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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新:假如曹雪芹来评《儒林外史》,他会怎么说

【内容提要】《儒林外史》把神秘文化扫地出门,以虞博士形象传达真切实在的生活经验,以聘娘形象寄寓对青楼女子的厌恶之情,其写法与《红楼梦》大异其趣。本文尝试从曹雪芹的视角来讨论这些现象,旨在揭示这两部名著的品格差异:《儒林外史》以深刻的理性为支撑,《红楼梦》则依托于丰厚的感性之美;《儒林外史》可以作为生活指南,《红楼梦》则是生活的咏叹。它们的不同,造成了传播接受中的一些有趣差异,也是二者不能相互取代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曹雪芹 吴敬梓 《红楼梦》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是两部缘分很深的小说,它们都创作于清代乾隆年间,两个作者,吴敬梓和曹雪芹,都在南京生活过。当时南京还有另一个名人,诗人袁枚,他读过《红楼梦》,在《随园诗话》里留下了有关小说作者的一些记录,成为后来胡适确信“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 的重要依据之一。袁枚甚至用炫耀的口气说,《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就是他的随园。

袁枚没有说他是否读过《儒林外史》,假如读过的话,他也许不大喜欢。当然这只是推测,但有一条间接证据。吴敬梓的好友程晋芳,曾给袁枚写过一封信,告诫他说,你现在知名度高,为了传世,应该把诗集中的那些风怀之作统统删掉。程晋芳的这一理念近于吴敬梓。袁枚给程晋芳回信说,你的建议我不能接受,正是为了传世,我要把这些作品保留下来,证明我是一个生理和心理都健全的人。由此看来,袁枚和程晋芳之间,好多理念是不一样的,这大概可以间接证明,袁枚和吴敬梓在理念上也有较大差异。

这就提出了一个疑问:产生于同一时代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其读者反应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如果说差异的产生是由于一部作品伟大,而另一部作品渺小,就不需要加以关注。事实却是,这两部作品都很伟大。两部伟大的作品却引发了如此悬殊的读者反应,背后一定有值得思考的原因。

今年9月30号,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红学讲坛讲了一个题目,《假如吴敬梓来评<红楼梦>,他会怎么说》,当时做了个预告,说为了让曹雪芹和吴敬梓受到公平待遇,在山东师范大学校庆期间,会讲另一个题目,《假如曹雪芹来评<儒林外史>,他会怎么说》。上一次是给了吴敬梓发言机会,今天则要给曹雪芹发言机会。

讲座拟分三个层面展开,分别从曹雪芹的视角来看吴敬梓的创作理念以及他笔下的两个人物:虞博士和聘娘。

就创作理念而言,曹雪芹也许认为,《儒林外史》把神秘文化扫地出门,是其读者大量流失的一个原因。氛围神秘,人物神秘,情节神秘,不仅可以引发读者的兴趣,也是安于小说家的本分。

鲁迅曾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这里,鲁迅说的是“道教”,不是“道家”。道家是老庄一脉的学术,它主要影响精英文人,道教则是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主要影响普通民众,当然也包括少量精英文人。在道教看来,我们生活的世界,除了人之外,还有仙、鬼和妖精,这些超自然的力量,神秘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有时甚至支配了人类的生活。中国人想了各种方法来与这些神秘力量打交道,道士因此而被倚重。有人说,中国人太讲迷信,这是贬义的说法,实际上是说有一种神秘文化,渗透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一个小说家,如果要引起普通民众的阅读兴趣,尽可能发挥这种神秘文化的作用,不失为明智之举。

就与神秘文化的关联而言,《红楼梦》和《儒林外史》正好成为对照。性格倔强的吴敬梓,他毫不吝惜地把神秘文化扫地出门。而曹雪芹,相不相信神秘文化是另一回事,但他充分利用了神秘文化,则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小说家,他比吴敬梓随和多了。

