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是中国文明核心内涵，包括典章制度、行为规范和思想观念等层面。历代文献常常提到，周公“制礼作乐”，创制了中国文明规范，到孔子时代则出现了严重的“礼崩乐坏”。似乎从此之后，中国就大道浸没，陷入了无礼的状态。如果确是这样，如何理解此后历代的礼乐建设？深言之，中国有没有一以贯之的礼乐传统？这一问题既富于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不能不予以澄清。

　　一、春秋战国之际的“礼崩乐坏”

　　检索历代文献，古人使用“礼坏乐崩”“礼坏乐废”“礼坏乐缺”等词更为频繁，使用“礼崩乐坏”的反而不多。为了更符合今人用语习惯，本文仍旧使用“礼崩乐坏”一词。

　　文献上“礼坏乐崩”大都指春秋战国之际。类似说法，不绝于书：

　　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史记·礼书》）

　　周室陵迟，礼崩乐坏，诸侯恣行，竞悦所习。（《风俗通义·声音》）

　　夫子运偶陵迟，礼乐崩坏，名教将绝。（《孝经》邢昺疏）

　　所谓“礼崩乐坏”的具体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传统礼制被僭越。由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上下阶层的等级秩序被打破，原来为上层社会所独享的礼乐文化转移到某些新贵中去。“管仲之家，兼备三归”、季氏“八佾舞于庭”，按照商周旧礼根本无法享有礼乐的低级贵族对礼的普遍僭越，引起贵族文化维护者的强烈抨击。孔子讥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比较集中的文献有：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论语·季氏》）

　　诸侯之宫县，而祭以白牡，击玉磬，朱干设钖，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诸侯之僭礼也。台门而旅树，反坫，绣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礼也。故天子微，诸侯僭，大夫强，诸侯胁。（《礼记·郊特牲》）

盏，斝及尸君，非礼也，是谓僭君。（《礼记·礼运》）

　　第二，前代礼制被废除。东周时期，天下分裂割据，社会混乱，“诸侯失制，号令自己，其名不一”，“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有变易”。这种情况下，商周以来实行的诸多旧礼，到春秋战国时期不再流行了。这就是后代常说的“周衰，礼多亡失”。旧礼亡失，社会上出现大量“非礼”现象，例如：

　　大夫而飨君，非礼也。大夫强而君杀之，义也，由三桓始也。天子无客礼，莫敢为主焉。君适其臣，升自阼阶，不敢有其室也。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礼记·郊特牲》）

　　子上之母死而不丧，……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礼记·檀弓上》）

　　帷殡，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礼记·檀弓下》）

　　这是一个变动不定、除旧布新的时代，旧礼制遭到破坏，或被僭越，或被损益，出现了大量前代未见的“违礼”行为。“三礼”文献常见所谓“由……始”“始于……”的记载，都说明新的行为方式正在诞生，例如：

　　庭燎之百，由齐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赵文子始也。（《礼记·郊特牲》）

　　世柳之母死，相者由左。世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世柳之徒为之也。（《礼记·杂记下》。郑注：“亦记失礼所由始也。”）

　　狄仪有同母异父之昆弟死，问于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闻也。鲁人则为之齐衰。”狄仪行齐衰。今之齐衰，狄仪之问也。（《礼记·檀弓上》）

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士之有诔，自此始也。（《礼记·檀弓上》。郑注：“记礼失所由来也。周虽以士为爵，犹无谥也。殷大夫以上为爵。”）

丧慈母自鲁昭公始也。（《礼记·曾子问》）

　　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鲁昭公始也。（《礼记·杂记下》）

　　管仲死，桓公使为之服。官于大夫者之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尔也。（《礼记·杂记下》。郑注：“亦记失礼所由也。”）

　　凿巾以饭，公羊贾为之也。（《礼记·杂记下》。郑注：“记士失礼所由始也。”）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孔子遭逢此时，他以“从周”之志，追怀商周礼乐文明，终生努力，孜孜于“复礼”“正乐”“正名”，成为泽被万世的文化伟人。

　　关于先秦时期礼崩乐坏的具体时间和具体内容，后人有多种描述，最具代表性的概括是顾炎武的《论周末风俗》：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时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

