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中心概况
中心学者
学术动态
项目简介
学者文章
学术会议
人才培养
中心简报
人文论丛
数字资源
媒体传真
 
  学者文章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首页 > 学者文章 > 正文
  学者文章
余来明: 《1367年的记忆:吴城之围与元末明初江南诗史的挫折》

内容提要: 易代之际文学的演进往往与王朝更替的历史事件紧密相关。作为元末明初文学中心的吴中,在元明鼎革的历史变局中经历由盛而衰的转变,而造成转变的关键在于1366至1367年间长达十月的吴城之围。这一发生于元明易代之际的历史事件,使元末以来兴盛发展的江南诗歌遭遇挫折,以吴中为中心的江南诗人命运因之发生转折,诗歌唱和群体最终走向瓦解,张羽的“围中忆友”就是在特殊情境下对元末江南诗坛盛景的追忆和悼念。入明以后,作为吴中诗人前朝记忆的最佳承载,吴城之围的经历在改变他们诗歌情感表达的同时,也使他们更深切地体悟到人生的无常,而高启、杨基等吴中诗人非正常死亡的结局,又为这种无常人生做了最好注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和诗史演进三者之间的交错关系,在元明易代之际得到真切反映。

关键词: 1367年;吴城之围;吴中诗人;情感记忆;江南诗史


在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常伴随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又往往有数股军事力量相互角逐,由此战争波及的区域也常十分广阔。元末从至正八年(1348)前后相继在黄河以南各地爆发的割据战争,将南方大地的士人带入了硝烟弥漫的苦难地狱,死于“贼乱”者不计其数,所谓“世故一变更,十室九颠覆”,即是当时的实情写照。而在战火遍布的江南大地,有一处地方却显得格外平静,这就是张士诚占领之下的苏州。从至正十六年(1356)攻陷苏州(时称平江),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城破,长达13年间,苏州城始终处于张士诚控制之下。对避居吴城的士人来说,张士诚治下的苏州是聚集唱和的理想去处,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北郭诗社”就诞生于此。元末吴中诗人唱和风气的兴盛,正是该时期江南诗坛繁荣景象的写照。

然而一切美好在被围困之后荡然无存。从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一月苏州城被围,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城破,在长达十个月的围城之困中,身陷城中的文人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体验?城外士人又是抱着怎样的心态看待这种非常规的围城生活?在一个与外隔绝的空间,面对时刻失去生命的危险,诗人会想到什么?做些什么?写些什么?1366至1367年的苏州,不过是元末明初江南诗史的一个缩影。对彼时身处江南的诗人们来说,张士诚治下吴城的平静生活,只是他们短暂逃离乱离时代自我构筑的幻境,在被明兵围困之后走向破灭,随之陷入无尽黑暗的深渊:虽然像高启、杨基、徐贲、张羽等人,都侥幸躲过了围城之后的身死之厄,却最终未能逃脱非正常死亡的命运。由此形成本文所说的“江南诗史的挫折”,既包含入明后以吴中诗人为核心的江南诗人命运的转折,同时也有他们不断追念“吴城记忆”情感抒写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诗歌是进入历史的最佳途径。阅读元末明初诗人写于1367年吴城被围期间以及之后追忆过往经历的作品,透见的正是这一时期江南诗史记录历史、抒写情感的某些侧面,也是该时期江南诗歌由盛入衰的见证。

一、十月围城:易代之变与江南诗人命运的转折

张士诚占据苏州(元称平江),是在至正十六年(1356)。当年二月,张士诚之弟张士德率军攻陷平江路,改平江路为隆平府。此时距离张士诚至正十三年(1353)起兵泰州已过去三年。三年间,张士诚的追随者已经从最初的18人,发展到十数万众;从最初的到处流窜、兄弟被杀,到占据泰州、兴化、高邮、扬州、常熟、通州等江浙一带的广阔地域;其名号也由最初的张九四,而摇身一变成为了大周的诚王。在此过程中,张士诚多次经历元朝大军的征讨,却每每都能因势取胜;元朝政府也曾多次试图招安张士诚,却被他当作诱害元将的计谋,李齐、盛昭、孙撝等因此被杀。

