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智讯2018-05-16

摘自：《人文杂志》2018年第4期，原题为“治学三门径：义理、考据、辞章”

姚鼐说到的“学问三端”之二，就是“考据”。其实义理、考据、辞章，应该首先讲考据。我们做学问，首先应该占有材料、辨析材料，然后才谈得上有理论分析。没有材料的话，理论和文章都是空的。既然姚鼐是这么排的，我们就按这个顺序。考据，无非就是对于材料的占有和对材料的辨析，当然这个材料可以广义地理解为我们的外部世界提供的一些信息。具体来说就是我们的专业所涉及到的一些最基本的材料，包括文献。文献就是材料形成了文字，但是对于材料的理解不能仅仅只限于文字和文献，还要注意无字之书，那也是我们的材料。我们对那些材料也要占有、辨析。首先我们讲占有材料，王国维先生和清末民初的很多学者都谈到了一个类似的说法：一个人做学问要有创造。当然这要和教学区分，教学不一定要很多创造，你需要能够综合前人的成就，把它很清晰地表述出来，让学生接受，所以你不能要求教科书到处是创新。这里谈的是科学研究，科学研究的生命就在于创新。如果一篇硕士论文或是博士论文，或是我们今天发表一篇学术论文，里面了无新意，那就不能叫学术论文。不是说综合前人的东西不需要，这个也很需要，但那不是学术研究和科学研究。包括王国维、陈寅恪先生，前前后后很多人说了类似的话，就是一个人要想做出学问来——指的是创造和创新——要有两个东西，要有新材料和新方法。即使用大家所熟知的材料，如果你有新的方法、新的理论思维，也可以把旧有的材料翻新。新材料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像在座的湖北省博物馆的方勤馆长，他们做的考古发现就往往可以发现很多新材料，这一点是值得我们羡慕的。我们不一定都能够很及时地得到这些新材料。但是对于考古材料，比如清末民国以来有重要的新材料被发现，譬如像甲骨文的发现，从王懿荣到后来的刘铁云——就是写《老残游记》的那个人——开始研究、收集，之后利用甲骨文真正做出研究成果的还是王国维、郭沫若这些人，当然后来还有很多结论。这就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它起码解决了一个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因为宋代以后，《史记》里很多记述都有疑问，比如《史记》里关于殷代的世系被认为是附会的，不是可靠的。但是随着甲骨文的出土以及对甲骨文的研究，就证明了《史记》里关于殷商世系的传递是可靠的。甲骨文里面也说明了两千多年以前，司马迁在写《史记》里的《殷本纪》的时候，他肯定看到了一些原始材料或者是对那些原始材料的直接概括的有关东西，不过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过了两千多年以后，我们通过甲骨文的发掘证明了殷先王的事迹是准确的。

另外，譬如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也极为重要。讲到吐鲁番文书，武大历史系的唐长孺先生率领的队伍对吐鲁番文书的发现、拼接和诠释，为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历史填补了很多空白。我简单介绍几句吐鲁番文书，因为吐鲁番是个干燥地带，纸张不容易腐朽。同时它在我们现在所说的“一带一路”，刚好在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带，所以从两汉，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宋，有大量文献留存。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吐鲁番当地的人有一个习惯，就是人死了以后保存干尸，它那儿有保存干尸的条件，因为气候干燥，像埃及的干尸是裹上纺织品，那么吐鲁番因为很多文献在那里流动，存留下来，包括账簿、文书、朝廷的通告，还有信函，所以当地人习惯用这些字纸把干尸包裹起来，现在这些发现就是极为宝贵的文献。研究经济史可以看它的账簿，政治史可以看当时的文告、家族史等等。所以吐鲁番文书发现以后，当然这是新疆当地工作者的发现，后来国务院就请唐先生带队去整理，那是非常艰苦的过程，要把那些文书拼起来，这样就整理出很多本的吐鲁番文书，这就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及东西交通——也就是丝绸之路——的很重要的文献。清末民国时期有三大发现，一个是殷墟甲骨文，第二个是敦煌吐鲁番文书，敦煌的石窟里有大量的文书保存下来，但是不少已经被欧洲人弄走了，从学术角度看，它还是得到了保存和研究，还有很多留下来了，我们要进一步地做研究。第三个就是明清大内档案的发现，大内就是指宫廷里面的。辛亥革命以后，开始保护得还好，因为民国和清朝的王室签订了条约，他们住在里面但东西不能动。后来北洋军阀打仗，尤其是冯玉祥，把宣统皇帝赶走了。宫里面的文献岌岌可危，这些文献主要是明朝和清朝集中收集起来的中央和各地的官书和各种文件，极其宝贵。当时准备并且已经开始装在麻布袋子里论斤卖掉，所以已经损失了一些。后来这个事情被罗振玉知道了。罗振玉也算是王国维的师父、兄弟。王国维的很多学术活动的经费是罗振玉提供的，所以他们俩并称“罗王”，是研究甲骨文，研究周秦史、商周史的“罗王”。罗振玉也是大学者，同时也是收藏家，他听说了大内档案要销毁，马上自己掏钱买下来了。后来他又去动员政府和有钱的人集了一些经费，这样明清大内档案基本上得到了保存。