　　顾炎武将此种变化集中归于春秋战国之际的133年间，指从《左传》终篇（鲁哀公之亡），到六国依次称王、苏秦为纵长（周显王三十五年），即前468年至前334年。顾氏说法中的起止时间相当具体。实际上，礼崩乐坏的时间很难做出具体的划定，历代文献的说法也相当模糊，归纳起来，历代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周幽王、厉王时期，即西周末年。例如，《礼记·礼运》：“我观周道，幽、厉伤之”。《汉书·儒林传》：“周道既衰，坏于幽、厉。”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中说道：“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通典》也说：“洎乎幽、厉衰微，秦焚六籍，图写纷杂，记注混淆。”

　　第二种，笼统地称为“周衰”。例如，《史记·礼书》：“周衰，礼废乐坏。”《礼记·王制》：“天子诸侯，祭因国之在其地而无主后者”，孔疏：“《春秋》之时，周衰礼废。”《汉书·五行志下》：“周衰，天子不班朔，鲁历不正，置闰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汉书·艺文志》：“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

　　第三种，鲁哀公和孔子之世。例如，《论语·微子》何晏《集解》引孔传：“鲁哀公时，礼坏乐崩，乐人皆去。”将其定为鲁哀公（前521—前468）。清人皮锡瑞说：“东迁以后，礼坏乐崩。”司马谈对司马迁的临终嘱托中提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司马迁继承了这种说法，把礼乐之废，与幽、厉之衰结合起来：

　　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悯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这也是历代最常见的说法。因为它将幽厉之衰、东周之乱、礼崩乐坏，与孔子的“复礼”“正乐”完整地结合起来，形成时间和文化上的历史逻辑。总之，在历代的礼学家看来，由于西周末年王道衰微，东周陷于礼崩乐坏的境地，到孔子之时达到高峰；孔子生而以振衰起弊为历史使命，重修礼乐，于是王道“自此可得而述”。历代经史文献基本都是采取的这种说法，“礼崩乐坏”或“礼坏乐崩”遂成为一个固定话语，被反复引用。

二、历代多有“礼崩乐坏”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上述特指的春秋战国之际外，还有很多时期也被认为出现了礼崩乐坏，相关说法主要见于史部和集部文献。其中以下几个阶段最为明显。

　　1. 秦朝。秦朝焚书坑儒，设挟书令，“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且以法家治国，“若欲有学，以吏为师”。所以，历来认为秦朝反对礼乐，禁绝礼乐，是礼崩乐坏的集中时期。《通典》非常明确地说，“秦灭礼学”。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十二年（56）封禅泰山，其石刻文曰：“秦相李斯燔《诗》《书》，乐崩礼坏。”认为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是礼崩乐坏的制造者。类似说法还有：

　　及其衰也，诸侯逾越法度，恶礼制之害己，去其篇籍。遭秦灭学，遂以乱亡。

　　圣人之至德丧矣，先王之要道亡矣，陵夷踳驳，以至于秦。秦政奋豺狼之心，划先代之迹，焚《诗》《书》，坑儒士，以刀笔吏为师，制挟书之令。

　　宋代人沿用了这一话语，在张载和洪迈的文字中有明确表述：

　　自周衰礼坏，秦暴学灭，天下不知鬼神之诚，继孝之厚，致丧祭失节，报享失虔，狃尚浮屠可耻之为，杂信流俗无稽之论。

　　秦为无道，削仲尼之迹，绝周公之轨，礼坏乐崩，王道不通，张诽谤之网，以为汉驱除。

　　由于秦朝的破坏，儒家礼制到汉代前期都没有得到恢复。虽然有故秦博士叔孙通将旧礼传承于西汉朝堂，但民间社会对礼仪的了解相当有限；加之黄老流行，尚俭去繁，礼制缺失应当是全社会的整体状况。所以，汉武帝才会有“今礼坏乐崩，朕甚悯焉”的感叹，这种感叹应当是非常真切的。

