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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小俊:考试的日常:晚清书院考课的微观图景

【摘 要】散卷是晚清书院考课的主要方式,对于考生而言,其便利在于可以查阅资料,从而以考促学、以学助考。考生写作课卷的体验五味杂陈,平庸、琐屑和疲惫之感尤为突出。师友间观摩、修改课卷较为普遍,合作、托名写卷也时有发生,写课卷往往不是纯粹的个体写作。山长批改课卷与考生应课相似,偶有欣喜,而更多的是应付式的批量劳作,请人代劳由是日益普遍。激情不足而又孜孜矻矻地写卷和阅卷,主要驱动力在于经济收益。著名书院的课卷编刊成集,成为备考读物。接题、查书、写卷、观摩、批改、阅读的整套流程,呈现出晚清书院考课的开放性、实利性和重复性,这是一种日常化的考试。考课的优势或积弊,也多与这些基本属性相关。

【关键词】晚清 书院 考课 课卷 课艺 日常

清代书院,无论是举业型的还是学术型的,都特别重视考课,晚清尤甚。从组织形式来看,书院考课有扃试也有散卷,两者多并行互补,但扃试“考者固觉其苦,主办者亦嫌其麻烦而多费,遂改为散卷”[1],同治、光绪年间,散卷渐成主流。由此带来一些变化:考课的空间延伸了,考课的时间延长了,应考的机会增加了,阅卷的负担加重了,课卷的选本变多了。换言之,写作课卷,在扃试为主流的时代,主要是在书院中进行的,时间一般不隔日[2];而在散卷为主流的时代,课卷的写作,多不限于书院之内,时间可以是数日甚至更长。生徒同时参加多家书院的考课,变得更为方便可行。山长批改课卷的工作量,相应的也增加了不少。随着课卷变多,选本的刊刻呈现繁荣之势[3],阅读选本也成为一项的备考活动。如果说,书院扃试是一种“象牙塔”式的生活,其封闭性和阶段性比较明显;以散卷为主流的考课方式以及相应的新变化,则融进了师生日常生活的多个角落,突出体现为开放性、实利性和重复性,写作课卷、批改课卷和阅读课卷,共同构成了一种日常化的考试活动。[4]

书院考课的整套流程是怎样运作的?有学者从制度层面做过研究[5],考课的宏观情形已经比较清晰。而一些具体问题,诸如应对考题需要哪些阅读准备,写作课卷有怎样的甘苦,合作、代作课卷是怎么回事,山长阅卷的体验如何,孜孜应课的现实意义何在,课卷选本的接受情况如何等,则可以借助日常生活史料予以揭示。关于日常生活,尽管内涵和外延还存在诸多歧见,但“‘个体’、‘私人’、‘重复’当是普遍达成共识的关键词”[6]。具有“个体”、“私人”属性的日记文献,在还原日常生活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本文即以光绪间江苏东台吉城(1867-1928)、浙江温州林骏(1862-1909)和瑞安张棡(1860-1942)的日记为中心,借助普通考生和读者的视角;以王闿运(1833-1916)的日记为中心,借助山长的个人视角,呈现晚清书院考课的微观图景。[7](为省篇幅,引用以上四人日记,凡标出具体日期者不再加注。)



一、课卷写作的阅读准备

书院扃试,考生答卷主要依赖平时的知识储备。即使可以翻检、存在抄袭,所得也很有限。散卷考课的优势,在于考生可以较为从容地查阅资料。因题而去翻书,翻书以助答题,阅读和应课相辅相成。而这样的情形,在学术型考课当中更为普遍。

吉城自二十一岁起,参加过东台西溪、三贤书院,以及上海求志、格致等书院的考课,《吉城日记》[8]对此记载颇详。这里以光绪十五年应求志书院秋季课为例,看看完成一次学术考课需要怎样的阅读准备。

十一月初三,友人陈祺寿找到吉城,告诉他求志书院补行秋季考课的题目。吉城当日没有记录具体是何题目,仅记“检阅《公羊传》‘其余从同同’之解”一事。其后数日,吉城接触或借阅的书籍有:《求志书院章程》《列女传》《历代地理沿革图》《万国史记》《先正事略》《十七史商榷》。明确记载读过的篇章有:《十七史商榷》序、陈太仆文,以及黄梨洲、顾亭林、汤文正、陆清献、恽子居、张惠言、方苞、姚姬传事略。又初五日“读《吴都赋》,悟‘苞笋抽节’之苞,即《禹贡·扬州》‘厥苞橘柚’之苞”;初八日“检启《说文》,脱一页,闷闷”。

初九日,吉城作《厥苞橘柚赋》一首并序。当天,他见到初三日《申报》上登载的求志书院秋季课全题,日记录之:

[经学]《物至知知解》《其余从同同解》《三夫人及公之妻服考》《栈车役车为一为二考》。[9][史学]《<周礼>贾疏引<史记>九皇六十四民考》《<汉书·律历志>骊山女考》《<汉书>舟制考》《<续汉书·舆服志>车制考》。[掌故]《黄宗羲、顾炎武、汤斌、陆陇其、陆世仪学派论》《方苞、姚鼐、恽敬、张惠言文派论》《钱大昕、王鸣盛史学论》《段玉裁、桂馥、钮树玉、严可均<说文>学论》。[算学]题繁,不及备载。[词章]《厥苞橘柚赋》《鹿鸣宴曲》《效晋陆机<百年歌>十首》《效嵇中散<秋胡行>七首》。[舆地]《凿龙门考》《泗滨浮磬考》《原沙》《原涌泉》。

至此方知,吉城一周以来的阅读,皆与求志课题直接或间接相关。边读文献,边作课卷。如初五日读《吴都赋》,启发了《厥苞橘柚赋》的撰作。初九日晚“诵颜延年《秋胡行》”,对于写《效嵇中散<秋胡行>七首》也有助益。

自此直至二十八日,吉城阅读或查检的文献还有:《古文苑》、惠栋《九经古义》、《万国史记》、陈庆年《孙渊如<释人>疏证》、《汉书·律历志》、《江淮异人录》、《离骚草木疏》、《史记·秦本纪》、《(后)汉书·舆服志》、《说文解字》、《周礼制度菁华》等。翻书过程中时有所得,如二十二日:“灯下检《说文》,‘郦’字与‘骊’字不通。”也有劳而无功,如初十日:“心兰下午过我,携来《古文苑》四本。检《骊山女考》,未得。”有时也会得到师友指引。二十日陈祺寿告诉吉城:“康成注《礼》颇引汉制,如《考工记》‘巾车氏’大有可据。”二十六日陈又告之:“《俞氏丛书》有述骊山女事。”吉城查实后,于次日日记中感慨道:“曲园先生丛书中有‘与夫人论骊山老母’一则,援引《史记》《汉书》,确确可据。”“著书翻恨古人多,有以哉!”

