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三先生议“封建”
冯天瑜 口述 姚彬彬 笔录
“封建”本为表述中国古代政制的旧词，意谓“封土建国”、“封爵建藩”，近代以前在汉字文化圈诸国(中、越、朝、日)通用，未生异议。19世纪中叶西学东渐以降，中日两国用用“封建”一词翻译西洋史学术语feudalism(封土封臣、采邑领主制)，衍为一个表述社会形态的新名（时间上中西并不对应，中国封建在殷周，西欧封建在中世纪，时差千余年），此新名的基本内涵仍然与“封建”原义相通。
20世纪20年代开始，来自苏俄的“泛化封建”观强势降临，把“以农业为基础的”从秦汉至明清的中国社会视为“封建社会”。郭沫若先生是此说的力推者，他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称：“中国的社会固定在封建制度之下已经二千多年”，还将“废封建、立郡县”的秦始皇称之“中国社会史上完成了封建制的元勋。”这种说法，是在斯大林及共产国际影响下应运而生的，但30年代还仅是一家之言，学界很少顺应。至延安整风时期，《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立为干部必读书和述史经典，中国的历史进程纳入该《简明教程》规定的模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其初级阶段为社会主义社会），且在时段划分上也必须与西欧史对应。自1949年以降，正式颁发的历史学教科书和大多数社会科学论著及整个文宣系统皆沿袭此说。
我们这一代及下代中国人，受教的是“五种社会形态单线直进”论，将商周归入奴隶社会，秦汉至明清是一以贯之的封建社会。1978年至1980年代中期，本人步入学术研究领域，不假思索地运用这种论式。转机发端于1980年代中期以后，我在撰写《明清文化史散论》及稍晚的《中华元典精神》之际，较系统地阅读《左传》《史记》《明史》《清史稿》以及柳宗元、马端临、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史论，又从梁启超、章太炎、钱穆等近代学者的讲论中得到启示，并于1980年代末读到刚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对“泛化封建观”渐生疑窦，不再将秦汉—明清封建时代说视为确论。这些思考，初步反映在1989年前后与何晓明、周积明二君合著的《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吾撰之上篇探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并专立一目《中国“封建制度”辨析》云：
中国古来即用的专词“封建”，是“封土建国”的简称。……西方的“封建制度”（feudalism）与中国古来的“封建”在概念上比较切近。……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所通用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则是从“五种社会形态”角度确定其含义的，用所有制和阶级关系作为判定标准，指由地主阶级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主要份额，以剥削农民(或农奴)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自然经济是这一制度的特征，农民和地主构成这一制度的基本成员，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是这一制度的主要社会矛盾。这里所使用的“封建”一词，已与“封建”的古义和西义均不搭界。
该目提出，“秦汉至明清两千年间社会形态较确切的表述，应是‘宗法君主专制社会’”，其制度主体已不是“封建”的。1989年的此种看法，是我2005年前后撰写《“封建”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基点。
上述思路的整理及明晰化和渐趋深入，得益于与师友的切磋，特别值得纪念的是与三位年长我20岁左右的学界先哲——李慎之（1923-2003）、唐德刚（1920-2009）、谷川道雄(1925-2013)——的研讨。
一、与李慎之先生议“封建”
李慎之先生19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主管外事工作，同时也是社科院美国所所长，以博通中西著称。
1988年，李慎之副院长受上级命，组建一个小型人文学者代表团，赴美国与华裔人文学者建立联系。当时台湾当局刚刚“解严”，海峡两岸人员交流渠道尚未开通，大陆方面试图通过在美华裔学者（如历史学家唐德刚、哲学史家成中英、政治学者熊玠等，他们与台湾关系密切），搭建海峡两岸学术沟通桥梁。
那个人文学者代表团由四人组成，中国社科院两位：《历史研究》主编庞朴、政治所所长严家其；院外两位：社会学家郑杭生（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文化史学者冯天瑜（时为湖北大学教授）。我们四人到社科院汇合后，由李慎之交代任务。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氏，即为其博学和率真所吸引。之后代表团一行到美国夏威夷，在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和夏威夷大学与美籍华裔学者晤谈甚欢，达到预期目的。回国后我们到社科院向李氏汇报，他很高兴，说以后每年举行一次这样的会议，并把台湾学者汲纳进来。后来由于情势变化，李氏的这一设想未能实现。
