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王阳明创学立说后，“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明史·儒林传》），阳明后学亦随之而起。阳明后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阳明后学是指与王阳明有明确师承关系的弟子，覃及再传、三传等，具体而言，主要指列入《明儒学案》的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止修学派、泰州学派等八大门派的学者，并可扩展至有明确阳明学师承关系的孙应鳌、李贽、郭子章等。广义的阳明后学既包括在学统方面与阳明后学紧密联系的林兆恩、虞淳熙等，还涵盖王阳明讲友湛若水后学中摇摆于湛门、王门之间的唐枢、何迁等，乃至由此脉络发展出来的许孚远、冯从吾、刘宗周、黄宗羲等后学。
阳明学是明代的显学，既有风行天下的展开，阳明讲会兴盛，良知异见纷呈，精彩迭出，亦有末流猖狂自恣，渐失阳明之传。阳明后学文献体量庞大，研究内容非常丰富，而阳明后学文献整理是深入研究阳明学的基础。进入清代后，由于学风转变和政治高压，许多阳明后学文献在国内遭到禁毁。民国期间虽有所重视，但鉴于形势所迫，未能大规模整理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阳明后学文献的整理与出版提上了日程，其成果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以某一学者为对象，搜集整理类似个人全集的文集；二是以某一文集为对象，尽可能收集其他传世版本校勘，最终形成该文集精校本。第一种形式的代表成果如容肇祖整理的《何心隐集》（中华书局，一九六○年）；第二种形式的代表成果如中华书局编辑部整理的《焚书》（一九六○年）。这些高质量的成果是阳明后学文献整理参考的典范。
二十一世纪以来，阳明学研究日趋升温，阳明后学文献整理出版成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二○○七年，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出版发行了《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一编），共收录文集七种，分别为：《徐爱·钱德洪·董澐集》《邹守益集》《欧阳德集》《王畿集》《聂豹集》《罗洪先集》《罗汝芳集》。此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二编），于二○一四年至二○一七年陆续出版了《薛侃集》《黄绾集》《刘元卿集》《胡直集》《张元忭集》《王时槐集》《北方王门集》共计七种。此外，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项目收录了十余种阳明后学的单部精校文集，包括《聂双江先生文集》《东廓邹先生文集》《王龙溪先生全集》《南野先生文集》《近溪子集》等。
阳明后学文献的整理出版极大促进了阳明后学的深入研究，如依据江西颜氏家族珍藏的《颜山农先生遗集》整理而成的《颜钧集》，李学勤在序言中称之为“是我们三十多年来屡次访求而不能得的孤本秘籍”，这为研究阳明学在民间的演化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又如国内早佚、仅见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的泰州学派邓豁渠的《南询录》，岛田虔次、荒木见悟相继研究，由黄宣民、邓红相继点校出版，深化了学界对所谓泰州学派“异端”的认识，而这些重要的阳明后学思想文献并未出现在学界奉为圭臬的《明儒学案》中。如今，这种现象又复现在泰州学派的管志道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又如能够推原阳明未尽之旨的再传弟子万廷言，《江西通志》称其平生著述多有所发明，有《学易斋前后集》《易原》《易说》等若干卷，其书皆失传。经张昭炜多年搜集，点校整理了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明刻善本《学易斋集》二十卷、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刻本《学易斋集》十六卷、《易原》四卷（附《易说》二卷）、台湾图书馆藏明刻本《学易斋约语》二卷，以及南昌万氏族谱中万廷言的诰命、传记等珍贵资料，汇集成《万廷言集》，已由中华书局二○一五年出版。在国内，影印古籍亦推动了阳明后学文献整理。围绕《四库全书》，影印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未收书辑刊》《四库禁毁书丛刊》收录了为数不少的阳明后学文献。在日本，位于京都的中文出版社与九州岛大学合作影印出版了大量的宋明古籍，由九州岛大学教授冈田武彦、荒木见悟任主编，在台北与京都两地刊行了《和刻影印近世汉籍丛刊》（“初编”“续编”“三编”“四编”），每种书前均附有解题，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中，“初编”“续编”“三编”收录宋明理学典籍，包括《龙溪王先生全集》《王心斋全集》《近溪子明道录》等阳明后学文献。