吉城的课卷是陆续完成的。初十日,修改昨日所作赋;十四日,“作《效陆机<百年歌>十首》《效嵇中散<秋胡行>七首》”;十五日,“灯下抄求志书院卷八百馀字”;十六日,“抄求志书院卷二千馀字”;二十二日,“作《汉舟制考》一篇”;二十三日,“作《骊山女考》一篇”;二十七日,在陈祺寿协助之下,“撰‘九皇六十四民’及‘《汉志》车制’等考”,当晚“抄求志书院卷,至子正一刻始卧”;二十八日,“早起补誊昨未完之卷,通共二十五页,交聚盛局寄去”。从初三日至此,十一月份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应课上。十二月初七,“接二兄初三日信,知寄卷已到”。

虽然课卷已交,但相关的阅读和思考并未停止。十二月初四,“阅《说文·木部》得‘橃’‘欐’二字,可补前《舟制考》所未及”。下一年二月初六,“展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百年诗》合十岁一首,陆士衡作也。前拟求志书院课中诗微误”。吉城由此慨叹:“开卷有益,行年知非,通之谓儒,谈何容易!”四月初九,吉城接二兄来信并初四日《申报》,知求志书院案发,“史学卷取超等第四”。六月初四,“上海寄来夏季题目并去年秋季奖品”。吉城参加光绪十五年求志秋季课,从获题、翻书、写卷到寄卷、发案、得奖,历时半年多,至此画上句号。

林骏以坐馆为业,兼应温州中东书院、肄经堂和瑞安玉尺书院考课。《林骏日记》[10]所载,较《吉城日记》为略,但阅读与应课的关联,则颇为相似。如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挑灯阅《赋学正鹄》。”十三、十四日皆“作肄经堂师课赋”,“赋题《蓬莱宫中花鸟使》”。又,二月廿七日:“阅《策府统宗》钱币类,并顾炎武《日知录》。夕,作《宋金元明四朝行钞利病考》。”据此可知,林骏应肄经堂赋课和策论课,参考书有《赋学正鹄》《策府统宗》《日知录》等。应中东、玉尺书院课也是如此。如二十八年三月廿四:“朝,在馆,阅《史记·叔孙通传》。”“夕,作玉尺官课论,题《叔孙通定朝仪得失》。”也因记录相对简略,《林骏日记》中阅读与应课的关联性尤为直观。这种关联性的意义,不局限于通过阅读完成课卷本身,更在于通过考课指引阅读——哪怕仅仅是为答卷而查书——从而有助于生徒建立和丰富知识体系。



二、课卷写作的甘苦体验

曾主讲武昌经心书院的左绍佐有言:“学术难言也,文字之于为学又难言也。课试之作,不必有所感而生,有所积而后发也,其于文字又难言也。”[11]课卷写作是命题作文,与自主写作相比,自有其难。即便如此,若能遇到心仪的题目,写作也是乐事。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八,西溪书院师课题《“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一章》,吉城获题后“以公羊家言撰一卷”。四月十六记道:“前课《‘孟子曰待文王’一节》题,以《春秋》立论,仅列特等,然文则大快。”较之于写作本身的痛快,考课等级已不重要。当日师课题是《“子曰予欲无言”至“则小子何述焉”》,吉城谓“此题又得藉手发挥《公羊》本义,山长此二题不可谓非知我也”。能接到什么样的题,带有偶然性,有令人心动的题,也就有令人犯难的题。就在当年五月十六,师课题《“可与言”至“不失人”》,让吉城感到“此等题莫解其是何用意,唯有就题编演而已,无所谓文骈,无所谓时文也”。而更多的题目,吉城并无特别的好恶感受,日记中也就仅仅录题而已,或者连题也不载。

题目合意,就有内驱力;师友的激励,则是外驱力。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初二,西溪书院小课,题量甚夥,且“限三日交卷”,吉城估计“恐应之者无多人也”。因为心理松懈,初三日未作课卷,初四日又“荒嬉一日”。然而“晚见星兄所撰赋,又复心动”(星兄即陈祺寿),于是初五日“竭一日之力,将小课全卷撰成”。吉城直呼:“嘻,甚矣惫!计十七题。”一日之内写完十七题,虽然难免粗糙,但师友刺激之下的爆发力,也是相当惊人的。[12]《礼记》中有名言:“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其实学友的存在,不仅有助于扩充知识和见闻,还有励志的价值。

光有写作动力还不够,文思也须畅达。因文思艰涩,而对所作课卷不满,这样的情形在《吉城日记》中时有记录。“勉作一卷”,“敷衍两卷,思笔滞塞,未能畅发旨要为恨”,“作一卷,草率之至”,“草成课艺二三题,文思笔钝塞”,“作会课文一首,草率不堪”云云[13],也算是考课的常态。

林骏的日记中,也偶见对所作课卷不满之语。如“再三构思,犹嫌草草未惬意也”,“至暮只成半篇。宵,续作之,完篇,终嫌发挥未透也”。[14]而光绪二十五年间,曾多次将所作课卷“弃去”。三月初十:“终日在馆,作聚星书院四书文。申刻完篇,嫌未合拍,辄弃去。”十五日:“终日在馆,抄玉尺官课文,以舛讹太多,故弃之。”四月初七:“宵,作经古赋。脱稿时曙色射窗,意嫌不佳,即拉碎之。自恨一番心力之徒费也。”七月十七:“余归作经古策问,至晚脱稿,以不佳弃去。”如果不弃去这些课卷,能否侥幸获隽?林骏若不是对判卷结果有清晰的预估,便是对课卷水准有相当高的期许。

当然,满意之作也偶有。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廿五,林骏应肄经堂课,作《咏秋》七律四首,“搜索终日始成,自觉有一二得意之句”。廿七日作玉尺官课文,“兀坐终日,搜索枯肠,苦无新意,遂止”,“宵,挑灯加意构(意)[思]甚久,然喜此时得有头绪矣”。无论是近体诗还是四书文,能够有“一二得意之句”“有头绪”,皆属不易,值得记上一笔。

