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前期到清前期江南的书画收藏鉴赏，显示出如下五个特点：一是就其热衷此道者而言，大要有素封地主土豪、官僚士大夫和专业的书画家与学者等三类人；二是地域上集中在农业经济较为发达、经营较为丰厚和科举最为成功的苏州、松江、常州地区；三是明中期书画文物作为清玩，收藏赏鉴之风在盛平之世随即兴起；四是就收藏内容而言，将宋本等古籍善本视为文物，纳入收藏范围；五是收藏对象重视前代珍品名迹的同时，当代人的作品已经引起时人的兴趣，开始走俏吃香。晚明江南的收藏赏鉴市场，显然是由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士大夫的爱好欣赏之风掀起而由徽商推波助澜走向红火的；商人资本大量加入日益红火的江南书画古玩市场，使得收藏主体和文玩的集聚地点发生了变化；收藏鉴赏的表现途径也有两点异于前代，一是共同交流切磋的程度断非前代可比，二是收藏鉴赏圈的繁密程度也非前代可比。清前期江南书画文物收藏赏鉴，至少有四点值得注意：一是收藏赏玩者的主体主要是缙绅士夫；二是收藏赏玩者的地域向苏杭嘉地区的转移，江南文物收藏赏鉴的版图在清代前期更向东部转移；三是文物收藏鉴赏有着向家族集中的趋势；四是文物藏鉴的客观条件似乎更优于前代。江南之风，始终尚古，为古物收藏赏鉴提供了十分坚实的基地。
【关键词】明清江南；书画；收藏；赏鉴
自明末嘉兴人沈德符说“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1]后，今人多依此说，均将江南文物古玩的收藏赏鉴风气定在晚明，相关论述也一直集中在晚明时段。其实在江南，此风肇始于南宋末年，中经元朝，到明中期再度兴起，从未停歇。
对于晚明以前江南的书画收藏赏鉴，明末上海人张泰阶概括宋元明三代书画收藏鉴赏情形道：“粤稽自古名绘多矣，得宣和内府之标题而声价始重，经元季诸公之欣赏而订正愈真。从唐历宋以至国初，作者代起，然绘事流传于海内者十之三，而聚于东吴者十之七，以胜国赏鉴家如四大名家皆吴产也，散之各邑者十之三，而聚于郡治者又十之七。以近代收藏家王文恪公、徐默庵皆郡人也。元至正间，最称好事者，无如危太素、袁清容、徐元度、姚子章诸君，皆极力搜讨，苦心摭实，不啻米家书画船。昭代惟王、徐两家差可无愧，而收揽大不及前，亦时代囿之耳。”[2]明末清初文坛领袖钱谦益则说：“自元季迨国初，博雅好古之儒，总萃于中吴。南园俞氏、笠泽虞氏、庐山陈氏，书画金石之富甲于海内。景、天以后，俊民秀才，汲古多藏，继杜东原、邢蠢斋之后者，则性甫、尧民两朱先生，其尤也。其他则又有邢量用文、钱同爱孔周、阎起山秀卿、戴冠章甫、赵同鲁与哲之流，皆专勤绩学，与沈启南、文徵仲诸公相颉颃，吴中文献，于斯为盛。”[3]文中邢量用文，实即邢量，字蠢斋，钱谦益可能失于检核。按照这两人的说法，元代书画收藏赏鉴家多是江南人，早自元末起苏州一带已是书画收藏赏鉴中心，书画金石收藏最为丰夥，明早中期江南已涌现出诸多书画收藏赏鉴家。现着重考察明前期到清前期江南收藏鉴赏情形，期能深化相关研究。
一、明中期以前江南书画收藏赏鉴
元代，特别是元末，江南素封地主经济实力雄厚，以文雅相尚。明中期人吴宽说：“浙右文雅，莫盛于元季，若徐幼文、倪元镇、马孝常、周履道诸公，既皆有名当时，至衲僧羽人，亦或弄笔墨而追逐于文场诗社间。”[4]又说：“元之季，吴中多富室，争以奢侈相高，然好文而喜客者，皆莫若顾玉山，百余年来吴中尚能道其盛。”[5]这个顾玉山，就是发起玉山雅集的昆山人顾德辉顾阿瑛。他家“园池亭榭之盛，图史之富，与夫饩馆声伎并鼎甲一时”，富有才情，不但举办诗文雅集，而且“喜购古书名画三代以来彝鼎秘玩，集录赏鉴无虚日”[6]。“益购古书名画彝鼎秘玩”，热衷收藏，擅长文物鉴赏，“日与文人儒士为诗酒友。又颇鉴古玩好”[7]。所以明中期苏州藏书家黄省曾说，“自顾阿瑛好蓄玩器书画，亦南渡遗风也，至今吴俗权豪家，好聚三代铜器，唐宋玉、窑器、书画”[8]，将其视为江南书画文物收藏之风大盛的肇事者。
元末明初江南热衷于文物收藏的，自然不仅仅是顾德辉、倪瓒等寥寥数人，享有盛名者大有人在。
在苏州，如前述钱谦益列举的南园俞氏，指俞琰世代。俞琰字玉吾，吴县人。宋宝祐间以词赋称。宋亡，隐居著述，不复仕进。以义理之学淑人。于书无不读，精于《易》学。尤好鼓琴。年老自号石涧。元元贞间卒，年七十余。著述丰富。仲子温，克承其志。孙贞木，初名祯，字贞木，后以字行，更字有立。自少笃志问学，尤工古文词。元季不仕，洪武初以荐授韶州府乐昌县知县，后改南康府都昌知县。有《立庵集》若干卷。[9]因住府城南园，“老屋数椽，古书金石，充牣其中。传四世皆读书修行”，人称“南园俞氏”。笠泽虞氏，指虞堪，字克用，一字胜伯。宋丞相允文之八世孙。家长洲，隐居行义，不乐仕进。家藏书甚富，多手自编辑。为诗清顺则丽，间写山水，也有思致。雅重先世手泽，闻有先祖遗文，虽千里外必购得之。博学行修，为一时所推。[10]庐山陈氏，指陈徽（1297—1348年），字明善，庐山人。宋宣和进士左朝散大夫篆之裔孙。少从吴澄游。自六艺百家之书无不读，而尤清介孤峭，不慕荣进，每鼓琴自娱。北游燕赵，遍交名公巨卿，论无下事。南还后，卜居吴地，时人称“天倪先生”。至正八年卒。[11]
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巨富沈万三，有材料表明，其实也是个收藏家。明中期人沈周记载：“国初沈万三者，吴人也，居周庄，富埒封君，所积宝玉、珊瑚、玛瑙、古窑器、汉晋唐宋名贤遗墨迹、图画、书籍，凡不珍玩无不毕具。如玛瑙酒壶，其质通明，类水晶，一枝葡萄如墨点就，号为‘月下葡萄’，籍没后为吴江某氏所得。……天顺间，嘉兴李铭字日新者……求鉴古陈二引至富族曹琼家，酬米二十石，李不允。”[12]吴地另有陆友，字友仁，有“志雅斋”，“博雅好古，工汉隶八分法，尤能鉴辨三代汉魏而下钟鼎铭刻、晋唐法书名画，皆有精识”[13]。吴县光福人徐达左，字良夫，号耕渔子，洪武初为建宁训导。“所藏高编大册甚富”，其中有苏东坡遗张平阳村醪诗真迹。[14]常熟缪贞，善篆隶真行书，虞山碑刻，多其手迹，“尤嗜古，凡三代汉唐器物，悉能购藏”，曾得宋内藏绍兴丁巳邵谔所进《述古图》圆砚，因而以“述古”名堂。[15]
沈万三
在松江热衷文物收藏的，按嘉靖后期人何良俊的说法，就有青龙镇的任水监家、小蒸的曹云西家、下沙的瞿霆发家、张堰的杨竹西家、陶宅的陶与权家、吕巷的吕璜溪家、祥泽的张家、干巷的侯家等。曹云西是有名的东吴富家，其声华文物可与无锡倪瓒和昆山顾阿瑛并称。其人擅长书画，平远法李成，山水师郭熙，“笔墨清润，全无俗气”。杨竹西即家有不碍云山楼者，家中“元时诸名胜题赞皆满”。干巷侯家则“好古，所藏甚富”，家有盈尺玉观音，白如凝脂，“乃三代物，至宝也”。此外还有张氏，即有三味轩者。[16]
在常州路宜兴州，元代中后期有王氏家族，收藏古玩丰夥。孔齐记：“义兴王仲德老先生，平日诚实喜静，惟好蓄古定官窑剔红旧青古铜之器，皆不下数百缗，及唐、宋名画亦如之，独无书册法帖耳。”[17]这位古器收藏家，元末文人郑元祐也提到他，“荆溪王仲德，以故宋将家子孙，博古嗜学，延致金坛张天民先生于其家”。又说王仲德与其兄子敬、弟子明，承其父传，“书传子史百家之言，三代、两汉尊彝罍鼎之器，六朝以下图史绘画之属，象犀玉石制作之粹”，琳琅满目，入其家，“殆所谓如行山阴道中，千岩万壑，使人应接不暇”。[18]陶宗仪则记：“义兴王子明，家饶于财，所藏三代彝鼎，六朝以来法书名画实冠浙右。”[19]张雨也记，王仲德之弟子明，家中藏有宋人苏轼的书法真迹，并为藏画求张雨题字。[20]王仲德、王子明兄弟的收藏情形说明，这是宜兴的一个颇具盛名的文玩收藏家族，其藏品极为丰夥，并不像孔克齐所说，其实法书名帖也有藏弆，而且在江南地区特别出名。[21]
在其他地方。杭州有沈积中，家藏《进马图》，其图画师运思极精，栩栩如生。[22]湖州有富家某氏，酷爱赵孟頫书画，“重购而蓄之，积至三四箧”[23]。元末人朱旭，博涉经史，尤长于小楷、篆、隶、章草，早年从赵孟頫游，已有能书名，“晚年深造晋唐笔法之妙，家藏法书名画古器，皆神品”[24]。
入明之初，江南富豪遭到朝廷迁徙籍没等沉重打击，经济实力严重摧损，古物收藏的前提荡然无存，但擅长鉴定者仍有其人。如永乐中苏州人周璿，长于书画，因荐供职内廷，居家重视收藏历代书画作品，“其所收贮古今法书名画最多，皆手所装潢，盈厨积笥，值佳客至辄出而玩之，如阅武库之藏，使人目眩意铄，应接不暇，君乃快焉”[25]。同时苏州人滕用亨，问学辨博，文词尔雅，尤精六书之学，其篆隶之妙，无人能匹。永乐三年（1405年）以将近七十高龄服侍内廷，专司鉴定书画。曾随皇帝赏阅画卷，众人皆定为赵千里，而用亨认为笔意类王晋卿。等到终卷，果有驸马都尉王诜名，用亨之见得到证实。[26]华亭人张观，字可观，元末徙嘉兴，洪武中寓长洲之周庄。尚古，工画山水，师法夏圭、马远，与吴仲圭游，故其笔力古劲，无俗弱之气。尤善鉴别古器物书画。[27]
进入明中期，经过近百年的经济和社会恢复，江南农业经营更加成功，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以苏州为中心的文物收藏鉴赏开始成为风尚。
较早者，如业农起家的苏州王氏，王錡回忆：“余家旧有万卷堂，藏书甚多，皆宋元馆阁校勘定本，诸名公手抄题志者居半。……又藏唐宋名人墨迹数十函，名画百数十卷，乃玉涧所掌。又有聚古轩，专藏古铜鼎彝、钟、卣、古玉环、玦、卮、斗、方响、浮磬之类，皆有款志。古琴数张，惟一天秋三世、雷霜天玉磬、夜鹤唳寒松为最。文房诸具，悉皆奇绝。他如刻丝、壘漆、官窑罂器，毕聚其中，乃长兄坦斋所掌。二公最能赏鉴，目力甚高，绝无赝假。客至，纵其展玩。天顺三年，从父仙游，兄亦继卒。不二年，为回禄所祸，一夕荡然。余弃而不视，或有得于煨烬之余者，皆以高价而售。虽石刻数通，煅毁逮尽，止存颜鲁公《乞米帖》、涪翁《墨竹赋》半篇而已。”[28]无论藏品数量，还是藏品档次，乃至鉴赏水平，王錡家均颇为瞩目。
