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经济史”与“实证经济史”的开拓与发展

——纪念吴承明先生、汪敬虞先生百年诞辰

武汉大学 陈 锋

一、经济史的定义与经济史学派

“什么是经济史”？或者说“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众说纷纭。赵德馨先生说：“经济史学在时间上是历史的，但其内容却是经济的。它本质上是一门经济学。学科内容决定其研究方法。经济史学的方法，包括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必须是按时序的（历史的）经济学方法。用这样的方法写出的经济史著作，经济学的味道才会浓一些”。又说：“在横向上，就经济史学科中的各个分支而言，其对象，有的是生产力，有的是生产关系，有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若就整个学科而言，则只能表述为‘经济’，即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这包括社会生产力及社会生产关系。在纵向上，就经济史学科中的各个分支而言，其对象，有的是古代，有的是近代，有的是现代，有的是从远古到最近的一个发展阶段的终止之日。若就整个学科而言，而只能表述为‘史’，即已成为学科研究对象的过程，而非绝对时间意义上的昨天。换言之，经济史学科的对象，横向上，宽到经济全领域；纵向上，长到历史全过程，包括整个的经济的全部历史。它只受‘经济’与‘史’的限制”[①]。赵先生论述到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但关键之点是，经济史“本质上是一门经济学”。李伯重在《中国经济史应当怎么研究》一文中认为：经济史的定义，在各种说法中，以吴承明和希克斯(John Hicks)的解释最为合理。前者认为经济史是“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后者则认为经济史“可以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即一个具有可以认识其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②]。我在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规划教材《中国经济史纲要》写的《绪论》中，综合各种对经济史不同的解释，得出了一个结论：“经济史的研究内容不外乎四个大的方面，即：经济制度与政策、经济结构与方式、经济发展事实与经济行为、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由此，用一句话界定经济史的定义为：经济史是研究历史上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结构和经济事项以及与经济发展相关联的外部环境的专门史”[③]。认为经济史有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属性，但本质上不属于经济学，而属于历史学，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只是研究经济史的一种学科方法。这也就是吴承明先生一句名言所说的：“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

另外，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学者笔下，对“经济史”的称法也不相同，大致有“经济史”、“社会经济史”、“经济社会史”、“国民经济史”、“财政经济史”等数种。不同的称法可能意味着侧重不同，如“社会经济史”与“财政经济史”对称时表现明显，但在许多情况下含义相近或等同。

对经济史的不同界定，以及经济史的研究实践，会导致不同研究方法的偏重和经济史学派的产生与形成。吴承明先生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一文中曾经归结：“二次大战后西方的经济史学可说有三大学派。一是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进入第二代，形成以布罗代尔（Fenand Braudel）为首的整体观史学。二是以福格尔（Robert W.Forgel）为首的计量史学。三是以诺斯（Douglas C.North）为首的新制度学派经济史学”[④]。在这里，吴先生提出了在世界经济史学界经济史研究的三大学派：以布罗代尔为首的整体或结构经济史学派，以福格尔为首的计量经济史学派，以诺斯首的制度经济史学派。这种划分与提法为许多学者所接受。对于中国学者经济史研究的现状，吴先生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可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一派重视从经济理论上阐释经济发展过程，乃至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和文化思想变迁，自成体系”。这种对国内外经济史学派的划分无疑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我认为，根据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出身、经历与研究现状，实际上有两大学派，即“理论经济史”和“实证经济史”。

二、“理论经济史”和“实证经济史”

由于经济史学科的边缘、交叉性质（历史学与经济学、历史学与财政学等），经济史学者的出身、经历、学养不同，研究方法互异，在中国经济史学界已经有不同的流派，有的偏重于理论，有的偏重于实证，或者说，有的偏重于经济学，有的偏重于历史学，我把偏重于经济学、偏重于理论的称之为“理论经济史”，把偏重于历史学、偏重于实证的称之为“实证经济史”。