与《吉城日记》相比,《林骏日记》最突出的地方在于,记载考课的辛苦和疲惫尤多,“挑灯”“爇烛”“三鼓”“四鼓”“鸡鸣”“天曙”等词,出现的频率很高。如“至三更始脱稿”,“迨就枕时,已鸡声唱曙矣”,“至三鼓始脱稿。嫌未惬意,复加点窜,迨就枕已鸡鸣矣”,“灯下倦眠”,“挑灯达旦,不遑伏枕矣”,“宵,挑灯足成之。残月斜棂,村鸡唱晓,始就枕”,“构思至三漏下,始成半篇。精神疲倦,伏枕高眠”,“因限期迫促,批衣遽起。即时伸纸磨墨,危坐构思,至天曙始成半篇”,“亥刻,续作赋四段,至五鼓脱稿”,“至四鼓始寝”,“至四鼓始脱稿”,“困倦殆甚,夜漏频催,只成半篇就寝,村鸡唱晓矣”,“至天曙,成二艺”等等。[15]不仅熬夜写作,白日里也经常分秒必争。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廿四,林骏家在城隍庙设建普利道场,林骏随家人乘舟至庙拈香。“以府课肄经堂限期太促,袖携笔砚,坐斋宫改窜昨夕所作赋,并作试帖诗。”人生苦短,课卷苦多,林骏真为劬学之人。

张棡是林骏的妹夫,即《林骏日记》中多次提到的“震轩妹丈”。《张棡日记》中也有熬夜写卷、文思钝塞的记录,如“自将甄别文誊真,约至三更后方寝”,“斗凑成文,勉作二篇,时漏已五鼓矣”,“搜索枯肠,耐坐一宵,竟不能构成一艺,姑就成文上润色一篇塞责”,“因连日劳困,心神恍惚,文机涩甚。余于鸡鸣后始将生题草草做就”。[16]不过总的看来,张棡的这类记载很少,多数时候连课题也未曾录下。

长期过劳,对身体必有伤害。林骏曾记:“连日困于文债,头疼目眩,不堪艰苦矣。”“至四鼓就枕,不成寐,辗转殆甚,精神大觉恍惚。”他自己也担忧:“余始惧心血欲枯,用心太过,实非养生之道,宜力戒之以保身。”[17]可惜此后数年间,熬夜应课仍为常态,“保身”之言未能完全践行。去世时年仅四十八岁,或与用功太过不无关系。而刻苦应课以致身体受损的,也不止林骏一人。如钱塘项藻馨早年“应各书院甄别,报名过多,写作皆一人任之,不昼不夜,体力不支。至东城书院课后,晕眩旧疾复作”。[18]《药园医案》中也记载,有人“考书院,连作五卷,彻夜未睡,次晨即头昏身倦而寒热作”。[19]书院考课的这种常态,也引起过一些山长的关注。路德主讲西安关中书院,就曾指出:“大凡为文迟钝、夜以继日者,应休息时不得休息,焦心构思,有动无静。心火上铄肺金,下耗肾水,外伤耳目,内伤脾胃,一切疾病,由此而生。凡读书少年多疾、中年早衰者,率坐此弊。”[20]路德只是从写作效率的角度立论,但他谈到的为文伤身的现象,在晚清书院考课活动中却是较为常见的。



三、观摩、合作及署名问题

前引项藻馨年谱,有“写作皆一人任之”之谓,可知应课当有“非一人任之”的情况。而张棡、林骏、吉城等人的日记,可以坐实这一判断。师友间观摩和修改课卷,相当普遍;分工撰写和捉刀代作,也不是个别现象。

对于师友所作,吉城观摩后多次赞叹不已。如光绪十三年七月初三:“虎臣以昨作见示,静思妙笔,议论风生,为之叹赏不止。”[21]虎臣即夏寅官。而郑德馨(一山)对林骏课卷的批评意见,林骏也表示过不认同。二十八年二月廿一:“山兄谓余所作下篇语甚含蓄,与渠作有奴婢夫人之别,心大不然其言。”[22]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观摩课卷,切磋琢磨,对于提升写作技能自有助益。

观摩品鉴不能算合作,但往往是合作的前奏或后延。合作课卷,大抵包括四种方式。

其一是修改。张棡的日记中,为林骏(小竹)改卷的记录就有多处,如“为小竹改肄经堂诸艺”,“下午至林宅为小竹改玉尺官课卷”。[23]而林骏也记录了张棡(震轩)改卷的事,如“朝,在斋中,强邀震轩妹丈改窜所作肄经堂诸策论”,“震轩妹丈自丁田来,代余改削玉尺书院文”等等。[24]

经人修改,课卷的水准会有提高。某次陈祺寿给吉城改卷,吉城的评价是:“灵蠢迥别。甚矣,学力浅深非可强也。”[25]林骏某日取回张棡所改赋作,“批阅之下,涂乙殆尽,自觉颜汗”。[26]也许是因为长期找张棡、郑德馨改卷,林骏甚至对他们略有依赖心理。《林骏日记》载:“以所作古今体诗邀轩兄一阅,代易三十馀字,余心始定。”“薄暮脱稿,心嫌作意犹近朦混。宵,访郑一山,出所作文相质。……佳处均为指出,余方信而存之,然心歉然终未定也。”“晨起,录封课文二篇,观之嫌未惬意。近午,震轩妹丈泛舟自丁田来。……为改易数十字,余心始定。”[27]非经师友改易则心不能定,可见由师友间修订课卷,乃是日常行为。

其二是分工。某日林骏应肄经堂府课,“时交四漏脱稿。是课与郑君一山合作,策论归郑兄作,余作赋”。[28]这里“合作”情况很明确,策论和赋各有分工。类似的做法又如汪康年、诒年、洛年兄弟,早年参加杭城书院考课,“遇诂经精舍考课日,别二人合作一卷,先生任经解,诒年任词赋。时或遇题目不多,期限稍宽,则二人各作一卷,均由洛年为之誊写,亦彻夜不辍。”[29]多篇课卷几人分工,可以节省时间,便于按期完卷。

其三是代作。捉刀代作时有发生,且当事人往往不讳言此事,径于日记、年谱中记之。吉城某次应书院官课,“文思颇艰,作一卷,又为湘翁代庖。吾才既竭,强乞三兄助成之。”[30]湘翁姓范,是吉城学友;三兄名墉。这里吉城为人代作,又请人代作。林骏某次应中东书院甄别课,“访郑一山,约与合作”,“又成生论一艺,代一山兄作也”。次日黑早,“袖所作托一山一抄”。[31]这次林骏代郑德馨作课卷,最终誊抄仍由郑氏完成。而张棡不仅多次给林骏改卷,也给他代作过课卷。如:“代内兄林小竹撰肄经堂经解。”“早晨代小竹作中山策问一道。”[32]这类情况不鲜见,如江苏江阴的殷葆諴,某日其师朱尔楷以事不暇,令葆諴“代作礼延师课卷,后略为删削,点定数处。案出,居然首选。”[33]

