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讲坛

忧患意识与乐感文化

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兼院长）

时间：2018年1月31日

地点：国家图书馆

提要

关于中国文化精神的标志性特征，徐复观提出了“忧患意识”说，李泽厚提出了“乐感文化”说，庞朴则反思了这两种说法，提出了“忧乐圆融”说。我国儒释道思想传统中有深厚的、源远流长的忧乐观，尤以先秦、宋明儒家的忧乐观及其生命实践特别突出，具有典范的意义。“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先圣先贤点醒出来的忧患与安乐的辩证法。作为政治主体、道德主体和审美主体的人，对忧患与安乐有一种觉识，在忧患尚未产生时未雨绸缪，因而能居安思危，在逆境中能动心忍性，在顺境中具有忧患意识，是理性精神的表现。应当对造成传统士人进退维谷处境的制度、氛围、环境等，提出批判。现实的人乐观地面对困难，发愤立志，艰苦实践，乐天知命，可以由有限通向无限，上达超越的境界。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

很高兴再次来到国图，与各位切磋有关儒家的忧乐观问题。这个讲题是北大李中华先生定的，谢谢李先生。我今天拟讲五点，依次是：何谓忧患意识；何谓乐感文化；先秦儒家的忧乐观及其生命承担；传统士人忧乐观及其背景的检讨；儒家忧乐观的现代意义。

一、何谓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说，是徐复观于上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他继承《周易·系辞传》“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明于忧患与故”的思想，认为中国忧患的文化，有宗教的真正精神，而无宗教之隔离性质，呼唤于性情之地，感兴于人伦日用之间，使人们得以互相安抚，互相其敬爱，以消弥暴戾杀伐之气于祥和恺悌之中。他把从原始宗教挣脱出来的中国人文精神之跃动、出现，定在殷周之际。当时，小邦周取代了大殷商。大殷商的一朝败亡，令人震惊与深思，尤其是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集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徐复观说，“忧患”是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地自觉的表现。只有自己担当起问题的责任时，才有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实际是蕴蓄着一种坚强地意志和奋发的精神。……在忧患意识跃动之下，人的信心的根据，渐由神而转移向自己本身行为的谨慎与努力。徐氏指出，这种谨慎与努力，在周初是表现在敬、敬德、明德等观念里面的。尤其是一个敬字，实贯穿于周初人的一切生活之中，这是直承忧患意识的警惕性而来的精神敛抑、集中，及对事务的谨慎、认真的心理状态。这里的“敬”与宗教的虔敬、恐惧不同，是人的精神，由散漫而集中，并消解自己的官能欲望于自己所负的责任之前，凸显出自己主体的积极性与理性作用，是主动的、自觉的、反省的心理状态。以此照察、指导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人文精神自始即带有道德的性格。徐氏认为，中国人文主义与西方不同，它是立足于道德之上而不是才智之上的。因之所谓忧患意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潜意识，给中国思想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以周公、孔子和司马迁等为代表，以中国文化主体的忧患心理、忧患人生及其对文化制品的积淀、贯注为视角，整理中国思想史，是徐氏的一大发明，一大贡献。

二、何谓乐感文化？

“乐感文化”说，是李泽厚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他认为长期以来，汉民族文化的文化—心理结构，或人的心理本体，有一种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中国文化引导着中国人去过一种充满内心喜乐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就是一种"乐感"的生命存在方式。这样的一种存在方式不仅使我们的生命充满喜乐，我们的生活充满感恩和乐观豁达，而且向我们揭示了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层精神：乐感文化。这种文化精神不同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它立足于一个世界（此岸世界）而强调人的主体性存在，并赋予人参与天地之化育的本体地位，从而培育了中国人自强不息、乐观积极的精神状态。

李氏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乐感文化”由于没有人格神，对人的终极关怀没有各种神灵导引，因此使人们在似乎是合目的、合规律的宇宙自然的总体中储备、汲取力量，所以中国是世界上发现自然美最早的国度。李氏指出，中国人很注重世俗的幸福，中国文化在庆生、乐生、肯定生命和日常生存中去追寻幸福的情本体特征。中国人没有超验理性，因此这种乐感文化体现了以人的现世性为本，而与西方传统强调的“绝对”、“超验”精神相对立。

李泽厚提出实用理性命题。他认为，乐感文化最大的特征是：实用理性。我们中国人，是最讲实用，最讲实际，最讲实惠的。这种讲实用，讲实际，讲实惠，使中国人具有灵活变通的性格，而不会死板固执。这种权变，在让中国人变得圆融、圆满、可爱之时，也为中国人埋下了祸根，有其负面的走向。