可以从三个方面具体梳理《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这一差异。

第一,从总体风格来看,《儒林外史》是平实朴素的,与日常生活的色调大体一致,而《红楼梦》则弥漫着浓郁的神秘氛围,无从问其究竟的场景、人物和情节,不时可见。例如,宝玉的身世就不乏神秘色彩。“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第一回)这就是宝玉的前身。而他来到这个凡俗的世界时,“一落胞胎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还有许多字迹”。(第二回)这块玉是宝玉的命根子,可以神秘地丢失,也可以神秘地回来,而一旦丢失,宝玉就不再是一个心智正常的人。癞和尚和跛道士,疯疯癫癫,在前五回就已出现,在后面的情节里也时来时去。他们带有先知的意味,神秘莫测。还有那个甄士隐,一半是常人,一半是先知,在梦幻中见识了一僧一道和通灵宝玉;在家破人亡之后,居然可以飘然而去。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造成神秘氛围。神秘的世界是令人向往的,人类生来就有沉醉于神秘的天性。《红楼梦》可以与这种天性对接,吴敬梓则拒绝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第二,从人物身份来看,《儒林外史》是明确的,《红楼梦》则多少有不确定之处。尤其是宝玉,虽被设定为荣国府的公子,却又时常让人联想到一些特殊身份的人物,例如帝王之类。《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贾雨村以一种指点江山的口吻划分出三种类型的人物。第一种是仁人君子,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朱、张;第二种是大凶大恶,如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第三种则介于仁人君子与大凶大恶之间,“上则不能为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如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李龟年、黄旛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贾宝玉自然属于第三种类型。但第三种类型还可以细分,或“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或“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或“生于薄祚寒门,甚至为奇优,为名娼,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比照这几种类型,与贾宝玉最为吻合的是“生于公侯富贵之家”的“情痴情种”,与他对应的人物,是陈后主 、唐明皇和宋徽宗三位帝王。帝王将相常常是普通读者感兴趣的对象,在历史题材的小说、戏曲中,写帝王将相的比例,远远高于写寻常人的比例。而在所有帝王中,陈后主、唐明皇和宋徽宗又有其殊异之处。他们不是秦始皇那样滥用民力、手段残忍的暴君,也不是智力寻常、不理朝政的昏君。他们修养好,为人不俗,且在某一方面才具卓特。比如宋徽宗。他有极高的艺术天赋,无论是绘画、音乐,还是诗词,几乎没有他不精通的,也没有他不感兴趣的。他的哥哥哲宗去世了,没有子嗣,他被推上了皇位,不得不操心国事。但他实在只是一个出色的艺术家,做政治家非他所长,因重用蔡京,把朝政给弄坏了。徽宗如果有幸不成为帝王,在艺术领域他必然更加出色。

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这样的帝王,本来就是话题人物,《红楼梦》把贾宝玉归入这个系列,足以引发种种联想。从文化精英到普通读者,经常有人就贾宝玉的身份展开各种猜测。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他说宝玉含的那块玉,就是帝王用的印章,也就是玉玺;林黛玉象征明朝,宝钗象征清朝;黛玉、宝钗对宝玉的争夺,就是明、清两朝对国家控制权的争夺。这是一个文化精英所做的推断。还有一些学者,虽然够不上这个等级,但也是名人。比如写过《班主任》的作家刘心武,他从《红楼梦》里读到的,是雍正、乾隆朝的宫斗。这样一些联想,多少与《红楼梦》人物身份的神秘莫测有关。