李氏1989年秋辞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职，次年拙著《中华文化史》出版，我往外寄送的第一位便是李氏。以后几年间，在北京的学术会议上曾两三次见到李氏，他说，收阅《中华文化史》，特别称赞其中论封建一节“甚精当”。然见面匆匆，未及详述。后来我获悉，李氏在文章中多次论及“封建”问题。
李氏1993年10月发表《“封建”二字不可滥用》，指出中国学术必须保持“自性”，不可乱套外来模式，由此论及“封建”概念和历史分期问题：
时下所说的“封建”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封建迷信”、“封建落后”、“封建反动”、“封建顽固”并不合乎中国历史上“封建”的本义，不合乎从feudal， feudalism这样的西方文字翻译过来的“封建主义”的本义，也不合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封建主义”的本义，它完全是中国近代政治中为宣传方便而无限扩大使用的一个政治术语。
李氏坦陈：“这个错误是我代人所犯下的”，显示了老辈学人的历史担当精神。他指出：
循名责实，正本清源，是所望于后生。所幸的是青年一代史学家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两年多前，我收到湖北大学冯天瑜教授寄给我的《中华文化史》，书中即已专列《中国“封建制度”辨析》一节，可说已经开始了这一工程。
1993年我已年过天命，慎之先生称之“青年一代史学家”，这是老辈寄语，我只能勉为认领了。（一笑）
近年我又读到李氏1998年撰写的《发现另一个中国》，文章在批评“封建”滥用后指出：“把中国自秦始皇起的社会制度称为封建主义实在是近几十年才大行其道(在此以前的名家，如陈寅恪、冯友兰都是压根儿不用这个名词的，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也不用这个词儿)。然而究其实际，则与中国原来所说的封建与日本、西洋的封建(feudalism)大不相同，当然也与马克思所说的封建不同(他心目中封建主义本来就是西方通用的封建主义概念)，因此名实不符，只能乱人视听。”愚见与李氏所议一致。惜乎1993年以后，我们没有交流机会，拙著《“封建”考论》2006年出版时，先生已辞世三载，只能献之于灵前。
二、与唐德刚先生议“封建”
与唐德刚先生相识，恰在前述1988年夏威夷大学交流之际。会议期间我与夏威夷大学成中英、纽约州立大学熊玠及唐德刚互动较多。唐氏时任纽约市立大学教授、亚洲研究系系主任，他的学术贡献，最为人熟知的是口述史。唐氏擅长采访，又有一支生花妙笔，李宗仁、胡适、张国焘、张学良的口述传记出自他的手笔。我读过精采纷呈的《李宗仁回忆录》，对笔者十分心仪。因为神交已久，故与唐氏一见如故，俩人在会议休息期间交谈，晚饭后到海边散步，指天画地，渐渐集中到封建辨析问题。我陈述对“封建”滥用的反拨之议，唐氏连称“难得”，因为在他的印象中，大陆学者普遍持五种社会形态单线直进说，认定秦汉至明清是封建社会。唐氏听罢我的陈述，立即操着浓重的安徽乡音，介绍他撰写的《论中国大陆落后问题的秦汉根源》中的观点。唐氏的这篇文章是1987年在西安一个会议上宣读的论文，我们1988年交谈时，该文尚未正式发表，我当时听来颇觉新颖。（该文1990年代后收入他的《史学与红学》等文集中）
唐氏说，中古欧洲式的封建制，政治属从的关系只是皇帝与诸侯、诸侯与附庸的关系，政府与人民之间无直接关系。农民只附属于土地，而土地则是附庸、诸侯或（直属于）皇帝的私产。欧洲史家十七八世纪把这种管辖制度称之Feudalism。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读欧洲历史，发现中国古代亦有类似的制度，这个制度并且有个古老的名字叫作“封建”。封建者，封君建国也。唐氏讲到这里兴奋起来，提高声调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封建”一词便逐渐变质了，最后它竟变成了所有古老而落伍的一切坏的风俗习惯的总代名词。唐氏强调：“时至今日，在中国马克思史学派的词汇中，所谓‘封建’显然既非中古欧洲的Feudalism，也不是中国古代封君建国的‘封建’了，它变成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受苏联影响而特创的一个新名词。”
唐氏这一评论基本符合实际，但有须加修正的地方。我插言：“大陆流行的泛化封建观，并非‘马克思史学’，实则与马克思封建社会原论相悖。”
唐氏闻言有些诧异，连问：“这是么意思？”我解释道：“泛化封建观是在苏俄及共产国际影响下、中国初学唯物史观的学者形成的一种偏失判断。”
唐氏可能没有读过马克思关于“封建”的论说，误以为那种泛化封建观出自马克思，我特别指出：“马克思认为，非欧国家只有日本的前近代是封建社会，中国、印度等绝大多数东方国家的前近代皆非封建社会。中国一些熟悉马克思原著的史学家并不赞成秦汉—明清封建社会说。”唐氏听到介绍后，连连点头说：“可能是你讲的这种情况”，并连连拍我的肩膀，说：“看来你读了不少原著，所以不人云亦云。”唐氏的虚心态度和敏锐判断力令人钦佩。