三、孔孟的忧乐观及其生命承担

我们先谈谈孔子。他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穷），不可以长处乐。”“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发大财，做大官，这是人人所盼望的；然而不用正当的手段去得到它，君子也不接受。君子没有吃完一餐饭的时间离开过仁德，就是在仓卒匆忙、颠沛流离的时候，都与仁德同在。人生存的价值就在于他能超越自然生命的欲求。

孔子有自己的终身之忧和终身之乐：“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他的快乐，是精神的愉悦。他的忧虑，是社会风气不好，人们不去修德讲学，改过迁善。孔子的学问是生命的学问，他的“道”是文明的大道。他赞扬颜渊穷居陋巷，箪食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同时，孔子提倡追求人生修养的意境，游憩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孔子的“吾与点也”之叹，赞同曾点的看法，向往暮春三月与青年、幼童同乐，在湖光山色中游览，边游边谈边唱，表达了儒家在积极入世的情怀中，也有潇洒自在的意趣。

孔子提出的道义原则、仁爱忠恕原则、仁、义、礼、智、信等价值理想，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中国文化可大可久的依据。这些价值理想通过孔子自己践仁的生命与生活显示了出来，使他成为千百年来中国士人知识分子的人格典型。

孟子强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初中语文课本中收有这一段，各位耳熟能详。孟子先举了舜、傅说等六位人物的例子，说明“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出身卑微，经历艰难困苦，遭受过磨难、挫折的人，反而有柔韧性，忧患激励他们奋发有为，苦难成为人生的宝贵财富，使他们有了新的成就。一个人，错误常常发生，才能改正；心意困苦，思虑阻塞，才能有所激发而创造。一个国家，假如国内没有具有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辅弼的士子，国外没有相与抗衡的邻国和外患的忧惧，经常会被灭亡。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民族，忧患使之生存发展，安逸享乐使之萎靡死亡。要奋发图强，不要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孟子又讲“君子三乐”：首先是“父母俱存，兄弟无故”，这是家庭伦理之乐；其次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是独立人格、价值理性之乐；最后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是教育之乐。这三种快乐中，尤以中间一乐，精神自立的愉悦最为重要，即要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

孟子十分重视人格独立和节操。每每向诸侯进言，他从不把诸侯高高在上的地位放在眼里，绝不被那些“大人”的权势所吓倒。他有“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的气概。他引用、重申曾子的话：“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人家有人家的财富、爵位，我有我的仁义道德，我并不觉得比人少了什么。继承子思的孟子有着自由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傲气，有着“舍我其谁”的气魄、胆识。他发展了孔子关于“德”与“位”的矛盾学说，举起了“以德抗位”的旗帜，对后世知识分子有极大的影响。他有“天爵”“人爵”的区分。君子所追求的是天爵而不是人爵。孟子认为，道德原则或精神理想是人自身所具有的，而不是依赖他人赐予的最为宝贵的东西，这就是“良贵”。别人给你的贵位不是“良贵”，“良贵”是自身具有的。

孟子还创造了“浩然之气”的名词。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盛大流行之气，充塞于宇宙之中。孟子主张调动气来配合道义，不仅使理义集之于心，而且使理义之心有力量，可以担当，可以实践，可以使理想变成实现。这样，面对任何安危荣辱、突然事变，就无所惧，无所疑，能当担大任而不动心。浩然之气是天地之气，也是我们生而有的气，只要不人为地伤害它，而善于保养它，就能合乎道义，辅助道义。

孟子提倡弘大刚毅、坚定不移的气节和情操，崇尚死而后已、无所畏惧的任道精神。在生死与道德发生冲突时，“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种冲突，实质上是人的自然生命与人的德性尊严之间的冲突。孟子所倡导的道德选择表现了超乎自然生命之上的善的价值之极致，表现了人为人格尊严而牺牲的殉道精神。孟子笔下“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大丈夫”的行为标准是：“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任道精神和崇高人格曾激励了我国历史上无数的志士仁人。

四、传统士人忧乐观之背景的检讨

与这一思路相类似，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个人忧患的经历，造就了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作家。司马迁含垢忍辱，以这些先圣先贤为精神寄托，只为完成《史记》这一巨著。“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他忍受奇耻大辱，写成了这一大著，藏诸名山，传之其人。他开纪传体史学的先河，真正达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高标准。

我国文学史上，杜甫《天末怀李白》：“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李白人才过人，命运多舛，遭人诬陷。文学史上常常是悲愤出诗人，乱世出佳作。

我国传统有所谓贬谪文化，优秀的官员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贬过，韩愈、苏轼、朱子、阳明等等，不一而足。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大家都会背，其中反映了当时的知识人的纠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人无时没有忧乐，为什么而忧，为什么而乐，何时何处当忧，何时何处何当乐？范仲淹自己被贬，此文即为他的朋友、被贬的滕宗谅而写，同病相怜，有感而发。此文被千古传颂，实因世代都有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他们“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以“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来麻醉自己。