张士诚占据平江之后,开始建立起日常管理的行政机构,设立弘文馆、枢密院以及太守、通守、县尹、府丞、从事等一系列的官署和职位。对于这一系列的改变,吴地士人大多以肯定的态度予以嘉赏。如杨基《送张府判诗序》称其:“渡江来吴,念吴民多艰,牧字者多非其才,悉选而更张之。”自在苏州站稳脚跟后,张士诚开始向周围扩张,先后占据湖州、松江、常州、湖州、嘉兴等地。然而此时张士诚却迎来了另一割据势力的强力挑战,这就是当时还是自称吴国公的朱元璋。在徐达、常遇春等人的辅佐下,朱元璋在与张士诚的交战中屡获胜绩,常州、长兴、泰兴、江阴、常熟、无锡等地均被朱元璋所夺。正是在这种窘迫的境地下,至正十七年(1357)八月,张士诚选择向元朝政府投降,遂被授予太尉。尽管被认为并非是真心归降,然而从名义上来说,此时的张士诚已是元臣,因而对士人来说在情感上比较容易接受。陈基将这种情感上的认同归功于张士诚的个人魅力。他在《送周信夫序》中说:“今太尉以武济时,以文经国,不爱玉帛舆马,招来贤俊,四方奇拔之士,闻风而至者相望也。”这样的赞颂,当然可能只是一面之词。陈基曾辅佐张士诚之弟张士信镇守杭州,以美辞表彰张士诚也就在情理当中。然而从张氏政权对吴地士人的吸引力来看,却也并非全是谀词。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东南士人都愿意为张士诚所用,其中最著名的自然要属元末名盛一时的铁崖老人杨维桢。他元末时避居松江,曾受张士诚征召至苏州,然而却不愿为官,赋诗而归。都穆《南濠诗话》记载说:“张士诚据有吴中,东南名士多往依之。不可致者,惟杨廉夫一人,士诚无以为计。一日,闻其来吴,使人要于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宾贤馆中。时元主方以龙衣御酒赐士诚,士诚闻廉夫至,甚说,即命饮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诗云:‘江南岁岁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士诚得诗,知廉夫不可屈,不强留也。”是否实有其事虽难以确证,但杨维桢作为当时江南最有名的文人,必然曾受到来自不同割据势力的邀请,而他最终并未接受任何一方的征聘。此外,张昱也曾作《辞答张太尉见招》诗,表达不愿出仕之意:

中年顿觉壮心去,涉世颇知前事非。若使范增能少用,肯教刘表失相依。风云天上浑无定,麟凤人间不受。残梦已随舟楫远,五湖春水一鸥飞。

张昱元末时曾辅佐杨完者镇守浙江,官至左右司员外郎、行枢密院判官,后弃官不仕。他之所以不接受张士诚的招纳,大约是因为自己曾在杨完者府中任职,而杨完者至正十八年(1358)的死又与张士诚有直接关系。讽刺的是,当初张士诚能顺利投元,却是杨完者极力撮合的结果。因此他在诗中才会以范增、刘表的典故来加以隐喻。诗最后说“残梦已随舟楫远”,则颇有一种忠臣不事二主的意味。张昱曾写过两首怀念昔日从戎岁月的诗,都与杨完者有关。一首题为《杨忠愍公墓上作》:

梦觉邯郸万有空,邦人犹自说英雄。道家论将忌三世,臣子报君惟一忠。浅土何堪封马鬛,迷魂犹自恨秋风。死绥固是将军事,国史旗常画隽功。

另一首题作《过杨忠愍公军府留题》:

总是田家门下客,谁于军府若为情。林花满树莺都散,雨水平池草自生。街上相逢惊故吏,马前迎拜泣残兵。能言楼上题诗处,犹有将军旧姓名。

正是由于存有“臣子报君惟一忠”之心,张昱即使入明以后受到征聘,也没有再仕为官的想法,最后被赐放还。

在至正十七年(1357)名义上归附元朝政府之后,张士诚当年冬天开始在虎丘大规模修筑城墙。或许正是因为至正十七年(1357)的这一次重修改造,使得苏州城变得坚固易守,也才有后来被徐达率兵围困十月的遭遇。根据《虎丘志》记载,“是冬,张氏筑城虎丘,因高据险,役凡月余而竣,周南、邾经辈有诗纪之。”邾经所作《春陪吕志学曾彦鲁刘仲原同登虎丘赋呈居中长老》诗云:

虎丘山前新筑城,虎丘寺里断人行。梵僧自识灰千劫,蜀魄时飘泪一声。渐少松杉围窣堵,无多桃李过清明。向来游事夸全盛,曾对春风咏太平。

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记载,明人王宾曾编辑《虎丘诗集》一卷,收录邾经、吕敏、曾朴、释宁居中、周南老等人记录此次修城的诗作 。在变幻莫测的历史烟云中,邾经等人大概也不会想到,眼前这座楼台耸立的新城,会在十余年后的战火中轰然倒塌。就连邾经自己,或许也未曾料到,在十多年后他垂垂将老之时,还会被发配到遥远的云南边地,经受乡思和瘴气的双重折磨。

至正二十四年(1364),在消灭了自己的另一大竞争对手陈友谅之后,朱元璋下令徐达、常遇春挥师淮东,开始向张士诚统治的核心区域逼近。于是可以看到,从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徐达、常遇春受命向张士诚的辖地发动进攻,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一月实现对苏州城的围困,张士诚的势力范围,从最初“南至绍兴,与方国珍接境;北至通、泰、高邮、淮安、徐、宿、濠、泗;又北至于济宁,与山东相距”,“带甲数十万”,到最后只留下孤零零的一座苏州城,仅过去一年多时间,溃败的速度不可谓不快。在明兵向苏州城步步紧逼的过程中,张士诚也曾试图以“围魏救赵”的战术来摆脱日益严峻的局势。然而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从当年三月到十一月,徐达率领的大明军队先后攻克高邮、淮安、徐州、宿州、湖州、吴江、杭州、绍兴,苏州便成了一座孤城。当时参常遇春军务的汪广洋,面对千年古城苏州,写下了一首《姑苏台有感》:

何事夫差日渐淫,都将兴废付登临。霸图反手归尝胆,醉魄流涎属捧心。台土尚存芳草合,鹿麋空卧古苔深。唯应胥口波涛急,百折东流感至今。

虽然很难将张士诚、朱元璋与古之夫差、勾践相对比,然而历经千年废兴的姑苏台,却再次见证了历史成亡的变迁。困守苏州城内的张士诚,最终被证明只是困兽犹斗。面对已不可为的战局却不懂得顺势而行,或许正是激怒朱元璋以致其对吴城充满敌意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经十个月的攻守战,吴城在1367年秋被徐达大军突破,张士诚被俘,押送至南京,自缢而亡。同时被一同押送到南京的,还有“其官属平章李行素、徐义,右丞饶介,参政马玉麟、谢节、王原恭、董绶、陈恭,同佥高礼,参军陈基,右丞潘元绍等所部将士,杭、湖、嘉兴、松江等府官吏、家属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万余,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汉等”。如此大规模的俘虏押解,其场面之浩大令人无法想象。而如此众多的俘虏,除了少数被处以极刑之外,大多被流放到临濠、辽东、云南等边地、苦地,其中不乏像杨基、徐贲等当时知名的文士。数年后,蒲山名士魏观出任苏州知府,在张士诚旧宫殿的遗址上重修府衙,吴城往事重被提起,结果被朱元璋处以极刑,而元末因隐居不仕得以免遭俘虏、流放命运的高启,以及曾以“文妖”抨击杨维桢的王彝,也在这一事件中同遭厄运。当年吴城北郭唱和的一众士人,除了和尚身份的道衍(姚广孝),在明初几乎都没能逃脱悲惨下场。

二、围中忆往:以诗存人与江南诗坛侧影

至正二十七年(1367)六月一日,身处吴城围中的张羽,应友人吕敏所请,写下行书长卷《怀友诗》23首并序和跋。该长卷经过后人重装得以保存,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文献中记载张羽《怀友诗》较早的是李日华的《六研斋笔记》,他称赞张羽的书法“纤婉有异趣,仿佛谢庄月赋,亦墨宝中结璘火齐也”,并录诗序及23人诗,次序与今存图卷略有不同,末署“至正丁未六月一日浔阳张羽”,而不及跋。张丑《真迹日录》亦载:“张来仪《怀友诗图卷》:诗凡廿三首,盖为吕志学写者。诗前有短图,文寿承为之,题署跋尾又有朱子儋印记。”吕志学即吕敏,号苔轩高士,元末时与张羽、高启等人寓居吴城北郭,相互以诗唱和。

张羽的23首怀友诗每诗怀友一人,其中除了倪瓒、牛谅、唐肃等少数几人在当时较为知名,大多在元末明初时行迹都不甚显。23人虽然只是他元末交往的部分文人,却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动乱时代弱势文人的群体图像。又因这些文人元末时均身处江南,因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江南诗坛的基本面貌。23人分别为:牛谅、冯允实、王钦、韩相、莘野、周复、陈恂、陈尧咨、莫世安、方彝、牟鲁、叶广居、唐肃、安处善、朱武、宇文材、董在、倪瓒、释怀渭、沈梦麟、胡铉、潘牧、李讷。通常来说,人在生命即将消逝的时候,对往事的追忆最为热切,仿佛像要留住时光一样。对身处吴城围中的张羽来说,追忆和怀念曾经交往的诗友,就是抱着这样一种感情。那时的他,或许已经极度压抑,而借助对诗友的追忆,对曾经美好交游时光的怀念,这种压抑的情感获得了释放的空间,过往的人生也开始变得鲜活,让人不禁再次沉浸其中。换个角度看,身处围城当中的诗人也是在检点生平,以“写友”记录一段个人“诗史”。

张羽所作《怀友诗》,相交友人中有四位曾为之题辞,即当时同处围城的高启、徐贲、杨基、王行,而今可见的是徐贲、王行二人的题诗和跋。徐贲《题张来仪怀友诗后》诗二首作于入明以后,诗云:

乱前草草别相知,乱后风光不尽思。惟我与君今日见,不堪来读卷中诗。

重读浔阳怀友诗,众中多是我相知。秋风落木乡园外,可有人能为我思。

王行《题张来仪怀友诗》跋文同样也作于入明以后。时空流转,再读其诗,王行有感而发:

张君处围城中,朝夕自忧之不暇,乃能推己之忧,以忧朋友之忧,形诸赋咏,其于友义何如也?且君学茂德修,所著必为世重。是诗既传,则于朋友之道,所补不深已乎!

从高启、徐贲、杨基、张羽、王行等人入明后所作的诗文中,经常能读到昔日友人难聚的感慨。张羽身处围城中作《怀友诗》,虽然诗中友人已经散处各地,但相互间曾有过难忘的欢聚时光,因而可以说是一段关于元末诗友间燕聚唱酬的见证。与此形成对照,入明以后,人事沧桑变幻,再无昔日友朋相聚的欢愉,所谓“不堪来读卷中诗”“可有人能为我思”,含有不尽的悲伤落寞之意。诗史的转折,也暗寓于这种人事的迁转、变幻当中。