此后的成化、弘治、正德和嘉靖四朝，江南各地收藏鉴赏大家迭出，收藏和赏鉴蔚成风尚。成、弘时期苏州的诗文和收藏大家吴宽说：“近岁号能鉴赏书画者，吾苏有刘佥宪廷美，华亭有徐正郎尚宾。二公皆既以博雅见称于人，而又力足以致奇玩，故人家断缣残墨皆归之，其得之既的，而益不足，为之废寝食汲汲走东西购求不已。岁久，大江之南称收蓄之富者，莫敢争雄焉。”[29]明末苏州人张应文，列举明代江南鉴赏家为：徐有贞、李应桢、沈周、吴宽、都穆、祝允明、陆完、史鉴、黄琳、王鏊、王延喆、马愈、陈鉴、朱存理、陆深、文徵明、文彭、文嘉、徐祯卿、王宠、陈淳、顾定芳、王延陵、黄姬水、王世贞、王世懋、项元汴、陆会一，共28人。[30]按张应文的说法，明代江南的书画鉴赏家，大部分是明中期人。于此一端，即可见明中期江南文物收藏鉴赏之盛。
刘廷美，名珏，字廷美，号完庵，长洲人。宣德中领应天乡试，正统中官至山西按察佥事，故人称刘佥宪。三年，弃官归。工唐律，对偶清丽，时人称为“刘八句”；行草师李邕，画师黄鹤山人，“皆能得古人笔意”，“各极其妙”。有诗集《完庵集》。精于鉴古，访求甚富，“残缣断墨，靡不藏弆”，或谓 “博古精鉴，晋宋以来法书名画多能购藏”。家居累石为山，号“小洞庭”，构草堂图，厘为十景，图系以诗，与徐有贞、沈周等相唱和。[31]都穆编《寓意编》，就记载其藏有僧巨然《赤壁》《雪屋会琴》二图，宋人黄岩叟、李乐庵、梁克家、赵令时、范石湖、李泰发诸贤手帖一册等珍品。徐尚宾，名观，字尚宾，华亭人。工翰墨，有才名，与沈粲、钱溥、叶盛等文人书家相交游。
此二位收藏鉴赏大家之外，明中期江南地区在收藏鉴赏方面的著名人物，主要有：
苏州府：吴县徐达左、杜琼、徐有贞、陆汝器、王鏊王延喆父子、唐寅、都穆，长洲邢量、沈周沈云鸿父子、李应桢、吴宽、朱存理、祝允明、陆完、钱同爱，吴江史鉴，昆山陆容、许翀鸿，嘉定韩瑄；松江府：曹泾杨氏，华亭徐观，上海陆深；常州府：宜兴徐溥尹氏，无锡华珵、华珏、华夏、安国、盛舜臣、邹氏，江阴薛尧卿、葛惟善；杭州府：钱塘戴进，董氏；南京：王徽，守备太监钱能、王赐及王赐之侄锦衣卫指挥王琳。
如长洲沈周（1427—1509年）沈云鸿父子。沈周善诗文，工行草，尤善绘山水。不但为吴门画派首领，而且沈氏五世收藏故物，将近百年。既多且珍。如郭忠恕《雪霁江行图》，有宋徽宗御书十字；苏文忠前后《赤壁赋》，李龙眠作图，隶字书；宋人李忠定书一，张忠献书一，赵忠简札子一，外小帖一，吕忠穆、李庄简书各一，共为一卷；蔡、苏、黄、米真迹一卷；李成画、商乙父尊、悦生《兰亭》，精妙不减定武；刘廷美收藏过的僧巨然《赤壁》《雪屋会琴》二图，高克明山水一卷，宋秘府物，均归其藏弆。[32]别业名“有竹居”，耕读其间，“佳时胜日，必具酒肴，合近局，从容谈笑。出所蓄古图书器物，相与抚玩品题以为乐。晚岁名益盛，客至亦益多，户屦常满。先生既老，而聪明不衰，酬对终日不少厌怠。风流文物，照映一时。百年来东南文物之盛，盖莫有过之者”[33]。子云鸿，字维时。长于考订，工诗善用事。喜积书，校雠甚勤。“特好古遗器物书画，遇名品，摩拊谛玩，喜见颜色，往往倾橐购之。……缥囊缃帙，烂然充室。”推为东南书画赏鉴大家。[34]
吴江史鉴（1434—1496年），于书无所不读，尤熟于史。“为文章纪事有法，醇雅如汉人语，诗则不屑为近体”，“家居甚胜，水竹幽茂，亭馆相通，如入顾辟疆之园。客至，陈三代秦汉器物及唐宋以来书画名品，相与鉴赏”。[35]家藏历代稀世珍迹，如唐褚河南书《文皇哀册文》，欧阳询《梦奠帖行书》，颜鲁公《刘中使帖》四十一字，僧巨然山水大幅，韩熙载《夜宴图》，李龙眠《九歌图》一卷；赵子昂《人马图》《秋江烟霭图》，黄大痴《溪山图》，吴仲圭《拟范宽雪峰萧寺图》长幅，薛尚功摹钟鼎款识真迹二十卷等。[36]
长洲吴宽（1435—1504年），成化八年（1472年）状元，官至礼部尚书，谥文定。言词雅淳，文翰清妙，成化、弘治间以文章德行负天下重望者三十年。[37]“平生最好苏学，字法亦酷肖东坡，缣素流传，收藏家珍如拱璧。”[38]怀素《自序帖》，天下奇迹，吴宽曾收藏。[39]北宋书家李建中所作帖，存世殊少，王鏊赞为“清丽圆熟，状态横生，可谓深得二王笔法者”，吴宽也有收藏。[40]宋人魏了鹤手书，世所罕见，吴宽从魏的通家之好吴江虞氏处获得。[41]世上出现的南宋理宗赐郑丞相书，吴宽鉴定为真迹，既详且审。[42]按都穆的说法，吴宽还藏有唐林藻《深慰帖》，宋秘府物；五代《胡瑰番族图》，南唐周文矩《诗意图》，宋许道宁《溪山风雨图》；宋人画《聚禽图》，后有宋绍兴小印；宋人画《德星图》，后有朱子门人胡泳跋，宋末藏周公谨家；钱舜举《秋岩行旅图》；元赵子俊《萧翼赠兰亭图》。按其《家藏集》所载，他还藏有南唐王齐翰的《勘书图》。
长洲朱存理（1444—1513年），博雅好古，闻人有异书，必访求，以必得为志。家富藏书。纂集《铁网珊瑚》《野航漫录》《吴郡献征录》《旌孝录》《鹤岑随笔》《名物寓言》等书。[43]《铁网珊瑚》所记皆元、明吴中文物秘玩、书画珍品，以为海中珊瑚官树尽辑其铁网之中。其中有米芾临黄庭经，后归沈周；虞丞相允文手帖，后归黄应龙；虞文靖公正书金刚经一卷。正德八年以布衣终。“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即其句。[44]
吴县王鏊（1450—1524年）王延喆父子。王鏊成化十一年探花，官至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立朝三十余年，廉正守道，恒如一日。喜文辞翰墨，工诗善书。平时留心收藏，颇具眼力。入内阁后，家书指示：“如有古书古墨迹，看得真正，为我买些来” ；“前寄赵松雪帖，不佳，盖赝作也”。[45]藏品有《古墨林》一卷、宋苏长公一帖。曾得古研二方，其一“形中规，有柄可提”[46]，系魏文靖公遗物，极为难得。迁居郡城南濠，筑室南隐楼，弆藏古书名画，与人切磋。[47]王鏊长子延喆，席丰履厚，生活豪奢，性喜收藏，鉴赏具眼力。家藏“珠玉宝玩尊彝窑器法书名画，价值数十万”[48]。摹写老家洞庭东山风光，在苏州阊门内构筑怡老园，以养亲怡心；因思其父好藏书，仿刻宋本《史屏》，为世所珍。平时以宫室产业玩好声乐相尚，家藏“三代铜器万件，数倍于《宣和博古图》所载”[49]。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据说原在南京一质库，后入魏公家，王延喆可能也曾收藏。[50]
吴县都穆（1459—1525年），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历官礼部郎中，加太仆寺少卿致仕。清修博学，为时所重，虽老而为学不倦。博雅好古，考订金石，富藏书，喜蓄书画，搜访金石遗文，授访金石遗文，作《金薤琳琅》《寓意编》《南濠诗略》等书。[51]《寓意编》即记其所见古玩珍品。都穆自记：“余家自高祖南翁以来好蓄名画，闻之家君云：妙品有吴道子《鱼篮观音像》，王摩诘《辋川图》，范宽《袁安卧雪图》，惜今不存。今近所收有唐人画牛图，滕玉霄、白廷玉诗，李昇画《杨通老移居图》，马兴祖《胡人击球图》《胡人雪猎图》，马远《折枝榴花栀》小幅，龙眠画《君臣故实八事》，伯玉跋《李唐春江不老图》小幅，上有双龙瓢印，王珏芦雁，宋人画《福星图》，皆往往为好事者所得，不留意也。”[52]可见都氏收藏之富之精。
上海陆深（1477—1544年），弘治十八年进士，二甲第一，官至詹事府詹事。年轻时与徐祯卿相切磨，为文章有名，“工书，仿李邕、赵孟頫。赏鉴博雅，为词臣冠”[53]。平生无他嗜好，“唯古书名画商彝周鼎则时取鉴赏，为博古之助”。学问宏博，词赋精工，著述甚富。[54]
松江漕泾杨氏。按都穆的说法，杨氏藏有唐韩干《神骏图》；南唐王齐翰《勘书图》，上有李后主建业文房之印，宋徽宗御题及眉山、两苏、王晋卿跋；蔡苏米黄真迹一卷；宋徽宗《翎毛写画图横卷》，长几一丈；宋陆放翁自书诗一卷，宋夏圭《千岩竞秀图》，元钱舜举《竹溪六逸图》，元赵子昂《袁安卧雪图》等珍品。
常州府宜兴徐溥（1428—1499年），弘治朝为文渊阁大学士，弘治五年任首辅，前近居内阁十二年。平时以好古货闻名，为吏部侍郎时，即“多藏古人墨迹”。苏东坡三帖，“用意精到，与真迹不差毫发”就是其藏品。[55]曾收藏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怀素《自叙帖》及苏轼《阳羡帖》等。其中《自叙帖》后来就传给了吴俨。文徵明跋《自叙帖》曾记其事：“成化间，此帖藏荆门守江阴徐泰家，后归徐文靖公。文靖没，归吴文肃，最后为陆冢宰（指陆完——引者）。陆被祸，遂失所。”[56]范宽《下蜀图》，李东阳在其家欣赏。[57]相传弘治九年分拨进士修书，某进士以养病应外选，欲求内补，百谋未遂，“闻徐首相溥好古货，可通。其人素雄于赀，乃购古琴古画并珍品投之，首相遂许，乃与太宰屠公谋，令各衙门纂修会典”[58]。事之有无难论，但徐溥好古货之特性跃然纸上。
《清明上河图》局部
无锡华珵（1438—1514年），与弟华珏为官学生，卒业国子监，选授光禄寺署丞，而不乐仕进，辞官归里。惟好名山胜境，性好古，家有尚古楼，“凡冠屦盘盂几榻，悉拟制古人”。又性“好古法书、名画、鼎彝之属，每并金悬购，不厌而益勤”。更“能推别真赝美恶，故所畜皆不下乙品”。黄伯思辨帖文，“精别毛发，理析毫厘”，尚古尝刊其所著行于时。又藏古名人文集，如古人理言遗事、古法帖之类多达数十，价值不菲。长洲沈周号能鉴古，尚古从其游，扁舟往来，互出所藏，相与评骘，二人被推尊为成化、弘治时期东南最为好古博雅之主。[59]
无锡华夏，端静喜学，有图史之癖，“尤喜古法书图画，古今石刻及鼎彝器物……精鉴博识，得之心而寓于目，每并金悬购，故所蓄咸不下乙品”。自少年至垂老，四十年间不懈。家有真赏斋，“室庐靓深，庋阁精好”，有钟繇《荐季直表》、王羲之《袁生帖》、虞世南《汝南公主墓铭起草》、王方庆《通天进帖》、颜真卿《刘中使帖》、徐季海绢书《道经》，以及魏、晋、唐诸名人剧迹，宋、元以下名迹更不胜枚举。金石则有周穆无《坛山古刻》、蔡邕《石经》残本，《淳化帖》初刻，《定武兰亭》，下至《黄庭》《乐毅》《洛神》诸帖，则其次者。图书器物也复不少。各种文物数量均不下百数。与文徵明等为至交，“谈之余，焚香设茗，手发所藏，玉轴锦幖，烂然溢目”[60]。出其所藏，由文徵明父子钩摹上石，勒成《真赏斋帖》三卷，为有明一代刻帖第一。