第三,从具体生活情景来看,《儒林外史》只写日常,不写超常,《红楼梦》在日常之外,还大写超常。《红楼梦》第三回,宝玉和黛玉第一次见面,黛玉一眼看到宝玉,感觉是,这个公子我在哪里见过的;宝玉也是,这个妹妹,我好像以前见过的。他们在赤霞宫见过,那时宝玉还是神瑛侍者,黛玉还是绛珠仙草。这样一种设定,让宝玉和黛玉的见面与普通的一见钟情大不一样。一见钟情,只是说第一次见到这个人就再也放不下,而宝玉和黛玉在人世间的第一次见面,是在经历了几度轮回之后,又走到了一起。千年等一回,这样的设定,就使他们超越了芸芸众生。如果没有这个定位,许多读者对黛玉也许不那么偏爱,因为日常生活中的黛玉,其实不太讨人喜欢。还有那个金钏儿,本来只是个寻常女孩,但她去世之后,《红楼梦》设计了一个水仙庵来对应她;再如晴雯,也只是一个丫环,去世之后,《红楼梦》设计了芙蓉花神来对应她。这些都赋予了日常生活超越日常的神圣感。

综合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儒林外史》几乎没有神秘感,而《红楼梦》则用浓郁的神秘感笼罩了整部小说。这样一种差异,造成了两部小说的读者群的巨大差异。

《儒林外史》,只有那些确实达到了一定思想高度的人,才会喜欢,还有一部分人,则是出于实际的需要必须去读,比如要拿学位,要给学生授课,等等。完全自发地来读《儒林外史》的人向来不多,一般读者,不光读不起兴趣,也读不懂。

《红楼梦》就不同了。《红楼梦》的读者,至少包括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像鲁迅这样的读者,他关注曹雪芹真想表达的东西,努力读出《红楼梦》的本义。第二个层次的读者,像胡适,像蔡元培,他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是寻找《红楼梦》背后隐藏的东西,一个偏重于家世,一个偏重于时事。这两个学者都很杰出,学术训练也好,虽然他们的阅读取向不完全妥当,但他们的解读,终归还是有意义的。等而下之,数量最多的是第三层次的读者,他们也读了一点书,又有联想能力,于是借助于《红楼梦》这个平台,不断寻找猜谜的乐趣。曾有一位中学老师,用几万字的论文来说明贾宝玉是太阳黑子。贾宝玉的前身是赤霞宫神瑛侍者。赤霞的“赤”,是“红”的意思,那个“霞”呢,一般的本子写作“红霞”的“霞”,也有一些本子写作“白璧微瑕”的“瑕”。那个“白璧微瑕”的“瑕”被解读成为黑子,“赤”被解读成太阳,结论是,《红楼梦》写的就是贾宝玉这个来自太空的太阳黑子在人世间的一段奇遇。还有一本书,叫《红楼解梦》,说《红楼梦》暗藏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曹雪芹和他的恋人竺香玉合谋,把乾隆皇帝给干掉了。这些议论,从学术上讲,不必认真对待,但确实促进了红学的兴盛。如果曹雪芹和吴敬梓有机会面对面交流,他可能会提醒吴敬梓,对于第三层次的读者,不一定看重,但又何必深恶痛绝呢?小说家应该放下身段,好好利用一下中国的道教,否则的话,读者量是上不来的。

接下来讨论第二个层面:从曹雪芹的视角看吴敬梓笔下的虞博士。

虞博士是《儒林外史》为读书人树立的一个榜样,吴敬梓以这个形象为载体,努力把他从辛酸苦辣中得来的人生经验传达给读者。对此,曹雪芹也许会说:小说是不能当作生活指南来写的。虞博士的处世之道确实可以供读者参考,但是有几个读者喜欢虞博士呢?反倒是宝玉,虽然决不能作为生活的榜样,喜欢他的读者却真不少。

虞博士和宝玉不在同一年龄层次上,宝玉才十几岁,而虞博士早已进入婚姻生活和仕宦生涯。但这两人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都不在乎功名富贵。这里先讲他们的同,再讲他们的不同。

