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儒林外史》把神秘文化扫地出门，以虞博士形象传达真切实在的生活经验，以聘娘形象寄寓对青楼女子的厌恶之情，其写法与《红楼梦》大异其趣。本文尝试从曹雪芹的视角来讨论这些现象，旨在揭示这两部名著的品格差异：《儒林外史》以深刻的理性为支撑，《红楼梦》则依托于丰厚的感性之美；《儒林外史》可以作为生活指南，《红楼梦》则是生活的咏叹。它们的不同，造成了传播接受中的一些有趣差异，也是二者不能相互取代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曹雪芹 吴敬梓 《红楼梦》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是两部缘分很深的小说，它们都创作于清代乾隆年间，两个作者，吴敬梓和曹雪芹，都在南京生活过。当时南京还有另一个名人，诗人袁枚，他读过《红楼梦》，在《随园诗话》里留下了有关小说作者的一些记录，成为后来胡适确信“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 的重要依据之一。袁枚甚至用炫耀的口气说，《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就是他的随园。
袁枚没有说他是否读过《儒林外史》，假如读过的话，他也许不大喜欢。当然这只是推测，但有一条间接证据。吴敬梓的好友程晋芳，曾给袁枚写过一封信，告诫他说，你现在知名度高，为了传世，应该把诗集中的那些风怀之作统统删掉。程晋芳的这一理念近于吴敬梓。袁枚给程晋芳回信说，你的建议我不能接受，正是为了传世，我要把这些作品保留下来，证明我是一个生理和心理都健全的人。由此看来，袁枚和程晋芳之间，好多理念是不一样的，这大概可以间接证明，袁枚和吴敬梓在理念上也有较大差异。
这就提出了一个疑问：产生于同一时代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其读者反应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如果说差异的产生是由于一部作品伟大，而另一部作品渺小，就不需要加以关注。事实却是，这两部作品都很伟大。两部伟大的作品却引发了如此悬殊的读者反应，背后一定有值得思考的原因。
今年9月30号，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红学讲坛讲了一个题目，《假如吴敬梓来评<红楼梦>，他会怎么说》，当时做了个预告，说为了让曹雪芹和吴敬梓受到公平待遇，在山东师范大学校庆期间，会讲另一个题目，《假如曹雪芹来评<儒林外史>，他会怎么说》。上一次是给了吴敬梓发言机会，今天则要给曹雪芹发言机会。
讲座拟分三个层面展开，分别从曹雪芹的视角来看吴敬梓的创作理念以及他笔下的两个人物：虞博士和聘娘。
就创作理念而言，曹雪芹也许认为，《儒林外史》把神秘文化扫地出门，是其读者大量流失的一个原因。氛围神秘，人物神秘，情节神秘，不仅可以引发读者的兴趣，也是安于小说家的本分。
鲁迅曾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这里，鲁迅说的是“道教”，不是“道家”。道家是老庄一脉的学术，它主要影响精英文人，道教则是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主要影响普通民众，当然也包括少量精英文人。在道教看来，我们生活的世界，除了人之外，还有仙、鬼和妖精，这些超自然的力量，神秘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有时甚至支配了人类的生活。中国人想了各种方法来与这些神秘力量打交道，道士因此而被倚重。有人说，中国人太讲迷信，这是贬义的说法，实际上是说有一种神秘文化，渗透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一个小说家，如果要引起普通民众的阅读兴趣，尽可能发挥这种神秘文化的作用，不失为明智之举。
就与神秘文化的关联而言，《红楼梦》和《儒林外史》正好成为对照。性格倔强的吴敬梓，他毫不吝惜地把神秘文化扫地出门。而曹雪芹，相不相信神秘文化是另一回事，但他充分利用了神秘文化，则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小说家，他比吴敬梓随和多了。