赵德馨先生已经分析过：“从历史学(系、所)出身的，史学理论与历史知识基础好，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体进程，知道一些典章制度的变迁，懂得历史文献和史实考证的重要性与方法。他们把经济史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研究经济史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所以他们多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喜欢从引起社会(结构、事件)变化的原因角度选题，善于用顺时序、考证、联系社会各个方面进行分析等方法，侧重说明某个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状况，经济变迁的社会原因的社会后果。这是他们之所长。从经济学(系、所)出身的，经济理论与部门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好，了解经济的整体结构与运行机制，学了高等数学、统计学、会计学和计算技术。这使他们在研究问题时，喜欢研究国民经济整体或其中某个部分的变化(如供求关系变化、市场发育程度、部门经济史等等)，即从宏观经济角度选题，善于从计量上说明经济的发展状况，设计某种模型，从经济理论上解释经济发展的原因与后果，抽象出经济学理论观点。一般地说，他们不愿意也不擅长对具体的典章制度进行考证”[⑤]。这是一般性的说法和概括，考察吴承明、汪敬虞诸先生的出身、经历，实际情况可能与上说会有所出入。

我们先来看看吴承明先生和汪敬虞先生的出身与经历。

吴承明（1917—2011），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4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先后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调查研究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汪敬虞（1917—2012），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先后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再看经济所以及其他单位代表性经济史学者的出身与经历。

严中平（1909—1991），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先后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李文治（1909—2000），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梁方仲（1908—1970），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先后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岭南大学经济系、中山大学历史工作。

汤象龙（1909—1998），1925 年考入清华大学首届文科，专攻中国近代财政史，先后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

傅衣凌 (1911—1988) ，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先后在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厦门大学历史系工作。

彭雨新（1912—1995），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财政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先后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岭南大学经济系、中山大学经济系、武汉大学经济系、武汉大学历史系工作。

李埏（1914—2008），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先后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云南大学历史系工作。

以上诸先生，梁方仲、严中平、吴承明、汪敬虞出身于经济学，汤象龙、彭雨新出身于财政学，李文治、傅衣凌、李埏出身于历史学。以出身经济学者居多，其中，梁方仲等先生可以说是实证经济史的扛鼎者，吴承明等先生可以说是理论经济史的举旗人。他们事实上理论与实证兼具，并没有因为经济学、财政学的出身，而忽视经济史的实证研究，如果检视他们的论著，更多的具有实证研究的色彩。

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原因有三：一是经济学的出身，并不能改变经济史的历史学特征，一旦研究经济史，必须遵循历史学的研究规律。二是尽量还原历史，把经济史实缕述清楚，实证是主要的手段，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在有些时候可能处于从属的地位。三是老一辈著名的经济史学者，大都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过，直接参与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不久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的创办，与现代经济史学的建立有密切的关联。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之所以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镇，与解放后他们集聚经济所，延续经济史的研究传统有关。其他老一辈学者，分散于各地，大都在历史系任教，培养的弟子多为历史学出身，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的经济史研究传统，也与老一辈学者的引领密不可分。

吴承明先生在前揭文章中也认为：“实证主义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不可须臾或离。中国史学自司马迁起就是实证主义的，宋代加入义理，并改进因果论证。清代考据学、训诂学出现盛况，20世纪初兼采考古学成果和西方考证方法，益臻完善。……经济史的根据仍然是经过考证的史料，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⑥]。也就是说，实证在经济史研究中有其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地位。一般的经济学理论，可以作为思考方法和分析方法，至于结构主义和整体史观、经济计量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均是研究经济史可资借鉴的理论与方法。应该说，吴承明先生对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归纳已经达到极致，国内学者无出其右者。

同时，也应该说明，我不太同意这样的笼统说法：“历代的《食货志》之类都偏重于典章制度，未能成系统的经济史。系统的经济史是20世纪早期学习西方建立起来的”[⑦]。如所周知，《史记》中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是经济发展史的专论，有关财政经济、社会经济的记述已经相当全面。班固的《汉书》在《史记·平准书》的基础上创立了《食货志》。《汉书·食货志》开篇云：“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表明了《食货志》是叙述经济事项的专篇。《汉书·食货志》从上古写到西汉，实际上在当时具有经济通史性质。《汉书·食货志》以后，各史中列有《食货志》的有13种 ，即：《晋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清史稿》。加上《史记》的《平准书》、《货殖列传》和《汉书》的《食货志》、《货殖列传》，整个二十六史中专门记载经济事项的门类则有17种。已经构成较为完整的经济史资料系列。《十通》中的经济史资料非常丰富，尤以《通考》系列的内容最为丰富，如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分为二十四门，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八个门类都是专门的经济史资料，占24门的1/3。其他“赋役”、“漕运”、“盐法”、“钱法”、“荒政”等专篇或专书，对历朝历代的经济史也有较为系统的记述或论述。所以，笔者同意李根蟠的说法：“中国不但很早就出现关于经济史的记述，而且形成了延绵不断的传统，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传统经济史学”[⑧]。

