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里的商铺和商人

中华文明长期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由此在历史上形成了“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观念。即使到清朝纂修《大清会典》，编者也仍然感叹说：“崇本抑末，载诸会典，著为常经，由来已久。”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阶层划分，“士农工商”四民之中，近代以前“商”始终居于末流。尽管有司马迁《史记》专列《货殖列传》以记述其人其事，也曾出现像弦高那样“效谋全郑国”“虚心贵无名”，品行值得称赞的商人，然而总体而言，对这一群体负面评价不少。《诗经·卫风》中的氓“二三其德”，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小商人。白居易《琵琶行》中有“商人重利轻别离”的词句。李益《江南曲》有“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的感叹。元稹《估客乐》说估客“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伙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看到的也是商人逐利薄义的一面。明代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直接为商人贴上“小人”的标签：“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可见在中国传统士人的认知中，商人已经被作为“重利轻义”的化身。

然而观念上的贬斥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宋元以后，尤其到了明代中晚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商业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比重大大增加。即便是地处西南偏远的四川西昌地区，在万历年间著名地理学家王士性笔下也是一派兴兴盛景，“苏杭新织种种文绮，吴中贵介未披，而彼处先得”，“山珍海错，咸获先尝”，而这一切，又都是出于商业利益的驱动，“钱神所聚，无胫而至，穷荒成市，沙碛如春”。士人从商或者商人崇儒，也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袁宏道说万历时期的徽商“竞习为诗歌”，不能作诗者也多有收藏图书、古玩的风雅之好。商人在经济领域的影响日益扩大，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渐明显。

商业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思想文化上的变革，启蒙思潮的兴起将被宋明理学牢牢笼罩的社会撕开了一条口子。无论是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唯情说”，还是袁宏道的“性灵说”，都肯定物欲，高扬“重情”旗帜。明代中后期市民文学的兴起，更是为现代了解商人的多重面相打开了一扇窗口。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世界中，作为四民之末的商人，体现出了与“重利”不同的“重情”“重义”一面。冯梦龙的“三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有接近二分之一的篇目涉及商人生活和经商活动，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也有近20篇小说围绕商人展开。这些作品中的商人尽管仍过着“百尺竿头五两斜，此生何处不为家”的生活，其中也不乏奸猾狡诈的不仁商贾，然而也有许多是符合儒家传统“士”品格的商人。

虽然包含有艺术再造和想象的成分，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晚明市民文学展现的城市生活图景仍有很强的现实性，对商人生活的描写就是其中之一。像《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卖油郎秦重，就是一个带有农民质朴善良性格的小商人。秦重对一个出身社会底层的女子莘瑶琴有着朴实纯洁的感情，与纨绔子弟吴八的暴行形成鲜明对比，莘瑶琴说秦重“又忠厚，又老实，又且知情、识趣”。秦重兼具士、商双重特征，他用真情改变了莘瑶琴本要委身世家公子的攀附之心，让其发出了“布衣蔬食，死而无怨”的感叹，可谓秦重亦“重情”。《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的布商吕玉在厕所拾到二百两银子，“忙到坑厕左近伺候，只等有人来抓寻，就将原物还他”，一等就是一整天。后来在南宿州遇见失主，将其陪送至扬州，又将银子还给失主。他的善行不仅帮助别人渡过了难关，而且也为自己找回了失散多年的骨肉。《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纺绸卖绸的小商人施复拾到了六两多银子，想到失主可能会“卖身鬻子”或“丢了性命”，便在原地苦等半日，将银子还给失主。失主朱恩和施润泽因重情义而结缘，并互助互济，这个故事也很有劝诫意义。

与儒家传统的“仁”“义”等观念相比，“情”更能反映日常生活中的人性特点。中晚明深受启蒙思潮影响的文士，面对日益勃兴的城市生活和商业活动，突破“商人重利轻别离”观念，开始在文学作品中展现商人“重情”“重义”一面。从“重利薄情”到“重情重义”，对商人的传统认识形成了冲击，同时也反映了环境的改变、时代的变迁。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商业活动兴盛，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促进了士商之间新关系的形成，客观上为文学作品中“重情”“重义”商人形象提供了叙述空间。
明代中后期“士商互动”日渐紧密。对生活在城市之中的文士而言，他们长期盘桓混杂于市井众生之间，有更多机会与形形色色的商人近距离接触，久而久之受都市文化和市民意识的浸染渐深，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趣味都开始产生变化。以李梦阳为例，他的《空同集》中就保留有很多自己和汪昂、余存修、王现等商人交游的文字记载。在为鲍弼撰写的《梅山先生墓志铭》中，李梦阳还详细记述了自己与鲍弼谈笑不拘、亲密无间的情景，在听闻鲍弼去世之后，自己“绕楹徘徨”的深刻悼念之情，足见友情之深。

明代中后期的“士商合流”现象，也使士、商的传统界限逐渐变得模糊，士人经商也不再是会玷污个人清白的行径，不少文人墨客投入到文化商业活动中来，参与文学创作的同时也参与贩书刻书的经营。商对士产生很大影响，士也逐渐改变了轻商思想。这种变化使得士、商之间原本不可逾越的偏见鸿沟得以弥合，文士看待商贾不再只是用高高在上的眼光俯视和批判其唯利是图，而是开始切入商贾的日常生活，描写他们的喜怒哀乐，知晓他们的美丑善恶，商人形象塑造由简单到丰满、由谴责到中性甚至到称颂，从“人性”的角度还原了一直以来在“商贾”形象中缺位的“重情重义”品质，赞扬和肯定人性中的美德，鞭笞和否定人性中的恶性，将他们的形象真实客观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体现了时代特色。

虽然明代还不可能彻底打破“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结构，扭转传统的士贵商贱思想，但从早期单一的“重利轻义”扁平形人物，到出现越来越多展现“重情重义”的多样风范，使得商人的形象更立体，既丰富了文学史，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突破了宋明理学的禁锢，逐步开始重视人性的平等及人的复杂性，具有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