其四是誊抄。《林骏日记》中如“邀许君宝篯抄玉尺卷”,“成府课论上下两篇。午刻,遣仆送一山抄之”,“访郑一山,托抄课卷”;[34]《张棡日记》中如“命池君选楼抄玉尺文”,“命乃娒弟将文抄就送黄桂处”,“做师课诗一首,命门人阿庚抄就”。[35]有的是请人誊抄,有的是代人誊抄。由此看今存的课卷稿本,值得注意的是,手迹有可能不是作者本人的。

柳诒徵《记早年事》还提到过合作课卷的“渐进”现象:“人不止为一卷,尽一日夜之力,可构四五艺,门弟子或戚友之工书者佐缮之,阅者亦莫辩其出一手也。”“吾侍两舅氏试书院,初为抄胥,继为检经籍故实、诗题出处。比能文,亦自为一二卷。”[36]由负责誊抄,到协助查找资料,最后能够自作课卷。通过这样的合作方式,初学者渐渐成长,最终可在书院考课中“独当一面”。

与合作课卷相关的又有署名问题。《吉城日记》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一,记录求志书院庚寅秋季课案:“取史学超等第二(此卷是与心翁合作)。”吉城很实在,日记中不忘再次注明此卷是陈祺寿合作。只不过,《申报》所载课案的署名仍只有吉城一人。[37]

此外,托名(亦称冒名、冒卷)应课的现象也不鲜见。据《林骏日记》,某日林骏和郑德馨往礼房处领玉尺课卷,见遗卷中有题“府学生员孙诒椷”名者。而林骏有门人叫孙诒棫,为翰林孙锵鸣之子。“棫”“椷”二字形近而音异,林骏判定“其人行近鬼蜮,于孔方兄中讨生活,故粘合其名,侥幸以求益者”。[38]殷葆諴在芜湖坐馆,曾以“冯虚”之名应中江书院经古课。[39]项藻馨参加杭州紫阳书院甄别试,“列第三,卷名姚丙熙(文刊入《紫阳八集》)”。[40]今检《紫阳书院课艺八集》,未见项藻馨或姚丙熙之名。然《紫阳书院课艺九集》(光绪二十年刊)中有姚丙熙文一篇,此人或即项藻馨。王闿运在船山书院,某日“阅经课卷毕,定等第。第一诡名曰王守义,又一诡名曰(牜弓弓)旁,不知何取”。[41]

这一现象提醒我们,面对课卷的署名,要注意辨析是否为实名。例如章太炎原名炳麟,在给俞樾的信中,自述曾以章炳麟、章炳业、洪昌烈之名,应杭州诂经精舍课。据刘明考辨,《诂经精舍八集》中八篇署名“章炳业”的课卷,作者其实就是章炳麟。[42]



四、山长的阅卷体验

晚清书院有编刊课卷的风气,成书的总集序跋或者集内文末评点,对入选作品褒扬甚多。这也好理解,选编课卷都是“择其尤雅者”[43],“择其精而又精者”[44],“约之又约”[45]。如果说总集是“优秀课卷选”,日记呈现的则是课卷的一般情形,山长遇到课卷“如泛珠湖而游玉海,美不胜收”[46]的几率其实很低。王闿运的阅卷体验,可谓典型个案。

成都尊经书院为省级书院,王闿运曾主讲席七年。其间编订《尊经书院初集》,易佩绅序云:“余观其说经之文必依古法,其他词赋亦皆言之有物,盖妙乎言语,通乎政事,而不悖乎德行者。”[47]而《湘绮楼日记》反映出来的,则多是诸生课卷的原生状态。诸如:“夜改诸生课文,其拙劣至不可耐,而无如何也。”“看课卷卅本。拟扬子云《牧箴》作《八督箴》,殊无佳者。”“生作拟古文,殊无佳者;律诗亦多陈俗,词章成格信不易耶。”[48]

自光绪十七年起,王闿运年掌教衡阳船山书院。看本院课卷之外,兼阅其他州县课卷。此间的情况,也常令人丧气。日记记道:“常宁送课卷来,已忘之矣。一望黄茅白苇,始叹宋儒之汩没。”“看闰月课卷,无甚佳者,半日而毕。”“看课卷毕,无甚佳者。”“晨看课卷三百馀本,两包已全阅,无一佳者,不料湘省文学退步如此之速。”“看课卷,无一可取,令人闷闷。终日不抬头,为此无益,可笑也。”“看考卷,不及前三年远甚。”[49]偶尔在阅卷过程中,还会发现抄袭现象。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六:“看课卷。周尚德论富弼,甚有词藻。及再阅他卷,乃抄袭来者,殊可怪叹。此题亦有可抄袭,则无所不有。”

也偶有差强人意或者令人欢喜的。在尊经书院:“题问作诗神思,中题者甚少,然大抵皆成格,词章课卷三年中最盛者也。”“看课卷毕,此次不佳者颇少,院生皆列正取,罕有之事也。”[50]在船山书院:“看耒阳课卷,稍已成章,文诗亦有佳者。”“看赋甚有佳篇,有效可喜。”“看桂阳课卷,有一卷颇有文人吐属。”“更看院生课卷,有五本佳者,十年之效也,磨砖作镜,无此难矣。”“看本书院课卷。劣者犹胜省优等,自喜十年有效,半日而毕。”[51]只是较之于对课卷不满的记录,这类表示满意的记录还是偏少。

比课卷优劣更引人注目的,是日记中记录的阅卷量。与林骏等人日记中常见的“脱稿”“成篇”等语相应,王闿运日记中频现“看课卷”等字样,尤其船山书院时期为多。例如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在衡阳船山书院,兼阅石鼓书院课卷。十二日:“看石鼓甄别卷百馀本。”十三日:“阅卷竟日,翻三百馀本。”十四日:“阅卷四百本,千卷毕览矣。”十六日:“大校千卷,定去取。”廿一日:“看官课卷卅本,已觉竭蹶。”也许是不想过于疲劳,廿八日“朱署府请阅课卷,先送脩金”,王闿运“辞之”。