1998年以后几年我在日本讲学，1999年5月初专程回国参加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重逢唐先生，我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不能把五四运动的题旨概括为“反封建”，而应称之“反君主专制”，如辛亥革命诸人从未“反封建”，而是“反帝制，争共和”。由此我们在会上会下继续讨论“封建”所涉诸题。住在同一宾馆的王元化先生也曾参与交谈，三人所见一致。
在这次北大会议期间，爱知大学绪形康教授邀中国的王元化、冯天瑜，美国的周策纵、唐德刚，新加坡的王赓武座谈（座谈纪要载于爱知大学《中国21》1999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王元化讲到，五四“反封建”一说应当重估，因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不再是封建制了。绪形康接着说：
冯天瑜先生发表过《厘清概念——以“封建”与“形而上学”为例》，与王元化先生观点相近。看来我们对五四运动的再认识，有一个重新厘定概念的任务。
这次北大重晤，我与唐德刚讨论封建问题较夏威夷那次深入。我把1988年以后十年间自已对“封建”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告诉唐氏，他深表赞许，并阐述己见。
唐氏指出：
中国社会历史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封建、帝制、民治。帝制就是君主专制，民治就是进入民主制度的实践阶段。
唐氏这种划分与吾见相似。我补充道：封建的基旨是宗法，宗法封建制初现于殷商，西周得以完备。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发生从分权的封建到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转变（史书称“废封建，立郡县”），但周代确立的宗法观念和宗法制度秦汉以后承袭下来，用严复的话来说，直到今天，中国人“犹然一宗法之民”。封建制解体，宗法制保留下来，周代是宗法封建，秦汉后是宗法君主集权制，这是中国史的一个特点。唐氏赞成此说。
我们还讨论到，中唐前后的中国社会形态，颇有差异。从秦汉到中唐以前，进入皇权专制社会，但封建性要素还多有遗留，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一直发生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博弈。
俩人有一共识：因为秦汉到明清时间跨度长，应作阶段性划分，这两千年间，各种典制、习俗、思想多有迁衍变化，秦至中唐为“皇权时代前期”，其地主经济、官僚政治粗具规模，却又保留领主经济、贵族政治的若干要素，某些时段(如两晋南北朝)封建制更有张大之势（可称“亚封建”）；中唐至明清为“皇权时代后期”，领主经济、贵族政治淡出社会舞台，地主经济、官僚政治成熟，专制君主集权迈向极峰，但封建性要素仍有遗存。
唐德刚先生的封建、帝制、民治的三段分期法，胜在简明。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叫做“历史三峡”。他说：
历史的潮流中，前后两个社会政治形态的转换，其间必然有个转型期，此转型期就是个“三峡”，跨过这个转型期，就像江水经过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之后便一泄千里。他认为，第一个“历史三峡”，是自公元前4世纪“商鞅变法”起至秦皇汉武之间，实现了从封建转帝制，历时约三百年。此次转型是自动的，内部矛盾运行的结果。
我续接道：从宗法封建向皇权社会的过渡，直至西汉的中期，也就是在汉武帝时，才算真正克服了贵族政治的遗留，当然其后还有反复。
唐氏说：
第二个“历史三峡”，发端于鸦片战争之后，时间应该也是二三百年，此次转型是受外来刺激而行，是被迫的，我们至今仍处于这个转型期之中。民国以来一直没有彻底消除的出身论、阶级固化等社会现象，可以看作是宗法专制甚至是封建制的历史遗留物，彻底克服尚须时日。
我赞同唐氏此议，又补充道，第二个“历史三峡”，并非全是外力所致，内在动力也十分重要，而且愈到后来愈重要。
以上对谈是宾馆房间内和晚餐后在北大校园散步时进行的。我在笔记本有简要记载。
李慎之、唐德刚二位先生与我议“封建”，发生在80年代末，延及90年代初。三人原未谋面，事先彼此没有任何沟通，相逢一叙，即不谋而合，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三、与谷川道雄先生议“封建”
1998-2001年我应聘日本名古屋爱知大学专任教授；2004-2005年在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简称“日文研”）作访问学者，这两个时段与沟口雄三、中島敏夫、加加美光行、梅原猛等日本学者切磋封建议题，更多次与谷川道雄先生深度研讨。
谷川道雄被称之日本京都学派第三代“祭酒”，在中国六朝隋唐史研究方面贡献卓著。我在爱知大学（地处）任教时，已经结识谷川氏，他在京都主持的学术会常邀我参加，他到名古屋这边也多来晤谈。2004-2005年我到京都“日文研”以后，见面就更方便了，经常一起畅谈。他持非常明确的中国秦汉后“非封建”观点，所撰《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等书多有阐发。当时我正撰写《“封建”考论》，曾持文稿向谷川先生请益，他极表赞赏，并以蝇头小楷写意见书数页。2006年《“封建”考论》出版，他收到赠书后第一时间即细致阅读，并用红笔作了密密麻麻的批记圈点，后来见面他专门翻给我看。
