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新教授，1957年生，湖北公安人，文学硕士，哲学博士。现任武汉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珞珈杰出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委员会主席、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武汉大学域外汉学与汉籍研究中心主任。

陈文新教授近照

兼任《湖北省志》总纂委员会副总纂、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中国俗文学学会顾问、中国明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儒林外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红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水浒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理事等。

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科举文化与明清知识体系研究》等多项社科项目。陈文新教授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笔耕不辍，勤勉不倦，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300篇，出版著作近30部，并主编多种大型图书。

一、求学历程与学术专长

陈文新教授与珞珈山的缘分，似乎是早就注定的。1975年秋天，风华正茂的陈先生，因为两首小诗的投稿，被《湖北文艺》（原《长江文艺》，“文革”中更名《湖北文艺》）邀请至武汉参加创作学习班，有机会游览东湖，那是先生第一次知道碧波倒影、青山掩映中的正是高等学府武汉大学。

陈文新教授著作书影

1975年，中学毕业后的陈先生回到母校湖北省公安县跃进学校教书，从此便与教鞭结下了不解之缘。1977年，在动乱年代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先生正是这年冬天570万考生中的一份子。

彼时不同今日信息的畅通，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先生绞尽脑汁填上了自己所能想到的大学，第一志愿便是曾经邂逅过的武汉大学。1978年3月，先生从“三袁”的故乡公安县走出，作为珞珈山的一份子，正式开始了自己的问学生涯。

先生为人平易低调，渊博睿智，有“隐士”之称，最大的乐趣就是治学。其业师吴志达先生曾称他：“秉赋颖慧，富于才情，而为人敦厚纯笃，沉静寡言而又幽默意趣；勤于耕耘，而有志于学术上的进取，锐意创新，唯陈言之务去，但并无驰骛追逐、哗众取众之念。”[1]

陈文新教授

1982年1月，先生本科毕业即留校任教，主攻宋元明清文学。吴志达、唐富龄等先生在小说、戏曲方面造诣深厚，他们的教诲，使得先生的问学之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985年，先生考上吴志达先生的研究生，在吴先生的悉心指导下，选定“《聊斋志异》的抒情特征”为学位论文，以此开启了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系统研究之路。

在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关于古典小说的辨体研究，是其学问的起点，亦是其早年学术的重心。长期从事古典小说研究，使得他整个人所散发出儒雅智慧、机智幽默的气质，甚至有同学私下称他是一个很“笔记小说”式的先生。

先生在古典小说的研究方面建树颇多，成果丰硕，除了上百篇学术论文之外，主要撰有：《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中国笔记小说史》、《中国传奇小说史话》、《士人心态话儒林》、《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红楼梦的现代误读》、《中国小说的谱系与文体形态》，主编《四大小说名著导读丛书》、《明清小说名著导读》，与闵宽东等合著《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韩国所藏中国通俗小说版本目录》、《韩国所藏中国文言小说版本目录》等。

《明清小说名著导读》，陈文新著，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先生关于古典小说的著作，在研究视野、方法及理论建树等多个层面，推进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进程，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先生在学术上积极探索，工作中奋发图强，1991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5年破格晋升教授。在跟随郭齐勇先生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期间，先生主持编纂《中华大典·文学典·明清文学分典·明文学部二》，其主要研究对象一度由古典小说转向明代诗学。先后发表《明代诗学论诗文体性之异》、《明代前期的哲学流变与诗学流派》、《启蒙学术思潮中的诗学变异》、《信心论与信古论在晚明融合的学理依据及其历程》、《中国古代四大诗学流别的纵向考察》、《从风雅颂及其流变看诗乐关系的三个层面》等一系列探究明代诗学的论文。

2000年，先生专著《明代诗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部关于明代诗学的专著，也是第一次对明诗学理论的建构，颇受好评和关注。在此基础上，又增删成为《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先生这一系列关于明代诗学的探索，对于提升明代诗学的理论层次，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反思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中国文学传统”的失落问题，陈先生也对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学史话语体系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和思考。理论研究上，《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高屋建瓴地对中国古代文学流派进行归纳与理论拔高；《集部视野下的辞章谱系与诗学形态》，反思外来观念统摄下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及研究，试图从中国文学传统上来观照文学本身。

实践上，突出地体现在主编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涵盖古今，立体地呈现出数千年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为文学史书写带来新的突破和发展。目前正在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也将是文学史整理与研究事业史上的一项重要成果。

20世纪流行的纯文学观所主导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及研究，导致了包含散文等文体在内的部分文体研究畸形发展，更是留下诸多空白。陈先生在思考突破这一历史拘囿时，独具战略眼光，他从大文学史观的角度出发，将被纯文学史观排除在外的科举文体纳入考察范围，为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