作为考生的林骏等人常感疲惫,作为山长的王闿运也时有“竭蹶”之感。尊经书院时期尚无明显体验,船山书院时期则因看卷事务过于繁重,经常甚感倦怠。加上课卷往往“苦无佳者”“了无佳者”,愈难激发阅卷兴趣。日记中时见这样的记载:“看卷,抄书,竭蹶矣”,“看课卷毕,百廿本七日了之”,“看本院课卷廿馀本,终旦而毕”,“夜见课卷积压,心颇著忙”,“晨起悉翻童卷四百本”,“看生卷毕,定等第,甚倦”,“看甄别衡、永生卷五十八本,虽时作辍,颇倦于评点,盖真老矣”,“看课卷三百馀本”,“看本院课卷卅一本,校阅事毕,已八日不事矣”,“看课卷毕。此月疲于校阅,茅塞心矣”,“看卷百本,薄暮倦卧”等等。[52]频繁地以数字记算工作量,这样的生活是极易令人疲惫的。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王闿运以学术名世,自认看卷不是正事。光绪十九年四月廿七日日记:“无日不改文,颇废正事。”非正事而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自然是不值得的。持有这种观念的山长不止王闿运一人,例如苏州紫阳书院的俞樾,在给友人的信中即云:“山长必看文章,诚哉怪事。”“樾在此已举六课,每课卷约计三百左右,率以六日了之,一月之中,尚有二十四日可以读我书也。”[53]他要节约时间以“读我书”。

晚清山长阅卷事繁,也是普遍现象。光绪二十二年张謇主江宁文正书院,掌院凡五年。其间办实业,不全在书院。日记中“阅课卷”“校定课卷”“寄课题”等事,多在通州完成。虽非全职,工作量也颇不小。如二十五年七月十七:“校课卷一百五十本,生平校阅之苦无过于此。”[54]

事务繁重又非“正事”,请人代阅是个解决办法(与考生的“合作”正相对应)。王闿运在湘潭昭潭书院,曾命弟子杨度代检课卷,杨度忙到“更深始毕。”[55]在衡阳船山书院,杨度也曾参与阅卷。[56]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也写到,九死一生受人之托,代藩台看钟山书院课卷。八百多份课卷,拟取一百五十卷左右,约需三天时间。[57]

年长的山长如王闿运,亲自看卷,时感“竭蹶”。代阅者即便身当壮年,也难免疲顿。光绪二十三年陈衍四十二岁,在上海襄校书院官课卷。“适卧床不能起坐,则卧阅之”,令其子声暨坐床前,“旁置小案,设笔墨纸条”。陈衍“阅一卷,取者蘸笔加数大圈,不取者加数大点,口念评语,使声暨书之。但阅数十卷,人便觉疲。急浓煎三钱高丽参汤吸下,则又可阅一百卷不疲。如是日数次,十馀日乃毕。”[58]应课苦,阅卷也苦,书院考课事业大不易,于此可以概见。



五、课卷的经济价值

对于考生来说,呕心沥血日夜应课,除了意在训练举业或学术,最切近的动机就是获取膏火奖赏,这也是寒士治生的一个重要途径。

林骏的日记里,有课卷入彀的欢喜,也有不售的沮丧。前者如:“前日所构肄经堂赋五艺都入彀,膏火加赏,胜人一筹。心中暗喜,不可言状”,“玉尺书院官课已揭晓。余前二篇均入彀,闻之心甚喜”,“聚星院课,因超等名数颇少,另加膏火四百数。余卷适在其列,心为之喜”。[59]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前日道肄经堂课赋三艺,仅售其一,恨甚,垂头气沮而归”,“闻□所作玉尺师课二卷,不列榜,中心颇闷。”[60]入彀或不售,既涉及成就感,也关系到膏火钱或加奖(花红)。

书院的膏火奖赏制度,为寒士提供了生活保障。[61]藉膏火为生,以膏火养家,这是晚清很多士子早年共有的经历。王树枏“家寒俭,人口又众,男女大小,每年人各给钱千枚”,其母“手中尤艰窘,往往连岁不能易一新衣”。他入学以后,“岁应府县书院月课,始稍得膏火奖赏”,藉供家中日用之需。[62]陈衍“家极贫,催租人屡至”,遂“广应各书院诗赋课作,月得奖赏数金津贴家用”。[63]殷葆諴“投考江阴城内礼延书院”,“月考前列,花红、膏火亦复数千,寒畯生涯居然不恶,穷儒恃此为活者固大有人也”。[64]周鸣春“赴杭应课,课辄冠曹。每一艺出,士子哄传遍抄,城垣纸为之贵,而一家十馀口即藉是以为活”。[65]王锡彤曾在修武盐肆账房习业,每月工资铜钱千枚。后应卫辉淇泉书院月课,“每月辄获奖钱数千。持归供母,大自夸诧,以为较修武盐肆小伙之月钱为多”。后又考取开封大梁书院,“月支膏火银一两五钱,足为饮食之需。每月再得奖金,仍可寄家为养”。再后来以坐馆为业,仍应淇泉书院月课。坐馆“每年修脯可得铜钱三十馀千”,月课“又月得钱数千”,加上作为廪生,为“应考童生签字作保,亦薄有收入”,总算下来,“穷秀才每年所获,计及百千而歉,亦未尝不可苟活”。[66]柳诒徵《记早年事》中讲到:“士之雄于文者,可不授馆,专以应书院月试为生,月可得数十千。”他自己每月参加扬州、镇江的官师课凡七次,“师课膏火少,官课较优,常镇道、两淮运司主之者尤优,额定膏火外,前十名皆有花红银一、二、三两不等。试或不利,卷仅文数百文”,“均计之,年亦得百数十千,视馆谷为优,第升黜不恒,不能视为固定收入也”。[67]不仅“升黜不恒”,地区间也存在差异。项藻馨应上海格致书院试,发现“奖金优厚,较之杭地竟数倍焉”。[68]

人性总易趋利,有此生财之道,难免会成为风向标。光绪三年,“扬州有贫富两生,贫者才富,富者才贫。每逢书院月课,富者必高取,然其文赋各卷皆倩人代作,每一篇酬钱五百文,其膏火优奖与作者无涉也。”[69]这类流弊并不少见,皆由经济利益驱动使然。前述托名(冒名、冒卷)应课现象,其动因也在于可以最大化地获取膏火奖赏。即便在合规的范围内赚取膏火,也可能有舍本逐末之弊。光绪五年七月,成都尊经书院特奖不应决科诸生七名,其旨即在纠偏。王闿运称此法“足以激扬风俗,分别义利。盖诸生多以领膏火奖银为正事,今闻不试者亦被奖,耳目为之一新。”[70]后在船山书院,王闿运见“院生多以领膏火为志”,也曾“作谕戒饬之”,又曾为诸生讲“道食不并谋之义”。[71]

