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世界中的文化保守主义，是鸦片战争后中西古今文化发生碰撞和交流的思想反映，其回答的主要问题是中国进入全球性现代化进程后中西古今文化的关系问题。为此，面对西方近现代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力图通过复兴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来确立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以重构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百年以来，环绕文化观问题，形成了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相激互动的格局。

20世纪上半叶，文化保守主义还只是一种影响力有限的哲学思潮；而在最近30年间，文化保守主义不仅再度兴起，而且逐渐由哲学思潮演变为社会思潮，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笔者曾撰《文化保守主义再度兴起的实质、原因与影响》一文，对这一思想文化现象进行探讨和思考；本文则针对最近十年来文化保守主义的流变趋势及其特点，作一新的考察和衡论。

最近十年来，文化保守主义流变的一个新进展，就是通过形上儒学的新建构，强化了自身的哲学内核。

社会思潮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主要是社会大众的群体性心理认同和心理表达，并没有明确而深刻的理论根据，因而被一些研究者形象地称为“乌合之众”，这类社会思潮虽然可以盛行一时，但却难以长久流行；另一类则具有由哲学家、思想家所构造的哲学内核，并为哲学家、思想家不断适应新的时代需要而加以改进、完善和转换，这种哲学观念通过不同方式浸润和影响社会大众，使他们得其引导而闻风响应，这类社会思潮往往具有持久性。一种社会思潮只有获得了哲学内核，才能在思想上形成原创性的活水源头，才能较长久强有力地保持思想的活力与激情，才能在理论上说服人、在思想上吸引人，从而形成掌握群众、动员群众、激励群众的理论力量。

文化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是由哲学思潮演变而来的，曾以现代新儒学哲学家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对形上儒学的重建，形成了坚硬的哲学内核。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20年间，这一工作曾一度停滞；21世纪初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争论，更使儒家哲学的存在成了问题。针对这种情况，一些赞成文化保守主义的哲学家力图打破困局，以两种方式论证儒家确有自己的哲学。一种以张祥龙《儒家哲学史讲演录》为代表，不是力求寻找儒家思想的形而上维度，而是借鉴西方非形而上学的新哲学，从“家”“孝”等观念来阐发儒家哲理；另一种以陈来《仁学本体论》为代表，肯定儒家哲学的存在，力主接续现代新儒学哲学家重建形上儒学。两种方式相较，后者比前者更具哲学意味和理论深度，对于强化文化保守主义的哲学内核也更有意义。

陈来在谈到《仁学本体论》的宗旨时称，本书在于“将古往今来之儒家仁说发展为一新仁学的哲学体系”1。通过这一体系，陈来回应了儒家哲学所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最为重要。一个问题是：面对百年来反形而上学的哲学潮流，21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是否还需要形而上学？陈来对此作了肯定回答：“对世界整体的把握，或对世界作整体的把握，即是所谓形而上学思考的需要；当代中国哲学越来越重视价值观问题研究，而价值观的确立也需要形而上学的基础。所以重要的不是抽象地反形而上学，而是把形而上学与人的价值、人的实践、具体的生活世界联系起来对其存在和意义做整体上的说明。”1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中国哲学还需要形而上学，那么新的形上儒学应当如何从以往哲学中吸取思想资源来进行自身建构？陈来不像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那样，认为只有回到19世纪以前，甚至只有回到先秦“轴心时代”才能找到思想资源，而是主张接着20世纪现代新儒学哲学家来发展21世纪的形上儒学。他认为：“20世纪儒家哲学花开五叶，有许多发展，若抛弃熊、梁、马、冯、贺（即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冯友兰、贺麟——引者注）各家于不顾，当代中国哲学的讨论发展与上述各家全然不相接，而去追求自己讲自己，是不可取的，也不符合黑格尔所说的哲学史发展的原则。……故吾人的仁体论对熊、梁、马、冯等皆有吸收，亦皆有评析和回应，这是中国哲学建构之正道大路。”1现代新儒学哲学家是分别接着宋明儒学的理学和心学来讲的，而陈来又力主接着他们来重建形上儒学，体现了形上儒学开展的历史脉络与内在逻辑。

《仁学本体论》与20世纪形上儒学的诸多著作一样，并不具有直接推广普及儒学于社会大众的作用，甚至影响力也主要局限于哲学圈。但作为新的哲学内核，其对文化保守主义在21世纪开展的意义不可低估。最近十年来，文化保守主义之所以活力不减、影响日增，其中的原因除社会历史条件外，还在于文化保守主义自身理论建构能力的增强。