另外我还要说一个我们湖北人，杨守敬。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守敬的文集》，有二三十编，规模很大。他是历史地理学家，同时也是学识很广博的学者。清末的时候，他是中国驻日本使馆的普通工作人员，也是一个大学者。他到了日本之后到处看日本的书店，发现了一些东西。当时日本正是明治维新时期脱亚入欧思想大泛滥的阶段，因为以前的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的知识分子都学中国文化，从唐宋以来买了大量的中国文献和典籍到日本，而脱亚入欧就认为这些文献典籍没有价值了，也是论斤出售，很便宜，于是杨守敬倾囊购买。杨守敬在日本收集了中国的大量古文献，近代中国历史的文物包括文献的主要趋向是大量的向外流失。但是很少有像杨守敬以及后来追随他脚步的少部分人，把这些文献买回来，这是很大、很重要的贡献，这也是新材料。

所以有新方法还得有新材料，才有可能做出新的创造。那么这就要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考据哪有那么多新材料去发现呢？我们哪里有机会碰到安阳的考古，看到甲骨文？哪有机会像罗振玉那样去搞到大内档案呢？

其实不然，新材料难得这是肯定的。但就以我自己的体会，只要你有那个眼光，有那个心去求取它，还是有可能的。比如我在日本讲学的几年就发现了一些日本人知道但不重视，而中国完全不知道的材料。我就利用那些文献做了一些研究。一个就是日本在锁国了两百年以后，第一次在江户末期，也就是1862年，这还是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开了一艘船叫作“千岁丸”到了上海，这是日本江户时期锁国两百年以后派的第一艘到中国来的船。以前日本人在唐宋元时期经常到中国来，但是后来锁国了两百年。这个船上载有各藩的武士，他们到上海来，一方面是准备跟中国人做生意，另一方面就是观察当时的中国。因为当时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日本人称为太平战事，还有英法联军打到中国的消息也传到了日本。日本人非常震撼，大有唇亡齿寒之慨，所以他们派这些人来看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因此这些武士——当时叫藩士——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调查当时的中国，也就是同治年间中国的情况，他们写了很多日记、杂记带回去。日本人并没有十分重视这些材料，当然也有少数（人）的重视，有的把它铅印出来，更多的是把它复制出来了，日本人并没有对这个东西做研究。我在日本讲学期间发现了这些材料，认为非常重要。这些材料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明治时期中国的情况以及英法联军在上海的情况、太平天国跟淮军作战的情况。当时是曾国藩派李鸿章率领淮军到上海，李鸿章能够起家就是靠这个，原来他不过是曾国藩的一个幕僚。后来我就根据这些材料写了一本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叫做《“千岁丸”上海行——1862年日本人的中国观察》。这本书出版以后，当然不是说有很强烈的反响，因为这是很专门的东西，但作清史、中国近代史的很多专家高度重视这本书，认为对研究晚清史、研究太平天国史、研究英法联军侵略中国史有很重要的意义。另外我还有一个重要的想法，但他们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就是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转变是以此为开端的。在此之前，日本人对中国是崇拜的。1862年到中国以后，看到中国这么破败，当时英法联军除了打到北京、天津外，也在上海驻扎，而且说中国人非常害怕洋人，由此他们就变得很瞧不起中国人。“中国的读书人”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为什么中国人自宋以后名气比较低落。很有学问的一个读书人和日本武士的关系都蛮好，一见到那些洋人却吓得打哆嗦。比较而言，当时日本也很落后，也受到美英法俄的侵略，也有半殖民化的倾向。但是日本的武士腰杆没有弯下去，所以日本的武士跟英国人、法国人打交道很强悍，你强悍以后，英国人、法国人反而尊敬你，这些东西在我那本书上都写了。当然篇幅所限，我没有对这个问题做深入研究。当时日本跟中国的落后情况是相当的，为什么日本人的腰杆子没有弯下去，怎么中国包括官员见了外国人却是不像样子，读书人也是奴颜婢膝，所以这样就搞得日本人从原来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很崇拜的心理发生了变化，甚至于有一个武士——这个我书中都引了——说给我一万骑，我可以横扫中国。说这个话的时候，日本还是跟中国一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它的武士居然有这种思想，所以它后来稍微强盛一点就侵略中国了。它侵略中国的想法萌生得很早，所以中国一定要强大起来，而且中国人的腰杆子一定要挺起来。你学习外来的文化是应该的，学习西洋、东洋这都是应该的，但是中国人要有自己的自主性，要有中国人的气节，这点非常重要。