　　2. 两汉之际。经过西汉末年的大动乱，文化破坏严重，到光武帝统一天下时，已是“文书散亡，旧典不具”的残局。所以，东汉重新统一后的章和元年（87）春天，汉章帝诏书中说：“汉遭莽弊，礼坏乐崩，因循故事，多非经典。”“汉遭莽弊”，在范晔《后汉书·曹褒传》中又作“汉遭秦余”。“秦余”或是“莽弊”，似乎表明了两种可能性，即东汉统治者认为自己的政统是继自秦朝，还是继自西汉。

　　3. 东汉末年桓、灵时期。东汉后期，宦官外戚干预朝政，政治黑暗，导致黄巾起义，社会动乱。史籍中常常把东汉末年的桓、灵时期比喻为西周末年的幽、厉时期，如南朝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王粲》谓：“幽、厉昔崩乱，桓、灵今板荡。”二者都是礼崩乐坏的集中阶段。王夫之《读通鉴论》评论道：

　　桓、灵激之矣，奄竖激之矣，死亡接踵而激犹未甚，桓、灵奄竖不能掩其名也……圣王不作，礼崩乐坏，政暴法烦，只以增风俗之浮荡而已矣。

　　西晋末年郭璞说：“往者汉季陵迟，……尊卑礼坏，大伦遂乱。”指汉末人际关系混乱，尊卑礼制受到冲击。西晋时期的刘弘回忆说：“昔刘景升以礼坏乐崩，命杜夔为天子合乐，乐成，欲庭作之。”其意谓，如同东周时期礼崩乐坏而乐师四散、雅声不再一样，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也使得雅乐失传，刘表（字景升）命令当时硕果仅存的乐师杜夔来调试雅乐。

　　4. 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时期。魏晋南北朝时，“五胡乱华”，天下丧乱，政权更迭频繁，礼崩乐坏在所难免。南朝萧梁普通六年（52５），徐勉上《修五礼表》，大致概括了此前千年的礼乐变化，其中说到两晋南北朝的礼制变化：　

　　至乎晋初，爰定新礼，荀顗制之于前，挚虞删之于末，既而中原丧乱，罕有所遗。江左草创，因循而已，厘革之风，是则未暇。

　　动乱时期，南方和北方礼制都遭到破坏。南方礼制草创，中原陷于北胡，其礼制也熏染朔漠之风，《旧唐书》谓：

　　自永嘉之后，咸、洛为墟，礼坏乐崩，典章殆尽。江左掇其遗散，尚有治世之音。而元魏、宇文，代雄朔漠，地不传于清乐，人各习其旧风。

　　北魏永平三年（510），太常卿刘芳上书说：

　　晋氏失政，中原纷荡。刘石以一时奸雄，跋扈魏赵，苻姚以部帅强豪，趑趄关辅。于是礼坏乐隳，废而莫理。大魏应期启运，奄有万方，虽日不暇给，常以礼乐为先。

　　可见，身逢其世、身处其中者也深知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礼义堕废的时代。东魏讨伐南朝陈梁，军司杜弼起草了著名的《移梁檄文》，其中便攻击梁朝“政散民流，礼崩乐坏”。

　　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礼学大师，礼学研究和礼仪实践并非完全中断。但是，儒家经义整体上受到玄学和佛学冲击，礼学也在所难免。当时人就曾批评玄学对礼学的负面影响，例如，“崇儒抑俗”的范宁说：“王（弼）、何（晏）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缙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坠。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

　　经过魏晋南北朝400年的动荡，到隋朝统一时，礼制之坏废相当严重，开皇二年（582），颜之推上疏请求重建雅乐时，便说“礼崩乐坏，其来自久”。

　　5. 唐末五代。唐末五代时期中国再度陷入分裂和动荡，朝代更迭频繁，文化遭到破坏，礼乐废弛，连朝廷上朝奏事的制度都出现了混乱，“自唐末丧乱，朝廷之礼坏，天子未尝视朝，而入阁之制亦废”。欧阳修认为五代的时代风貌，就是“干戈兴，学校废，而礼义衰，风俗隳坏”。他对五代时期的礼乐败坏，有强烈感叹：

　　寒食野祭而焚纸钱，居丧改元而用乐，杀马延及任圜，则礼乐刑政几何其不坏矣！至于赛雷山传箭而扑马，则中国几何其不夷狄矣。可谓乱世也欤！

　　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欤！自古未之有也。

　　与欧阳修同时代的司马光对五代的看法完全相同：“凌夷至于五代，天下荡然，莫知礼仪为何物矣！”