最近十年来，文化保守主义流变的另一个新进展，就是在构建新的形上儒学的同时，形成了使儒学由形上世界走向生活世界的不同形态。

文化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当然不能停留在形上儒学的小范围中，而是需要把这些抽象艰深的哲学观念转化为民众日常生活的准则，从而产生社会影响、改变时代风气、掌握社会大众。这就需要文化保守主义形成由形上到形下的理论形态，而这种理论形态在最近十年间也陆续在中国思想世界出现了，如林安梧提出的“公民儒学”、黄玉顺阐发的“生活儒学”、颜炳罡主张的“民间儒学”、黎红雷倡导的“企业儒学”、涂可国和韩星建构的“社会儒学”等。这些理论形态在思想进路和具体内涵上并不一致，但都属于与生活世界相联系的儒学形态。

在这类儒学形态中，有的形态较多地吸取了西方现代哲学的方法，从现象学意义上来理解生活世界，把生活世界作为全部儒学的本源。黄玉顺阐发的“生活儒学”就是以此为进路，其儒学主张可以这样概括：“生活儒学在理论上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突破两千年来传统哲学的那种‘形上—形下’的观念架构，重新发现更加本源的观念层级，在这种本源上重建形上学、形下学，于是形成‘本源—形上—形下’的三级观念系统。对于传统哲学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视域：如果说，传统的形上学思考的是形而上的存在者，形下学思考的是形而下的存在者，它们都是存在者，而不是存在；那么，生活儒学揭示的则是存在，亦即生活。”2这个作为本源的生活，对于儒家来说，就是仁爱情感。儒学的形上学和形下学，都是以仁爱情感为大本大源。这样一来，形上儒学与生活世界的贯通就有了内在的根据和理路。

在这类儒学形态中，有的形态效法明代泰州学派的讲学方式，通过百姓日用来进行教化，使其知道、识道、觉道、悟道，颜炳罡主张的“民间儒学”就是依循此思路。在他看来，儒学其实就是百姓的人伦日用，即百姓的生活，只是长期以来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却不知其道。在传统社会里，广大百姓没有机会受教育，因而儒学成为士大夫之学、衣冠之学、经师文士之学，不是百姓之学；在现代社会，百姓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但儒学仍然只是少数哲学家、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和谋生工具，仍然不是百姓之学。因此，让儒学由少数知识精英的文化奢侈品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精神向导，是当代儒者的天职。他由此强调了民间儒学的指向和意义，认为“满街都是圣人，满街也都是凡人。满街之圣人如果不能觉其为圣人，最终还是凡人。满街之圣人需要觉其为圣人，才能真正成为圣人。当代儒者的重要使命就是向满街之圣人传圣人之学，使满街之圣人觉其为圣人。圣人之学即百姓日用之学，即民间儒学，亦可称大众儒学、生活儒学、草根儒学、实践儒学”3，由此更凸显了儒学草根化、生活化、大众化、实践化的一面。

在这类儒学形态中，还有的形态通过考察儒学与社会的关系，力图发挥儒学认识社会问题、处理社会关系、改善社会治理的功能。涂可国和韩星建构的“社会儒学”就属于这种形态。关于“社会儒学”的形成条件和基本内涵，涂可国认为：“儒学与社会呈现出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态势，正是二者的双向互动，才使社会儒学得以生成、存在和发展，并赋予社会儒学以三重意蕴：一是关于社会的儒学，这就是以社会及其经济、政治、文化等为致思或研究对象的儒学形态；二是社会的儒学，也就是由社会各个领域、层面、场域等所承载和展现的儒学形态；三是功能的儒学，这就是在儒学对社会的分析、批判、重建、激励、规范、教化和奖惩中所体现出来的儒学形态。”4这就把儒学对社会的研究和社会对儒学的影响，通过社会儒学统一起来，并作出了综合性的探讨和阐释。

与形上儒学的建构相比，这些与生活世界相联系的儒学诸形态没有特别高深的理论和十分思辨的内容，但却对形上儒学的思想观念向社会生活诸层面的扩散、传播起到了桥梁和中介的作用，从而影响和掌握了广大民众，推动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对现代儒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来说，这些儒学形态都是值得重视的创新。

与生活世界相联系的儒学诸形态的形成，有力促成了儒学由哲学精英向社会大众的扩散、传播，从而推进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大众化运动。可以说，这是近十年来文化保守主义发展的一大特点。

在现代社会中传播古老的儒学，使现代社会的广大民众能够接受、认同、践行，并非轻而易举、一蹴而就之事，而是需要做宣传、普及、试验、示范等诸多工作。文化保守主义为此下了很大功夫，力求整合各种力量、探寻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方式，推进大众化运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就是一个典型，不仅在学术上形成了中国当代儒学的“山大学派”，而且多方面、多途径、多形式推进儒学走向民间。据《中华读书报》报道：“他们与山东省政府合作建设‘民间儒学’的实践与推广示范基地，为中国基层社会文化的振兴提供了可推广的经验模式；他们推出‘尼山书院+图书馆’模式打造了城市社区的儒学推广平台，为图书馆功能的拓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示范；他们出版的多种高质量的儒学普及读本，如《儒学小丛书系列》《儒家故事》《国学茶座》等为儒学在民间社会的普及打开了一条稳定开阔的渠道。”