1366至1367年间,徐达等率领的讨张大军横扫江南各地。就在徐达大军行将围困吴城的1366年中秋,居处吴中的徐贲、王行、余尧臣、高启等人还曾一同前往张羽住所共同赏月赋诗,仿佛丝毫未曾闻到战争的烟火一般。徐贲有《丙午中秋与余左司王山人高记室同过张文学宅看月》诗记其事,诗中有句云:“缘知乐景不易遇,匪曰嗜好成淫耽。”是明知事态紧迫的借酒浇愁,还是枉顾世事的纵情恣肆?也许从这两句中能够多少窥见诗人们载酒高歌时那潜藏于心底的“羁愁”。面对日益窘迫的局势,即便寓居吴中的诸人有归乡的打算,似乎也很难成行。于是仅过了两个多月以后,苏州城就如铁桶一般被围困。身处其中的诗人虽然身心俱困,却也常作诗意的化解。如高启所作《闻晚莺》《答余左司沈别驾元夕会饮城南之作》二诗,即注明写作地点是“在围城中”。其中《答余左司沈别驾元夕会饮城南之作》诗标明为“元夕”在城南“会饮”所作,当中有句云:“艰危壮气喜弥激,利器未施宁忍挫?颇闻原野多杀伤,风雪呻吟苦无那。吾侪斯乐岂易得,应愧皇天恩独荷。”其时大军围困苏州城不久,形势虽尚未变得不可收拾,然而也已陷入愁云惨淡的境地,在“去岁属无虞”与今时“元夕共欢人几个”的两相对照之下,战争的阴云就发生在自己身边,今时的处境便显得越发艰难。相比之下,《闻晚莺》一诗写得更为含蓄婉转。诗为作者耳听“晚莺”鸣叫后有感而作,时间应当在三、四月之间:“昨岁闻孤啭,绿阴山院行。今朝寝斋雨,重听独含情。西涧多乔木,何为亦到城?”如果不是联系到诗人身陷围城的遭遇,很难从中读出那种悲叹于世事风雨飘摇的感伤。与前首相似,此诗同样采取了一种“昨岁”与“今朝”进行对比的结构:与曾经惬意悠闲的“山院行”状态相比,今时处身围城中的诗人重听“孤啭”,正值春雨绵绵,联想到自己的处境,不禁愁思无限。乔木到城,则暗示了诗人有家难归的苦闷心情。

与张羽、高启等人遭遇同样处境的徐贲,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苏城被破之前也写过多首诗作。如所作《丁未六月廿八夜作》诗云:“西风作雨又仍休,卧起园斋夜更幽。天黑露华凉不下,云疏河影淡还流。阴虫齐响浑忘夏,落叶频飘预报秋。乱后俄惊时节异,却将何计为消忧。”同年八月二十二日,其子顺哥沦逝,张羽表示安慰,徐贲作《答张来仪见慰丧子顺哥》诗云:“每忆当年梦臼炊,如今又赋杏伤诗。众中独有君相念,知得君曾有此悲。”从以上诸作来看,徐贲在诗中所要表达的主要仍是一己的私人情感,至于因围困城中而产生的时局感慨则被隐藏了起来。

时过境迁,十月围城最后以二十余万吴中士民被押解到南京而告终,其间因此丧命者又难计其数。高启在战事过后偶遇旧识,语中带有一种故人相见、劫后余生的沧桑感。其所作《兵后逢张孝廉醇》诗,既有友人沦逝之痛,也有意外相见之喜:

前年远别君父子,遭乱相传皆已死。今朝南陌忽逢君,为识人中语音似……间关仅得返乡里,脱命罗网真秋毫。问我胡为亦憔悴,十月孤城陷围内。艰难两地得俱全,政荷皇天怜我辈……城中故旧散欲尽,君来使我忘忧悁。

无论是张氏父子避兵异乡,还是高启自己被困城中,都可谓九死一生。而像杨基、徐贲、余尧臣等人,尽管逃过身死之厄,却又遭受发配苦寒之地的悲惨下场。在此情形下,能够与曾经相交并且传闻死讯的友人重逢,对诗人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惊喜,一起回想当年共同经历的美好时光,缅怀那段令人难忘的记忆。至于在经历人生起落、悲欢离合之后的感悟,在诗人而言不过只是一种聊以自慰的心理暗示,昔日的豪情壮志早已归于消沉,归隐山林才是人生的最好选择。

图片

高启像

事实上,在世事纷乱、朝不保夕的元末,以及迁谪、流放、身死之厄等非正常遭遇频现的明初,以追忆、怀念、伤悼友人为题的诗歌写作在在可见。类似张羽《怀友诗》《续怀友诗》、高启《春日怀十友诗》、刘崧《十三人赞》、刘炳《百哀诗》这类群像式的作品,也便成了诗人对昔日欢愉岁月最好的纪念与怀想。高启的《春日怀十友诗》作于元末,怀念自己与杨基、张羽、余尧臣、王行、吕敏、宋克、徐贲、王彝、陈则、僧道衍等人的吴城北郭唱和岁月。刘崧《十三人赞》记述了至正十二年(1352)至至正二十四年(1364)的13年间,自己熟识的13位士友先后因战乱而亡殁,意在以诗(赞)存史:“余故自至正壬辰遭乱,至甲辰十有三载,如筠阳刘枢、刘机,龙泉章善,新建郑大同,靖安舒庆远、胡斗元,高昌玉珊,西域德礼悦实,高安李朋,吉水萧彝翁,清江杨士弘,庐陵旷达,豫章万石,西昌康震,吉水刘文昌,庐陵赵睿,皆忠义文行之士。或儋爵食禄,或草野布衣,或功业未就,同罹祸毒,其悲愤赴死,与忧患无聊以没者尤相望。呜呼!千载之下,庶几或有因余言而得其为人者,其逢时不淑,不亦交可感哉!”在时代动荡的纷乱面前,个体生命显得微不足道。然而对每一生命个体而言,与之交往的每个人都是鲜活的存在,却不幸在乱离的世事中遭遇死亡的命运。如此情势之下,诗人内心情感的悲痛与哀伤也就不难想见,作诗怀想也是情感的再次体验。易代之变对诗史演变的影响,也由此得到体现。