可以从三个方面具体梳理《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这一差异。
第一，从总体风格来看，《儒林外史》是平实朴素的，与日常生活的色调大体一致，而《红楼梦》则弥漫着浓郁的神秘氛围，无从问其究竟的场景、人物和情节，不时可见。例如，宝玉的身世就不乏神秘色彩。“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第一回）这就是宝玉的前身。而他来到这个凡俗的世界时，“一落胞胎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还有许多字迹”。（第二回）这块玉是宝玉的命根子，可以神秘地丢失，也可以神秘地回来，而一旦丢失，宝玉就不再是一个心智正常的人。癞和尚和跛道士，疯疯癫癫，在前五回就已出现，在后面的情节里也时来时去。他们带有先知的意味，神秘莫测。还有那个甄士隐，一半是常人，一半是先知，在梦幻中见识了一僧一道和通灵宝玉；在家破人亡之后，居然可以飘然而去。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造成神秘氛围。神秘的世界是令人向往的，人类生来就有沉醉于神秘的天性。《红楼梦》可以与这种天性对接，吴敬梓则拒绝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第二，从人物身份来看，《儒林外史》是明确的，《红楼梦》则多少有不确定之处。尤其是宝玉，虽被设定为荣国府的公子，却又时常让人联想到一些特殊身份的人物，例如帝王之类。《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贾雨村以一种指点江山的口吻划分出三种类型的人物。第一种是仁人君子，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朱、张；第二种是大凶大恶，如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第三种则介于仁人君子与大凶大恶之间，“上则不能为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如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李龟年、黄旛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贾宝玉自然属于第三种类型。但第三种类型还可以细分，或“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或“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或“生于薄祚寒门，甚至为奇优，为名娼，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比照这几种类型，与贾宝玉最为吻合的是“生于公侯富贵之家”的“情痴情种”，与他对应的人物，是陈后主 、唐明皇和宋徽宗三位帝王。帝王将相常常是普通读者感兴趣的对象，在历史题材的小说、戏曲中，写帝王将相的比例，远远高于写寻常人的比例。而在所有帝王中，陈后主、唐明皇和宋徽宗又有其殊异之处。他们不是秦始皇那样滥用民力、手段残忍的暴君，也不是智力寻常、不理朝政的昏君。他们修养好，为人不俗，且在某一方面才具卓特。比如宋徽宗。他有极高的艺术天赋，无论是绘画、音乐，还是诗词，几乎没有他不精通的，也没有他不感兴趣的。他的哥哥哲宗去世了，没有子嗣，他被推上了皇位，不得不操心国事。但他实在只是一个出色的艺术家，做政治家非他所长，因重用蔡京，把朝政给弄坏了。徽宗如果有幸不成为帝王，在艺术领域他必然更加出色。
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这样的帝王，本来就是话题人物，《红楼梦》把贾宝玉归入这个系列，足以引发种种联想。从文化精英到普通读者，经常有人就贾宝玉的身份展开各种猜测。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他说宝玉含的那块玉，就是帝王用的印章，也就是玉玺；林黛玉象征明朝，宝钗象征清朝；黛玉、宝钗对宝玉的争夺，就是明、清两朝对国家控制权的争夺。这是一个文化精英所做的推断。还有一些学者，虽然够不上这个等级，但也是名人。比如写过《班主任》的作家刘心武，他从《红楼梦》里读到的，是雍正、乾隆朝的宫斗。这样一些联想，多少与《红楼梦》人物身份的神秘莫测有关。