　　6. 明清之际。明清之际的变化，不仅涉及民族矛盾，还涉及文化变革，士大夫多所感叹。例如顾炎武就曾说：

　　今之学者生于草野之中，当礼坏乐崩之后，于古人之遗文一切不为之讨究，而曰礼吾知其敬而已，丧吾知其哀而已，以空学而议朝章，以清谈而干王政，是尚不足以窥汉儒之里，而何以升孔子之堂哉？

　　顾氏认为，清初学者正处于礼坏乐崩之后，不能以空学清谈为务，而应当精研古礼，由汉学而得孔儒真义。顾氏稍后的张永铨，看到清人热衷于祭拜释氏佛祖、道教诸天，而文庙萧条，对孔子的春秋丁祭相当淡漠：

　　今日吾邑文庙之祭器大半遗亡，乐器则无一存者，礼坏乐崩，圣人在天之灵，亦必不享。

　　于是他建议恢复郡学，延请乐师训练舞生。可见，礼乐之器遗失，祭礼不兴，是清代基层文庙礼崩乐坏的普遍表现。

以上讨论表明，历史上很多时期都出现过所谓“礼崩乐坏”问题，尤其是王朝末年、动乱时期，无可避免地造成礼乐坏废、道德陷溺，时人或后朝的士大夫常常发出“礼崩乐坏”的感喟和抱怨。它并非春秋战国之际的独特现象。

三、“礼崩乐坏”之说不限于华夏—汉族

　　春秋时期，秦国和楚国尚在中原华夏之外，其礼乐文明的程度显然低于中原。楚人多次自称“蛮夷”。周夷王时，楚国国君熊渠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然而，实际上楚人礼乐制度相当发达，春秋晚期楚国已有成型的《祭典》，有系统的冠、婚、丧、祭、军、朝聘、宴飨诸礼。“秦人无礼”的旧说，也被考古发掘所否定。秦人有系统的畤坛郊天系统，有完整的宗庙系统，朝聘、会盟、婚姻、丧葬、祭祀等都依礼而行。正如韩愈《原道》所说，《春秋》笔法在处理华夷关系时，其原则是“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华夷之辨”的根本依据是礼乐的有无，而不是血缘、地缘和族群的差异。正如唐代皇甫湜《东晋正闰论》所说：“所以为中国者，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

　　历史上的所谓“夷狄”政权，也讲“礼崩乐坏”。十六国之一的北燕，是胡化的汉人政权，其文成帝冯跋也是胡化的汉人。《晋书》记载，冯跋曾下诏书曰：

　　自顷丧难，礼崩乐坏，闾阎绝讽诵之音，后生无庠序之教，子衿之叹复兴于今，岂所以穆章风化，崇阐斯文！

　　北魏是鲜卑拓跋政权，其御史中尉王显在奏书提到：

　　自金行失御，群伪竞兴，礼坏乐崩，彝伦攸斁。大魏应期，奄有四海。高祖孝文皇帝以睿圣统天，克复旧典。

　　本是“北狄”的鲜卑拓跋氏认为，“五胡乱华”导致礼崩乐坏、伦常败乱，而只有自己的族群统一北方，继承了华夏典章制度，于是以礼乐正统自居。与其他华夏正史一样，《魏书》也设有《礼志》，其文开篇就说：

　　自永嘉扰攘，神州芜秽，礼坏乐崩，人神歼殄。……治身不得以造次忘，治国庸可而须臾忽也。初自皇始，迄于武定，朝廷典礼之迹，故总而录之。

　　鲜卑拓跋部族不仅批评中原礼坏乐崩，而且指出，北魏太祖、高祖、世宗、肃宗历代都曾制礼作乐，朝廷典制，史迹可循。

　　如前所述，胡汉杂糅的东魏政权中，军司杜弼受命作《移梁檄文》，攻击南方汉人萧梁政权“政散民流，礼崩乐坏”，其中一个主要口实是“梁主废立失所”，即指责其梁武帝萧衍与昭明太子萧统产生嫌隙，废嫡立幼，改立萧纲为太子。嫡长子制是儒家礼制的根本，《移梁檄文》说明鲜卑政权的汉化程度之高，对华夏礼制的认同之深。