张羽在《怀友诗》跋语中向读者预告了自己将来还会有怀友续作,即所谓“约需续赋,用继末篇”,在时势变迁背景下带有“以诗存史”的意味。于是,他在入明以后又写了《续怀友诗》5首。他在诗前的序中交代自己续作的缘由说:

予在吴围城中,作《怀友诗》二十三首,其后题识者四人,则嘉陵杨君孟载、介丘王君止仲、渤海高君季迪、郯郡徐君幼文也。时予与诸君及永嘉唐卿者游,皆落魄不任事,故得留连诗酒间,若不知有风尘之警者。及兵后移家武林,向所怀廿三人往往而见,而五君者或谪或隐,各相暌异。叹离合之无常,感游从之难得,作《续怀友诗》五首。

与作《怀友诗》时身处围中不同,《续怀友诗》写于张羽明初寓居杭州时期。然而对诗人来说,“怀友”的距离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甚至当初围城之中所怀的友人还可以时常相见,而入明以后所怀想的高启、杨基、徐贲、王行、余尧臣等人,却因为或遭贬谪,或归乡隐居,更加难以相聚。这样的情形,让诗人不得不感叹命运离合的无常,又无比怀念昔日吴城北郭相处的美好时光。于张羽而言,高启、徐贲、王行、杨基、余尧臣可谓是他最亲密的诗友,前四人明初时都曾为其所作《怀友诗》写过题辞。张羽《续怀友诗》的各篇诗题,一方面显示了诸人在入明后新的政治身份,同时也暗含了各人在明初后已失去作为诗人的自主性。在此背景下,战争的硝烟散去以后,各人的行迹却暌违难期。因而续作的每首怀友诗中,处处透露着诗人心中友情难续的感伤,那种“寻遗躅”“无休日”“邈难期”“向谁论”“何由及”的孤独与落寞,既体现了诗人对昔日友人欢聚时光的留恋与追忆,又反映了明初以后诗人真实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对高启、杨基等大多数江南士人来说,也是同样如此。

三、吴中“诗史”:入明江南士人的情感记忆

对江南文人来说,1367年不仅是时间的分界线,也是朝代更迭的分割线。从这一年末开始,历史的车轮便迈入了朱明时代:公元1368年,朱元璋正式即皇帝位,定年号洪武。就像任何王朝易代的历史时期一样,面对这样的巨大变化,士林中为新朝欢呼雀跃者大有人在,哀悼旧朝者也不乏其人。1368年的某一天,王逢在接到儿子的信后,有感而发,写下了五律《得儿掖书时戊申岁》:

客梦躬耕陇,儿书报过家。月明山怨鹤,天黑道横蛇。宝气空遗水,春程不见花。衰容愧耆旧,犹语玉人车。

诗写得颇为隐晦,卒读之下,很难看出里面有多少故国之思。然而王逢既然在入明后以遗民自居,就很难不让人去揣度其诗是“别有用意”。有人就从中读出了作者那割不断的旧朝情愫:“钱牧斋谓此诗几于悖谬,亦各行其志也。视迎降恐后者,毕竟何如?”作为前朝遗民,王逢在洪武开元时未表现出欣喜欢跃之情也在情理之中。元朝尽管是异族统治,却并不妨碍士人在王朝更替之后保持儒者气节。在传统儒家伦理观念中,眷念旧朝的“各行其志”比“迎降恐后”的贰臣,在品格方面高出不止一筹。在这一点上,并不关乎新旧统治者是圣明或者昏庸。

对入明以后的吴中诗人来说,张士诚治下的苏州留下的多是美好记忆。高启曾作《吴趋行》乐府,称赞吴地为元末乱世中难得的安逸所在:

仆本吴乡士,请歌吴趋行。吴中实豪都,胜丽古所名。五湖汹巨泽,八门洞高城。飞观被山起,游舰沸川横。土物既繁雄,民风亦和平。泰伯德让在,言游文学成。长沙启伯基,异梦表休祯。旧阀凡几家,奕代产才英。遭时各建事,徇义或腾声。财赋甲南州,词华并西京。兹邦信多美,粗举难备称。愿君听此曲,此曲匪夸盈。

1367年秋苏州城破,朱元璋基本完成一统南方的霸业,曾经遍燃江南各地的战火也即将熄灭。然而对曾经活跃于苏、杭一带的江南士人来说,历史的硝烟并没有就此散去,而是在他们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更何况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或者自己遭到流放,或有亲朋好友被发配至偏远、苦寒之地。若干年后,当高启重新站在张士诚宫殿旧址前,遥想当年的繁华与喧嚣,不禁感慨丛生,写下《吴城感旧》诗:

城苑秋风蔓草深,豪华都向此销沉。赵佗空有称尊计,刘表初无弭乱心。半夜危楼俄纵火,十年高坞漫藏金。废兴一梦谁能问?回首青山落日阴。

苏州城为张士诚政权中心,高启元末时长期居住于此,虽然未曾担任实际官职,但与之交好的淮南行省参政饶介为张氏政权重要成员,杨基、徐贲等也均入其幕下。高启将张士诚比拟为秦末赵佗和三国刘表,既有为之开脱的意味,又暗含惋惜之情。而在长达10个月的围城之战中,他又曾亲眼目睹明兵从围困到攻克苏州城的整个过程。战争的残酷无情,个体生命的脆弱,在王朝更替、历史废兴面前都变得无足轻重。岁月无声,青山依旧,追忆昔日繁华景象,留下的只是一声叹息和满目荒凉。情感上的恋旧,从一个侧面映衬了对当下处境的不满。

自从1367年徐达等人攻破苏州城后,当年曾在长洲北郭以诗酒唱和的高启、杨基、徐贲等人,虽然已不再有大规模聚处一地的条件,但少数几人之间仍时有相会,而能够将他们彼此联系在一起的,则是对当年交游唱和光景的追忆。高启曾作《和张羽怀吴兴旧游之作效其体》诗云:

城贯绿川长,朱阁映飞梁。莺娇山唱度,莲艳水嬉张。花童搦翠管,桑妇挈银筐。箬溪酒脂碧,顾渚茗旗香。择胜事未厌,惊乱意俄伤。回看旧游地,秋草变凄凉。

张羽为什么会写追忆吴兴旧友的诗,又是什么原因触发高启和作的兴趣?引起他们共同感情的,是对元末友朋燕聚、唱和美好时光的留恋与怀想。诗中呈现于读者眼前的今昔对比画面,形成了从繁华到衰败转换的鲜明对照,尽管没有明言这样的变化是由元明易代所引起,然而诗歌透露出的对昔时光景的追念已触目可见。在此情境之下,不免会让人产生对彼时江南诗坛由盛入衰景象的联想。

入明以后,高启常沉湎于对元末时期北郭诗人唱和的追忆当中。他曾作《忆昨行寄吴中诸故人》诗,以今昔对比凸显情感张力:“忆昨结交豪侠客,意气相倾无促戚。十年离乱如不知,日费黄金出游剧……自从飘零各江海,故旧如今几人在。荒烟落日野乌啼,寂寞青山颜亦改。须知少年乐事偏,当饮岂得言无钱。我今自算虽未老,豪健已觉难如前。去日已去不可止,来日方来犹可喜。古来达士有名言,只说人生行乐耳!”高启、徐贲、杨基等人元末时聚居于长洲北郭,意气相投,由于相对安定,对世乱的局面虽有所感知,但切身体会不深。诗中对诸人在元末交游、唱酬的描写极尽铺陈,可以想见即使在时隔多年之后,诗人仍然沉浸其中而不能自拔,诗中对当年情境的抒写即是这种情感的再次体验。而在经历易代的变局之后,昔日乐游的故旧已散落四方,存殁不知。自己虽然正当青壮年,却已深感大不如前,发生如此变化的关键不在于年龄的增长,而在于心态的日渐疲颓。事实上,在入明以后,高启曾不止一次在诗中凭吊吴城旧事。如他曾作《齐云楼》诗云:

境临烟树万家迷,势压楼台众寺低。斗柄正垂高栋北,山形都聚曲栏西。半空曾落佳人唱,千载犹传醉守题。劫火重经化平地,野乌飞上女垣啼。

齐云楼在苏州府治后子城上。据《明史·张士诚传》记载:“方士诚之被围也,语其妻刘曰:‘吾败且死矣,若曹何为?’刘答曰:‘君无忧,妾必不负君。’积薪齐云楼下。城破,驱群妾登楼,令养子辰保纵火焚之,亦自缢。”在此情形下,高启诗中的“劫火重经化平地,野乌飞上女垣啼”,便有了深重悲凉的意味。

以遗民自居的王逢,曾作《梦观闾元宾》诗,追念在城破之后自尽的元廷旧官观闾 。王逢在张、朱之战进行过程中,对战局的走向颇为关注,如他曾作《寄陈昌道检校时淮藩复濠泗徐邳等州》诗 。因此在听闻苏州城破的消息之后,他便写下《闻吴门消息二首》,同时也对元廷的命运表示深深的担忧:“唇亡遂使诸蕃蹙,板荡将贻上国忧。”后来当他行舟经过吴门,想象当年朱、张之战的诸种情形,战火虽已逐渐消散,留下的却是江南大地的满目疮痍,于是写了《舟过吴门感怀两首》:

跃马横戈东楚陲,据吴连越万熊貔。风云首护平淮表,日月中昏镇海旗。玉帐歌残壶尽缺,天门梦觉翮双垂。南州孺子为民在,愧忝黄琼太尉知。

强兵富境望贤豪,戴縰垂缨恨尔曹。一聚劫灰私属尽,三边阴雨国殇号。江光东际汤池阔,山势西来甲观高。形胜不殊人事改,扁舟谁酹月中醪。

顾嗣立《元诗选初集》选录此二首诗,后有小字注释评论说:“张氏之据浙西也,原吉有功名之望焉,故首章末句如此。其《闻吴门消息》有云:‘尽拟田单收故土,不期高幹损雄才。’又云:‘三年弟傲群情懈,十月城围百战休。’尤多痛惜之意。至于称士德为孤忠,谓东吴为唇齿,是则书生之见而已矣。”对江南士人来说,张氏兄弟治下江南地域相对安宁的环境,使他们在情感认同上更加偏向于张士诚政权。

