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荣

作者简介：周荣，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历史学院兼职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佛教史、古籍版本学等方面的研究。

在民国期间国立武汉大学的历史上，有两个常被今人遗忘的纪念日：“国立武汉大学成立纪念日”和“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成立纪念日”。

国立武汉大学于1928年7月开始筹建，10月开始招生授课。1929年10月，校务会议议决以每年10月31日为国立武汉大学成立纪念日；1932年2月各学院全部迁往珞珈山新校址（仍设城区办事处于旧校舍内），校务会议议决以每年3月3日为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成立纪念日，是年3月新校舍正式开始上课。

一

在此之前，武汉大学的校址主要位于武昌城内的东厂口，当“武昌城外东湖附近珞珈山一带地基”被确定为新校址时，武昌宾阳门以东仅有一条低级碎石路，珞珈山一带是地道的郊外。1929年10月，学校与湖北省建设厅合修“自武昌宾阳门至珞珈山东湖湖滨”的马路，次年从街道口通往珞珈山校区的专用道路建成通车，时任校长王世杰将其命名为“大学路”。“大学路”建成后，校务会又作了两项重要决议：一是以“武大”二字为本校校徽；一是在大学路的起点处，建立一座校门牌坊。

1931年，一座四柱三间歇山式结构的木制牌坊竖立在街道口劝业场，正面书“国立武汉大学”六个大字，据称这座牌坊次年毁于龙卷风。两年后，又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冲天式牌坊在原地建成，该牌坊以四根八棱圆柱为支撑，至今屹立于已是闹市的街道口，且被列为国家级文物。其正面“国立武汉大学”六个颜体大字和背面“文法理工农医”六个篆体大字，连同其柱头上云纹的意蕴一直是人们议论不休的话题。

校徽、牌坊、纪念日等虽只是一所大学的外在标志，但一所学校对这些元素的精心设计，常常体现出该校的教育、人才观和办学理念。

回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立武汉大学筹建的这段历史，人们无不感叹蔡元培、李四光等教育家所坚持的“国立”和在珞珈山另择新校址建校这两项决策的英明和远虑。八十多年来，国立武汉大学牌坊上的四根八棱圆柱，每天都为珞珈山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莘莘学子，而“文法理工农医”六个大字则寄托着一代又一代教育家们对武汉大学学科建设的梦想。

了解和关心武汉大学学科发展的人们都知道：在武汉大学一百多年历程的大部分时间里，“文法理工农医”只是一个梦想；对国立武汉大学的前辈武大人而言，它可能是一个短暂得来不及惊喜的现实；而对今天的武大人而言，它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二

“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傅斯年这段话恰当地揭示了上个世纪之交中国学制转型时期的状况。

1893年创立的湖北自强学堂率先冲破中国传统的教学格局，设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门，从而揭开了湖北乃至全国近代高等教育学科化的序幕。1904年张之洞等人牵头制订的《癸卯学制》即以早年在湖北等地的办学经验为基础，该学制可谓中国近代第一部由国家颁布并在全国实行的学制，它将大学堂分为“八科”：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学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民国伊始教育部颁布了《大学令》，对大学分科作了调整，将“大学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次年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突出了学科教育规范化、知识化、理论化的追求。

总体而言，清末民初的教育体制体现出直接学习日本、间接借鉴西方的纲领，这一纲领也直接影响到武汉大学的办学特点。民国初年，武昌为北洋政府所设立的六大学区之一，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仿照日本教育模式，设立英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博物四部，后来又逐渐学习欧美，将四部改为八系，即教育哲学系、国文系、英语系、数学系、理化系、历史社会学系、生物系、地质系。

五四运动之后，留美学生返国者日趋增多，特别是受杜威来华讲学的影响，学习美国学制成为当时教育界的时尚，并终于促成1922年《壬戌学制》的诞生。《壬戌学制》一反清末民初依照日本学制的模式，而直接效法美国学制。从1923年起，武汉大学基本进入了参照美国学制全面推进学科化的时期，是年，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依新的学制改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次年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改名为国立武昌大学。1925年国立武昌大学校长石瑛按照“文理并设”的原则，将学校机构调整为“二院一处”，即文哲院、理工院和总务处。