我们对传统士人的进退维谷的生存处境，尤其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制度、氛围、环境等，提出批判。我读束景南先生的《朱子大传》，颇有感慨。朱子一生，起起落落，临终被打为伪学、禁学，死了学生都不敢弔丧。他壮年时知南康军，不断抗争，为民赈灾。尔后，朝廷派他去浙东赈灾。束先生的书中写道：朱熹在浙东的作为与朝廷的愿望和目的越来越远，为朝廷所不容。朝廷是让他代表朝廷做出少许业绩以显示皇帝的深仁厚泽，朱子却真当回事，一定要“民被实惠”；朝廷本只让他赈济灾民，他却进一步要为民减赋免税；朝廷本只把这场灾荒看成是天灾，他却进一步看成是人祸；朝廷只认为这场灾荒责任在地方，他却进一步认为根子在朝廷甚至是孝宗皇帝赵眘（慎）本人；朝廷本只要他措置赈荒中的“事”，他却进一步要惩处赈荒中的“人”。朱子上状尖锐批评朝廷、皇上，最后为上所不容，终于倒了大霉。

明代王阳明的生命中也有类似状况。他被贬到贵州龙场的故事，各位都清楚。明代的政治生态几乎恶化到了极点，即使作为朝廷的命官也得不到任何尊重，时时有着性命之忧。

从思想文化的背景来看，为范仲淹所高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实也就是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精神的活用，进而形成两宋儒者“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但孟子精神并不仅仅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一面，同时还有对王权专制作批判与抗议的一面。这正构成了两宋士大夫积极参与朝政并且对朝政进行批评的精神与底气，但对朱明王朝来说，它所需要的仅仅是士人的报效精神，时时处处将为皇权服务视为自己的最高天职，却根本不需要对专制皇权建议、批评与抗议的精神。这就是不绝如缕的悲剧产生的原因。

我们认为，传统知识人与官吏屡被贬谪，是人才的最大浪费，也是社会的不公，有其制度的原因，应严肃批判、反省传统专制主义，因为那是不允许人有思想自由、独立人格的制度。在传统社会，人的权利、知识人的操守、学术的自由与独立，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这样，牺牲大量优秀人才的时间与精力，打击了社会精英，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造成很大的社会代价。虽然磨难对于个人的成长有益，但如果没有坎坷、波折，对社会与个人来说，岂不更好！

五、儒家忧乐观的现代意义

对于那些谋道不谋食、心忧天下的儒家士大夫而言，个人的贫富穷达不在他们的念虑之中。如北宋初年的李觏，政治方面有抱负与追求，使得他充满了对于“邦国政教有玷缺不完者，下民疾害有酸楚未复者”的忧患。他曾经尖锐地揭露当时统治者对民众疾苦的漠视和下层社会民众在困苦中无处申诉、求告无门的社会现实。

实践儒家学说，也使得北宋思想家张载不计清贫，追求“孔颜之乐”。横渠镇地方偏僻，物产不丰。张载家中的田产仅够维持生计，他不以为忧，仍乐善好施。学生为生计所困，他总会施以援手，“虽粝蔬亦共之”。张载病逝时，“惟一甥在侧，囊中索然。”

张载在《西铭》中曾说：“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这种论述，即是主张人在社会生活中，正确地理解人之生死，既不为生死寿夭所苦，也不为贫贱忧戚所累，而是以自己有限的人生，持守天地之性，践行天地之仁，担负起自己对天地父母及社会大众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圆满地获取人生意义，实现人生价值。“存顺没宁”是张载的人生境界论。他认为，人的生死同其他器物的成毁一样，也源于“气化”。人有生死实为其本有的特性。全面地了解人生的这种特性，“知生无所得，死无所丧”，即可以做到“死不足忧而生不可罔”，理性地理解人生，现实地面对人生。这样的人生境界论“体用兼备”，不论其理论价值，还是其实践价值，都对后世儒家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我们感佩张载的心胸和意境，这对我们当代人的人格成长也有积极的意义。

儒家忧乐观中有三点尤为重要，值得我们记取并创造发挥。

1、居安思危

《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晋悼公多次联合诸国伐郑，郑贿赂晋侯以乐师、乐器、美女、兵车，晋侯把乐队的一半赐给大臣魏绛，被魏谢绝。魏绛不肯居功，并引用《尚书》中的话，规劝悼公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这就是说，处于安定要想到危险，想到了就有防备，有了防备就没有祸患。要防患于未然，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未雨绸缪，不能大意麻痹，掉以轻心。