根据我在国外讲学的经验，越是有骨气的人，人家反而越尊敬你，我在日本讲学和研究合作的有好几个单位，我对日本人历来是不卑不亢，而且我的工作精神使他们非常钦佩。他们一致地说这是他们请来的外国学者中最勤奋的人，所以我离开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时，居然全部工作人员站在走廊边上挥手致意，有个送行我的日本人说这是从来没发生过的。反之，有些人在那个地方实在是看不过眼，很不像样子，就是想留在那个地方得到一个教职，而且对日本人非常巴结，日本人对这种人可能要用，但是实际上内心反而是瞧不起的。我当时就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在近代以来盛产汉奸？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汉奸出现在很多影视剧里面，而且完全没有人格，这个很糟糕。这个是从考据来谈，稍微谈远了一点。

考据就是要发现新材料，这是一个方面。再就是对于这些材料要进行辨析，这就有很多文章要做了，今天我只讲一点，就是材料。这是我父亲跟我讲的一个概念，以前我还不能完全理解，后来我自己做学术研究的时候，体会到我父亲这个话很有意思、很有道理。他说材料里，父子证或者母子证不如兄弟证。我小时候经常听我父亲讲这个话，有时候他不见得是跟我讲，而是跟他朋友讲。后来我在做学术的时候体会到了所谓父子证或者母子证就是同一条材料，比如《左传》里面有一条材料，《史记》引用了这条材料，以后《汉书》大量引用《史记》时也引用了这条材料，于是我们现在有学者为了证明他的材料丰富，论据强有力，就把这些材料都列起来，都列起来是可以的，但是这些材料是父子证，基本是一个来源。