先生主编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后增补几部研究著作汇集成《中国科举文化通志》丛书，并主撰其中《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分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经过系统整理的大型科举文献丛刊，具有不同寻常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

此后又与王同舟合著《明代八股文编年史》，主撰《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等。先生在科举文体用力之深，不仅填补了文学史研究的空白，更有助于完整地把握科举体制下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生态原貌。

陈先生沉潜学术研究四十余年，学术兴趣几度转换，由文言小说到明清章回小说，进一步延伸到明代诗学，近来又特别关注明代科举与文学，反思中国文学史“现代书写”的弊病，试图重构中国文学史话语体系。尽管研究对象几度迁移，但先生的学术理念始终不变，即始终不渝地注重辨体研究，注重“了解之同情”，注重阐释循环而不偏于一端。

二、注重辨体研究

《中国小说的谱系与文体形态》

“文各有体，得体为佳。”早在中国第一篇文论作品《典论·论文》中，曹丕即指出不同的文体类型及风格之间存在差异：“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力”。各文学体式与风格题材之间存在着稳固的内在联系及特定的审美风貌，中国古代文学正是在这种传统中发展成熟的。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这种感性的创作与理性的阐释并未实现一致性。这种特殊性，导致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建立，需要借用西方文艺理论，将文学作品分为诗、文、小说、戏曲等四大类，并逐渐确立了其基本的叙述框架。这种主流的分类方法所强调的文体特征，与中国传统文体所固有的体性特征并不能完全吻合。

先生富于思辨精神，很早就注意到文学研究中“中国文学传统”的迷失现象，一味借用西方理论、术语，必然会带来“水土不服”的状况，他认为应该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更加注重将文学置于中国传统学术的语境中进行研究，注重“中西会通”，尤其应该注意中国古代文论对于辨体的兴趣。

《中国笔记小说史》

所谓辨体，即从身份意识、题材选择、风格定位、叙述语调等层面把握不同文体的特点和不同文体之间的差异。古代文论看起来琐碎不成统系，但也有自己的内在逻辑理论，它实际上在宏观上揭示各种文体的本质属性。

先生的这种辨体精神，集中表现在小说研究中。先生在第一部专著《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开篇，即阐明辨体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先生认为传奇体和笔记体两种类型的文言小说在品格上存在差异，只有用不同的评判标准去衡量，才能真正把握研究对象。

因此，本书从文言小说体制的共通性与特殊性综合考虑，从长期被研究者所忽视的笔记小说入手，分别探讨两种类型各自的文体特征、审美追求及历史进程，最后再将二者综合对比，突出各自审美风致。

《中国笔记小说史》和《中国传奇小说史话》，更进一步从辨体的角度分别深入探讨两种文言小说体式的审美特征及演变历程。

先生认为，传奇体作家偏于“风流”，笔记体作家偏于“儒雅”，因此在题材选择上，一热衷于描写才子佳人，一关注社会人生；叙事规范上，一多谈掌故，一贴近生活；价值判断上，一表达对陈陈相因的社会生活的厌倦及对生命力的渴望，一表达作者对智慧与伦理的忠诚。

二书从文体特征入手，辨体溯源，细致爬梳了笔记小说和传奇小说的发展历程，力图能够准确、清晰地揭示出传奇与笔记小说各自审美特性及其内在演变线索，诸多立论，颇能发人之所未发。

《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

有了这三部专著及诸多论文的基础，先生的《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事实上更像是对其文言小说辨体研究的一个总结，在立论、表述和结构方面都更为稳健。

是书从辨体的角度对不同文体类属进行深入细致的审美辨析，并结合时代文化和审美心理等诸多因素，从共时态与历时态两个维度充分而全面地揭示文言小说审美特质的形成及其流变，试图从传统学术的角度，重新建构中国文言小说史的框架。

在对文言小说的巡礼结束后，先生又对章回小说进行了辨体研究。《从辨体角度看明清章回小说的几个特征》一文明确指出，从辨体的角度来看，章回小说的主要职能是为读者提供精神的愉悦，不同类型的章回小说往往有其约定俗成的价值取向，而叙事和塑造人物则是章回小说的基本存在方式。

《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

《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从作品本身出发，研究各派作品的价值观念和表达方式，又是文学史上一部填补空白之作。此后又有《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中国小说的谱系与文体形态》，从辨体的角度考察小说传统，尝试梳理古代小说的谱系并揭示其文体形态，二书都是系列论文集，因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宗旨的内在统一性，书中各部分依然能够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先生治学的辨体眼光，显示出他强烈的尊体意识，但同时他又有破体的魄力。他长期关注中国古典小说的辨体研究，深入了解各小说的文体特征及其独特的审美规范，尤其是对于按照西方标准裁断之下被忽视的笔记小说的阐释，是为了打破长期以来以西方的小说标准来构建中国小说史秩序的状况，以期重新建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中国的小说史”。