北伐期间武汉成为革命中心，武汉大学也因此经历了一次大的分合，国立武昌大学与原武昌商科大学、医科大学、法科大学、文科大学及其他私立大学归并，成立一综合大学，即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又称第二中山大学），“分设三院于武昌、汉口两地”，设有大学部和文科、理科、法科、经科、医科5科，并设立预科。

国立武汉大学正是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为基础创建的，创办初期由湖北教育厅长刘树杞暂行代理校长职务，大学分设社会科学、理工、文学三学院，皮宗石任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王星拱任理工学院首任院长，闻一多任文学院首任院长。社会科学院分法律、政治经济、商学三系；理学院分物理、化学、生物、数学四系；文学院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哲学三系。1929年2月国民政府任命王世杰为校长，5月王世杰校长由南京来鄂正式就职。他曾多次提到对国立武汉大学的构想，说正在建设中的武汉大学“不办则已，要办就当办成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他还说：

武汉市处九省之中央，相当于美国的芝加哥大都市。应当办一所有六个学院———文、法、理、工、农、医，规模宏大的大学。十年之后，学生可达万人。

这是武汉大学首次提出“文法理工农医”的理想，当时武汉大学的学校规模，每年毕业生仅100人左右。王世杰校长坚信，只要有“宽广的校园”“先进的设备”“充足的经费”“优秀的教授”和“严明的纪律”，这一理想必定会实现。

王世杰敢于提出这样的宏大目标，一方面体现了他作为教育家的战略眼光，另一方面是基于他对国民政府教育政策和法规的把握，他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首任立法委员，曾主持制订过国民政府的众多法规，他到武汉大学任职时，正值中华民国《大学组织法》公布，该《大学组织法》规定：“国立大学由教育部审查全国各地情形设立之。……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学院。凡具备三学院以上者始得称大学”。

王世杰到任后，立即组织评议会修订国立武汉大学的《组织大纲》，增设副校长一员，聘王星拱兼任副校长。他维持王星拱主持校务期间作出的增设工学院的决议，同时改社会科学院为法学院，聘皮宗石为法学院院长，王星拱为理学院院长，闻一多为文学院院长，聘石瑛为工学院院长，共成文、法、理、工四学院。1930年11月5日，修订完成的《国立武汉大学组织规程》经教育部核准正式公布，其中对各院系的设置作了详细的规定：

第三条 大本学分设下列各学院：

（甲）文学院。酌设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哲学教育系、史学系及其他学系。

（乙）法学院。酌设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法律学系、商学系及其他学系。

（丙）理学院。酌设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系及其他学系。

（丁）工学院。酌设土木工程学系、采矿冶金学系及其他学系。

以上各学院之学系得由校务会议议决归并或增减之。

第四条 本大学得设农学院、医学院或其他学院，其组织由校务会议议定之。

王世杰掌校期间，不仅明确提出了建成“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的目标，还特批经费租用一架飞机，将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且精通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国建筑师开尔斯接到武汉，请他统一设计文、法、理、工、农、医6大学院。开尔斯设计的这批仿中国宫殿式的建筑如今已是武汉大学的靓丽风景。

三

1933年王世杰赴南京就任教育部长，继任校长王星拱继续推行《国立武汉大学组织规程》设定的学科建设目标，积极筹建农学院，1935年8月收买东湖对岸荒山、荒地共五千亩以扩充农场，又以徐家棚棉场为校舍开设培训班。1936年农学院正式成立，叶雅各为首任院长，时仅设农艺系，李先闻为系主任。