　　永安二年（529），北魏杨元慎讥讽南方的东晋六朝政权不知礼乐，而北方政权才是礼乐正脉：

　　礼乐所不沾，宪章弗能革，虽复秦余汉罪，杂以华音，复闽楚难言，不可改变。虽立君臣，上慢下暴。……卿沐其遗风，未沾礼化，所谓阳翟之民不知瘿之为鬼。我魏膺箓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

　　钱钟书在《管锥篇》中，对于礼义为上，华、夷互相转化的现象详有梳理，兹不赘引。

　　契丹辽朝也有礼仪，《辽史》有《礼志》4卷、《乐志》1卷、《仪卫志》4卷。其《礼志》谓：“太祖克晋，稍用汉礼。……国史院有金陈大任《辽礼仪志》，皆其国俗之故，又有《辽朝杂礼》，汉仪为多。”《辽史》也感叹：“《咸》、《韶》、《夏》、《武》之乐，声亡书逸，河间作记，史迁因以为书，寥乎希哉！”契丹辽朝在学习和杂糅汉人的舆服制度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仪卫制度。黄帝以降的舆服之制多有中断，《辽史·仪卫志》认为商周舆服之制完备，秦朝不用先王舆服之制，汉代礼文名存实亡，唐代多用周隋旧法，五代朝服与常服不分。这些观点，与汉人朝廷对前代礼崩乐坏的批评口吻完全相似，其预设前提是，契丹族的礼仪制度远绍三代商周的礼乐文脉，具有正统性。

　　《金史》也有《礼志》11卷、《乐志》2卷、《仪卫志》2卷、《舆服志》3卷。《金史·礼志》批评金宣宗完颜珣时期，内外受困，疆宇日蹙，于是礼制亡失严重：

　　图籍散逸既莫可寻，而其宰相韩企先等之所论列，礼官张暐与其子行简所私著自公纪，亦亡其传。故书之存，仅《集礼》若干卷，其藏史馆者又残缺弗完……。

　　《元史》有《礼乐志》5卷、《祭祀志》6卷、《舆服志》3卷。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命刘秉忠、许衡始制朝仪开始，礼制才渐齐备，但其中“多用本俗”。与契丹人一样，蒙古人也认为自己的礼乐制度继承了周代礼乐正脉，《元史》对之大有追溯：

　   前圣之制，至周大备。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而教化大行，邈乎不可及矣。秦废先代典礼，汉因秦制，起朝仪，作宗庙乐。魏、晋而后，五胡云扰，秦、汉之制亦复不存矣。唐初袭用隋礼，太常多肄者，教坊俗乐而已。至宋，承五季之衰，因唐礼，作太常因革礼，而所制大晟乐，号为古雅。及乎靖康之变，礼文乐器，扫荡无遗矣。

对于宋代靖康之乱后的礼乐破坏，《元史》不无叹息。元朝的五礼，大都遵行蒙古习俗，惟祭祀稽古遵儒，郊庙之仪，礼官特别详慎，基本未废旧礼。但是元世祖以来，皇帝大多难于亲自郊天。“至大间，大臣议立北郊而中辍，遂废不讲。然武宗亲享于庙者三，英宗亲享五。晋王在帝位四年矣，未尝一庙见。文宗以后，乃复亲享。”《元史》的这段记载，也暗含着对皇帝郊天不勤的批评。

　　总之，即使非华夏—汉族的少数民族政权，其统治者和士大夫也经常感叹礼崩乐坏。一方面，抱怨其本族内部的礼仪制度在某些时期出现废弛；另一方面，又常常以华夏礼仪文化的正统继承者自居，抱怨和批评前代或者当下汉人政权的礼乐废弛、伦常败坏，从而树立其政权的合法性。

　　四、礼制重建与中华礼乐传统的连续性

　　以上梳理说明，“礼崩乐坏”固然是儒家学说中的一个基本话语，特别指向春秋战国之际，但是，它也是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不断感叹和抱怨的常见话语。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发出如此感叹和抱怨呢？