三、“了解之同情”

特殊的历史原因，造就了特殊的时代心态。在为《古典文学论著四种》所作的总序中，先生指出他的中小学教育是在“文革”中完成的，而大学教育又适逢“文革”后的拨乱反正。

在这十多年的岁月中，他对影射史学的厌倦心理日渐增强，而这种心理潜在而深远地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这样的背景，使得他特别容易接受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说，并且坚持不懈，以之为基本学术追求。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1930年，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上册出版，后附陈寅恪先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在这篇报告中，陈寅恪先生正式提出了著名的“了解之同情”理论：“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专著，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如果不具备这种设身处地的“真了解”，那么今日所谈的哲学，仅仅是今日自身的哲学，去古人学说真相甚远。与之呼应的，金岳霖先生的审查报告又提出“哲学要成见，而哲学史不要成见”的论断。

先生受此二先生方法论的启发，认识到文学研究不能随意臧否，也需要“了解之同情”，需要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创作者的情感和动机，基于这种理解与解释，才能作出相对客观的价值判断。

《红楼梦的现代误读》

在先生的学术视野中，辨体研究和“了解之同情”是想的相得益彰的，辨体研究有助于达到“了解之同情”的境界，而“了解之同情”的学术追求则有助于辨体研究的深化，二者都为求得文学本真服务。

《红楼梦的现代误读》是先生运用“了解之同情”方法论的成果之一。《红楼梦》是被误读最明显、最严重的名著之一。从胡适先生“新红学”潮流开始，《红楼梦》“从来没有真正取得小说的地位。相反的，它一直是被当做一个历史文件来处理的”。《误读》主要以胡适先生为主要批评对象，兼及辨析俞平伯先生、周汝昌先生等人的观念。

先生回归“是书大旨谈情”的主线，以作为小说的《红楼梦》为本位，从胡适对《红楼梦》思想与文学的价值判断和胡适以“科学主义”构建“新红学”两方面，深入剖析胡适用“以判断代替理解”的批评方法，用理知而非诗情的眼光去衡量《红楼梦》，因而与曹雪芹本意相去甚远。

中国诗歌史上，明代是长期被忽视的一个阶段。综观明代诗坛，从明初诸家，到台阁体、茶陵派、前七子、唐宋派、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明末遗民诗等，流派众多，主张纷繁。但一个事实是，明代诗学的理论建树与诗歌的创作成就，极为不平衡。

《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

朱东润先生《何景明批评论述评》中认为：“而大胆的批评精神，直至明代始见卓越，在号称复古之四子中为尤甚。”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一部明代文学批评史也就成为文人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历史。”

正因为创作水平跟不上理论发展，明代诗学的价值，一直存在争议。面对这样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先生对明代诗学给予了充分的“了解之同情”，注意从“时代精神”的角度切入，由此撰成第一部关于明代诗学的理论专著《明代诗学》，“不仅描绘了明代诗学的基本面貌，概括了这一时期主要的理论建树，而且建构了明代诗学的理论体系，从而提高了明代诗学研究的理论层次”。

以此为基础，先生于2007年出版《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代表了其在明代诗学领域的主要建树。是书上编以乡愿哲学、阳明心学、启蒙学术思潮等时代精神的变迁为切入点，将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划分为相对整齐的三个阶段。下编阐释明代诗学的主要理论问题，以“同情之了解”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以“贵情思而轻事实”、诗体之辨、信心与信古、清物论、从格调到神韵等五个问题为纲，提纲挈领地把握全局。

先生卓越的学术眼光，在理解与辨析的基础上，研究明代诗学的演变动因，深入发掘其美学价值，不仅提升了明代诗学研究的理论层次，也为中国文学史明代段的书写提供了新的思路。

《集部视野下的辞章谱系与诗学形态》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最为健全的文官制度，它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地位，也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科举文体是宋元明清时期影响最为广泛的文体，它不仅在国家管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也是文化传承的工具。应运而生的科举文体，与古代散文的发展息息相关。

在现代纯文学观念的冲击之下，“载道”的古代散文研究受到很大的冲击，能突出重围的反而是不守古文矩矱的晚明小品文，但以它来代表古代散文的成就，只能令古代散文研究陷入尴尬的境地。

因此，想要推进古代散文的研究，就必须回归到这些“载道”的散文上去。尤其是面对明清散文史上，大量的科举文体，不能够采取居高临下，随意臧否的价值批判，应该从大文学的视角对科举文体进行综合考察，同时从“了解之同情”的角度出发，去关注文体的社会文化背景、文体背后的价值观、作家心理状态等。

在纯文学观念支配下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中，大量的与纯文学观不吻合的元素长期被排除在外，形成大量的历史空白。对科举文体与文学进行综合考察，有助于更好地还原历史本来面貌，从而更好地把握古代文学生态。