无锡安国（1481—1534年），在其父祖辈的基业上，更加开拓，继续业农，从而起家。其富裕程度，“甲于江左，号安百万”[61]，正德、嘉靖时，与邹望、华麟祥同为无锡的三巨富。安国富而有学，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以其富厚的财力，广泛搜罗书画珍本，大事收藏，不断椠刻书籍，从此桂坡馆刻本名扬海内。又富而好藏，大事收藏历代书画鼎彝，无锡人秦金说他“又嗜左书名画，商彝周鼎，一见辄辨真赝”。深通赏鉴之学的嘉靖时华亭乡绅何良俊说：“世人家多资力，加以好事。闻好古之家亦曾蓄画，遂买数十幅于家，客至，悬之中堂，夸以为观美。今之所称好画者，皆此辈耳。”[62]南京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至今收藏有一幅南唐画家王齐翰的《勘书图》，俗称《挑耳图》，奉为镇馆之宝。画卷上方分别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书“勘书图”和“王齐翰妙笔”，左下侧钤有南唐后主李煜“建业文房之印”，卷后有宋人苏子由（苏辙）、苏东坡（苏轼）、王晋卿（王诜）宋代文臣名流的题识。此卷原为苏州吴宽和松江漕泾杨氏藏物。按王世贞考证，颜真卿《送裴将军诗》，多感慨踔厉，书兼正行体，“笔势雄强劲逸，有一掣万钧之力，拙古处几若不可识”，安氏也曾收藏。[63]
钱塘戴进（1389—1462年），善画山水，得诸家之妙。神像人物、走兽、花果、翎毛，极其精致。喜作葡萄，以配以钩，勒竹虾爪草甚奇。名驰海内，人称其画明朝第一，是浙画第一流人物。尤善写真。宣宗喜绘事，进写秋江独钓图以进，一红衣人垂钓水次，独得古法。待诏谢廷循指红衣为品官服色，以钓鱼，失大体。宣宗颔之，遂放归。[64]
黄琳，大约弘治、正德时人。受荫为南京锦衣卫指挥同知。家有富文堂，收藏书画古玩，冠于东南。苏州人都穆自负精于赏鉴，见多识广，曾与南京人顾璘一起到黄琳家看画。都穆对主人说，宋元之物先搁置一下，有唐人手笔吗？黄琳出示王维《著色山水》一卷，王维《伏生授书图》一卷，又出数轴，皆唐画也。都穆看毕，不禁感慨：“生平无见，生平未见！”[65]
综述上述考察，明中期以前江南的书画古物收藏鉴赏，显示出四个特点。
一是就其热衷此道者而言，大要有三类人。第一类是素封地主土豪，如王錡、史鉴、安国、华夏、漕泾杨氏以及朱存理等人，都起自世代力农之家。这是随着江南农业生产恢复，田产经营致富，从传统农业经营中崛起了一批大富豪，他们富而好文，富而好学，将农业经营领域的利润，大量转移到所谓高雅的文化收藏领域。他们大多数还只是收藏，是“好事大姓家”，还算不上是赏鉴，迹近附庸风雅。就如深通赏鉴之学的嘉靖时华亭乡绅何良俊所说，“世人家多资力，加以好事。闻好古之家亦曾蓄画，遂买数十幅于家，客至，悬之中堂，夸以为观美。今之所称好画者，皆此辈耳”[66]。第二类是官僚士大夫，所谓刘佥宪、徐正郎辈，如吴宽、王鏊、徐溥、陆深、陆完等，不少人还官至极品，贵为大学士。这是随着江南各地明中期科举成功崛起了一批又一批缙绅地主，这些人既有声势，又有财力，也有学力，不少人工诗善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能够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收集赏鉴名迹重宝，如吴宽所说的，“既以博雅见称于人，而又力足以致奇玩”，又如黄省曾所说的“权豪家”，既能收藏，又多能鉴赏。所以张应文列举的赏鉴家，大多是缙绅士大夫。单就人数而言，这般类人占大多数。第三类是杜琼、戴进、沈周以及都穆等人，本身或是专业的书画家，深谙此道，或是有名的学者，学养深厚，别具只眼。这些人未必财力雄厚，所以他们重在鉴赏，而收藏未必丰夥，特别出名。至于因为南京先为都城后为留都，镇守太监王敬等也曾利用机会，凭借声势，搜刮收藏古玩书画，客观上使得江南收藏鉴赏领域更为混存，收藏竞争更加激烈。[67]但此是特殊事例，暂时可置不论。
二是与收藏鉴赏家的身份相适应，就地域范围而言，明代早中期的文物收藏鉴赏，似乎还集中在农业经济较为发达经营较为丰厚和科举最为成功的苏州、松江、常州地区。
三是明中期，书画文物作为清玩，有益清赏，有裨身心，已经成为共识，在此共识之下，收藏赏鉴之风在盛平之世随即兴起。陆容在《菽园杂记》称，在明代前期，举凡蓄书画及诸玩器、盆景、花木之类的人，被称为“爱清”。弘治四年，画家、收藏赏鉴家沈周也在临倪瓒作品的诗跋中提道：“吴人助清玩，重价争沽诸。”[68]自中期以后，时人统将书画收藏鉴赏称为“清娱”“清玩”“清赏”“清欢”，是文化生活和审美活动的高雅内容。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文士辈出，文风劲吹，史称“吴中自吴宽、王鏊以文章领袖馆阁，一时名士沈周、祝允明辈与并驰骋，文风极盛”[69]。
四是就收藏内容而言，将宋本等古籍善本视为文物，纳入收藏范围。明中期起，江南尤其是苏州地区的书画家、书画鉴定家与收藏家，将过往仅仅钤盖于法书名画的“宝玩”“珍玩”“秘玩”“赏鉴”“考藏”“子孙永宝”之类印章也频频施之于庋藏的宋版等古籍善本上。如陆完在所藏宋本《史记》上钤“水邨陆氏珍玩”印，在宋本《隆平集》钤“水邨校藏清玩”印，在宋本《国朝诸臣奏议》上钤“水邨陆氏珍藏”印。吴县收藏家王献臣则在所藏宋本《国语补音》上钤“王氏图书子子孙孙永宝之”印。长洲收藏家顾仁效，在所藏宋本《礼部韵略》上钤“长洲顾仁效水东馆考藏图籍私印”，在宋本《资治通鉴》残帙上钤“顾仁效水东馆考藏图籍之印”。诸如此类，不胜枚举。[70]
五是重视前代珍品名迹的同时，当代人的作品已经引起时人的兴趣，开始走俏吃香。明期人华亭张弼擅长草书，名声在外，“乞其门者踵接无虚日，卷轴填委声名遍天下”[71]。长洲沈周，风流文翰，照映一时，时人以得其真迹为幸。吴宽诗颂：“生绡丈许画者谁，石田老人今画师。年来都下家家有，此幅吾知出亲手。”[72]王鏊描写：“数年来，近自京师，远至闽、浙、川、广，无不购求其迹，以为珍玩。”[73]史鉴等收藏鉴赏家，就非常看重沈周之作，尽量收藏。名人之作十分抢手，以至假冒伪作纷纷出笼，吴宽形容世上流传之石田画，“伪作纷纷到京国”[74]。明代收藏界重视当代人之作，似乎起自明中期。
二、晚明江南书画收藏赏鉴
嘉靖中后期起，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书画等文化商品市场红火，江南盛行书画收藏之风，书画古物鉴赏甚为讲究，古董市场大为红火。有无书画古玩，成为“雅”“俗”之分，身份、地位和素养的标志。
对其时的赏玩风气，嘉兴人沈德符概括道：“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如吴中吴文恪之孙，溧阳史尚宝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则嵇太史应科，云间则朱太史大韶，吾郡项太学，锡山安太学、华户部辈，不吝重赀收购，名播江南。南都则姚太守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称好事。若辇下则此风稍逊，惟分宜相国父子，朱成公兄弟，并以将相当途，富贵盈溢，旁及雅道。于是严以势劫，朱以货取，所蓄几及天府。……今上初年，张江陵当国，亦有此嗜，但所入之途稍狭，而所收精好，盖人畏其焰，无敢欺之。亦不旋踵归大内，散人间。时韩太史世能在京，颇以廉直收之，吾郡项氏，以高价钩之，间及王弇州兄弟，而吴越间浮慕者，皆起而称大赏鉴矣。近年董太史其昌，最后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归之，箧笥之藏，为时所艳。山阴朱太常敬循，同时以好古知名，互购相轧，市贾又交搆其间，至以考功法中董外迁，而东壁西园，遂成战垒。比来则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赀，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锺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吴门、新都诸市骨董者，如幻人之化黄龙，如板桥三娘子之变驴，又如宜君县夷民改换人肢体面目，其称贵公子大富人者，日饮蒙汗药而甘之如饴矣。”[75]清初太仓人吴伟业也概括地称颂道：“江南好，博古旧家风。宣庙乳炉三代上，元人手卷四家中，厂盒斗鸡钟。”[76]
如前所述，沈德潜的概括除了时间倒置外，大致描摩了文物收藏鉴赏的基本情形。
吴文恪，即吴讷。朱太史大韶（1517—1577年），字象玄，号文石，松江华亭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历官南京国子监司业。未几解任归，饶于财，筑精舍藏书，构文园，以友朋文酒为事，有《经术堂集》。好藏古器，家有朝珍楼，或名熊祥阁，颇壮丽，商彝周鼎、名画法书宝玉充牣其中。有玉杯一，尤所宝贵。[77]
项太学，即项元汴（1525—1590年），浙江嘉兴人，号墨林山人，又号香严居士、退密斋主人。国子监生。工书善画，尤好收藏、鉴赏书画，筑“天籁阁”，临摹题咏其中。所藏法书名画，极一时之盛。刊有《天籁阁帖》。项元汴不惟好古，兼工绘事，画山水学元季黄公望、倪瓒，尤醉心于倪，得其胜趣，每作缣素，自为韵语题之；书法也出入智永、赵孟頫，“绝无俗笔，人争传购”，深通丹青尺素之道。当时，吴中好古之家浸寻疲于势要搜括，而项元汴以翰墨徜徉，“竟厥世不为他嗜，以故廉者不求，贪者不顾，人以是服远识”。又出身素封之家，家资雄厚，“尽以收金石遗文图绘名迹，凡断帧只行，悉输公门，虽米芾之书画船，李公麟之洗玉池，不啻也”，是晚明非常突出的收藏家。[78]万历五年苏州鉴赏家文彭说：“子京好古博雅，精于鉴赏，嗜古人法书如嗜饮食。每得奇书，不复论价，故东南名迹多归之。”如以重价购入的唐摹《兰亭》，“其摹拓之精，钩填之妙，信非褚遂良诸公不能也”。李日华回忆时，也认为“甚佳”。[79]清初赏鉴家姜绍书说他“购求法书名画及鼎彝奇器，三吴珍秘归之如流”，王世贞主盟风雅，搜罗名品不遗余力，“然所藏不及墨林远甚”。[80]毫无疑问，项元汴是其时东南最大的收藏家。
项元汴
