夫民贼），却从整体上维护君主统治，为君主谋划长治久安之策是民本论者的基本使命，从孟子与藤文公、梁惠王的对话清楚看出这一点。民本主义可以抽象地容纳民有、民享（如《吕氏春秋》声言“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一些帝王声称“朕与臣民共天下”，连以专制著称的清代雍正皇帝也说过类似的话），民本论却决未给“民治”留下空间。而一旦“民治”缺位，“民有”、“民享”必然落空。先秦以降的民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政治学说放射光辉的部分，其重民、恤民思想至今仍有教化价值，但民本主义并非民主主义，而只是君主主义的组成部分。
称中国断无民主传统，民主主义只能从西方进口，则陷入另一种偏颇，无益于今天中国的民主建设，因为此论截断了民主主义的民族文化根脉。事实上，自宋明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成长，由程朱理学所代表的礼教分化出带有个性解放意味的陆王心学，至明代中晚期，反映市民意愿的泰州学派显出异端倾向，何心隐、李贽等辈发出对君权和孔圣人的微词，而江南士人以书院结社形式，品议朝政，不以朝廷之是非为是非，一种挣脱君主专制的思想在潜滋暗长，这种思想既继承着《左传》《孟子》的民本主义，又隐然有所突破。而将这种走向发挥到极至的是明末清初的黄宗羲（1610—1695），其政治哲学著作《明夷待访录》为代表作，追随其后的有唐甄（1630—1704）的《潜书》。
《明夷待访录》以空前鲜明的态度宣示告别秦汉以下的君主专制，不十分确定地迈向近代民主制度。
（1）超越传统民本思想只批判暴君的设限，赞扬“古之君”（“公天下”时代的尧舜禹），谴责“今之君”（“私天下”时代的全体专制君主），否定皇权政治。（《明夷待访录·原君》）
（2）超越传统民本思想为了“尊君”而“谏君”的设限，破除沿袭两千年的“君臣主奴”论，倡导君臣皆为天下苍生服务的“君臣同亊”论。（《明夷待访录·原臣》）
（3）为克服政治权力世袭制，力倡发挥选贤而出的宰相的功能（《明夷待访录·置相》），抨击绝对君权的派生物——宦官干政（《明夷待访录·奄宦》）。
（4）法制当以天下为本位，称颂为天下苍生服务三代之法为“公法”，秦汉以下作为帝王之具的法为“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这样的法愈繁密，“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明夷待访录·原法》）
（5）超越传统民本思想“庶人不议”“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设限，主张学校议政，“天子所是未必是，天子所非未必非”，应当“公其非是于学校”，以制衡朝廷把持舆论。（《明夷待访录·学校》）
（6）突破“重本（农）抑末（商）”传统，倡导“工商皆本”。（《明夷待访录·财计》）
走出中世纪的近代社会，从农本型自然经济迈向工商发达的商品经济，政治从“君治”通往“民治”，《明夷待访录》或鲜明或朦胧地昭示了这些诉求。而黄宗羲著书时代，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学说尚未传播到中国，耶稣会士当时仅向中国介绍西洋科技和宗教，黄氏拥有的学术资源基本上是中国本土的——因袭并变通先秦以降的民本思想，扬弃魏晋隋唐带有道家色彩的无君论、非君论，直承中明以来党社议政之风及市民文化的精髄，综合创新于《明夷待访录》之中，显现了中国本土文化自生的“近代性”趋势。
由于明清之际历史条件的限制，《明夷待访录》之类论著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其书名冠以“待访”，类似的李贽书称《藏书》《焚书》，唐甄书称《潜书》，都表明具有早期“近代性”的思想在近代前夜的中国深受压抑。然而，它们埋伏于17世纪，影响力则发皇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中国民主主义运动既得自西方近代政治理念的启迪，梁启超谓“卢孟高文吾本师”，提出“人民主权”论、“社会契约”论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作“三权分立”设计的另一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是中国民主主义者的导师，而同时，中国近代民主主义者又承继“晚明遗献”的早期“近代性”思想。还是那位梁启超说：“我们当学生时代，（《明夷待访录》）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已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孙中山也是《明夷待访录》的崇奉者，他给自己的同志和日本友人赠送条幅，写得较多的除《礼记·礼运篇》的“天下为公”外，便是《明夷待访录》第一、二两篇的篇名“原君”与“原臣”。另外，李贽、顾炎武、王夫之、傅山、唐甄等明末清初思想家也被中国近现代改革者、思想者视作精神先躯，近现代科学家则从徐光启、方以智、徐霞客那里吸取营养。可见，中国近代文化的资源除来自西方外，还取用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尤其是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而徐、黄、顾、王等“四杰”是提供本土资源的突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