第三，从具体生活情景来看，《儒林外史》只写日常，不写超常，《红楼梦》在日常之外，还大写超常。《红楼梦》第三回，宝玉和黛玉第一次见面，黛玉一眼看到宝玉，感觉是，这个公子我在哪里见过的；宝玉也是，这个妹妹，我好像以前见过的。他们在赤霞宫见过，那时宝玉还是神瑛侍者，黛玉还是绛珠仙草。这样一种设定，让宝玉和黛玉的见面与普通的一见钟情大不一样。一见钟情，只是说第一次见到这个人就再也放不下，而宝玉和黛玉在人世间的第一次见面，是在经历了几度轮回之后，又走到了一起。千年等一回，这样的设定，就使他们超越了芸芸众生。如果没有这个定位，许多读者对黛玉也许不那么偏爱，因为日常生活中的黛玉，其实不太讨人喜欢。还有那个金钏儿，本来只是个寻常女孩，但她去世之后，《红楼梦》设计了一个水仙庵来对应她；再如晴雯，也只是一个丫环，去世之后，《红楼梦》设计了芙蓉花神来对应她。这些都赋予了日常生活超越日常的神圣感。
综合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儒林外史》几乎没有神秘感，而《红楼梦》则用浓郁的神秘感笼罩了整部小说。这样一种差异，造成了两部小说的读者群的巨大差异。
《儒林外史》，只有那些确实达到了一定思想高度的人，才会喜欢，还有一部分人，则是出于实际的需要必须去读，比如要拿学位，要给学生授课，等等。完全自发地来读《儒林外史》的人向来不多，一般读者，不光读不起兴趣，也读不懂。
《红楼梦》就不同了。《红楼梦》的读者，至少包括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像鲁迅这样的读者，他关注曹雪芹真想表达的东西，努力读出《红楼梦》的本义。第二个层次的读者，像胡适，像蔡元培，他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是寻找《红楼梦》背后隐藏的东西，一个偏重于家世，一个偏重于时事。这两个学者都很杰出，学术训练也好，虽然他们的阅读取向不完全妥当，但他们的解读，终归还是有意义的。等而下之，数量最多的是第三层次的读者，他们也读了一点书，又有联想能力，于是借助于《红楼梦》这个平台，不断寻找猜谜的乐趣。曾有一位中学老师，用几万字的论文来说明贾宝玉是太阳黑子。贾宝玉的前身是赤霞宫神瑛侍者。赤霞的“赤”，是“红”的意思，那个“霞”呢，一般的本子写作“红霞”的“霞”，也有一些本子写作“白璧微瑕”的“瑕”。那个“白璧微瑕”的“瑕”被解读成为黑子，“赤”被解读成太阳，结论是，《红楼梦》写的就是贾宝玉这个来自太空的太阳黑子在人世间的一段奇遇。还有一本书，叫《红楼解梦》，说《红楼梦》暗藏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曹雪芹和他的恋人竺香玉合谋，把乾隆皇帝给干掉了。这些议论，从学术上讲，不必认真对待，但确实促进了红学的兴盛。如果曹雪芹和吴敬梓有机会面对面交流，他可能会提醒吴敬梓，对于第三层次的读者，不一定看重，但又何必深恶痛绝呢？小说家应该放下身段，好好利用一下中国的道教，否则的话，读者量是上不来的。
接下来讨论第二个层面：从曹雪芹的视角看吴敬梓笔下的虞博士。
虞博士是《儒林外史》为读书人树立的一个榜样，吴敬梓以这个形象为载体，努力把他从辛酸苦辣中得来的人生经验传达给读者。对此，曹雪芹也许会说：小说是不能当作生活指南来写的。虞博士的处世之道确实可以供读者参考，但是有几个读者喜欢虞博士呢？反倒是宝玉，虽然决不能作为生活的榜样，喜欢他的读者却真不少。
虞博士和宝玉不在同一年龄层次上，宝玉才十几岁，而虞博士早已进入婚姻生活和仕宦生涯。但这两人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都不在乎功名富贵。这里先讲他们的同，再讲他们的不同。
《红楼梦》里的宝玉，与两个人关系格外疏远，长辈中是他的父亲贾政，姐妹中是他未来的妻子宝钗。贾政总是告诫宝玉，得好好读书，贾政这样做，当然是有理由的。人生实际上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成年之前，所要做的是为成年后干一番事业而接受必要的教育；第二个阶段是成年之后，把所受的教育转换为社会生活所需要的能力，建功立业，成为一个有头有脸的人。贾政是个有责任感的父亲，他对于宝玉的管教之所以那么严格，是因为不这样宝玉就不能成为家族的顶梁柱。宝钗“教育”宝玉，动机和贾政是一样的：身为男人，总是要干一番事业的，否则何必来这个世界走一趟。宝玉对宝钗不像对黛玉那么亲近，就是因为宝钗有意无意地行使了教育者的职能，而黛玉从不说这样的“混账话”。宝玉把追求功名富贵的人称为“禄蠹”。他是一辈子不做“禄蠹”的，他对功名富贵，采取了拒斥的态度。