安太学为安如磐，安国次子如磐，为国子监生。华户部为华珏（1444—1504年），字汝和，号诚斋。华珵弟。成化二十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升吏部郎中。
姚太守汝循（1535—1597年），江宁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官至北直隶大名知府，谪四川嘉定州知州。擅长行、草书，宝爱可玩，“知章醉墨，落笔人多传之”。[81]所藏《淳化阁帖》，纸墨光黟如漆，而字肥，后为其姻家锺栉所得。又有黄庭坚书《法华经》七卷，纸用澄心堂，光滑如镜，价至银七百两，后为徽商以重价购去。[82]
胡太史汝嘉，江宁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官编修。隶书师钟繇，草书师张芝、崔瑗，曾取三人书之在阁帖者从宋扬本手摹刻之。又师王献之，古雅中天趣溢发。其得意之笔，酷似祝允明。善画山水，脱去尘俗，但所画不多。[83]与司马泰等，同是南京有名的藏书家，牙签锦轴，最多责珍异。又多书画，曾藏王维《江天雪霁图》，其子死后以数十两银出让给了冯梦祯；宋拓《黄庭经》肥本最为墨帖之冠，《兰亭记》名迹，胡皆曾收藏。[[x]]精于赏鉴，被周晖列为“精于赏鉴者”。
韩太史世能（1528—1598年），长洲人。隆庆二年进士，授编修，官至礼部左侍郎，以疾归。[84]子韩逢禧(1576—1655年)，也有收藏名声。
董太史其昌（1555—1637年），万历十七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善诗文，书画集宋、元诸家之长，卓然成大家。“四方金石之刻，得其制作手书，以为二绝。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同时以善书有名者，临邑邢侗、顺天米万钟、晋江张瑞图，时人称邢、张、米、董，又称南董、北米，而《明史》认为另外三人，不及其昌远甚。[86]
沈德符所列上述各人，自是收藏或鉴赏名家，为时瞩目，但沈氏未曾提及而堪为收藏赏鉴界名流者在江南还有很多。
如长洲文徵明（1470—1559年）、文彭（1498—1573年）、文嘉（1501—1583年）父子。徵明曾学文于吴宽，学书法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又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辈相切劘，声名日隆。正德末以岁贡山诣吏部试，授翰林院待诏，故人以“文待诏”称之。嘉靖五年弃官还乡，专事创作。能诗善绘工书，长于楷书、行书，山水、人物、花卉师法王维、赵孟頫，以气韵取胜。文彭字寿承，为徵明长子，国子生；文嘉字休承，徵明次子，和州学正。兄弟两人并能诗，工书画篆 。直至彭孙震孟，世擅艺事。
长洲张凤翼之父。经营治生大获成功，因而斥资“治斋室场圃、竹木台沼，以第就理居。间蓄古金石刻彝鼎罍洗书画玩具甚夥，客至辄留之，辄觞咏出传玩之，竟日不告谷丸也”，逍遥享受，前后30年。[87]
吴县黄姬水（1509—1574年），有文名，学书于祝允明，传其笔法。工诗，著述甚丰。[88]
太仓王世贞（1526—1590年）、世懋（1536—1588年）兄弟，右都御史王忬之子。世贞嘉靖二十六年年仅22岁中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好古诗文，与李攀龙等结社，称“后七子”，为文坛盟主。攀龙死后，独主文坛20年。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与“前七子”李梦阳等说相倡和。又与歙县汪道昆为至交，号称“天下二司马”。世懋字敬美，号麟洲，世贞弟。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官至太常少卿。好学善诗文，名亚其兄。[89]王家是世代收藏大家，藏有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珍迹。到其兄弟时，收藏鉴赏更大为恢扩。世贞以其声势，“蒐罗名品不遗余力”。弇州园有小酉馆，藏书三万余卷，典籍则贮藏经阁，尔雅楼则藏宋刻编，有宋本《两汉书》，所蓄画扇多达六十余，皆历代名笔。[90]
华亭何良俊（1506—1573年），论者很少提及，其实也是个收藏和鉴赏大家，具有眼力。与弟良傅皆负俊才，时人以二陆方之。良俊贡入太学，授为南京翰林院孔目。其学无所不窥，“于金石古文书画词曲精于鉴赏”[91]。小时即好书画“一遇真迹辄厚赀购之，虽倾产不惜，故家业日就贫薄，而所藏古人之迹亦已富矣”。又常与文徵明等相与评论，“故亦颇能鉴别”，颇为自负。家有青森阁，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彝鼎数十种，历代名法书，如杨少师、苏长公、黄山谷、陆放翁、范石湖、苏养直、元赵松雪之迹，不下数十卷。家有汉人画，“世之所未见”者。他自称，最爱颜真卿书“多方购之，后亦得其数种。如《元鲁山碑》，乃李华撰文，鲁公书丹，李阳冰篆额，世所称三绝者是也”。有王维摩《问疾》一小幅，定光佛一小卷，皆唐人笔，“观其开相之神妙，描法之精工，染渲之匀圆，着色之清脱，种种臻妙，虽宋初诸家，恐亦未必能到”。藏赵孟頫画《醉道图》是临范长寿者，上有诗题，“真可与唐人有驾”。赵孟頫小楷《大洞玉经》，字如蝇头，共4895字，“圆匀遒媚，真可与《黄庭》并观”，何良俊常呼为“墨皇”，每每移至文衡山斋中，竟日展玩。后在南京因橐中空乏，被人以重赀购去，“至今时在梦寐”。倪云林画，则有树石远轴。少师《韭花帖》墨迹，“亦神物也。今在朱司成家”。晚年又大喜法帖，搜集宋拓唐人碑不少。茅山碑，当时已毁于火，而他家所藏，有明初所拓《东方朔画像赞家庙碑》《中兴颂》《八关斋会记》《李抱玉与臧怀恪碑》《宋文贞公碑阴记》《多宝寺塔碑》数种。[92]
上海顾从德（1519—1587年），字汝修，别号方壶山人。家境殷史，雅尚博综，游以词艺，“嗜古图史及古器物，往往并金悬购，得之，则摩抚谛玩，喜见颜色”[93]。
上海顾从义（1523—1588年），嘉靖中诏选端行善书，授中书舍人。隆庆初以修国史擢大理评事。笃志摹古，好收藏，精赏鉴。有《阁帖释文考异》。家有玉泓馆。顾氏世代收藏金石名帖。顾定芳对法书、名画、金石、鼎彝，皆能赏识鉴定，并以多蓄古书名帖著称，人称“武库”。顾从义好收藏，“好购古帖善本”，“所蓄鼎彝尊甑甗敦璧刀剑盘匜，皆三代以上物”，在当时被推为吴越间“风雅之渊薮”，与华亭张双鹤、朱大韶为嘉靖间江南之收藏大家，时人称为“江南旧迹珍玩，收藏过半”。[94]家藏顾恺之《女史箴图》和唐玄宗手书《鹡鸰颂》等宝物，《女史箴图》确“是顾虎头笔，单是人物，女人有三寸许长，皆有生气，似欲行者”[95]。
上海潘允端（1526—1601年），嘉靖四十一年进士，官至四川右布政使。性勤学好古。致仕后，作豫园乐寿堂以奉亲。[96]潘允端雅赏戏曲，家蓄戏班，时作新声演出。有书斋玉华堂。喜收藏，擅赏鉴。其《玉华堂日记》记其收购文物，前十年中每年在一千五六百银，收购了宋版汉书，用银二百两；宋刻《通鉴》八十两，《兰亭》二十两；《文选》一部，三十五两；赵子昂画一幅，五十七两五钱；荆浩画四幅，十九两；宋画一轴，二十五两；盛子昭画一轴、水盂一个，二十两；文王鼎、哥窑、白定炉等物，二百四十两；文王鼎一，四十两。[97]
华亭陈继儒（1558—1639年），字仲醇，号眉公。诸生。工诗善文，书法苏、米，兼能绘事，名重一时，三吴文士争欲得其为师友。[98]有赏鉴之书《妮古录序》，自称：“予寡嗜顾性，独嗜法书名画及三代秦汉彝器瑗璧之属，以为极乐国在是。”[99]
无锡华叔阳（1547—1575年），字起龙，鸿山学士华察之季子，隆庆二年进士，官礼部主事。工诗善书，书学褚、虞。有《华吏部集》。[100]家有贻燕堂。好书画古玩，又因为王世贞之女婿，“耳目薰染，其癖益甚”，成进士后，“尽买故大珰袁祥家三代鼎彝书画，严分宜家所蓄亦尽收之。于是好古之名远四方”。馆列三巨架，一架古石刻；一架明朝名人书法，其中王宠、彭年、袁尊尼、徐有贞、吴宽、沈氏兄弟、祝允明、文氏父子为多；一架明朝名人画作，倪瓒、陈汝秩兄弟、顾阿瑛、王绂 、沈周、唐寅、仇英为多。所收王维以下至五代三百卷轴，宋人不与也，秦汉器二百件。南京朱庭皋上门进谒，希望能看到宋人真迹。叔阳乃开启复壁，自杜祁公、范宽、萧照、钱舜举、赵千里兄弟、黄大痴、王叔明、吴仲圭、张可观、苏子美、王齐翰辈，整整二十轴，一一展示，朱并不称赏。又引入秘馆，抬出麋鹿竹长匣，见李龙眠《美人》，苏长公书《醉翁记》，王诜《春雪山谷十咏》，李北海《上林赋》，文与可众，赵松雪《蔡女归朝》，又书《楞严经》十小卷，周昉《琴阮山石》，赵魏公书《陶诗》二十二首，米南宫诗画卷。卷舒之间，朱庭皋才称赏，满意而别。但自始至终，叔阳未出示唐人妙墨。[101]
南京盛时泰（1529—1578年），嘉靖贡生。才气横溢，博学多闻，在隆庆、万历年间名噪一时。与杨慎、王世贞为好友。家有苍润轩，喜藏书，间举古玩书画赠人不靳惜。善隶书，仿倪瓒笔法，画水墨山水竹石。[102]有《苍润轩碑跋》《牛首山志》《城山堂集》。精于鉴赏。[103]
嘉兴秀水冯梦祯（1546—1605年），万历五年会试第一，官编修。累迁至南京国子监祭酒。在杭州孤山之麓筑室，家藏《快雪时晴帖》，名其堂曰“快雪”。[104]其《快雪堂日记》，记其鉴古经历相当多。王维《江山雪霁图》，就曾于万历二十二年收藏，见此神品后，冯梦祯极为兴奋，记道：“至如粉缕曲折，毫腻浅深，皆有意致，信摩诘精神与水墨相和，蒸成至宝。得此数月以来，每一念及，辄狂走入丈室饱览，无声出户，见俗中纷纭，殊令人捉鼻也。”[105]获得《江山雪霁图》的同时，冯梦祯寓目李昇《潇湘烟雨图》，品为“笔意潇洒，浓淡有无，含不尽之妙”，但无力购置，只得听从该卷流落。十年后，其儿囊致李昇二卷，其一即《烟雨图》，欣赏之时，“如临潇湘，如视故人。天下奇物无尽，愿与天下赏鉴好事之家共宝之，但得常常一见为快耳，何必为己有哉！”[106]
冯梦祯