2008年我赴京都参加学术会议，期间谷川先生邀我到他府上，同去的还有聂长顺和牟发松二君，长顺是我的学生，日语很好，时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现在已是教授了），发松是唐长孺先生及门弟子（唐先生与谷川先生友谊甚深，谷川书房悬挂的唯一条幅便是唐先生所书），与我在武汉大学历史系同事，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时在京都访学。我们在谷川先生书房畅谈一整天（中餐由谷川夫人主厨），四人的议题是“封建”问题。后来聂长顺把谈话内容整理成文，题为《关于中国前近代社会“非封建”的对话》，发表于《史学月刊》。
谷川氏服膺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界一些学者（有的是谷川的老朋友）至今抱持“泛化封建论”表示非常不理解。他说，这些老友以为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实则非也。将秦至清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是斯大林教条的产物，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悖。他说：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而发展必须首先探究她的本来面目，找到她的基本理念、逻辑原点和逻辑结构。斯大林把“五种生产方式形态”模式化，是机械的、专断的，并不尊重马克思的本来面目和根本原则，并不是对马克思学说的发展。像冯先生的《“封建”考论》那样，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
我表示，自己并不肯认马克思的全部观点，更不敢自命发展马克思主义，但认为马克思在“封建”问题上的阐述，是准确而深刻的。
《“封建”考论》出版以后，我遭到措辞严厉的批评，获得三顶帽子：一是“反马克思主义”。二是“否定中国民主革命”（中国民主革命是“反帝反封建”，你说中国前近代不是封建社会，便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民主革命）。三是“否定了中国现代史学成就”。会晤时，谷川先生笑问：“冯先生对这几顶帽子作何回应？”我笑答：
第一顶帽子是否恰当，那就得认定马克思的封建观是什么。查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或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如果觉得麻烦，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这本小册子找来看，便会发现，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中国前近代是封建社会，而是用“东方专制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概括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前近代制度。
马克思有两篇文章直接论及东方国家社会形态，一篇是为驳斥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而作的《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1877年11月），文称：“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但米海洛夫斯基却“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明确反对用西欧的社会发展模式硬套其他区域的作法。
另一篇是《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马克思的朋友、文化人类学家科瓦列夫斯基写了一部研究印度历史的书《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认定前近代印度是封建社会，马克思不同意这一论断，他指出，中古印度不同于西欧中世纪，“依据印度法典，统治权不得由诸子平分；这样一来，欧洲封建主义的大量源泉便被堵塞了。”马克思的理由有二：首先，印度存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系统，这是非封建的；此外，当时印度的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这也是非封建的。
对照马克思确认的封建标准，中国的前近代就更不是封建社会了。秦汉以后确立中央集权的皇权官僚政治，制度的非封建性超过印度。至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情况，中国兴起于战国末期，秦汉以后加普遍，经济制度的非封建性也在印度之上。而马克思认为印度前近代不是封建社会，那么中国前近代就更加不是封建社会了。因此，在封建问题上，有些人糊制的“反马”帽子很容易扣到马克思本人头上。这可万万使不得。（众笑）