《红楼梦》里的宝玉,与两个人关系格外疏远,长辈中是他的父亲贾政,姐妹中是他未来的妻子宝钗。贾政总是告诫宝玉,得好好读书,贾政这样做,当然是有理由的。人生实际上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成年之前,所要做的是为成年后干一番事业而接受必要的教育;第二个阶段是成年之后,把所受的教育转换为社会生活所需要的能力,建功立业,成为一个有头有脸的人。贾政是个有责任感的父亲,他对于宝玉的管教之所以那么严格,是因为不这样宝玉就不能成为家族的顶梁柱。宝钗“教育”宝玉,动机和贾政是一样的:身为男人,总是要干一番事业的,否则何必来这个世界走一趟。宝玉对宝钗不像对黛玉那么亲近,就是因为宝钗有意无意地行使了教育者的职能,而黛玉从不说这样的“混账话”。宝玉把追求功名富贵的人称为“禄蠹”。他是一辈子不做“禄蠹”的,他对功名富贵,采取了拒斥的态度。

虞博士也不在乎功名富贵。《儒林外史》第一回,“借名流敷陈大义”,说 “这个法定的不好”,意思是在科举取士的制度下,读书人看重的是功名富贵而不是人品。根据这个“大义”,《儒林外史》把读书人分成了四个类型: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最终以辞却功名富贵品第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所谓辞却功名富贵的人,包括了虞博士、庄绍光、杜少卿和后来的四大市井奇人,他们是《儒林外史》所树立的读书人的榜样。这些人生榜样中,虞博士是最为出色的,充分体现了原始儒家不为功名富贵所左右的人格风范。

上面说的是虞博士和贾宝玉的同,而他们的不同也许更值得关注。

虞博士看重他对家庭的责任,总是把养家活口作为人生要务,在人生的每一阶段都尽力打理到位。他的故乡常熟,是人文荟萃之地。当时有位云晴川先生,古文诗词天下第一,虞博士到了十七八岁,就随着他学诗文。吟诗作文,自然是高雅的,但邻居祁太公却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知道养家活口乃是一切高雅事情的前提,劝他说:“虞相公,你是个寒士,单学这些诗文无益。我少年时也知道地理(看风水),也知道算命,也知道选择(挑选吉日),我而今都教了你,留着以为救急之用。”虞博士接受了他的教诲。后来,虞博士又听从祁太公的建议,读了几本考卷,出去应考,成了秀才。做秀才的收益,用祁太公的话说,是“进个学,馆也好坐些”。果然,进学的第二年,二十里外杨家村一个姓杨的就包了虞博士去教书,每年三十两银子,这笔收入足以赡养全家数口。后来又考了举人、进士。在国子监博士任上,虞博士在尽责于公务之外,对夫妻养老和孩子的未来也有周到安排。他对杜少卿说,这几年已经攒了一笔钱,买了几十亩地,再做几年官,再买几十亩地,养老是不愁的;至于儿子,现在教他读书,同时也教他学医,就算以后考不上举人、进士,也可以靠行医养家糊口。虞博士这样一种处理生活的方式,是靠谱的,足以给读者提供借鉴。

而宝玉很少为荣国府的衣食住行操心,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他倒也读书,但当真下了功夫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楚辞、《文选》;倒也跟人打交道,但乐意交往的不是贾雨村这样有事业心的人,而是大观园中的女孩以及和女孩们气质相近的秦钟等人;倒也参加乡试,考上了举人,但不是为了成为家族的顶梁柱,而是要给母亲和妻子一个交代,考上举人以后,就出家了。

是不是宝玉本来就没有家庭生活压力?当然不是。宝玉所面对的压力,其实比虞博士等人大多了。他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荣国府上上下下,人口达数百之多。《儒林外史》中的家庭,一般都是五、七口人,虞博士、庄绍光、杜少卿,都是如此。所以,像虞博士,只要有机会做国子监博士这样的闲职,就可以给一家人提供充裕的生活费用。而同样的收入是没法维系荣国府的运转的。这种压力让宝玉感到恐惧,情不自禁想要躲避。有次他对黛玉说,就算以后收入少了,难道还少了我们几个人的?他说的“我们几个人”,包括贾母、贾政、王夫人、宝玉和黛玉。说这样的话,就是为了躲避压力。反过来看,贾政对他的严加管教,宝钗、湘云对他的劝说,则是提醒他,压力就在那里,躲是躲不开的。

