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主要著作《经济学原理》中曾经指出，经济学不仅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人文经济学作为近年兴起的一个学术领域，尤为鲜明地体现了把“研究财富”和“研究人”相结合的取向。其核心在于，它是有人文关怀的经济学，致力于结合价值关切和经济学的道理，分析各种人文现象和经济现象。
近年来，人文经济学不仅在经济生活研究中生机勃勃，在文学研究中也逐渐显示出它的活力。譬如，从人文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以达成对作品和作者的深度理解，其势头甚好，有望为古典小说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就“中国古代经济生活与文学”的研究而言，以往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侧重总结“经济生活对文学的影响”，如冯保善《明清小说与明清江苏经济》、苗怀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商业运作与文本形态》、张兵《戏曲与社会经济生活》、王毅《明代“权力经济”的法权基础及其对通俗小说的影响》、蔺文锐《商业媒介与明代小说文本的大众化传播》、叶烨《北宋文人的经济生活》等；一是着力挖掘“文学作品所呈现的经济生活”，如沈端民《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经济问题》、陈大康《论贾府经济体系的崩溃》、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周柳燕《论明清小说对商业资本流向的透视》、张麒《红楼梦经济学》等。
相较于以往“中国古代经济生活与文学”的研究，以人文经济学为理论工具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研究以日常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视角和方法可以更加多样或丰富。大体说来，其基本思路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人文经济学视野下的古代小说作家研究。人文经济学把人分为经济人和社会人两个层面，彰显了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差异，经济生活中的一些原则未必适合于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中的某些原则也未必适合于经济生活。经济人与社会人在作家的创作中有着不同的影响和后果：一个小说家在何种社会关系中生存，以何种方式生存，谁给他提供基本的生活来源，以何种方式提供生活来源，小说家如何回馈给他提供经济资助的人或团体，小说家作为社会人的一面如何超越其作为经济人的一面，都是人文经济学研究所关心的。以《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为例：作为经济人，蒲松龄有其个人的利益需求，《聊斋志异》中关于科举失利的若干描写，具有很强的个人牢骚意味，不能据以评判科举制度。作为社会人，他痴迷和执着于艺术创造，矢志不渝地从事《聊斋志异》的写作，充分体现了蒲松龄的艺术个性；他对中国志怪传统和文言小说叙事传统的改造，赋予了《聊斋志异》崇高的小说史地位。在人文经济学的视野下考察蒲松龄，既不能忽略经济人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的烙印，也应充分揭示社会人蒲松龄在创作中的主导地位，对其创作作出更为恰当的解读。
其二，从人文经济学的角度对古代小说的情节展开系统研究。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个人意志与经济因素之间的互动以及经济影响与社会影响的交错，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小说情节。人文经济学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人的意志常常可以对生活发挥直接影响，但经济因素的影响往往更为持久和巨大。以《红楼梦》为例，大观园的兴衰历程，就是在人的意志与经济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展开的。王熙凤主持家务期间，虽然面对着沉重的经济压力，但看在元春和贾母的份上，坚持不把大观园纳入常规管理的范围，显示了个人意志的直接作用。而持续增长的经济压力，最终导致了其将大观园纳入常规管理即开源节流和裁员的范围，扰攘的尘俗气息因而弥漫其中，晴雯、芳官等人横遭撵逐，大观园逐渐成了不适合宝黛居住的一个空间。这些事实表明，宝玉大观园之梦的破灭，贾府的经济困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个人意志的力量，不足以与经济因素的影响力相抗衡。
其三，从人文经济学的角度对古代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展开系统研究。人文经济学认为：社会生活中人的各种经济行为，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人文现象。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其中的一个方面在于，人类不仅有生存的需要，也有文化传承的需要。这两个方面不可或缺：没有生存就不可能有文化传承，但只关注生存也不可能有文化传承。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小说。以《儒林外史》为例，作为经济现象的“谋食”与作为人文现象的“谋道”，构成了其人物形象塑造的基本参照。一方面，是否有能力以正当的方式“谋食”，这是《儒林外史》区别“贤人”、准“贤人”或缺少尊严者的尺度之一；另一方面，对那些有能力以正当方式“谋食”的读书人，《儒林外史》则以是否有志于“谋道”作为臧否的基本依据。《儒林外史》就“谋食”与“谋道”展开的描写，既为读者分析这部小说中的各色人物提供了切入角度，也提示了对其他清代小说中的人物展开类似分析的可能。
其四，对古代小说所描写的经济生活，以学术界已有成果为前提展开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对不同的社会阶层如士、农、工、商的物资资料生产方式、分配方式、交换方式和消费方式均有较为充分的描写，内涵丰富。例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对不同消费方式的描写，或写出了不同阶层经济实力和消费内容的差异（如“名士大宴莺脰湖”“约诗会名士携匡二”“史太君两宴大观园”），或展现了社会与家族的盛衰变化（如大观园时代的奢华气派与贾母丧事的不够风光），或写出了社会阶层的变迁流动（如一介书童万雪斋之成为富商大贾，消费方式的变化即其表征），或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如严监生极力压缩自家的生存资料和享受资料，却拿大把的银子给严贡生等人花销），在这些方面，学界虽然已有不少精彩的研究，但仍有继续拓展的空间。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以人文经济学为理论工具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虽然也同样关注人物、情节和文本内容，但比起单纯的文学研究，关注焦点确有不同：经济人与社会人，人的意志与经济因素，经济现象与社会现象，这些新的术语的运用，拓展了小说研究的视野，丰富了小说研究的内容。其成果不仅有助于深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也有助于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经济学之间的相互融通。
（作者：陈庆，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