不过即便是山长本人,挣钱养家也是不得不考虑的俗务。就批阅课卷而言,如果仅有本院课卷,工作量并不大。但王闿运不辞劳苦,仍然接手周边州县的课卷,原因之一当是人情难却。以湘绮之名望,各家书院皆以得其评阅为荣。他曾多次辞事,如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廿一:“寄书首事,辞经课阅卷事。”次年五月朔:“三否来送石鼓卷,云难逢难值,宜霑膏馥。其词甚当,不可驳也,因不复辞,漫任置之。”辞而不得,干脆接手罢了。另一个原因,可能更为关键,就是可得修金以补日用。十九年四月阅常宁课卷,十九日记道:“看课卷,日十本,犹为竭蹶,十个钱不易得也。”二十一年四月初三:“桂阳送卷来,殊不易看,三百元非便宜可得。”二十二年正月十七:“今日阅卷,大为诸客所扰,然烛毕之。凡评阅百五十卷,亦费三日力矣。三百元消得,然无益也。”二十九年七月初二:“谭送卷金,恰以供煤价。”看卷主要已不是精神生活,而是谋生之需。

晚清山长多不讲学,以出题、看卷为主要事务,因而时有“遥领”的情形。即如王锡彤所述光绪初年的开封大梁书院,“主讲山长以大老官之归田者为之,视修脯为祠禄,终年不一到院。阅文则出其修脯之一小数,觅人代之。”[72]而“遥领”可不限一家,由此收入会增加不少。光绪十三年孙锵鸣作《将由龙门赴钟山,戏为杂诗寄逊学翁》诗,有句云:“六印漫夸苏季子,一时管领四名山。”[73]四书院者,温州中山书院肄业堂、上海龙门书院、求志书院史学掌故两斋、江宁之钟山书院。孙氏晚年“由于钟山、龙门二书院修膳丰厚,积蓄甚富,置田造屋”[74],生活颇为优渥。不过,如果在欠发达地区的非著名书院,又未“遥领”多家,收入也很拮据。光绪六年梅鉴源在乡丁忧,主湖南宁乡玉潭书院,“一月之间,两次批课卷,颇无暇晷”。本欲“长作山人”,但因家中“用费入少出多”,“以人口益增、家累益重为虑”,只得“拟服阕后再赴春明”。[75]



六、作为备考读物的课艺

课卷汇编而成的总集,一般名曰“某某书院课艺”或“某某书院集”,故下文以“课艺”称课卷的总集。士子阅读课艺,往往有实际的功利目的。同治十三年二月二十八,张謇“购《钟山课艺》”。数日后的三月初二,“五更起,偕陈丈课钟山书院”。[76]张謇购买钟山书院的课艺,目标很明确,就是观摩该书院课艺,以利投考这家书院。

不过,也有很多课艺阅读,与投考具体书院并无直接关联。吉城、林骏、张棡等人的日记表明,课艺进入了士子的日常阅读。例如《吉城日记》:“从虎兄处借来《尊经书院五刻》六本。”“过虎臣,假来《金台书院课艺》二本。”[77]《林骏日记》:“向轩兄借来《尊经课艺》四册。”[78]综观日记,吉城记录他阅读过的课艺有《尊经书院五刻》《尊经书院课艺六刻》《金台书院课艺》《紫阳书院课艺》《格致书院课艺》《南菁书院文集》,其中吉城只参加过上海格致书院的考课,他没有投考过江宁尊经、苏州紫阳、顺天金台、江阴南菁书院。林骏阅读过的有《尊经课艺三刻》《尊经课艺四刻》《金台书院课艺》《惜阴书院西斋课艺》《惜阴书院东斋课艺》《云间小课》《格致书院课艺》,张棡阅读过的有《紫阳课艺》《四明课艺续钞》《慈湖书院课艺》《尊经三集》《尊经四集》《惜阴赋钞》《诂经精舍文集》《各省课艺汇海》,林骏和张棡也没有参加过江宁尊经和惜阴、顺天金台、松江云间、上海格致、杭州诂经等书院的考课。大体而言,他们阅读的课艺多出自著名书院。既有八股文、试帖诗的总集,如尊经书院诸刻、《紫阳书院课艺》;也有经史词章、新学西学的总集,如《南菁书院文集》《格致书院课艺》。著名书院课艺的示范价值,于这些书目可见一斑。

阅读课艺与所考书院,虽未必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但在类型上往往有相通之处。例如吉城,读尊经、紫阳、金台书院的课艺,当是为参加西溪书院考课做的功课,因为西溪书院和尊经、紫阳、金台一样,主要考的是八股文和试帖诗。尊经等书院久负盛名,取法乎上而得其中,读其课艺,当有益于考西溪书院。而吉城的日记中,未见记载阅读过求志书院课艺。[79]不过这没有关系,因为求志书院考的是经史词章,阅读原典比参考课艺范文更重要。

日记中有关阅读情况的记录,有时比较笼统,如吉城“阅紫阳文”[80],林骏“往馆阅《尊经课艺三刻》”[81],张棡“看《四明课艺续编》”,“早晨看《诂经精舍文集》”[82];有时会具体到所阅文体,如林骏“挑灯阅金台书院四书文”,“挑灯读惜阴书院西斋课赋”,“阅尊经书院四书文”,“宵,阅惜阴书院东斋杂作”[83],张棡“灯下看诂经精舍经解”,“看诂经精舍赋”[84];或者记下阅读数量,如吉城“览《尊经书院五刻》三本”,“阅紫阳书院文十馀首”、“阅《格致书院课艺》三卷”[85];偶尔还会记下某一篇文章,如林骏“阅《云间小课》中《拟修广寒宫上梁文》”[86]。

至于阅读感受,各家日记多不载,唯《吉城日记》略有涉及。光绪十八年三月三十:“紫阳书院文以二秦为最。”按紫阳书院各集课艺中,秦毓麒、绶章、夔扬三兄弟之文多有入选,“二秦”当指其中两人。十九年六月十二:“《尊经书院课艺》中有谢绪曾文,笔气颇大,在姚燧、卢挚之上。”按谢绪曾,字功甫,江宁人,《尊经书院课艺》及《三刻》《四刻》皆收其文。二十年(1894)十一月二十三:“阅《南菁文集》,孙同康固是作者。”孙同康即孙雄,是《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的编者。《南菁讲舍文集》收其文五篇。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一:“见《南菁二集》,其文多不如初刻。”[87]初刻即《南菁讲舍文集》。较之《二集》黄以周序所云“续之初集,文辞并美,诚复如班固所称,老眼犹明,吾已从君鱼受道矣”[88],吉城提供了另一种观感。