宝玉用出家来摆脱生活的压力,当然是不靠谱的。他的母亲指望他来养老,他的妻子指望他来养家,他的姐妹们指望他来照应,一句话,他的家族指望他撑开一把巨大的雨伞,好遮风避雨,而这一切都因为他的出家成了泡影。在王夫人、宝钗、探春等人眼里,还有比宝玉更不靠谱的人吗?

吴敬梓和曹雪芹都是在经历了人生挫败之后来写小说的,但写作动机明显不同。吴敬梓出生在一个科举世家,而他自己偏偏科场不利,始终没有考上举人,家产也败光了,落到了极为穷困的境地。此时此刻回首人生,他致力于把中年经验告诉读者,实话实说,有志于为读者提供人生指南。写《红楼梦》时的曹雪芹,也处于人生的低谷,自愧一事无成,有负于家族和祖宗的教养之恩。但更重要的是,他还说了另外一句话: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而埋没了家里的几个姐姐妹妹,闺阁当中,本自历历有人。曹雪芹是把少年时代的审美感受,如实地写进了小说,他没有用中年经验来改变当初的感受,反而是以所目睹的美的短暂易逝来加强了这种感受。不是为了教育读者,而是为了写出美的消逝和难以忘怀。这是曹雪芹格外了不起的地方。年轻人读《儒林外史》,就像和父亲、叔叔们在一起。假如老成持重的中年人难以让人亲近的话,这可能就是《儒林外史》少有读者的原因之一。这种阅读心理,吴敬梓可能是了解的,但他不予理睬,他有他的执着信念。对这样一个倔强的小说家,曹雪芹如果有机会跟他交流,也许会说:小说不是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不要把小说当作社会生活指南来写。小说承担不了这个功能,也不应承担这个功能。在生活中我们必须靠谱,不靠谱则是艺术的专利。艺术如果不能摆脱地球的引力,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

最后谈第三个层面:从曹雪芹的视角看吴敬梓笔下的聘娘。

《儒林外史》中的聘娘形象,寄寓了吴敬梓对青楼女子的厌恶之情。吴敬梓曾在秦淮河畔狂嫖滥赌,浪掷祖上留下来的家产。他的堂兄吴檠有一首《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七古,这样描写吴敬梓当年的所作所为:“一朝愤激谋作达,左𩨋史妠恣荒耽。明月满堂腰鼓闹,花光冉冉柳鬖鬖。秃衿醉拥妖童卧,泥沙一掷金一担。老子于此兴不浅,往往缠头脱两骖。香词唱满吴儿口,旗亭法曲传江潭。以兹重困弟不悔,闭门嚄唶长醺酣。国乐争歌康老子,经过北里嘲颠憨。去年卖田今卖宅,长老苦口讥喃喃。弟也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甝。男儿快意贫亦好,何人郑白兼彭聃。安能瑟缩如新妇,钩较虀盐手馈盦。”诗中的“左𩨋史妠”指的是乐工和歌伎,而“醉拥妖童”,指的是狎弄娈童。这种青楼浪子的生活,曾让吴敬梓陶醉不已。后来,当吴敬梓不再有钱,这些青楼中人,就对他形同陌路了。这一经历,让吴敬梓对烟花女子深恶痛绝,在《儒林外史》中,他借董老太太的口说:“自古道:船载的金银,填不满烟花债。他们这样人家,是甚么有良心的!把银子用完,他就屁股也不朝你了。”聘娘的形象,就是在这种情绪中塑造出来的。