由上可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学界在点校整理和影印出版阳明后学文献方面成绩斐然，然而，相对于数量庞大的阳明后学文献来说，已有的成绩尚显不足，实有必要继续大规模整理出版。有鉴于此，二○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在杜维明先生的支持下，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召开了阳明后学文献丛书新项目启动会，一批年富力强的学者组建了阳明后学文献整理的团队，通过了丛书编校体例，制定了工作细则及工作计划，确定了具体选题：《泰州王门集》《陈九川集》《李材集》《邹元标集》《邹德涵、邹德溥、邹德泳集》《周汝登集》《陶望龄集》《耿定向集》《唐枢集》《季本集》《杨起元集》等，杜维明先生任课题负责人，张昭炜、钱明任主编。二○一四年十二月，在浙江省社科院支持下，钱明先生为课题负责人，《泰州王门集》《许孚远集》《王宗沐集》《杨东明集》《管志道集》《杨起元集》立项启动，成立第四编。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由张昭炜召集，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召开第三编推进会，根据提交的文献整理成果，课题已完成总量的近八成。经研究，由于张昭炜已离开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杜维明先生不再负责第三编，改由张昭炜任第三编课题负责人。鉴于耿定向文集已有其他点校者出版，第三编终止《耿定向集》，改为《查铎集》。《泰州王门集》《季本集》《杨起元集》转至钱明先生任课题负责人的第四编。十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立项“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钱明先生任首席专家，课题包括《泰州王门集》《季本集》《许孚远集》《王宗沐集》《杨东明集》《管志道集》《杨起元集》等，成为新的第四编。张昭炜主编的第三编更新为《陶望龄全集》《陶奭龄集》《唐枢集》《陈九川集》《李材集》《邹德涵集》《邹德溥、邹德泳集》《周汝登全集》《查铎集》《邹元标集》等。目前，《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第三编、第四编两编同步进行。正如杜维明先生在第三编推进会上所言：“阳明后学文献整理及相关学术研究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学术事业，需要我们对阳明学这一课题投入极大的关注与兴趣。目前国内不少省份的地方政府以及高校社科机构对阳明后学的研究投入了不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已经形成了一个良性竞争的局面，但是我们需要一种‘大气魄’、‘大格局’，在一种‘学术健康’的情况下，开展相互合作。”
在完成凤凰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两次大规模文献整理后，在第三编文献陆续交稿、第四编启动的基础上，未经整理出版的阳明学重要典籍日益成为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者偶遇善本、佚文，不以己珍独享，辑佚成册，以广流传，一己之力有限，众智群力无穷，结合前期整理成果，《阳明学要籍选刊》雏形渐成。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在陈来先生的支持下，课题组成员在清华大学国学院召开第三编交稿会，讨论了《阳明学要籍选刊》。《阳明学要籍选刊》以重要单部文集为主体，延及与王阳明及其后学密切相关的重要散佚文献，选题以与阳明学关联性为准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选题：
一、与王阳明相关的文献，如王琼的平藩公移等。
二、未列入第一编、二编、三编、四编，但《明儒学案》有列传或有特殊贡献的阳明后学的文献，尤其是未整理的文献、新发现的善本等；未列入《明儒学案》，但有充分证据显示属于阳明后学范围的散佚文献，如吴应宾的《宗一圣论》等。
三、已出版的第一编、二编未收录的散佚文献。
四、辑录的文献以思想性为主，避免寒暄问候的书信、应酬性的墓志铭等。辑录的文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地方志、书院志、家谱、族谱、墓碑、出土文物、博物馆中有重要文字的实物等，如《复真书院志》的学者语录。辑佚的文献，每条必须标明出处，整理体例与文集相同；数书同引文献，原则上以最早文献为底本，并与他本对校，出校勘记。
五、不属于阳明后学，但若该文献涉及阳明学的重要问题时，亦可考虑辑录。
在整理成果逐步付梓之际，感谢团队全体成员的努力，感谢那些曾经提携及支持我们的师友！感谢我的研究生导师张学智老师！他指导我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与文献整理结合，从而极大推进了《胡直集》《邹元标集》的整理，并为我主编第三编奠定了基础。感谢陈来先生给予的专业指导及推荐！感谢嵩阳书院的课题资金支持！感谢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冯天瑜先生、杨华先生两位主任的支持！感谢武汉大学国学院郭齐勇先生的支持！在整部第三编的编校过程中，杜维明先生一直非常支持我们，两次北大会议，杜先生均亲临指导。“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我们曾经历过既无依靠单位，又无资金支持的艰难困境。亦曾想过放弃，深感绵薄之力无以担此重任，现在能坚持完成，实有赖于各位师友的鼎力相助，谨向各位的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
张昭炜
二○一八年端午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封面 内封
阳明学要籍选刊第一册：《莆田马氏三代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