所阅课艺作者当中,吉城最为服膺的是陈光宇。日记多次提及:“阅《尊经六刻》文,陈光宇真是健者。”“燃烛抄陈光宇时文八首。”“抄读陈光宇时文二首。”“读陈光宇时文。”“录陈光宇《‘老者安之’合下节》题文。”“录陈光宇《‘原思为之宰’二节》文。”“读陈光宇时文。”“抄读陈光宇文一首。”[89]按陈光宇字御三,号玉珊,江宁人,光绪十六年进士。据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同治、光绪间,刘汝霖、陈光宇、周钺“皆江宁枪手之卓卓者,所代中不知凡几。陈入翰林后,竟因此永不准考差”。[90]《尊经六刻》即《尊经书院六集课艺》,收其文十四篇。此外《尊经书院课艺四刻》收其文四篇,《五刻》十五篇,《七刻》七篇,《续选尊经课艺》十篇。单以入选数量而言,陈光宇也是最突出的作者之一。吉城对陈光宇的阅读感受,与尊经诸集选编者的眼光,大体上是一致的。

吉城读过《南菁书院文集》,后又受南菁院长丁立钧之聘,遥领阅卷之任。他因此曾发现江南乡试有人抄袭南菁之文。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四:“看江浙两闱艺。江南副榜唐乃钊,其《元初用兵平西域》一篇,径录南菁书院张葆元《汉通西域得失论》。”按张葆元字蕴和,娄县人。今存南菁书院的三种总集中,唯《南菁文钞三集》收其《问抵制洋盐进口之法若何》《外国理财不主节流而主畅流论》两篇,则《汉通西域得失论》为张氏课卷未入选总集者。发现书院课艺被乡试闱艺抄袭,可算是课艺阅读的特别发现。



余论

光绪二十七年,清廷诏令全国书院改设学堂。此后三五年间,绝大部分书院完成改制。只有极少数如船山书院,延续时间稍长。宣统元年二月十四,王闿运“甄别船山书院诸生,未集,仅六十馀人送卷来”。这是晚清书院考课的尾声。

作为考试的一种,书院考课尤其是散卷考课的方式,与科举考试区别很大。书院应课者与“风檐寸晷”下的考生相比,尽管也免不了紧张和倦怠,但考试的氛围还是舒缓许多。张棡日记提到过的《各省课艺汇海》,有咸丰进士范鸣龢的序,序称书院课试“其时甚宽,其境甚暇”[91],虽有夸张,但也部分属实。书院之敞亮,甚过号舍者不知凡几;散卷的方式,更延伸了书院的空间、延长了考课的时间;学术型的散卷考课,在时限方面尤为宽松。

同样的,科举考试阅卷者的处境,也远比书院阅卷者紧张。光绪间曾任会试考官的李鸿逵,有《春闱内帘杂咏》组诗,其七《阅卷》有句云:“眼镜不离眉与目,手中频拭汗兼污。”“苦事撤堂连卜夜,灯光朱字两模糊。”[92]这讲的是考官的阅卷之苦。批阅书院课卷,虽然也是苦差,但精神方面还是要轻松不少。盖科举阅卷“既是体力活,又面临着两种压力。一是来自发榜后落第举子所营造的社会舆论,二是所录中卷解部磨勘之后所面临的各种处分压力”[93],而书院考课普遍又频繁,未获隽者极少营造舆论,取中之卷也无须磨勘,阅卷者的精神压力比科举试官要小很多。

不仅如此,无论是应课者还是阅卷者,多能在短时间内获得经济报酬。对于考生而言,虽然所得多寡不一,也不是每考必取。但本月未取,下月还有机会。其成就感的强度,无法与举业成功同日而语,但频度则远甚之。对于阅卷者而言,工作量大,也往往意味着更多的经济收入。

而另一方面,晚清书院考课的积弊也相当严重。早在乾隆年间,杭州崇文书院山长蒋士铨就曾批评,“近日书院先生多因贫而馆,聊且相安。生徒什佰,或见或不见,不能识认,除课卷评点之外,一无训勉”。而生徒“传递录旧,百计相诳,视会课如当差,重膏火如射利”。[94]此类状况至晚清似乎更为普遍。光绪二十二年,袁昶为芜湖中江书院立章程,就提到近日书院之师“往往不在馆时多,即在馆亦茫无授受启发,俨同病坊冷署,只为颐养之地”;而肄业生徒,“但贪图月领膏火,俨同乾馆”。[95]光绪二十四年《新闻报》上《书院积弊》一文亦称:“近闻金陵官场传述,知省垣钟山、尊经、文正、惜阴四大书院,百弊丛生。”[96]

这些优势或积弊,在以散卷为主流的时期,更为凸显。归纳起来,从接题、查书,到写卷、观摩,再到批改、阅读,晚清书院考课的整套流程,体现出三个基本属性:其一是开放性。课卷写作尤其是其中的学术性写作,往往因题而翻书,翻书以助答题。师友间互相观摩品鉴,有时还分工合作甚至捉刀以完成课卷。不仅阅读典籍和写作课卷相辅相成,课艺也是备考读物。其二是实利性。考生参与多家书院的考课,甚至托名、冒卷应课;山长不仅批阅本院课卷,还兼阅别处课卷,最主要的动力就是争取更多的经济收益。其三是重复性。应对大量的命题作文,连续数日熬夜写作是为常态。考生写卷难有激情,山长阅卷时有竭蹶之感,却又月复一月地完成此类事务[97]。书院考课的优势或积弊,也多与这些基本属性紧密相关。这是一种考试的日常,忙碌,充实,琐屑,凡庸,疲惫,当然,也偶有欢欣。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项目“清代书院课艺整理与研究”(编号19VJX095)

[1]钟毓龙:《说杭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03页。

[2]如杭州敷文书院扃试,“辰刻散卷,申刻交卷,不准给烛”(王同:《杭州三书院纪略》,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20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430页)。

[3]现今存世的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即以光绪年间为最多。

[4]日常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重复性,它“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31 页)。

[5]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8章;刘明:《晚清书院考课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18年。

[6]夏炎:《范式引导与记忆整合:魏晋南北朝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17 年卷,第192页)。

[7]利用日记研究书院考课的论著,仅见田涛《李慈铭与晚清的天津书院教育——基于<越缦堂日记>的考察》(《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2期)。有关吉城、林骏、张棡、王闿运日记的研究,很少涉及书院考课,主要分布在阅读史、科举与学堂、地方文化、历史事件、人物性格等方面,代表性成果有尤育号《在旧学与新知之间:一个乡村士绅的阅读世界——以张棡<杜隐园日记>为中心》(《历史教学问题》2011年第4期)、徐佳贵《废科举、兴学堂与晚清地方士子——以林骏<颇宜茨室日记>为例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4期)、刘水云和黄义枢《张棡<杜隐园日记>中的地方戏剧史料》(《文献》2007第3期)、祁龙威《太平天国史料拾遗——读<湘绮楼日记>》(《扬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傅宇斌《<湘绮楼日记>与王闿运的性格和人格》(《古典文学知识》2007年第1期)等。