农学院成立之初即与平汉铁路管理局签订技术合作协定，议定“所有该路沿线林场苗圃自本年度起概改由本校接收代管，并整理扩充”。抗战西迁之际，农学院被并入中央大学。1946年国立武汉大学从四川乐山东归武昌珞珈山复校，复校伊始农学院的恢复和医学院的重建便被提上议事日程，在当年校庆暨复校后的第一个开学典礼上，代校长刘秉麟说：

可是我们的职责，不仅在此，必须更向前进。比如战前就计划了的学院组织，是文、法、理、工、农、医六院，这很显然的，在武珞公路本大学牌楼上，就明白标出，到今天依旧巍峨矗立可以看到。所以复校后，首先恢复农学院。虽然我们在同样地努力进行着，但农学院至今房屋尚未完工，有待我们今后的努力。其次医学院，这一方面是本校的原计划，同时也是华中的急切需要，正好联总因有价值25亿元美金的医院设备，愿交与武大开办医学院及实习医院，经政府及社会各方面人士竭力协助，现在正进行中。

1946年恢复的农学院仍聘叶雅各为院长，除农艺系外，又增设了森林学系，以后又陆续增加了园艺学系和农业化学系。1946年10月2日，教育部令国立武汉大学设立医学院，学校成立了以李宗恩为主任委员的医学院筹备委员会，拟定医学院的办学方针是：“与大学一般教育相配合，以发展医事科学，造成华中医学教育的中心，并养成服务社会之医事领袖人才”，为了落实这一办学方针，医学院在武昌东厂口老校舍设立了附属医院一所。1947年医学院开始招生，周金黄为首任院长。同年，附属医院开业，白施恩、范乐成先后任院长。

至此，王世杰校长履任校长之初提出的目标得以实现，国立武汉大学得以形成文、法、理、工、农、医六大学院并驾齐驱的办学规模和格局。据1948年出版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当时全国31所国立大学，除中央大学设有7大学院外，建成6大学院的仅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台湾大学等少数几所大学。

四

在短暂而又艰难的二十年中，国立武汉大学不仅在校舍、设备、人才、学科等方面实现了跃升，在教学设计各个环节中，处处贯彻了民国初年《大学令》就提出的“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例如：文学院确立的一项重要目标是在教学中“怎样造成专门的学者，同时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通人”，这一目标的提出是针对当时大学的一些流弊：“许多大学的目的完全在造成通达的人，它的流弊常常是太空泛；另有许多大学的目的是只在造成专家，它的毛病往往又是太闭塞。本院最大的希望，是要兼采此二种方针的长而避其短，想造成不空泛的通人，不闭塞的专家”。其他各学院“所设各学程除教授基本理论外，兼注意于其实际应用方面。对于各学系课程配置，特别注重于学生将来服务社会必要之实用科目”。

尤其重要的是，各个学院都聚集了一批优秀教员，他们不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将学校确立的这些宗旨落实在教学课堂中，还利用其自身的学术素养和综合素质，促成学生高尚人格和气节的养成。文学院的袁昌英教授说：

大学是培养气节，植树高尚人格的绝好场所。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伟大使命，应当是由大学来负担。不过执行的时候，似乎不必采用固定的形式，而尽可以仿效古人所谓“潜移默化”或“不言而教”的暗示方法，以便那些十分讨厌直接训导的青年，能在一种不着痕迹的纯洁氛围里面，接受并继承我国数千年来藉以立国而又实为我国今日所最需要的道德文化。可是风气之养成，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必得有一部分大学教授，确确实实地承当得起“一代师表”的尊称，以尽毕生之精力以赴之，始克有济。

袁昌英的这番话或许可作为堪称“一代师表”的国立武汉大学教员群像的简笔画。本丛刊所收这些讲义，或许正是教员们“不着痕迹”教化艺术的一个宿影。

值此《民国时期武汉大学讲义汇编》出版之际，愿人们能籍由这些讲义记住前辈教育家注重学科建设的功绩和“一代师表”的教员们百年树人的梦想。

（摘自《文华书潮》第1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