　　我们认为，这种感叹和报怨所反映的文化心理，正是对中国礼乐传统的认同和对礼乐文脉连续性的维护，反映了统治者和士大夫想要振衰起弊、重建礼乐的决心和努力。

　　制礼作乐，是儒家关于文化统一和文化重建的基本话语。《礼记·乐记》谓：“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据说，周公相辅武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礼记·明堂位》）。制礼作乐的功效，《乐记》有论：

　　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

　　通过制礼作乐，天地、君臣、贵贱、尊卑、大小这些社会秩序都得到确立，才可以“行政”。“天子学乐辨风，制礼以行政；诸侯学礼辨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大戴礼记·小辨》），对于统治者来说，制礼作乐是建立朝代后非完成不可的文化建设。

　　西汉初年，针对秦朝的文化破坏，一俟社会安定，便开始了修正礼乐，纠正风俗。《汉书·礼乐志》记载，西汉初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到汉文帝时，贾谊以为当时风俗败坏，“废礼义，捐廉耻”，甚至弑杀父兄，盗攘庙器，他强烈呼吁“定制度，兴礼乐”，以实现“诸侯轨道，百性素朴，狱讼衰息”的社会效果。可是此时距离汉代建国仅20余年，还来不及重建礼乐。直到汉武帝时，还在感叹礼崩乐坏，于是他在元朔五年（前124）六月下诏，将礼乐重建定为首务：

　　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悯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

　　这一番努力，与独尊儒术、更始革新的历史洪流合为一体，才造就了西汉中后期的儒学复兴，造就了政治和社会上的“昭宣中兴”。从刘邦建国，到武帝兴礼，经历了100多年。

　　东汉初年，光武帝重建礼乐，大小礼制皆征询张纯意见。建国约半个世纪之后，汉章帝也发起了一场举遗兴礼的运动。元和三年（86），他下诏让大臣们进献礼制：“汉遭秦余，礼坏乐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观省，有知其说者，各尽所能。”庆氏礼学的传承人曹褒受命制定礼制：

　　（曹）褒既受命，乃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会帝崩，和帝即位，褒乃为作章句，帝遂以《新礼》二篇冠。

　　这部《新礼》虽然由于皇帝崩薨而未及施行，但东汉前期挽救礼崩乐坏局面、重建礼乐制度的文化措施无疑起到正面作用。“三代以下风俗之美者，无过于东京。”历代学者多称东汉风俗醇美，恐怕与东汉前期几代君主制定礼乐、提倡礼义不无关系。

　　类似礼制重建的现象，在历史上不断重演。即使在动乱年代，也不例外。南朝齐梁时期便设有修礼局，屡修屡废，天监元年（502），梁武帝下诏云：“礼坏乐缺，故国异家殊，实宜以时修定，以为永准。”尚书仆射沈约等人建议，各地举荐专家，修撰五礼，若有疑者，依汉代石渠阁、白虎观会议办法，由皇帝称制临决。当然，由于岁月动荡和国祚短促，这些努力并不一定真正实施。而一旦结束战争，走向和平，便重启礼制重建工作。例如，隋文帝统一天下后，极力重建丧服制度。他鉴于“礼坏乐崩，由来渐矣。……近代乱离，唯务兵革，其于典礼，时所未遑”的现状，规定对于父存而母丧的丧服为“依礼十三而祥，中月而禫”（当时实行的是“十一月而练”），解决了丧服制度的混乱。

　　历代统治者在建国前期，都让礼学家们“考论同异，博采古今，以成一代之典”。北魏道武帝、北魏宣武帝、北宋哲宗、北宋徽宗、元武宗、明朝太祖等时期，或君或臣，制定礼典时都曾有过如此努力。

　　如果说，历代统治者抱怨礼崩乐坏，要在本朝制作一个垂范后世的制度体系，是出于皇权统治的需要，那么，士大夫们对于礼崩乐坏的批评，则是出于担当道义、传承文脉的历史使命。例如，在欧阳修、司马光等儒家精英看来，五代时期是礼崩乐坏的衰世。欧阳修本身做过礼部侍郎，他对已有的官修《五代史》甚不满意，决意重修《五代史》，就是要用春秋笔法对唐末五代的礼崩乐坏加以贬斥。在这部私修史书中，他专设《一行》《唐废帝家人》《义儿》等传，以表彰乱世中的忠臣义士；同时，对于一生事四姓、历十君还自称“长乐老”的冯道大加挞伐：“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对冯道大为不齿，批评他“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清代马福安《读曲礼》一文呼吁，士大夫要勇担推广礼教的责任：“吾见礼教之兴，不必俟读法悬书，而后浃于民心也，是在有风俗人心之责者加之意而已。”也是此意。