秀水的徽商汪继美（1546—1628年）、汪砢玉（1587年—?）父子。继美字世贤，号爱荆居士。祖父汪鉴，原籍徽州，寄籍嘉兴府秀水县。父汪显，字明夫，经商起家。万历初年，继美绝意科举，以娱亲为事。性喜披览传记，“遇异书精刻，辄厚直购之，与古名贤书画奇迹杂置满楼，风雨闲暇，即登楼手摭卷帙，咿哦自快”。筑凝霞阁以贮藏书画，收藏之富，甲于一时。又善鉴古物，“鼎彝环玦，陈列左右，居恒摩挲玩绎，若有深味”。先后与精于书画鉴赏的项元汴、张凤翼、王穉登、董其昌、陈继儒等图咏品题，鉴赏切磋。李日华称其风采就像元朝的倪瓒、顾仲瑛、曹云西等人。[107]砢玉字玉水，继美之长子，国子监生。崇祯中，官山东盐运使判官。玉水不卑小官，留心著述。善诗。李日华说他“文情侠谊，日益超胜”。承袭父业，收藏丰夥，精于鉴赏，与吴下张丑时时品题并驾。[108]家有东雅堂，有一密室，橱高四尺、阔五尺，以纱蒙隔。中贮乌斯藏佛大小百余尊，白定宣瓷佛数尊，玛瑙弥勒佛头腹俱莹白，白玉观音一尊，高八寸，手提蓝一，红鳞乃玛瑙所琢成。[109]所辑《珊瑚网》一编，搜罗荟萃齐备，“前列题跋，后附论说，纲领节目，秩然有条。至所载名画，则宋元诸家，铭心绝品，收录极详，贉素之富，诚为罕有”。后来卞永誉《式古堂书画考》、厉鹗《南宋院画录》，皆依藉是书以成。[110]
秀水徐弘泽（1551—1627年），人称“春门先生”。兼擅诗、画、书法，时称“春门三绝”。[111]李日华说他诗喜白香山、陆放翁，画出入子久、叔明、仲圭三家，昭代则石翁、徵仲、白阳、丹丘，一洒墨即在笔端，书法从吴兴取途，而晚爱张伯雨，遂与姚丹丘颉颃，看来徐弘泽能诗善画工于书法。李日华又说他“多材艺，饶韵致，与人交，浑泯无际，澹然无意取名”，“性嗜法书名画，评鉴临摹，日无虚晷，亦时损匕箸购藏一二佳者，务悦其意，不以夸客射赀也”。[112]可见他是深得李日华推许的著名鉴赏家。由李日华《恬致堂集》所记，两人常在一起鉴赏书画。《药草山房图卷》，李日华曾三见赝本，而徐弘泽所藏才是真物，也可见徐之眼力。[113]
苏州张丑（1577—1644年），字青父，长洲人。诸生。出生于收藏世家，祖上四代有画癖，喜收藏，与沈周、文徵明、文彭、文嘉等有交往。累世收藏极富，多历代名迹，如陆机《平复帖》、王羲之《二谢》帖、王献之《中秋帖》、展子虔《游春图》、张旭《春草帖》、李成《层峦萧寺图》、米芾《小楷宝章待访录》、赵之昂《胆巴碑》等，为张丑的书画鉴定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和养分。张丑为诸生，乡试屡试不中，转而潜心于书画古器的收藏赏鉴，常与项元汴、董其昌等收藏鉴赏大家切磋交流，卓然成为一代藏鉴大家。万历四十四年，张丑将其先世所藏法书名画及故居兰香春草堂、不负碧山楼等藏品的历代鉴定见解，仿照书画史体例，撰成《清河书画舫》一书。全书收录自三国至明代的书画名家81人，帖49部，画115幅，包括家藏及所见闻的古书画名迹。以朝代为序，人物为纲，详细著录画家生平简介、前人评论、真迹题跋、鉴藏印记、递藏经过等，并一一注明出处，更时附张丑本人的按语，或记述流传源流，或辨正前人记载之失，或讲授鉴定心得，颇具真知卓见，操作性强。[114]
南京的福建莆田商人陈姓。在南京经商成功后，转向文事，“自六经以及百氏，无所不窥。凡金石古文，名家法帖，手摹指画，务得其真，无所不习。绘事则自皇唐以迄胡元，名品则自宗器以迄玩物，无论百金之价，什袭之珍，无所不购”。日常与金在衡、盛仲交，交游善朱子价、刘长钦、黎惟敬、欧阳伯以及汪道会等往来，“客至，辄出供具，尽客欢。酒数行，辄胠箧出诸珍藏，诸神品，诸重器，相与鉴赏，奚翅鸿宝天球”[115]。
嘉兴李日华（1565—1635年），万历二十年进士。官至太仆少卿。恬澹和易，与物无忤。工书画，精鉴赏，诗文自成一体，世称博物好古君子。在晚明画界，堪与董其昌齐名。先后家居三十余年，修洁澹荡，倾心收藏赏鉴钟鼎彝器法书名画。[116]其《紫桃轩杂缀》和《六研斋笔记》等书，后人“鉴古辨物，尤藉为指南”。早年与项元汴交往。“平时纵观书绘名迹、彝鼎法物，而孔彰翰染有祖风，旅次追话旧藏称快侣。”[117]其《恬致堂集》，为历代名迹题跋甚夥。而《味水轩日记》，详细记录其万历三十七年至四十四年间文物收藏鉴赏交易活动，及为人鉴定珍品名迹。万历四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沈伯元遣人持一卷求鉴，乃钱舜举《萧翼赚兰亭图》；次日，谭孟恂质得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前往求鉴，正是他四五年前所见“真品”。[118]
嘉兴盛龙升，与李日华为同时人。早年在杭州经商，数年后资尽，也不再经营。匏冠紫褐，以逸老自命，喜鉴赏文物，“往来诸好事家，所至皆倒屣迎之”。德潜“性简质而有奇思，见古文奇迹，宝玩尤物，辄能定其甲乙”。同人满座争论不决，德潜淡然出数语，极中窾要，人多服其善鉴。[119]由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可知，德潜常常参与李日华等人的文物赏鉴活动。
杭州的徽商吴宪，字叔度，一字无愆，即大名鼎鼎的争取杭州商籍盐商。天启中，吴宪自歙县迁于杭州，为杭之始祖。杭州本无商籍，吴宪与同县汪文演上书当事，呼吁杭州应该设有商籍，为徽商子弟在当地入学提供名额，获得批准，“杭之有商籍，皆宪倡之”。吴宪后来在吴山之阳创建书院，崇祀朱熹。平时肆力于诗书及古鼎彝碑版、六代唐宋以来书画可珍玩者，广为存贮，又刻水晶径寸，以小篆法书名其楼为“虚白室”。吴宪读书，则必手书一卷，书成，必取虚白室印印卷首，而藏其刻本于楼中，不复读。徐徐出其所珍玩，摩挲考据，常至秉烛而罢。[120]
杭州的徽商汪然明（1577—1655年），名汝谦，号松溪，又号湖山主人，原籍歙县，出身歙县丛睦坊世家，明末寄寓钱塘，太学生。仗义任侠，轻财帛，啸傲湖山。工诗善文，编次金石，审度律吕。天启三年，以木兰为舟，名“不系园”，后二年，又造一画舫，名“随喜庵”，置湖上，与诗人仕女宴游。在杭州西湖建有三处宅院：一是城内的缸儿巷，二是西溪的横山别墅，三是湖边的“不系园”。陈继儒、董其昌、李渔、钱谦益、王修微等名流，都是“不系园”的常客。然明是个商人，不但工诗善文，懂得音律，颇有艺术素养，而且精于收藏，编次金石，是个颇具眼力的书画收藏家。自顺治八年至十一年（1651—1654年），歙县著名书画商人吴其贞前后至少四次在汪然明家杭州家中赏画。第一次观看赵千里《明皇幸蜀图》大绢画；第二次观看郑虔《山庄图》，该图“画法圆健，如锥画沙，绝无尘俗气，神品上画也”；第三次观看蔡卞《衢山帖》，该帖“书法秀健，逼似《淳化帖》上柳子厚书”，后有杨维桢、钱惟善等人题跋；第四次观看米元晖《杂诗五首》一卷，认为该卷“书法熟健，秀色奕奕，如此妙书，信乎宋之二米可继晋之二王”。[121]直到弥留之际，汪然明仍反复摩挲名迹，恋恋不舍。汪然明去世后，杭州的诗酒文会缺少了主盟之人和赞助之人。
秀水的徽商程季白，名梦庚，休宁榆村人，侨居秀水。有白苎草堂，与李日华为友，李称其为“名士”。富收藏，精鉴赏，“摩挲鼎彝，鼓吹群籍，与四方贤豪宾宾而无斁焉者”[122]。王维《江山雪霁卷》，程季白从多蓄精鉴的至交吴瑞生处获得，清时暇日，出而观之。[123]文与可《晚霭横看卷》，黄庭坚跋；赵孟頫《水村图》等，均为程季白所藏，李日华、董其昌等人不时在白苎草堂欣赏。
常熟钱谦益（1582—1664年），字受之，号牧斋，后自称牧翁、蒙叟、绛云老人，最后称东涧遗老。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明末清初诗文大家，文坛领袖。早岁科名，交游满天下，尽得刘子威、钱功父、杨五川、赵汝师四家书，更不惜重资购古本，书贾奔走捆载其门无虚日，敷所积充牣。中年构拂水山房，凿壁为架，庋藏丰夥。晚岁居红豆山庄，出所藏书，区分类聚，绛云楼中，“房栊窈窕，绮疏青琐，旁龛古金石文字宋刻书数万卷。列三代秦汉尊彝环璧之属，晋唐宋元以来法书名画，官哥定州宣成之瓷，端溪灵璧大理之石，宣德之铜，果园厂之髹器，充牣其中”[124]。
如前所述，明中期时兴“爱清”“清玩”“清赏”之说，收藏古玩视为时尚风雅。嘉、万时莫是龙就说：“今富贵之家，亦多好古玩，亦多从众附会，而不知所以好也。”[125]万历中期大学士歙县人许国也说：“夫太羹元酒，古人之所存者，古商彝鼎，时俗之所贵者。”[126]稍后的南京人顾起元有诗，反映其时士大夫追求“博古”的风气，诗云：“摩挲古彝鼎，仿佛辨殷周。虎风葳葳出，云雷漭泱流。”钱谦益说：“士大夫闲居无事，相与轻衣绶带，留连文酒。而其子之佳者，往往荫藉高华，寄托旷达。居处则园林池，泉石花药，鉴赏则法书名画，钟鼎彝器。”[127]明末的徽州，按书画商人吴其贞的说法，“时里中竞以好古相尚”[128]。陈继儒说：“胜客晴窗，出古人法书名画，焚香评赏。”[129]文人晴窗赏鉴法书名画，是高雅惬意的生活方式。晚明江南和徽州等地，收藏赏鉴书画文物，因而蔚然成风，远甚前代。富贵之家，大多好古玩，收藏商鼎周彝，相当于太羹元酒，上述列举的江南文物书画收藏赏鉴事例，实是具体形象的写照，若合符契。
以有无倪瓒画为“清”“俗”之分，这种理念和风气，到了明后期更加甚嚣尘上。作为画坛领袖，董其昌完全接过沈周之说，概括当时风气，对于倪瓒之画，“江东人以有无论清俗”[130]。倪云林画，后世自然不易收集，退而求其次，与倪瓒同时的元画大家，以至明前中期类似或近似名家的作品，自然就成为人们收藏标榜的追求目标，书画收藏鉴赏之风潮规模因而远胜于前。江南书画领域，前后一脉相承，而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代胜过一代，元四家较董巨更为恢扩，吴门派于元人全盘继承并有所创新，董其昌辈更集历代大成。收藏赏鉴亦复如此，不但收藏财力较之往昔更加雄厚，而且赏鉴能力更为精准，赏鉴队伍蔚然成群，赏鉴整体规范远胜于昔。嘉靖二十七年彭年就曾敏锐地注意到：“吴故称画薮。迨我明兴，有文衡翁、陆叔平，并登神品，短笺尺幅，人藏为荣，顾每为好事者购去。非真有翰墨之癖者，不为所得珍矣。”[131] 稍后的王世贞也说：“明兴，善丹青者何啻数百家，然其最驰名者不过十之一耳。其山水人物花草禽鱼不过数种，而吾吴大约独踞其大半，即尽诸方之煜然者不敌也。”其中沈周，“迩来吴中名哲，益推重启南，争购之，佳者溢至，而其价遂与宋元诸名家等，识者不以为过”[132]。宁波人薛冈也说：“本朝永乐宣成正嘉窑器与宣庙铜炉，数百年后，价视宋时诸磁、商周彝鼎必翔。宋磁色制虽古雅，而器之精工细泽，远逊今代。彝鼎出土者反易致，宣炉在今日已不多得矣。吴中名画如沈启南、文徵仲、唐伯虎、陈道复诸公，后世珍之，不在赵文敏、米襄阳、黄痴、倪迂之下，而吾乡金本清太仆画竹，亦必在文与可、苏长公之间，以其皆文人之笔，无一毫画工色相，更难在每画之中，诗与书法无一不佳。百世可知，推之以理。”[133]当代人的作品，已被当时人看好，即被好事者抢购收藏，无疑当时的收藏范围和规模是前代所未见的。所以王世贞描述其时的收藏情形说：“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镇，以逮明沈周，价骤增十倍。窑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134]沈德符说，江南收藏行业，不仅前代名迹重器，“以至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进参苏、米”[135]。因追逐前代名迹珍品而下延到当时人的作品，是前此收藏鉴赏行业很少见到的。