文化保守主义将儒学下移民间的重点，放在现代化进程相对迟滞而迫切需要振兴的农村地区，积极设立乡村儒学教化的试验场所，努力开展乡村儒学教化的示范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山东尼山圣源书院、武汉云深书院、深圳云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单位，根据试点农村的具体情况，联合设计了多所乡村庙学，不仅绘制了具体的施工图，而且精心设计了室内场景，还明确规定了所挂儒家圣贤画像。

更有一些身为教授的儒者走出大学校园，深入乡村的田间地头，传布儒道，以启民觉。倡导“民间儒学”的颜炳罡，就是一位力求把自己的儒学主张付诸践行的儒者。他曾在《在田间地头撒下儒学的种子》一文中谈自己的下乡体会：“儒学要热起来，就要在现实生活中用起来。近百年来，西方的、现代的各种思想在乡村碰撞，儒学要做的就是给老百姓提供一个判断是非善恶的价值平台，让人们知道怎么做才是个好人，才是君子。有了这样一个平台之后，老百姓就有了讲道理的共同价值基础。”5谈到文化保守主义的大众化运动，人们往往只看到多年流行的读经热、儒学热、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其实从这段话中，更能把握文化保守主义大众化运动的走向与特点。

文化保守主义作为一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本身有其复杂性和局限性，负面因素在所难免。这种负面因素，既有在大众化运动中出现的鱼龙混杂的乱象，又有在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

随着文化保守主义大众化运动的推进，以“国学班”和“女德班”等形式向少年儿童宣讲传统文化成为一种时髦与风潮。一些“国学班”和“女德班”的主持者和授业者无批判、无选择地向少年儿童灌输旧思想、旧观念，受到大众和舆论的谴责。2018年12月，《光明日报》刊发评论《对屡禁不止的“女德班”应出重拳》，指出：“传统文化是多元的，而这些女德班往往掐头去尾、专挑糟粕，将不合于现代价值观的旧观念放大，乃至挂上‘国学’的名头，也是对传统文化的极端解读。”对于这种乱象，该评论呼吁监管部门必须重拳出击，不可延宕。2019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禁止妨碍义务教育实施的若干规定》，明确要求校外培训机构“不得有违反党的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训内容，不得以‘国学’为名，传授‘三从四德’、占卜、风水、算命等封建糟粕，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从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在看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有其明确主张，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然而，少数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仍坚持以儒学为唯一标准，衡量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挑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思想主流地位，甚至妄图改变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他们或对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持根本否定的态度，认为“100年前的五四运动，以及180年来的近代史，摧毁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基本信念，颠覆了中国人对自身文明的千年信仰”6；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提出“对现代种种意识形态进行反思、清理，必须抛弃所有这些意识形态背后的物质主义哲学，清理其反宗教倾向，清理其制造紧张与冲突的理论以及以此为本的国家和法律理论。所有这些既是反儒家的，也是不合乎现代社会之基本伦理标准的”7；或建构起一套“儒化”中国的政治儒学，主张“建立儒教国家，儒化意识形态、儒化政治体制、儒化社会秩序”8。尽管许多文化保守主义者并不赞成这类极端儒学思想，但这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以及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上述文化保守主义大众化运动中出现的乱象，也是这类极端儒学思想的一种折射。

由此可见，对于近十年来文化保守主义的流变趋势及其特点，切不可简单视之、一概而论，而需作具体分析、深入了解，既要发现其合理的、有贡献的地方，又要对其不合理之处进行批评、规范和引导。

注释：

1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页、第4页、第22-23页。

2黄玉顺：《走向生活儒学》，济南：齐鲁书社，2017年，序言第1-2页。

3颜炳罡：《人伦日用即道：颜炳罡说儒》，贵阳：孔学堂书局，2014年，第3页。

4涂可国：《社会儒学建构：当代儒学创新性发展的一种选择》，《社会儒学论丛》（第1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页。

5颜炳罡：《在田间地头撒下儒学的种子》，《光明日报》，2018年9月29日。

6方朝晖：《从文化心理结构反思“五四”》，《文史哲》，2019年第6期，第45页。

7秋风：《儒家式现代秩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8-239页。

8蒋庆：《政治儒学默想录》，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38页。

作者简介丨李维武，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原文载丨《人民论坛》，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