《周易·系辞下传》记载：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这里引用了《否》卦九五爻辞，说明心存戒惧、小心谨慎，时刻警惕灭亡，国祚乃可如系于丛生的桑枝，坚固久长。我们现在没有战争与饥荒，生活太安逸，甚至太奢侈，人们的欲望太多，有人沉溺于声色犬马，争名夺利。没有危机感，这就是最大的危机。

曾国藩家书指出，古人云：“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他发挥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思想，时时警惕、批评子弟们的生活过于安逸、奢侈，认为这不利于家族和个人的健康发展。

可见，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家庭与个人，都应居安思危。这是一种理性精神，一种在安与危、存与亡、治与乱、得与丧中，处顺境而不忘逆境袭来的自觉。这之中就有理性。这是基于对人生与宇宙的透彻了解，并为理想的实现而动心忍性的智慧。

2、忧乐圆融

这是已故庞朴先生的创造性阐释。他认为，忧患意识是知其为忧患遂因应生起来一种意志，或当前虽无忧患存在亦能存有此种意志（居安思危）的那样一种觉识。它意味着力求克服种种困难，力求实现某种理想，并深知自己行为的关系与责任之所在。也就是说，忧患并非杞人忧天，患得患失，孔子所忧的不是财货权势的不足，而是社会上有的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那么，忧患意识就是仁心或善性的某种自觉。

乐感文化是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是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那么，它不是“欢乐”或“快乐”意识，它是无意识，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心态。

《诗》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未临而如临，未履而如履，这才是忧患意识。真正临深履薄了，需要的就不是忧患意识，而恰好是其对立面——临危不惧，乐以忘忧了。忧患的本体并不在忧患者之中，倒是在它的对立面，在安乐者之中了。一旦安于所安，乐于所乐，真正的忧患就开始了，临近了。

庞朴认为，中华人文精神，既然是一种精神，不同于意识与集体无意识。包括忧乐在内的圆融精神，是我们民族的基本性格。中国精神把忧患与乐感融合了起来，是一种圆融的智慧。

3、乐天知命

子畏于匡，处变不惊；颜回穷居陋巷，安贫乐道。这是儒家的达观心态的展现。乐天知命，恰好是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应当有的心态。《易·系辞上传》曰：“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这是肯定事业多向发展而不流于俗，乐观豁达。知命，就是正确理解各主客观条件、偶然性因素的制约。孔子、颜子是乐天知命的典范。这种乐，不是感性、物质之乐，而是理性、精神之乐。

周敦颐在《通书·颜子》中指出，颜回不求富贵，安于贫简，因为他能“见其大而忘其小”，意识到人生中有比财富与地位更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目标，发现了人生真实的意义与价值。周敦颐所主张的“孔颜乐处”，实际上涉及人生的幸福问题。在道德哲学中，人们对幸福有多种理解。一般说来，幸福是人对于快乐的一种心理体验。但是，在人的生活中，并非所有的快乐皆可谓之幸福。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灵魂的某种合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将德性与快乐联系起来理解幸福，是幸福论中重要的理论派别之一。“乐天知命”，大体上即可归于这种类型的幸福论。在西方哲学中，也有哲学家强调理性和意志对于获取幸福的重要，认为理性和意志才能引导人们走向幸福，而感觉和欲望只是把人们引向快乐。“乐天知命”、“孔颜乐处”，将“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视为人生的理想与目标，这就是“天人合一”。

今天，即使是在人民民主制度下生活，只要是在社群中，只要与各色人等打交道，人总不免会被误解，糟遇挫折与失败，甚至会被人诬陷。即使在现代社会，因主客观各种条件的限制，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会是一马平川，因此要有各种思想准备，调整好心态，经得起风雨、坎坷，也经得起安逸、怡乐等的考验。作为个人，忧而不失其乐，不忘其乐，苦中作乐，乐而不忘其忧，乐中有忧，处顺境不盲目自傲，得意忘形，居功自恃，处逆境要有信念，刚毅坚卓，看到光明。作为国家治理者，时刻不忘安危、存亡、治乱的互动，形势好时要想到形势不好时，形势不好时要想到形势好时，谨慎乐观，不骄不躁，充分吸取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唐太宗贞观之治的经验教训，把国家建设得更好！

总之，我们应以家国天下的情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积极乐观地生活与工作，居安思危，忧乐圆融，乐天知命！

最后送大家八个字：心忧天下，为善最乐。

（本次讲座为北京大学与国家图书馆共同举办的“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名家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讲，2018年1月31日在国家图书馆举行。发表于《光明日报》2018年4月22日第6版。发表时有删节，此为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