[8]吉城:《吉城日记》,吉家林整理、柳向春审订,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

[9]《吉城日记》漏录《其余从同同解》题,此据吴钦根辑录《<申报>所见晚清书院课题课案汇录》补。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85页。

[10]林骏:《林骏日记》,沈洪保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11]左绍佐编:《经心书院集》,清光绪十四年刻本,左绍佐序。

[12]光绪《金陵通传·补传》记上元诸生王铭初,特别提到他“每当书院课试,一日可成五六艺”,可见一日五六篇已算高产。

[13]吉城:《吉城日记》,第4、28、30、35、38页。

[14]林骏:《林骏日记》,第3、390页。

[15]林骏:《林骏日记》,第2-6、9、11、70、74、212、213、377、384、546页。

[16]张棡:《张棡日记》,张钧孙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3、150、151、192页。

[17]林骏:《林骏日记》,第6、183页。

[18]项藻馨:《项兰生自订年谱(一)》,宣刚整理,《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9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187页。

[19]罗和古等主编:《内科医案》,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5年,第687页。

[20]路德《柽华馆杂录·关中书院课日缴卷限期谕》,《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4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77页。

[21]吉城:《吉城日记》,第4页。

[22]林骏:《林骏日记》,第382页。

[23]张棡:《张棡日记》,第275、339页。

[24]林骏:《林骏日记》,第10、11页。

[25]吉城:《吉城日记》,第90页。

[26]林骏:《林骏日记》,第5页。

[27]林骏:《林骏日记》,第186、187、212页。

[28]林骏:《林骏日记》,第89页。

[29]汪诒年:《汪穰卿先生年谱》附录《杂述》,汪诒年编:《汪穰卿遗著》,北京:朝华出版社,2017年,第57页。

[30]吉城:《吉城日记》,第201-202页。

[31]林骏:《林骏日记》,第377页。

[32]张棡:《张棡日记》,第275、341页。

[33]殷葆諴:《追忆录》,《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6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600页。

[34]林骏:《林骏日记》,第380、382、617页。

[35]张棡:《张棡日记》,第100、192、340页。

[36]柳诒徵:《记早年事》,文明国编:《柳诒徵自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39页。

[37]吴钦根辑录:《<申报>所见晚清书院课题课案汇录》,第93页。

[38]林骏:《林骏日记》,第225页。

[39]殷葆諴:《追忆录》,第623-624页。

[40]项藻馨:《项兰生自订年谱(一)》,第189页。

[41]王闿运:《湘绮楼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2167页。

[42]参见刘明:《章太炎诂经精舍课艺佚文八篇》,《历史教学问题》2019年第5期。

[43]许景澄鉴定:《紫阳书院课艺五编》,清光绪八年刻本,许景澄题识。

[44]杜联鉴选:《学海堂课艺续编》,清光绪元年刻本,杜联序。

[45]黄以周、缪荃孙选编:《南菁讲舍文集》,清光绪十五年刻本,黄以周序。

[46]蒋德馨编次:《正谊书院课选二集》,清光绪八年刻本,蒋德馨序。

[47]王闿运阅定:《尊经书院初集》,清光绪十年刻本,易佩绅序。

[48]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812、911、994页。

[49]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1857、2153、2224、2546、2561、2727页。

[50]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1007、1021页。

[51]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1838、2160、2246、2289、2562页。

[52]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2006、2022、2176、2217、2288、2366、2546、2547、2555、2727页。

[53]俞樾:《春在堂尺牍》卷1《与孙琴西同年》,《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8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34页。

[54]张謇:《张謇日记》,李明勋、尤世玮主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第466页。

[55]杨度:《杨度日记》,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9页。

[56]杨度:《杨度日记》,第51页。

[57]我佛山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卢叔度、吴承学校点,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年,第357页。

[58]陈声暨:《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624-625页。

[59]林骏:《林骏日记》,第8、224、349页。

[60]林骏:《林骏日记》,第315、537页。

[61]关于清代书院的助学制度,可参张劲松:《论清代书院的助学制度》,《大学教育科学》2016年第1期。

[62]王树枏:《陶庐老人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526-527页。

[63]陈声暨:《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第560页。

[64]殷葆諴:《追忆录》,第578页。

[65]光绪《富阳县志》卷十九《人物·国朝》,清光绪三十二年刻本。

[66]王锡彤:《抑斋自述七种·浮生梦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9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83、93-94、97页。

[67]柳诒徵:《记早年事》,文明国编:《柳诒徵自述》,第39-40页。

[68]项藻馨:《项兰生自订年谱(一)》,第186页。

[69]《捉刀致讼》,《申报》1877年11月6日,第3版。

[70]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819页。

[71]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1715、2120页。

[72]王锡彤:《抑斋自述七种·浮生梦影》,第93-94页。

[73]孙锵鸣:《孙锵鸣集》卷十四,胡珠生编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29页。

[74]孙锵鸣:《孙锵鸣集》附录年谱,第757页。

[75]梅颐杰:《清授朝议大夫景宁县知县梅府君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66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309页。

[76]张謇:《张謇日记》,第17-18页。

[77]吉城:《吉城日记》,第5、39页。

[78]林骏:《林骏日记》,第233页。

[79]上海求志书院早在光绪二年(1876)即有课艺刊行。

[80]吉城:《吉城日记》,第37页。

[81]林骏:《林骏日记》,第260页。

[82]张棡:《张棡日记》,第20、231页。

[83]林骏:《林骏日记》,第13、51、96、116页。

[84]张棡:《张棡日记》,第277、278页。

[85]吉城:《吉城日记》,第5、35、109页。

[86]林骏:《林骏日记》,第265页。

[87]吉城:《吉城日记》,第582页。

[88]黄以周鉴定:《南菁文钞二集》,清光绪二十年刻本,黄以周序。

[89]吉城:《吉城日记》,第203、209、210、213、215、220、259页。

[90]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15页。

[91]撷云腴山馆主人编:《各省课艺汇海》,清光绪八年撷云腴山馆刻本,范鸣龢序。

[92]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96页。

[93]张延昭:《人在棘闱:作为“行动”的科举及其心态揭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62页。

[94]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309页。

[95]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学规集成》,第460页。

[96]《书院积弊》,《新闻报》1898年6月22日,第2版。

[97]书院考课有月课,也有季课,以月课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