崇尚古物，以古为雅，不仅使得前代鼎彝法书名画更加珍稀，而且促使当代艺术品生产迎合时尚，讲究雅致，使当代艺术品成为人们收集赏鉴的对象。万历中期时王士性说：“姑苏人聪慧好古……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136]不仅古器物，人们格外珍视，即或当代工艺品，也已纳入收藏鉴赏家的范围。王世贞说：“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俱可怪也。今吾吴中陆子刚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银，赵良璧之治锡，马勋治扇，周治治商嵌，及歙吕爱山治金，王小溪治玛瑙，蒋抱云治铜，皆比常价再倍，而其人至有与缙绅坐者。近闻此好流入宫掖，其势尚未已也。”[137]袁宏道在论述当时好尚风气后也说：“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铸铜如王吉、姜娘子，琢琴如雷文、张越，窑器如哥窑、董窑，漆器如张成、杨茂、彭君宝，经历几世，士大夫宝玩欣赏，与诗画并重。……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吴人。瓦瓶如龚春、时大彬，价至二三千钱，龚春尤称难得，黄质而腻，光华若玉。铜炉称胡四，苏、松人有效铸者，皆不能及。扇面称何得之。锡器称赵良璧，一瓶可值千钱，敲之作金石声，一时好事家争购之，如恐不及。”[138]沈德符说：“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盖北宋以雕漆擅名，今已不可多得，而三代尊彝法物，又日少一日，五代迄宋所谓柴汝官哥定诸窑，尤脆薄易损，故以近出者当之。”[139]当代艺术品大为吃香，行情看涨，固然说明其时工艺品生产的发达技艺精湛，同时也说明收藏鉴赏领域的扩大和范围的延伸。
晚明文物古玩的收藏鉴赏之所以长期引人瞩目，不断置论，也因为其商品性和商业性色彩格外浓重。明前中期的文物收藏领域，收藏鉴赏者主要是富豪和缙绅士大夫，无论收藏还是赏鉴，主要还是着眼于文物赏玩或追求高雅，而晚明的文物收藏鉴赏领域，已经完全进入商业领域，很大程度上由交流变化为交易，收藏赏鉴不独是文玩雅事，而且是血腥的商业竞争。这一领域内的长袖善舞者，固然缙绅士大夫尚复不少，但加入了大量拥有巨资的商人，特别是商业资本最为雄厚的徽商，在此行业相当活跃，富而好藏，斌斌风雅，成为相当突出的社会现象。晚明时期，收藏鉴赏主体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江南当地人，另一类是徽州歙县和休宁等地商人。上述考察，大体上反映了当地人的文物收藏赏鉴情形，而徽商的收藏赏鉴活动尚未涉及。徽州的不少收藏世家如歙县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临河程氏，休宁商山吴氏、居安黄氏、榆村程氏等，以江南为重要场所，长时期从事文物收藏，将巨量商业资本转移过来，不但收藏丰夥，而且藏品颇上档次，不少是千百年流传世人垂意的精品珍品。这些古董收藏者，不独以雄厚财力，兼且以鉴别书画藏品的专业知识，与社会名流，或鉴赏名家，或书画名家深相交往，赏玩历代名迹，切磋收藏经验，交往藏品信息。程季白、明诏父子与著名书画鉴赏家李日华、华亭派书画大师董其昌、收藏家汪砢玉等均有交往；吴江村与李日华、董其昌、冯梦祯、陈继儒、薛冈等人频繁交往；董其昌常与吴江村一起欣赏名迹；汪本湖与华亭朱大韶、苏州皇甫汸等人相往还；歙县吴桢与陈继儒往还；歙县汪道会与王世贞、冯梦祯等往还；吴江村与董其昌不时交换藏品。这些徽商，收藏书画鼎彝，自然不少人是出于浮慕心理和为了装点门面，其藏品也必然是真赝杂陈，优劣不分，但不少徽商因为财大气粗，出得起高价，从而能收藏一般人望而却步的珍品。收藏市场的成功实践证明，徽州商人的不少书画收藏者，既有好事家，也有赏鉴家，既有浮慕者，也有风雅人士，不少是可以比肩赏鉴家的。徽商活跃在收藏市场，收藏是为了投资，不少人练就了过硬的专业水准，其法眼就绝不能以等闲视之。晚明的收藏行情表明，鉴赏家视为精品至宝的书画鼎彝，有不少转辗到了徽商手里，后来又从徽商那里散出，不少也是业内人士长期访求的名品。历代流传的不少珍品名迹，有赖他们的精心赏鉴、珍藏呵护而得以传承至今。[140]
考察晚明江南的收藏赏鉴市场，其显然是由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士大夫的爱好欣赏之风掀起来，而由徽商推波助澜走向红火的。王士性说，姑苏人聪慧好古，“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141]。苏人树立标准，大力倡导，社会各界随而迎合，紧紧跟上，并随苏州人的好尚而转移。袁宏道也认为，江南的文玩收藏，“其事皆始于吴中，狷子转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动得重赀，浸淫至士大夫间，遂以成风”[142]。沈德符也说，玩好之物，“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百曰千，动辄倾橐相酬，真赝不可复辨”[143]。时人一致认为，徽商与江南士人一起造就了江南收藏品的丰富，藏品市场的发达。明末，歙县吴其贞家族和休宁王越石，以及方樵逸、胡雅竹等人，在江南的书画收藏市场极为活跃。他们在十数年以至数十年的书画经营过程中，不但积累起雄厚的家资，而且搜罗收藏了大量书画珍品瑰宝，还培养了其家族或邻近地域的不少书画经营人才。对于他们的书画眼力和在骨董行的专业素养，负有时誉的丹青高手鉴赏家董其昌、李日华、张丑等人，都予以高度肯定，并与他们频繁往来，一起交流藏品信息，鉴别书画真赝，赏析艺术珍品，甚至连袂外出访求藏品所在。收藏鉴赏家依赖书画商人的四出奔走、费心访求，开通了选购藏品的有效途径，源源不断地获取藏品信息，直至收藏大量传世珍品；书画商人则通过鉴赏家的鉴定，确认藏品的具体价格，把握收进或出手的最好时机，获取商业利润的同时，书画专业水平也不断得到提高。明末清初李日华、张丑等人的收藏鉴赏事业，有赖于广大徽州书画商人的商业经营，他们丰夥的收藏，体现着徽州书画商人的努力，一定程度上蕴含着徽州商人的书画素养。[144]毫无疑问，晚明的江南文物收藏市场，是江南士大夫、文人和徽商等地域商人共同营造的。较之以前，晚明的文物收藏，有进有出，社会各界包括书画创作者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很大程度上是在以投资的方式参与其间。李日华日记记载，其同乡朱殿，少时从文徵明之弟子王雅宾游，于鉴古颇具只眼，移易装潢更是高手，真能以假乱真。在收藏领域，“歙贾之浮慕者，尤受其欺。又有苏人为之搬运，三百里内外，皆其神通所及”[145]。沈德符也记，有些古董，其曾入严嵩府邸者，有“袁州府经历司”半印，入张居正相府者，有“荆州府经历司”半印，后世“伪作半印以欺耳食之徒，皆出苏人与徽人伎俩，赝迹百出，又不可问矣”。[146]这些当然不是偶尔事例。王世贞将此现象称为吴人“辄赝作款识觅生活”，而其时苏州的赝作水准，“汤褙裱”之类在业内的认可度，今人已耳熟能详，无须赘述。因此，既有研究只视徽商为艺术赞助人，而非投资人，又只讨论吴地与徽地地域之争或两地艺术水平高下之争，而殊少讨论其两地之人或徽商与吴地文人的专业合作，显然立论有所偏颇。
商人资本大量加入日益红火的江南书画古玩市场，不仅使得文玩行业更加光怪陆离，而且使得收藏主体和文玩的集聚地点发生了变化。前述参与收藏领域的徽商，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江南等地收集，而后将藏品搬运回家乡，存贮在了老家，使明末的徽州成为堪与江南并重的文物重地；另一类是在江南经营的徽商，转而移籍或入籍江南，在江南当地形成收藏鉴赏家族，上述杭州徽商吴宪、汪然明，秀水程季白、汪继美等，考其祖籍，多半即歙县吴氏、榆村程氏、丛睦坊汪氏。生于嘉靖初年、殁于万历初期，原籍休宁，迁居苏州，在苏州编撰《天下水陆路程》一书的黄汴，曾经收藏过文徵明《补天如狮子林卷》画作，[147]可见徽商黄汴也曾利用经商所得资财，从事过书画收藏。这些事例说明，晚明江南的收藏行业，原籍徽州的商人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而这些商人的着籍地点，主要偏在杭州、嘉兴二府，也显示出晚明的文物收藏鉴赏，单就地域而论，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竞争的激烈，有逐渐向东偏移的趋势。