而且，笔者认为，上述经济史文献，不能单纯的看作是经济史资料，其中也有很多重要的识见。我在《中国俸禄制度史》中，曾经引述过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职官考·禄秩》，其开篇云：

俸禄惟汉最优，唐宋所不及。元以公田租充俸，名曰公田，实输之民，此法极弊者。明代禄米最薄，洪武初，定一品月俸八十七石，递减至五石止，嗣以钞折米，寻钞少，又以布折钞，官至极品，月米易钱仅一千数百文，不成政体。我朝银米兼支，京员另有月俸，雍正时复有恩俸，外官加养廉，乾隆时京官概给双俸，外官佐杂及武职亦予养廉，加惠臣工至优且渥。逮改官制，禄糈益丰。

此段话语从汉唐说到明清，充分显示出作者的识见，没有疑问，这是一种明确的财政经济史论述[⑨]。

再引述一段《奉天全省财政说明书·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说明书》的记载：

“税”之字义，《说文》：“税”者，“租”也。《广韵》：“敛”也。《汉书·食货志》：“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虞衡之入也”。可知“税”义实能为表示公经济收入之广义，即可以为概括一切公经济收入上狭义之名词。例如古时之曰贡，曰助，曰彻，曰课，曰赋，得以“税”义概括之。又如近时之曰捐，曰厘，亦得以“税”义概括之。英文TAX者，中世纪专指直接税而言，今则沿用为一切租税之总称矣。曰SCOT（按：系指习惯上特别订定之税而言），曰BEDE（按：系指封建时代日耳曼之佃户付与贵族之地主之税而言），曰TALL（按：系指通行道路及桥梁之税而言），曰DUTY（按：系指专课货物之税而言），均得概括于TAX义中。与我国“税”字为表示公经济收入之广义，可以为概括一切公经济收入上狭义之名词不谋而合。互相印证，其一例也。惟训诂究有差异之点，近时诂TAX者,其最流行之说，为人民之义务及为人民之赋课金两义。今我既欲采用彼都之租税制度，势不能不援六书假借之例，假借义务与赋课金两义以诂“税”字，庶几租税之领域易明。领域明，而何者为税，何者为非税，当此租税法未定之时，即可一望而知[⑩]。

这里试图从古意及外文语词中论说“税”、“捐”之本意及区别，明显具有专论色彩，也显然不能单纯以经济史资料视之。

以上主要在于说明二点：第一，中国传统的经济史在传统的意义上是比较成熟的，到了晚清，又有新的发展。不能忽视中国本土经济史的研究传统，研究中国经济史，也应该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11]。第二，传统的实证研究，讲究义理、考证、词章三原则，已经有其理论、方法和表现形式，在借鉴运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时候，不可偏废。

三、结 语

吴承明、汪敬虞以及严中平、李文治等老一辈学者，是20世纪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的主要开拓者，在学养上，他们兼具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功底，在方法论上，坚持历史的考证之学，经济之史实，大多亲自考述，既不假手他人，也不轻易“拿来”，所以，他们的论著，即使是理论色彩浓厚，也有史有据，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也正是今天我们研究经济史应该继承发扬的地方。

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问，一代人有一代人之视野，随着新一代经济史学者的成长，随着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更新，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可以期待。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借鉴西学、宏观视野、问题意识、讲求模式的鼓噪下，有一些不太好的倾向，有的学者指责前此的一些经济史研究，“仅是了解局部的经济现象，如江南的米价波动、江南运河修浚等等，顶多是瞎子摸象”，他们系统测算和研究的“北宋、明、清的GDP总量、经济结构、增长格局以及公共财政等问题”，对了解历史的中外对比，起到了关键作用。且不说这种研究是否符合历史的实际，但是所谓的宋、明、清的“公共财政”用语，就有很大的问题。希望研究经济史的历史学出身的学者，不要在意“碎片化”的讥讽，保持发扬优良的传统，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多学习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经济史的经济学出身的学者，多学习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像老一辈学者那样，多一些亲自考述，少一些轻易“拿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原载《中国经济史评论》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