吴敬梓的态度,曹雪芹可能不以为然。他也许会说:如果我写聘娘,一定呵护有加,我不会用这种大煞风景的笔调。

这个话题分三点来谈。第一,《儒林外史》是如何写聘娘的;第二,历史上的女性书写有哪两种不同的向度;第三,《红楼梦》的女性书写是什么取向。

秦淮河畔的青楼名妓,一般读者所熟悉的,有柳如是、李香君等。柳如是后来嫁给了钱谦益,李香君曾与侯方域定情,她们才艺不俗,用情极深,向来传为佳话。这样一些角色,在《儒林外史》中却转化成了聘娘。吴敬梓的书写,大体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聘娘的才色,一是聘娘的人品。

聘娘的才色,无疑是一流的。她的长相不用说了。一次,鸨母对聘娘说,那些国公府里的夫人,肯定比她长得好多了。聘娘的回答是:人只要长得好,并不在乎贵贱,那些国公府里的夫人,我见过的,一个个团头团脸,没什么出奇。一个能把国公府的夫人不放在眼里的人,她的容貌,当然是过人的。聘娘的歌唱水平也是一流的。她的拿手歌曲是《清平调》,也就是李白为唐明皇、杨贵妃写的那三首《清平调》,在秦淮河畔,没人比她唱得更好。聘娘还是一个诗的行家。当时的南京,有个响当当的诗人,叫陈木南,聘娘和他谈诗,真能搔到痒处。聘娘的为人也足够聪慧。一次,陈木南和青楼帮闲邹泰来下围棋,眼看就要输了。聘娘把自己的宠物,一只小猫,放到棋盘上,把棋子给弄乱了,避免了让陈木南输棋的尴尬。

与她的才色形成反比,聘娘的人品,却不怎么高。她之所以和诗人陈木南交往,原因有三。其一,往常接待的多是些商人,腻了,想换几个文士名流来破破俗。其二,陈木南有钱。他的表兄徐九公子给了两次资助,合起来是四百两银子,都用在了聘娘身上。其三,聘娘想借此实现富贵梦。她曾问陈木南:“你几时才做官?”陈木南道:“这话我不告诉别人,怎肯瞒你?我大表兄在京里已是把我荐了,再过一年,我就可以得个知府的前程。你若有心于我,我将来和你妈说了,拿几百两银子赎了你,同到任上去。”聘娘听了这话,当晚便做了一梦,梦见陈木南果然“升授杭州府正堂”,身为知府夫人的她,“凤冠霞帔,穿戴起来”。聘娘确信,她的才色不一定逊色于杨贵妃,当然应该得到可与杨贵妃媲美的荣华富贵。

与诗人陈木南形成对照,《儒林外史》还写了斗方名士丁言志。丁言志听说聘娘善于谈诗,欣羡不已,把自己的诗卷成一卷,兴冲冲上门拜访,要跟她谈诗。见了面,聘娘劈头说道:要谈诗,可以的,拿花钱来。“花钱”,就是在青楼的花销。穷得叮当响的丁言志,在自己的腰包里掏了一阵,总共也就掏出二十来文钱。聘娘见了,笑道:你这几个钱,只好去丰家巷的下等妓院。这个细节告诉读者,聘娘是看重现实利益的,没有钱的诗人入不了她的法眼。

这是《儒林外史》所写的聘娘。这个形象,假如到了曹雪芹笔下,他会如何处理?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梳理一下历史上女性书写的两种不同取向,一种是着眼于利害关系,一种是基于审美态度。