就收藏鉴赏的表现途径来说，晚明江南也有两点异于前代。一是共同交流切磋的程度断非前代可比。二是收藏鉴赏圈的繁密程度也非前代可比。前者如，张应文记：隆庆四年三月，吴中四大姓作“清玩会”，其前往观赏。会上各家竞作名迹重器，“一出文王方鼎，颜真卿《裴将军诗》；一出秦蟠螭小玺，顾恺之《女史箴》，祖母绿一枚重两许，淳化阁帖；一出王逸少《此事帖》，真迹，龙角簪一枝，官窑葱管脚鼎；一出郭忠恕《明皇避暑宫殿图》，白玉古琴，李廷珪墨二饼”。还有“王逸少帖，用亚鸟 鹘青作轴头，各重一两外”。以至张应文大为感慨：“不意一日见此奇特。”[148]这样的清玩会，各家争奇斗稀，以前似未见到，自然具有震撼效果。后者则如董其昌与吴江村的频频相接，与程季白的切磋，与汪砢玉父子的互鉴，与王越石的交往，王世贞与汪道昆、詹景凤的竞争，李日华父子与鲁孔孙、项孔彰、方樵逸、吴雅竹、夏贾等人，李日华与王越石，张丑与王越石等，大大小小、形式不一、各存心机的收藏鉴赏圈，错综复杂，内容极为丰富，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
三、清前期江南书画收藏赏鉴
既有研究探讨江南书画收藏鉴赏问题，基本局限在晚明，而殊少涉及清代前期。其实承袭晚明之风尚，清代江南书画收藏赏鉴持续火红，愈益兴盛。乾隆时人阮葵生形容当时实情道：“王渔洋谓吴俗有三好，‘马吊牌，吃河豚鱼，敬五通神，虽士大夫不免，恨不得上方斩马剑诛作俑者’。近日缙绅先生又有三好，曰穷烹饪，狎优伶，谈骨董。三者精，可抵掌公卿间矣。”[149]“谈骨董”，是江南士大夫之一大爱好，总体而言，清前期的江南，社会物定，物力丰裕，丰亨豫大之世，古玩收藏赏鉴极为时尚。现举其突出者，胪列如下。
钱塘高士奇（1645—1704年），字澹人，号江村、竹窗等。初以监生充书写序班。后入值南书房，特授翰林院额外侍讲，晋少詹事，殁后谥文恪。早年为权贵索额图收藏鉴定书画出力不少。进入翰林院后，结交了不少富于收藏的达官如梁清标、宋荦、徐乾学、王鸿绪、朱彝尊等，又有机会多次观赏内府藏品，眼界大开，鉴赏能力大增。休致回籍后，移居平湖，主要从事书画收藏鉴赏活动。他收藏名作不多，但展观旧藏，题跋颇多，鉴赏眼力很准。收藏鉴赏家、官至江苏巡抚的宋荦有“昭代鉴赏谁第一，棠村已殁推江村”的赞语，将其推许为继棠村梁清标后的第一巨眼。十分宠信他的康熙皇帝也说“得士奇，始知学问门径”。闲居平湖时，高士奇在江村草堂编著了《江村销夏录》一书，著录法书名画共210件。该书体例精详，作者、题目之下，详载作品本地、尺寸、书画内容、技法类型、作者款识印章、他人观款题跋、收藏印记等。且印章内容皆依原形描摹，内书楷书释文，为书画著录提供了操作性极强的范本。其家传书画底账《江村书画目》，记载书画518件，分十类，题下大多注明真赝、优劣、价格，少数还注明用途，“进”“送”者多为赝品和劣迹，价格低廉，而“永存秘玩”类自注全部为真迹，价格亦最为昂贵，高者达银五百两，从一个侧面自曝了高的丑恶行径。[150]
高士奇
华亭王鸿绪（1645—1723年），号横云山人。康熙十二年（1673年）榜眼。鸿绪出身官宦人家，其父进士出身，官御史。长兄顼龄，康熙十五年进士，官至大学士；次子九龄，康熙二十一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鸿绪本人任《明史》总裁，官至左都御史，户、工部尚书。兄弟并跻极品，“门第之盛，甲于天下”。鸿绪精研书法，奄有魏晋以来诸家之长，挥毫落纸，人争藏弆。[151]精鉴定，“凡名人手迹，经审定者，经黍不爽”。家有书斋二莲居，曾得赵孟頫所书七卷，供于斋中。[152]
苏州顾氏家族，既有研究殊少提及。康熙三十一年尚在世的顾复，字来侯，有弟名维岳。五世祖资尹公，世居常熟，博学尚古，目击法书名画，必录其款识、诗跋以存之，积岁既久，辑成一编，名为“笔记”。后卜居府城朱雀桥南，而捆载书籍碑帖卷轴玩器以藏其中。文徵明颜其堂曰“憩闲”，更以“闇然”题其书室。父隐亮公，“世叨鉴赏之名，交游四方大人先生，遂得观其秘藏，又不惜余赀以购名物”，求董其昌复书“憩闲”堂额，以志不忘祖德。更与文震孟、张修羽、杨龙友、董其昌等达官名流往来。顾复承袭先人厚积，家学所自，喜收文籍，更延揽东南之收藏好事家，且与当代名流如王时敏、吴子敏、王翚、徐乾学辈游衍于吴地缙绅之家，渐窥宏大，鉴赏自精，兄弟均被推为吴中赏鉴家。顾复所撰《平生壮观》十卷，是其所见所藏名迹记录，前五卷纪法书，后五卷为绘画。每件作品，详列纸素尺寸、书法、图画布景、水墨设色，以及诸家题跋、铨印图章等，不少还附有顾复的评骘。徐乾学称其人其书“考核良至，用心良勤其间诠量终绢之修短，笔墨之疏密，恍然于心目之中，盖能扩前人所未发，而别启生面，岂非快事，诚可谓真知赏鉴者”。徐乾学又称其弟维岳，“每遇一物，过目了然，所谓默契神会、悟入真趣者，殆其人与”，于其兄弟的赏鉴功力，极为推许。这是一个明后期到清康熙中期的收藏赏鉴世家。[153]
海宁查慎行（1650—1727年），出身海宁望族，世代官宦。少受学于黄宗羲，熟于经学，长于诗文。康熙中以举人特赐进士，入值南书房，选为庶吉士，官编修，充武英殿校勘官。因弟嗣庭案牵连，全家被逮。雍正初放归，因更名。慎行学问浑厚，文章丽则，尤工于诗。寄情山水，喜蓄典籍。家有“得树楼”，收藏甚富。又有“敬业堂”，为藏书读书之所。著有《得树楼杂抄》《苏诗补注》《敬业堂诗集》《周易玩辞集解》等。[154]
海宁马思赞（1669—1722年）监生，博览群书。其父马麟翔，性喜藏书，多宋元精椠，为东南藏书之冠。至思赞时，更广为搜罗，或辗转传抄，或多方购置，除宋元珍本外，还嗜好金石书画，拥书万卷，建藏书楼“道古楼”“红药山房”“小葫芦山书屋”庋藏书画。藏品多宋元精椠及金石秘玩。常与朱彝尊、查慎行等学者切磋学问。妻查淑英，诗人查慎行之妹，颇有文才，与他有同嗜，夫妇日相唱和。收藏规模不减元末明初倪云林“清秘阁”，清中期同地鉴赏家管廷芬将其与得树楼查氏列为清初海宁县最出名的两大藏家。思赞编有《道古楼藏书目》，著录600余种，收录法书名画甚多，如郭忠恕《春耕图》、李公麟《蛮王酣乐图》、刘松年《春山雨霁图》、夏圭《华山看瀑图》、黄子久《乱山古木图》、王蒙《山村图》、赵孟頫《春流放船图》、倪瓒《江渚蜗牛图》等数十幅；辑有《道古楼藏历代书画录》，辑录唐宋元明四代之书画，历代金石碑版法书名画。雍正初，所藏书、画归于吴骞，吴氏有跋云：“所辑上自三代，下迄有明，凡金石碑版以至法书名画，真迹题跋，靡不甄录。”思赞工诗文，善绘画，善画虫、鱼、鸟、兽、山水、草木。又善治印，著有《衍斋印谱》行世。
太仓陆时化（1718—1779年），字润之，号听松山人。未踏入仕途，却优游林泉，以收藏自娱。聚书逾万卷，不少是亲手抄写的罕籍秘本。尤以富藏历代法书名画著称于东南。能诗善画，故精鉴赏。三十余年间历游江浙，凡见书法、尺牍、诰敕、画迹，悉随记录，汇编成《吴越所见书画录》六卷。该书著录其所见书画628件，以明人所作为多，下迄清四王、吴、恽六家。记其纸绢，详其行款，交代作者生平。书前有《书画说铃》二十九则，后有《书画作伪日奇论》一篇，于赏鉴书画颇有助益。该书堪为孙承泽《庚子销夏录》、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后又一著录书画的佳作。
钱塘梁同书（1723—1815年），字元颖，号山舟，晚号新吾长翁。乾隆十七年（1752年）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工诗擅书法。初法颜、柳，中年法米芾，七十后愈工，自成一家，享盛名六十余年，与刘墉、王文治齐名。书字愈大，结构愈严，魄力深厚，观者叹绝。间亦作画，善作人物、花卉。同书生于官宦人家，博学多识，自称“自少喜收集国朝名人尺牍，凡得千余家”[155]，故精于鉴别，于前人书画，过眼辄别真伪。海宁吴生遇名迹，每潢写其副，曾对人说：“他人皆可欺，惟山舟先生不可耳。”[156]
杭州汪启淑(1728—1799年)，字秀峰，号讱庵，一字慎仪，自称“印癖先生”。安徽歙县人，父业盐起家，徙居娄县，启淑移居杭州。捐官为工部员外郎，迁兵部郎中。喜交友，与厉鹗、杭世骏、朱樟结“南屏诗社”。嗜古代印章，曾搜罗周、秦代以迄宋、元、明各朝印章数万钮，有《飞鸿堂印谱》传世。又富而好礼，所交皆知名士，凡金石书画无不笃好，喜聚书，陈古玩。家有开万卷楼，藏书数千种。四库馆开馆搜访遗书，启淑献书六百余种，钦赐《古今图书集成》全部、大小金川战图两分。著有《集古印存》《飞鸿堂印谱》《汉铜印丛》《汉铜印原》《退斋印类》《锦囊印林》，及其他各谱等27种，《续印人传》八卷。[157]
桐乡鲍廷博(1728—1814年)，字以文，号渌饮，又号通介叟。祖籍安徽歙县，随父移居杭州，曾一度迁居桐乡县青镇。家世经商，殷富好文。廷博为诸生，好古绩学。父鲍思诩嗜读书，廷博也嗜书，乃不惜巨金搜求海内宋元书籍，并与江浙一带著名藏书家频繁交往，互相借抄，并广录先人后哲所遗手稿，筑室收藏，名其室为“知不足斋”，裒然为大藏书家。性复强记，每一过目，即能记其某卷某页某讹字。参校精审，有持书来问者，凡某书美恶所在，意旨所存，见于某代某家目录，历经几家收藏，几次钞刻，真伪若何，校误若何，无不脱口而出，按之历历不爽。乾隆四库开馆诏求天下遗书，廷博命子士恭进献家藏精本六百余种，大半皆宋元旧板或写本，又手自校雠，为全国献书之冠，蒙赐《古今图书集成》、伊犁得胜图、金川图等。廷博更将家藏孤本珍本，集为《知不足斋丛书》刻板。
镇洋毕沅（1730—1797年），字秋帆，号灵岩山人。乾隆二十二年状元。曾祖由休宁迁太仓，遂为吴人。历任内阁中书、陕西巡抚、河南巡抚、湖广总督。好读书，通经史，精小学、金石、地理之学。在南书房时，和诗备顾问，进古器物，御制诗文以纪。为各地封疆大吏时，仍嗜著述，聘用诸多名士为幕，搜罗善本，校录古籍，考订金石，时贤奉为秘籍。[158]
海宁吴骞(1733—1813年)，字槎客，号兔床，别号愚谷、海槎等。祖籍休宁，长于海宁小桐溪。诸生。生负异禀，过目成诵。所为诗文，词旨浑厚，气韵萧远。笃嗜典籍，遇善本倾囊购之，校勘精审，所得不下五万卷。尤喜搜罗宋元刻本，而如陶渊明、谢元晖诸集，皆取而重刻之，学者珍为秘宝。因所藏千部元版，自号其居为“千元十驾”，以敌黄丕烈百部宋本。曾得宋本《咸淳临安志》，刻一印为“临安志百卷人家”，风致如此。筑拜经楼，庋藏各类书籍。雍正初，道古楼所藏书画，多归其所有。又与苏州、杭州等地藏书家互相钞校，并与当地藏家赏奇析疑，获一秘册，则共为题识，歌诗以记其事，拜经楼足与道古、得树二家后先鼎峙。论者以其与同时期的黄丕烈、陈鳣、鲍廷博等大藏书家并称。兼好金石，以所藏商鸟、篆戈、吴季子剑等，作《拜经楼十铜器诗》。[159]其《吴兔床日记》，起乾隆四十五年，至嘉庆十七年，记其晚年藏书、读书、著述、交游诸事较多。