而兄弟证是什么意思？它是不同的源头，举一个例子便于大家了解。当时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那个时候李自成之死是一个热门的讨论，而且还专门开了一个会，武大、湖大、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有一些不错的学者参加了，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老也都参加了，当时就是辩论李自成究竟在哪儿死的。当时主要有两说，一说是“湖南夹山说”，认为李自成当时没有牺牲，跑到湖南的夹山当和尚，所以湖南夹山有一个寺庙，那个寺庙和尚的名字很有皇帝的味道，读音又居然跟我的名字很相近，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叫作“奉天玉”。“奉天承运，皇帝敕曰”，“奉天玉”很有一点皇帝的味道。也有说李自成被清军打到南下，一路溃败下来。我们认为他是到了武昌以后就南下到了通山，在通山死了。我举这个例子说明兄弟证是最有说服力的，这个会之后让我写一个综述（当时我还是比较年轻的学者），我的综述把这些东西都概括了。李自成死于通山有三方面的材料证明，而这三方面材料是互不相干的，那这就有说服力了。一个是清朝当时英王阿济格率领军队尾追李自成的残部，李自成的军队当时叫大顺军，英王阿济格不断有塘报报告给清朝，报告到多尔衮那里。当时顺治皇帝太小了，都是叔叔多尔衮管着，这个材料是一条线，当然它不是具体说李自成在那个地方死了，但是确定无疑的是李自成跑到了通城通山，就是我们湖北南边的山区，现在的咸宁一带。第二个材料的线索就是南明当时的唐王。崇祯皇帝在北京的煤山自杀后，南边的诸王——明朝有很多封王——纷纷地建号来抗清，其中唐王手下的一个大将叫何腾蛟，他也有个塘报给唐王，也是说李自成跑到鄂南的山区里面去了，根本没有说跑到湖南。这个材料跟英王阿济格的材料互相印证，他们两个人没有任何可能互相沟通，这个是兄弟证。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兄弟证就是通城、通山这一带的族谱、宗谱有若干记载，其中尤其重要的有一个“程氏宗谱”。程氏宗谱具体写了他们家哪一辈的祖先，当时带领着一股乡军，大概有几十个人，在山上看到有人骑着高头大马瞭望，对方当时只有几个人，就上去围而打之，把那人打死了。其中有一个人左眼失明，而李自成以前作战的时候留下了左眼失明的特征，而且他的马镫上面还有龙纹。这个马镫现在还在通山的博物馆里面展出。这个很有可能是，这一小股乡军，也就是乡下的军队、宗族的军队，准确来说也不叫军队，就叫武装，打死了李自成。可能当时李自成带了几个人在这看地形，结果就被打死了。所以李自成一生身经百战，最后居然翻在一个小阴沟里面，在这死了。所以我在这考证的是兄弟证，程氏不可能和阿济格通了风报了信吧，也不可能和南明大将何腾蛟互相联系吧？所以这三个材料大体殊类、非常相近。前面两个清或南明的材料说明李自成的余部——当时称他们“寇”——跑到湖北南部的山区里去了，即现在的通山县这一带。而程氏宗谱具体地说了他们哪一代的祖先带着几十人，把这几个骑高头大马的人给干掉了。而从这个骑高头大马的人的种种遗留物来看，包括宝剑这些东西，都不是一般人用的，很有可能是李自成。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材料，我写综述的时候起码用了五个人的材料，而我认为李自成死在通山，所谓的“通山说”可能性比较大。这是得到了兄弟证的证明，这是考据。考据需要有尽可能的多重证据，“孤证不立”，这是我们中国，特别是乾嘉考据学派经常用的一句话。“孤证不立”，要有旁证，而且要讲究所谓的“内证”“外证”。

乾嘉考据学派的这些做法跟我们现在非常推崇的德国19世纪后期的兰克史学很相近，兰克是强调“史料即史学，史学即史料”——他甚至把话说得太绝对了一点，这是高度强调史料的重要性，没有史料就不要谈什么史学论著，他也是讲了“内证”“外证”等，跟乾嘉考据学派使用的考据方法非常相近。所以胡适有个说法说得很对，就是中国17、18、19世纪初期的乾嘉考据学派，虽然研究的对象是古书古物，但是研究的方法完全是现代化的，跟西方近代文明兴起的时候所用的分析归纳的、所谓理性主义的分析事物的实证的方法是完全相似的。不过我们中国是研究古书古物，人家是研究一个新事业，区别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今天要研究一个新事业，乾嘉考据学派的那些考据方法，我们今天还是要继承和发扬光大的。而且乾嘉考据学派有一句话，我们今天如果谈到考据的话可以记住，就是做学术考证就好像“老吏审狱”。就是说，我们今天做考据，就要像一个老吏在那里办案、审讯犯人那样严格、那样一丝不苟、那样没有漏洞才能定案，才能定铁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