着眼于利害关系,古代史家在解释历史上的重大变故时,常常用到一个术语,“女祸”。假如一个王朝政治败坏,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可能是帝王沉溺于女色的缘故,要不就是一个坏女人把皇上带偏了。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唐明皇。许多人把他的皇帝生涯分作两段,前一段勤于国事,开元之治足以媲美贞观,后一段荒淫误国,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几个著名的唐代诗人,老杜杜甫,小杜杜牧,都曾把安史之乱归因于“女祸”。杜甫的长篇五古《北征》,其中有这样两句:“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褒妲”指褒姒和妲己,“夏殷”指夏朝和商朝。杜甫得知杨贵妃在马嵬坡被迫自缢,写了这样的诗句,他以为,唐玄宗允许军人们处死杨贵妃,这是一个英明的决定。夏商之所以衰落,是因为褒姒和妲己没有被除掉;唐王朝之所以转危为安,是因为把杨贵妃除掉了。这是杜甫的意思。杜牧写过《过华清宫》绝句,说“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唐明皇所宠幸的杨贵妃,是个舞蹈艺术家,最擅长的是霓裳羽衣舞。杜牧说,就是因为杨贵妃的魅力太大了,唐明皇天天跟她一起享乐,结果耽误了国事。杜甫、杜牧所代表的,是一种着眼于利害关系的书写取向。

另一种书写取向,是把女性作为审美对象。晋代画家吴逵,说过一句名言:“世无花月美人,不愿生此世界。”吴逵的意思是,假如天上没有月亮,地上没有鲜花,人世间没有那些美好的人,我不愿活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掌故或作品,都体现了和吴逵相同的取向。阮籍是魏晋时期的奇人之一。他邻居家有个女孩,才色过人,没出嫁就去世了。阮籍与她家并无多少交往,却赶去痛哭了一场。有人批评他任诞不检,其实是不理解他那哲人的胸襟。阮籍所悲伤的,是青春的摧折,是美的凋谢,是生命之流的突然中断。一个美丽而才情不俗的女孩子,转眼间就从这个世界消失了,能不为之黯然神伤吗?晚明小说《小青传》所表达的情愫亦可作如是观。小青“风期异艳,绰约自好”,却嫁给不知怜香惜玉为何物、憨跳不韵的某生,致使小青横遭妒妇的摧残,才十八岁便成为一缕断魂。她能做的唯一努力是将其真容经由画师之手留在世上,然而,就连她的画像也差点被妒妇烧掉。难怪清初张潮会在篇末评语中发出这样的感慨了:“红颜薄命,千古伤心。读至送鸩、焚诗处,恨不粉妒妇之骨以饲狗也!”青春与生命的短暂,芳时难留,烟景不再,任何一次美的零落都会触发难言的愁恨。小青在作者笔下就是美的象征。她的早逝令作者不胜其悲,惋惜她不能如《牡丹亭》中的杜丽娘那样在牡丹亭畔重生。

那么,曹雪芹的《红楼梦》,其女性书写是什么取向?