事实上,对张士诚最终败亡表示惋惜之意的绝不止王逢一人。贝琼曾作《姑苏》诗云:

城溃姑苏伯业终,萧萧茂苑自秋风。青丝白马来江表,紫盖黄旗入洛中。宫殿独留残月照,绮罗应逐晓云空。如何十万貔貅士,不及吴陵一旅雄。

立场不同,诗中表达的情感和见识自然也会有所差异。历史的后见之明,对当时的士人来说,未必就是正确或者理所当然的选择。在大多数江南士人眼中,张士诚治下的吴中是元末乱世中的一方清静地,也是他们得以安顿诗情的所在。

张羽在写给王行、高启的诗中,传递了自己从吴城之围中解脱出来后,人生的另一种遭遇和感慨。其所作《寄王止仲高季迪》诗云:

只恨孤城未解围,围开翻遣别相知。夕阳江上怱怱酒,细雨灯前草草诗。有梦直从花落后,无书空过雁来时。郭西古寺题名处,今日重游却共谁。

在另外一首《登姑苏台怀古》诗中,张羽试图将自己的情感拉远到遥远的年代,以“怀古”之名抒写自己的悲凉之感:

荒台独上故城西,辇路凄凉草树迷。废冢已无金虎踞,坏墙时有夜乌啼。采香径断来麋鹿,响屧廊空变蒺藜。欲吊伍员何处是,淡烟斜日不堪题。

洪武十五年(1382),张羽以太常寺丞奉旨前往凤阳祭祀皇陵,一路舟行,写下了9首纪行诗。其中第六首为经过高邮所作:

茫茫高邮城,下有古战场。当时奂盐子,弄兵此跳踉。燕师扫境出,供馈走四方。长困西百里,旌甲耀八荒。势如泰山颓,一卵安能当。骄将存姑息,顿刃待其降。两机不容发,岂暇虑杀伤。一朝谤书行,将殒兵亦亡。唶哉三里城,百万莫与亢。鹿走命在庖,终然属其王。空余菩萨台,落日风沙黄。

一位吴中旧人,却要以新朝官员身份去皇陵祭奠,经过的地方又是昔日战事发生的故地,不知张羽当时是以怎样的一种心情写下这首诗。“空余”一词,或许最能体现诗人面对茫茫高邮城而发出的感慨。回想当年,多少恢弘壮阔的场景曾在此上演,然而历史风云变幻,人世沧桑,只有落日、风沙、亭台、山川依然故我。情感上的转折,不仅反映了吴中诗人入明以后普遍挫折的命运,也是他们彼时真实心境的写照。

对入明以后的吴地(包括寓居)士人来说,元末吴城既是自己生命历程的一段回忆,又是淹没于王朝更替烟云中的历史。因而在他们这一时期所作的“忆吴”诗中,常充斥着“怀古”和“思旧”两种情绪,既包含有远距离的历史沧桑感,又时时流露出沉醉于回忆的自我哀伤。如杨基《初归吴中感事》诗云:“附郭好山远近,绕城流水西东。人哭人歌夜月,花开花落春风。”山水依旧,人事却已不可言说。对诗人来说,春风吹来,花开花落,看似无情,却远远好过因为世事变化而长歌当哭的自己。而他所作的《遇史克敬询故园》诗,则更有一种今昔对比的落寞感伤之情。诗有短序云:“克敬自长洲来,因询吴中风景,大异往昔,赋此以寓乡里之思云。”诗句则充满了对往日美好时光的回忆:“三年身不到姑苏,见说城边柳半枯。纵有萧萧几株在,也应啼杀树头乌。”吴中风景大异往日,诗人自己也已三年未曾前往。回忆昔日与友人北郭唱和的情形,日日流连于吴中山水之间,其间情感的起伏与变化不言而喻。一种今不如昔的感伤情绪暗寓其中,也预示了往日诗社盛事的难以重现。

战乱过后,一切都已不复昔时旧貌,物已非,人亦非。高启曾作《江上晚过邻坞看花因忆南园旧游》诗云:“去年看花在城郭,今年看花向村落。花开依旧自芳菲,客思居然成寂寞。乱后城南花已空,废园门锁鸟声中。翻怜此地春风在,映水穿篱发几丛。年时游伴俱何处?只有闲蜂随绕树。欲慰春愁无酒家,残香细雨空归去。”从“城郭”流落到“村落”,目睹花开,思及去年旧景,眼前的一切美好景象,只能引起诗人的无限忧思,昔日高朋满座的南园旧地,花已谢,园已空,人亦不知所踪,在残香细雨中,满腹惆怅无处排遣,借酒消愁亦不可得。高启作为吴人,经历了由元入明的历史大变局,切身体会到不同时代背景下吴地民众处境的变化。其所作《送何明府之秦邮》诗云:

马前风叶助离声,楚驿都荒不计程。一令尚淹三县事,几家曾见十年兵?夕阳远树烟生戍,秋雨残荷水绕城。父老不须重叹息,君来应有故乡情。

尽管情思隐晦,然而其中似乎有为吴地百姓鸣不平的意味。元末江南一带是战乱最频繁的区域,民众长期饱受战火之苦。入明以后,由于朱元璋对张士诚的仇恨,对曾为张氏政权统治地区的吴地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政策,征收高额赋税。在此背景下,民众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地方官员充当着国家政令的施行者和代言人,诗末一句“君来应有故乡情”看似在宽解高邮百姓,实则是针对将出任地方官的何某(淮东人)以及他所代表的当政者发声,其中又有为吴地民众请命的含义。诗中有史,在高启的诗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相比景物的触发,与故友有关的事物、场景更能激起诗人对美好时光的回忆,以及对当下处境的感伤。高启作《闲理箧中得诸友诗存殁感怀怅然成咏》诗云:“闲理乱帙中,乃得故友篇。颜色见遗翰,琼华尚清妍。忆昨游名都,结交此群贤。日枉贻赠词,情文蔼相宣。俯仰未十周,飘零若云烟。生者应白首,死者俱黄泉。屈指俱别离,羁愁独江边。旧怀谁能识,洒涕东风前。”徐贲所作《己酉八月十七日夜泛碧浪湖泊浮玉山对月呈席上诸公》诗,虽然是流连山水与友人的唱和之作,却仍然未能忘情于自己经历的“丧乱”岁月。诗云:“水月共秋妍,山椒夜泊船。人来黄叶浦,渔宿白鸥天。闻唱风澜外,持杯露影前。自从经丧乱,谁得此留连。”[50]看似沉醉于山水之中,实则始终未能与山水合一,仿佛此刻短暂的悠闲,都不过是强颜欢笑,所谓“自从经丧乱,谁得此留连”,正是诗人数年来遭遇艰难的真实写照。而当历史的镜头拉远到数年以后,杨基、徐贲、张羽、高启等人都在新朝出仕,各人的仕履出处却很少存在交集,相互间也只能通过诗、书存问致意。在此背景下,当年吴中相聚的记忆重又泛起,也就很自然地笼罩着一种怅然的情感。张羽《答山西杨宪副故旧见寄》诗云:

晋鄙遥山接太霞,十年从仕鬓空华。秋来有雁偏催客,腊尽无梅更忆家。私属羊毛皆入税,边风马乳代烹茶。番思共隐江南日,每为论诗到晚鸦。

杨基入明以后曾被征赴京师,辗转出任山西宪副,后来卒于任上。张羽作《挽杨宪副孟载》诗云:

南北云山赋远游,白头终老晋阳秋。千篇留得平生稿,半似苏州半郢州。

徐贲入明以后也曾应诏为官,然而却很难体会壮志满怀的豪情,萦绕于心的仍是当年吴城北郭唱和留下的美好回忆。他在《江西途中寄吴城北郭王李诸友》中写道:

雨晴沙渚片帆开,葭菼飞花雁叫哀。千里有情思北郭,半年无梦落南台。山遮故国层层出,云押长江片片来。可是宦途吟思恶,强凭尺牍凂清才。

对杨基、高启、张羽、徐贲等人来说,苏州岁月是他们永难忘却的青春记忆。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诗人在吴城北郭诗酒唱和、纵论古今的壮阔场景,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生活的挫折而被淡忘,每每又会在写给友人的诗、书中跃然纸上。若是联系到各人最终不幸的下场,昔日那种“共隐江南”相互“论诗到晚鸦”的美好回忆,似乎成了对他们入明以后仕履生涯的一种无声嘲弄。诗坛的转折与消沉,便由这种人事的辗转变迁得到反映。

明初江南诗史的挫折,由“吴中”作为诗坛中心区域的瓦解发端,至高启之死而转入低谷。洪武七年(1374),高启受魏观“重修苏州府第案”牵连而被诛,在江南文人内心造成巨大震动。杨基、王行、徐贲、方彝、张羽等生前知交故友纷纷写诗、文悼念,抒发哀思。诸作当中,杨基的《哭高季迪旧知》最值得玩味:

鹦鹉才高竟殒身,思君别我愈伤神。每怜四海无知己,顿觉中年少故人。祀托友生香稻糈,魂归丘陇杜鹃春。文章穹壤成何用?哽咽东风泪满巾。

杨基称赞高启“才高”却喻之以鹦鹉,其意甚不可解,似乎是说高启作上梁文、上梁诗只是应景之作,却因为才情横溢、内蕴丰富而被附会另有深意,因此得罪而被处以极刑。处于当时高压的政治环境当中,杨基诗中的含义十分隐晦,上述的解读也终不过只是猜测之词。尽管如此,对曾经生活在张士诚统治地区的江南诗人来说,高启的遭遇仿佛一把高悬于他们头顶的利剑,不期然会在某个时刻倏而坠落。杨基、徐贲、张羽等人最终的遭遇,为这样的忧虑做了最好的注脚,三人最后都以非正常的方式走向了人生终点:张羽坐事流放岭南,半道召还,投江而死;杨基被谗夺官,罚服劳役,卒于工所;徐贲以军队过境,犒劳失时下狱,并被安置了一个“犒师不周”的罪名而遭处死。高启作为元末明初诗坛标志性的人物,“吴中四杰”之首,他的非正常死亡,宣告了元末以来所谓“一变元风,首开大雅”诗学思潮的结束。正如张羽在悼诗中所说,“君亡谁复可言诗”,不只是对唱和诗友而言的知音难觅,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第195-204页,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