四、注重“阐释循环”

《管锥编》

“阐释循环”说出自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20世纪80年代，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论《左传正义·隐公元年》一则中，首先正面介绍了西方解释学这一命题。钱先生译其意为：“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者是也。”

汪荣祖先生在《论历史阐释之循环》中，更进一步对这一学说进行了发挥解读。该文在分别讨论了“个体与整体间的循环”“古今间之循环”“史实与理论间之循环”，认为“单一的历史事件须从大格局中求理解，这是循环的一边；然大格局也须由许多单一史事理清，这是循环的另一边。”“由今可以识古”，“由古可以明今”。“一方面由史实建立通则或理论，另一方面再据通则或理论来检验史实。”

将个体置于整体相互循环，则不至于只见其一端，通古今之循环，则能避免古今混淆影响，掌握史实与理论的循环，能够不断用史实来修正理论，亦能用理论来挖掘被扭曲的事实。史学研究如此，文学研究亦然。

《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

先生在研究中，注重“阐释循环”而不偏于一端。早期研究开始，先生就非常注重流派研究。在理论阐释上，有《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一书。

这本书是先生主编的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的导论，也是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讨论流派问题的专著。

全书对中国古代文学流派进行了高屋建瓴的归纳，开篇探讨统系意识，揭示流派与中国文学传统的密切联系，接着探讨盟主意识及流派形成与演变的内在理路，最后从实处落脚，概述流派命名与流派风格，逻辑严密，建构出完整的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的理论体系。

在实践上，早期的《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先生在流派研究中，主张按作品的主导倾向归类，来具体研究各派作品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倾向。尤其重视作品之间的“谱系归属”“统系渊源”，往往能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创见。

《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

例如研究者很少将《隋唐演义》与《红楼梦》进行比照研究，但先生却通过“谱系归属”的研究，指明两书主角的相似之处，道明《隋唐演义》对《红楼梦》的影响。

先生后将自己部分关于小说的论文结集成《中国小说的谱系与文体形态》，将诗文研究成果结集为《集部视野下的辞章谱系与诗学形态》，将科举研究成果结集为《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虽然这些都是单篇论文的结集，但因为先生长期以来坚持辨体研究，坚持“了解之同情”及“阐释循环”方法论，精心挑选的论文仍然能够构成有机整体。

相同的是，他们都是将单独的文学现象置于历史环境和学术思潮之下去考察，同时又注重从统系的角度去考察单个的文学现象的存在形式及意义。例如《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一书，通过对明代馆阁文人的生存样态与文学事业、文人科举背景与流派意识、状元与明代文学、科举文体与明代社会、政治与文学事业下的明代科场案等五个方面的探讨，试图厘清明代科举文化生态对明代文学复杂多元的影响。

在探讨中，突出与集部相关的内容，力图显示传统集部与科举文化生态的密切连词，藉以弥补明代文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

探究“史实与理论的循环”，是先生近年来颇为用力的版块。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文学史”受纯文学观的主导，中国文学的丰富性被掩盖，甚至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文学史书写的客观性，长此以往“食西不化”，导致出现许多学术盲点和学术误区。

90年代以后，学术界开始反思如何解决文学史“现代书写”的诸多弊病，在“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思潮的推动下，先生将学术目光放到文学编年史的撰著及研究上。

在思考如何中和编年史的“知识库”倾向，将知识置于一定的体系之中，进而推动文学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问题上，先生们受到了法国年鉴学派的启发，在文学编年史的架构中，引入了该学派后期代表布罗尔（F. Brandel）提出的“长时段”概念。先生们意识到，历史事实只是原材料，更加重要的应该是在史实之间寻找具体联系，文学史家应该将更长的时段纳入视野，从关注特殊性转向关注普遍性。

《中国文学编年史》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的《中国文学编年史》，除了编年史通常使用的年月日为基本单位的向下的时间序列，另外设计了一个旨在将“长时段”纳入视野进而考察事态演变的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与此相适应，《编年史》还安排了部分论述内容，即阶段与章相对应，时代与卷相对应，分别设立“引言”和“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

在内容选择上，不仅重视历史人物的“行”，同时也重视其“言”；不仅重视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背景，同时关注各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活动，试图用编年的方式将中国文学进程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思想文化变迁一并呈现在读者面前。

《国文天地》2018年9月号

《中国文学编年史》致力于阐释的主体性与叙述的客观性的有机结合，为文学史书写有效进入中国文学史进程提供了新思路，冯其庸称其为“文学史的万里长城”。

注释：

[1] 1993年，陈教授第一本著作《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出版时，吴志达先生为之作序如是说。见《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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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帆，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国文天地》2018年9月号，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