吴县黄丕烈（1763—1825年），字绍武，一字承之，号荛圃、绍圃，又号佞宋主人、宋廛一翁等。乾隆五十三年举人，官主事，嘉庆六年发往直隶知县不就，专一治学和藏书。博学赡闻，寝食于古。好蓄书，尤好宋本，构专室藏宋刊书，名之曰“百宋一廛”，自称佞宋主人。有藏书室士礼居、百宋一廛、陶陶室等。尤精校勘之学，读书刻书于板本先后，篇第多寡，音训异同，字画增损，及其授受源流，翻摹本末，以至行幅疏密广狭，装帧精粗敝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所校《周礼》郑氏注、《国语》、《国策》等书，皆有功来学。好刻古籍，每刻一书，行款点画，一仍旧本，如有舛讹，别为札记，缀于卷末。所著有《盲史精华》《百宋一廛赋注》《百宋一廛书录》《荛言》等。[160]洪亮吉认为藏书家有数等，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吴门黄丕烈和乌镇鲍廷博名至实归。[161]
此外，嘉道时昭文人蒋宝龄《墨林今话》一书，[162]记录清代前期的画家，有不少是收藏鉴赏家，计有58人，其分布在苏州府20人，即长洲沈世勋、顾宪曾、许锦堂，吴县陆恭、顾纯熙、谢希曾、张培敦、毛叔美、陶赓，元和沈镇，常熟屈保钧、范玑，昆山孔继泰、徐大棻、夏翚、张皋、杨光耀，吴江殷立杏、沈烜、沈焯；太仓州5人，即陆愚卿，镇洋毕泷、顾王霖，嘉定钱东塾、瞿中溶；嘉兴府12人，即嘉兴钱载，嘉善王志熙，秀水叶芬、计光炘、文鼎、陈铣、姚鸿焘、张以铭，海盐吴修、僧达受，平湖钱天树、朱雷；杭州府6人，即金棫、江鉴，仁和倪稻孙，钱塘金农、姚之麟，海宁朱钧；松江府6人，即上海瞿应绍、徐渭人，娄县冯有光，南汇黄知彰，青浦许希冲、陆元珪；湖州府4人，即高铨，乌程陈经，归安陈焯、沈嘉林；常州府3人，即无锡秦炳文，金匮许廷坚，江阴陈式金；江宁府1人，即马士图；镇江府1人，丹徒潘恭寿。另有余姚张业，曾寓吴门，富于收藏，“善六法，尤工写生，苍秀古雅，兼有南田、忘庵风格，吴中诸家罕与之敌”[163]。
搜集地方文献，还有一些鉴藏家。如乾隆初年苏州汪某，在阊门外半里许有白松楼，性好聚书，多至万余卷，“中多宋元明人书画、金石碑刻、三代钟鼎敦匜樽盉、官哥瓷金玉杂故物。行市上见旧画帖，或旧钞本书，不惜解衣付质库购之”。李果说他“中间又羁留钱塘、兰溪者两年”，恐怕也是个徽商。[164]杭州人金芬，家饶于资，刻苦力学，“好金石篆隶文字，见古人遗迹，辄辨其真赝，真者装潢而题识之。尤盈倪云林、恽南田书画，以其书摹勒上石，跋尾至数十通，为清啸阁法帖。作诗仿晚唐及宋之姜白石范石湖诸人，见者莫不赏其清绝”[165]。阳湖人钱履坦，善画梅，工诗精篆刻，“尤善鉴别古书画器物伪真”，与兄鲁斯并有名公卿间，嘉庆十一年客死吴门。[166]无锡顾仲安，字开均，道光时人，“工诗画，富收藏，一门风雅”[167]。程洪博，歙县人，道光十六年前后，在杭州，收“藏三代彝器不下千种”[168]。很明显，其时的鉴藏家，集中在苏松嘉杭湖和苏州西邻无锡一带。
这些人，其收藏规模或鉴赏名望自然无法与上述著名的收藏或鉴赏大家相比，而大多集中在收藏或擅长鉴赏某类珍品。如孔继泰，“多蓄鼎彝图史，及宋明人真迹”；陆恭“收藏古帖名画极多”。杨光耀“家藏古人名迹甚夥”；谢希曾，“家藏碑帖，自晋迄明，悉以勒石”；瞿中溶“尤邃金石之学，藏弆甲于娄东”；许希冲“耽古人书画”；叶芬“于端溪佳石收贮尤夥，松陵、槜李藏砚家未能过焉”；江鉴“生平好藏王莽货布及宋大观、崇宁诸品，泉积至数百，而又未尝蓄他品”；钱天树，“所藏四朝名人书画，甲于邑中”；陈经“家藏三代尊彝，及秦汉以下古钱、私印、古砖极多”。钱载“善鉴别法书名画，望而审其真伪”；吴修“平生精于鉴别，手搜国朝名人尺牍，寿之贞珉，多至六百余家”；僧达受“精鉴别古器及碑版之属，阮太傅以‘金石僧’呼之”；沈嘉林，“精鉴古砚，如东西洞以及水旱坑，入手即能辨之”。
上述胪列自然疏漏很多，最明显的缺陷是，至迟自明代中期起，很多书画家本身，凭其专业素养，就是文物收藏赏鉴高手，明中期的沈周、祝允明、文徵明、唐寅辈，明末的董其昌，清初的王鉴、王时敏、王翚、王原祁等，无不如此，有些人如常熟王翚，还出身于骨董世家。所有这些，因重心所在，本文均未涉及。
除此之外，简述清前期江南书画文物收藏赏鉴，至少有四点值得注意。
一是就收藏赏玩主体的身份而言，主要是缙绅士夫，如高士奇、王鸿绪、查慎行、梁同书、毕沅、钱载辈，多是阮葵生所说的“缙绅先生”。官员特别是王鸿绪、梁同书、毕沅等达官贵人，无论是政治地位、社会身份，还是家资财产、知识学养，乃至宦游各地等条件，都较为优越，收藏赏鉴既有条件，又有力道，王鸿绪、梁同书、毕沅等人的藏品，其实不仅来自江南本地，而且广及全国各地。这一点，在清中后期常熟翁家，吴门潘家、吴云、顾文彬、吴大澂，太仓陆增祥，归安沈秉成等人的收藏中，更能显示出来。
二是收藏赏玩者的地域较前不同。明代前中期，收藏赏鉴者主要是当地人，而清前期，承袭晚明流风余韵，在此领域长袖善舞者不少是家道殷实的徽商，如杭州汪启淑、桐乡鲍廷博，以及苏州汪某、杭州程洪博、余姚张业等人，在清中期，江南收藏赏鉴最出名最有地位的，恰是祖籍徽州的汪启淑、鲍廷博、毕沅等人。尤其值得注意者，晚明时期，徽商或徽籍人士与江南人交流竞争，开始分流，向江南转移、由商转向仕转向文的同时，徽州本地成为积贮丰厚的文物重地，但到清前中期，江南等地文物流向徽州者很少，而徽州文物实际上不断流入江南。徽州人文的转向和地域上的转移，在文物藏赏鉴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随着南京地位的降落和徽商经济与文化力量向苏杭嘉地区的转移，江南文物收藏赏鉴的版图在清代前期更向东部转移。
三是文物收藏鉴赏有着向家族集中的趋势。文物收藏鉴赏，不仅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更须具备深厚的学养和精准的眼光，皆有赖于长期积累，那些文化家族或簪缨望族就较有优势。上述苏州张氏、顾氏，海宁查氏、马氏以外，江南收藏鉴赏家以家族姻娅之合力从事者尚复不少。如镇洋毕氏，毕沅之弟毕泷，号竹痴，工诗，喜临池，精鉴赏，“所收宋、元、明人真迹，及国朝太常、廉州、南田、墨井、石谷、麓台诸家，靡不精粹，储藏之富，甲于吴中”，盛子履《卧游录》甚至称“太仓收藏家，推毕竹痴、陆息游两人”，颇负盛名。[169]嘉定钱大昕家族姻亲从事收藏更为突出。钱大昕本人以外，其次子钱东塾，“家藏古迹甚夥，尤宝爱仲姬竹卷，因颜其室曰‘赵管墨妙斋’”[170]。其婿同县人瞿中溶，曾官湖南布政司掾，是金石大家，当时嗜好金石的同道，无不愿与之订交，而且“平生珍赏诸品，若汉灯、铜象、古泉币、古镜、‘富贵长乐’汉砖，皆葺室贮之，以颜其楣”。著有《湖南金石志》《泉志补政》《续泉志》《吴郡金石志》《唐石经考异》《奕载堂诗文集》等，达20多种。[171]钱大昕的另一婿青浦人许希冲，“于晋、唐、宋、元罔不搜讨，不专习一家。……平生鉴赏古迹，尤有别识”[172]。国子监博士秀水人计楠家族，本人以外，其次子叶芬，“性嗜古，善鉴别，凡吉金贞石、妙绘法书，以至文房清玩，靡不喜。于端溪佳石收贮尤夥，松陵、槜李藏砚家未能过焉”。藏砚不下三百方，最有名的是莲叶砚，专门葺室藏弆，昆山人王椒为书“莲叶砚室”额；后又得红丝石砚，尤为珍赏，人为之镌铭“天下第一名砚”。[173]计楠之侄计光炘“鉴藏书画，胸有别识，虽古今人迹，皆极宝爱。而尤所心仪者明之沈石田、国朝之恽南田，因以‘二田’颜其斋，并摹两先生像悬斋中，以奉瓣香”[174]。常熟人屈保钧，系屈安明之侄，曾官肇庆府通判。精鉴别，富收藏，“一门翰墨，照映湖山”[175]。此类家族，不胜枚举。
四是文物藏鉴的客观条件似乎更优于前代。江南文物鉴赏在清前期之所以仍然火红，得益于江南最为重要的人文地位，江南还是全国最为重要的人文重地，不但底蕴深厚，而且因为是风雅策源地和倡率地，源源推出艺术珍品，仍然崇尚收藏赏鉴古玩，文物装潢仍然水准最高，社会各界皆将文物收藏眼光投在江南。吴三桂的女婿王永宁，原住苏州，后住扬州，请陈定为之物色，“广收书画，不惜重价，玉石亦未能鉴别。好事家以物往者，往往获利数倍，吴儿走之者如鹜”。有人就劝书画家、收藏鉴赏家王时敏，不可蹉此好机会，“决宜摒挡物价，过江与作交易”，而且愿意代而前往；在扬州的阊门人孟姓，寄信所言亦然。[176]与此相类的是扬州通判王廷宾，原为山东按察使，闲住无事，见时俗皆尚古玩，也投资于此。有天突然对书画商人吴其贞说：“我欲大收古玩，非尔不能为我争先。肯则望将近日所得诸物及畴昔宅中者先让于我，以后所见他处者仍浼图之，其值一一如命，尊意如何？”不到一周，“所得之物皆为超等，遂成南北鉴赏大名”[177]。时俗崇尚古玩，好事家的不绝如缕，为江南文物收藏市场源源注入活力，也为江南工艺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提供了不竭财力。康熙时期，李煦长期担任苏州织造，就常常为各地官员物色文物，作进贡或疏通关系之用。深受康熙帝信任的商丘人宋荦，较长时期出任江苏巡抚，有诗形容当时江南文物收藏行业，谓：“秋亭嘉树气苍凉，小幅摩挲向霁窗。新寄云烟劳太守，旧分雅俗说吴邦”，并注明“江南以有无倪画分雅俗”。[178]宋荦本人，凭着精于赏鉴的手眼，在江南收集了丰夥的名迹珍品。清中期常辉论江南风尚道：“近日士大夫最尚窑器，愈旧愈佳，取其形象古朴，火气尽除耳。其值几等于金玉，非大有力者不能得，且官哥汝定，非深有识者莫之辨。……人情凡厌故而喜新，至于字画玩器，反尚故。故江东风俗，凡赞赏物，莫不曰旧。”[179]江南之风，始终尚古，为古物收藏赏鉴提供了十分坚实的基地。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注：推送已省略文章脚注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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