第二，关于中国的民主革命，对外“反帝”，这没有分歧；至于对内“反”什么，就要如实判定：中国民主革命不是反对封建性的领主经济，而是革除非封建的地主经济。在政治领域是不是反对封建性的贵族政治，而是革除非封建的君主专制，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反对君主专制及变相的君主专制。孙中山说过，封建贵族制中国两千前已经打破，我们的革命对象为非封建的专制帝制，他的名言是：“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中国民主革命在经济、政治两方面，皆不能以“反封建”概括。因此“否定中国民主革命”的帽子也戴不上吾头。（众笑）
第三，是不是否定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成果。《“封建”考论》中以很大篇幅回顾近现代史学家的“封建论”，从章太炎、梁启超、钱穆、瞿同祖、张荫麟、李剑农等，一直到晚近的吴于廑、齐思和等，这些史学家或对封建制度有正面阐述，或对泛化封建论提出质疑，均言之凿凿。我们正是承袭近现代史学的这一传统，对沿袭苏联《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史学偏误略加纠正。不知是何人在“否定中国现代史学成果”。（众笑）
笑谈后，牟发松教授介绍，谷川道雄先生曾在上海作《“非封建”的中国中世》讲座，论述中国前近代社会的非封建性问题。谷川先生接着发表许多精辟意见，概述如下。
（一）“封建”的名实之辨，涉及多层级论题，是一个需要细致用心的学术课目。而“封建”问题要置于历史分期的大视野中探讨。近代日本史学界曾从东西比较角度对历史分期作探究，内藤湖南等人对中国史分期颇有创识，但现在日本学者已极少讨论分期问题，这令人遗憾。谷川氏寄望中国史学界继续推进此一研究。我对谷川氏此议表示赞同，并认为，分期问题在社会形态定型了的现代日本，可能已经退出视野，但在转型间的现代中国，却有着深切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谷川氏将中国秦汉以下排除在“封建社会”之外，而称之“专制政治社会”。他说，春秋战国以前属古代社会（或曰封建社会），秦汉以下属中世社会。中世社会分前后两段：中唐以前是古代社会（或曰封建社会）残存的中世社会，其间的农民有较多君主农奴性质；中唐以后已少有古代社会残存，其间的农民有较多君主隶奴性质。我补充道，秦汉以下的自耕农，已成为直接向朝廷纳税服役并有人身自由的编户齐民，与封建时代（中国先秦时、西欧中世纪、日本三幕府时）人身依附的农奴有区别，这是秦汉以下社会非封建的表现。
（三）谷川氏评介二战后日本史学界的中国史分期论争：由前田直典及东京的历史学会为一方，认为从秦汉至明清乃至民国是“封建社会”；而发扬内藤史学的京都学派（代表者宫崎市定及其弟子谷川道雄）为另一方，认为秦汉至明清，中国确立为官僚制的、郡县制的君权一统帝国，并非封建社会，而为“专制政治社会”。
我介绍了与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的交流，沟口氏认为：自秦汉帝国以来，一直采取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至少在政治体制上，不能将近代以前的中国称为封建时代。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把鸦片战争以前看作是长期的封建时代”“存在着一个概念的偷换”。
晤谈中大家说到，现在学术界许多人已脱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框架，但大的文宣语境和教科书仍然沿用中国前近代封建说，表明对时下中国史学的进步，还只能持谨慎乐观态度，有些问题还须阐明。
（一）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套用的是西欧历史模式（西欧中世纪是封建社会）。这种模式不仅无法套用于印度、中国，连东欧的俄罗斯都不是这样的。俄罗斯前近代有一个漫长的农村公社制阶段，并未出现西欧中世纪时的封建制度。五种社会形态单线直进说，是对西欧历史的概括，而且是粗糙概括，许多欧美学者并不认同。
（二）封建社会和皇权专制社会的根本差别，可概括为：政治制度上是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之别；经济制度上是领主经济与地主经济之别。这些要点尚须深入研讨。
（三）中国周代“封建”制，与欧洲中世纪的feudalism，内涵有相近处，但在时间上二者错位一千多年。这是东西方历史条件差异造成的。如果把西欧历史模式硬套到中国史上，便是“削足适履”（钱穆语），结果造成“语乱天下”（侯外庐语）。
本义上的封建，指贵族分权，中国秦汉后式微，君主集权愈益强势，至近古登峰造极，压抑近代性萌芽，故社会转型阻力巨大。西欧（日本类似）前近代封建分权（近古末期王权与分权贵族抗衡，须与市民联盟，有助于资本主义成长，大异于中国近古君权的历史作用）。中西（以及中日）近代化的明显差异，与前近代社会形态之别大有干系。（章太炎称，近古中国去封建远，欧日离封建近）可见辨析封建，是国史之枢要。若概念紊乱，史述即一笔糊塗帐。故侯外庐称，封建误读，导致“语乱天下〞。
［以上皆世纪之交旧事，时过二三十年后，只能追记其概略，但大意不会走样。谨以此篇敬奉三先生在天之灵。2020年春末新冠肺炎大疫武汉封城之际于武昌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