曹雪芹也是从审美角度加以书写的,还为此设计了宝玉这个人物。在他笔下,宝玉的特点是“意淫”,对所有出色的女孩子,都想献殷勤,对所有出色而命苦的女孩子,都心疼不已。《红楼梦》中有这样两个细节。第一个是“龄官画蔷”。一次,宝玉从他母亲那里回大观园去,见一个女孩在花架下蹲着写字。宝玉想,这个女孩翻来覆去写同一个字,一定是心里有难解的事,她长得那么瘦,受得了么?于是在一旁痴痴打量。这时,天上下雨了,有意思的是,雨点落到了宝玉身上,他想到的不是自己淋湿了有可能感冒,而是这个女孩淋湿了有可能感冒,于是喊了一句:妹妹,不要再写了,小心淋湿了生病。这个女孩扭头看去,因为宝玉长得秀气,又隔着花架子,她把宝玉看成了女孩,便回了一句:姐姐,难道你是淋不湿的?言下之意是说,你提醒我淋湿了生病,你不也一样吗?宝玉这才一溜烟跑回了怡红院。第二个细节在第四十二回,“变生不测凤姐泼醋,喜出望外平儿理妆”。凤姐过生日,好多人都来给她敬酒,凤姐不好拒绝,三下五除二,喝醉了。平儿扶她回自家房间,谁知贾琏正在家里偷情,一边做不三不四的事,一边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好些话都是骂凤姐的。那个女人还说,平儿比凤姐还好些。凤姐听见这话,喝醉的人,怒气攻心,扭身一巴掌刷在平儿脸上。这一巴掌让平儿很丢面子。平儿虽然是丫环,但在荣国府里,经常代凤姐打理家务,好些主子还要跟她套近乎。凤姐这一巴掌,把面子给打没了,平儿伤心之极,以至于寻死觅活。宝玉把平儿请进怡红院中,又是安慰,又是请她洗脸、梳头、擦脂粉,桩桩件件,极其周到。宝玉在读儒家经典方面缺少天赋,但在照护女孩这些事上,他是真有灵性。平儿当时的感觉是,经常听人说宝玉会给女孩献殷勤,果然名不虚传。《红楼梦》接下来写了宝玉的心理活动,包括两个层次。一是说宝玉本来就想找机会表达对平儿的敬重和爱惜,但因她是贾琏的房里人,而贾琏是宝玉的堂兄,不大合适;今天竟意外得到这个机会,让宝玉深感惬意。也就是回目里说的“喜出望外”。二是说宝玉想到,平儿没有父母,孤苦伶仃,服侍凤姐这样霸道和贾琏这样俗气的人,真不容易;尽管平儿做得如此之好,今天仍平白挨了一巴掌。想到这些,宝玉不禁黯然神伤。由宝玉的心理活动,可以看出,他对平儿的爱惜,也同对龄官的爱惜一样,同样没有功利目的,仅仅是出于对人世间那些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的爱惜之情。

《红楼梦》是以宝玉的美感体验为中心构筑成的一部小说。不是说曹雪芹不懂生活的艰辛和复杂,实际上,《红楼梦》也写了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写了家族管理的真实境况,但是他把这些都用宝玉的美感经历覆盖起来了,没有让它们进入小说的中心。宝玉说过一句让许多人大惑不解的话,“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一句话似乎荒唐,但真能传达《红楼梦》对女性的崇拜。

我一直有个想法,如果要对中国的审美文化有深入了解,必须读唐代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刘希夷的《白头翁》,宋代晏几道、秦观的词,清代洪昇的《长生殿》、曹雪芹的《红楼梦》。这些作品表达了中国古人面对这个世界的似水柔情。如果不能体会这种柔情,对中国人的了解是不完整的。比如,假如只读《三国演义》,所理解的只是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建功立业的中国人;假如只读《水浒传》,所理解的只是以侠客为中心的边缘社会;假如只读《西游记》,所理解的只是童话世界的正义和伟大;读了《红楼梦》,对于人类个体的心灵世界,才有更深入的体察。《红楼梦》没有对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平均用力,但他写透了人类对美好事物的珍惜和怜悯。

以我的理解来看,假如曹雪芹来写聘娘的话,他一定会用写晴雯、写妙玉的笔调。尽管这些人物有太多不足,但曹雪芹宁可淡化她的不足,也要把她的魅力写足,他的立足点跟吴敬梓有所不同:《儒林外史》是用深刻的理性支撑起来的,《红楼梦》则依托于丰厚的感性之美;《儒林外史》是生活指南,《红楼梦》则是生活的咏叹。

以上就是今天讲座的主要内容。我们的解读,不是价值判断,不是说《儒林外史》比《红楼梦》好,或者《红楼梦》比《儒林外史》好。而是说,这两部伟大的小说,它们确实有诸多不同,这些不同正是它们不能相互取代的原因。

(原刊《红楼梦学刊》2022年第4期。2020年10月19日在山东师范大学的演讲,于静波据录音整理。)

作者简介:陈文新(1957—),男,湖北公安人,哲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小说史、明代诗学与科举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