　　如上所言，历代统治者和礼学家都致力于制作的“一代之典”，他们都博采古今，考论异同，应当是“万世永准”，然而，为什么会多次出现“礼崩乐坏”，而又需要屡次重建呢？这必须从礼的本质和要素加以分析。广义的礼，包括礼器、礼典、礼仪、礼俗、礼法、礼学、礼义等层面。它们基本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礼义，即与农业社会、宗法制度相适应的等级秩序、价值观念，属于形而上的部分，它们最稳定而少变化；二是由之衍生出的典章制度、行为规范，属于形而下的部分，它们则可能随着用礼者和行礼者的变化而变化。一种典章制度、行为规范，若行之日久，加之社会动乱、族群融合等因素，必然产生淆乱、废弛，这就是“礼崩乐坏”。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发生过多次这种形而下的礼崩乐坏。于是，一旦改朝换代，用礼和行礼的主体发生变化，便要重建与自己相适应的礼。这就是所谓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例如，战国时期，士人崛起，各国竞相变法，毁礼而立法，看似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实际上，法家之法也是另外一种礼。一个新兴的士阶层，用一种礼（法）取代了另一种礼。

　　历代屡次发生礼崩乐坏，却又屡次得以重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形而上的礼义部分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即使在五代、明末这样人心陷溺、价值混乱的时代，礼所体现的等级秩序和主流价值观念仍然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其或继周者，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也是历代礼制重建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华礼乐文脉具有从未中断的连续性。

　　无可否认，礼乐文脉会出现障蔽、抑制和淆乱的现象，历史上多次发生。对此，王夫之在其名著《宋论》中有精彩论述：

　　光武之兴道艺也，雅乐仪文，得之公孙述也。拓拔氏之饰文教也，传经定制，得之河西也。四战之地，不足以留文治，则偏方晏处者存焉。蒙古决裂天维，而两浙、三吴，文章盛于晚季；刘、宋、章、陶藉之以开一代之治，非姚枢、许衡之得有传人也。繇此言之，士生礼崩乐圮之世，而处僻远之乡，珍重遗文以须求旧之代，不于其身，必于其徒，非有爽也。

根据王夫之的论述，礼乐传承、重建的机制除了朝廷制礼作乐和草根日常践行之外，士大夫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举光武帝从边远的公孙述转求雅乐仪文、拓跋氏从边远的河西转求文教经传之例，说明身处礼崩乐坏之时，士大夫应当避居僻乡，珍重遗文，保存文种，以备将来。这大概也是孔子所谓“人能弘道”（《论语·卫灵公》）。

五、结语

上文的讨论说明，“礼崩乐坏”固然是儒家学说中的一个基本话语，特别指向春秋战国之际，但是，它也是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不断感叹和抱怨的常见说法。历史上很多时期都出现过所谓礼崩乐坏现象，尤其是王朝末年、动乱时期，无可避免地造成礼乐坏废、道德陷溺，时人或后朝的士大夫常常发出礼崩乐坏的感喟和抱怨。不仅华夏—汉族如此，少数民族士大夫也经常以华夏礼乐文化的继承者自居，感叹礼崩乐坏，抱怨和批评前代或者当下的礼乐废弛，伦常败坏。历代感叹和批评所反映的文化心理，正是对中国礼乐传统的认同和对礼乐文脉连续性的维护，反映了统治者和士大夫想要振衰起弊、重建礼乐的决心和努力。由此，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历史上礼乐制度的多次重建和传承不辍。礼的内涵，分为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层次，前者或许会因时因人而代有变化，于是出现所谓礼崩乐坏现象，但后者即礼义却相对稳定，这正是中华礼乐文脉得以连续和传承的文化基础，也是“礼仪之邦”得以成立和维系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