虞博士也不在乎功名富贵。《儒林外史》第一回，“借名流敷陈大义”，说 “这个法定的不好”，意思是在科举取士的制度下，读书人看重的是功名富贵而不是人品。根据这个“大义”，《儒林外史》把读书人分成了四个类型：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最终以辞却功名富贵品第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所谓辞却功名富贵的人，包括了虞博士、庄绍光、杜少卿和后来的四大市井奇人，他们是《儒林外史》所树立的读书人的榜样。这些人生榜样中，虞博士是最为出色的，充分体现了原始儒家不为功名富贵所左右的人格风范。
上面说的是虞博士和贾宝玉的同，而他们的不同也许更值得关注。
虞博士看重他对家庭的责任，总是把养家活口作为人生要务，在人生的每一阶段都尽力打理到位。他的故乡常熟，是人文荟萃之地。当时有位云晴川先生，古文诗词天下第一，虞博士到了十七八岁，就随着他学诗文。吟诗作文，自然是高雅的，但邻居祁太公却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知道养家活口乃是一切高雅事情的前提，劝他说：“虞相公，你是个寒士，单学这些诗文无益。我少年时也知道地理（看风水），也知道算命，也知道选择（挑选吉日），我而今都教了你，留着以为救急之用。”虞博士接受了他的教诲。后来，虞博士又听从祁太公的建议，读了几本考卷，出去应考，成了秀才。做秀才的收益，用祁太公的话说，是“进个学，馆也好坐些”。果然，进学的第二年，二十里外杨家村一个姓杨的就包了虞博士去教书，每年三十两银子，这笔收入足以赡养全家数口。后来又考了举人、进士。在国子监博士任上，虞博士在尽责于公务之外，对夫妻养老和孩子的未来也有周到安排。他对杜少卿说，这几年已经攒了一笔钱，买了几十亩地，再做几年官，再买几十亩地，养老是不愁的；至于儿子，现在教他读书，同时也教他学医，就算以后考不上举人、进士，也可以靠行医养家糊口。虞博士这样一种处理生活的方式，是靠谱的，足以给读者提供借鉴。
而宝玉很少为荣国府的衣食住行操心，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他倒也读书，但当真下了功夫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楚辞、《文选》；倒也跟人打交道，但乐意交往的不是贾雨村这样有事业心的人，而是大观园中的女孩以及和女孩们气质相近的秦钟等人；倒也参加乡试，考上了举人，但不是为了成为家族的顶梁柱，而是要给母亲和妻子一个交代，考上举人以后，就出家了。
是不是宝玉本来就没有家庭生活压力？当然不是。宝玉所面对的压力，其实比虞博士等人大多了。他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荣国府上上下下，人口达数百之多。《儒林外史》中的家庭，一般都是五、七口人，虞博士、庄绍光、杜少卿，都是如此。所以，像虞博士，只要有机会做国子监博士这样的闲职，就可以给一家人提供充裕的生活费用。而同样的收入是没法维系荣国府的运转的。这种压力让宝玉感到恐惧，情不自禁想要躲避。有次他对黛玉说，就算以后收入少了，难道还少了我们几个人的？他说的“我们几个人”，包括贾母、贾政、王夫人、宝玉和黛玉。说这样的话，就是为了躲避压力。反过来看，贾政对他的严加管教，宝钗、湘云对他的劝说，则是提醒他，压力就在那里，躲是躲不开的。
宝玉用出家来摆脱生活的压力，当然是不靠谱的。他的母亲指望他来养老，他的妻子指望他来养家，他的姐妹们指望他来照应，一句话，他的家族指望他撑开一把巨大的雨伞，好遮风避雨，而这一切都因为他的出家成了泡影。在王夫人、宝钗、探春等人眼里，还有比宝玉更不靠谱的人吗？
吴敬梓和曹雪芹都是在经历了人生挫败之后来写小说的，但写作动机明显不同。吴敬梓出生在一个科举世家，而他自己偏偏科场不利，始终没有考上举人，家产也败光了，落到了极为穷困的境地。此时此刻回首人生，他致力于把中年经验告诉读者，实话实说，有志于为读者提供人生指南。写《红楼梦》时的曹雪芹，也处于人生的低谷，自愧一事无成，有负于家族和祖宗的教养之恩。但更重要的是，他还说了另外一句话：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而埋没了家里的几个姐姐妹妹，闺阁当中，本自历历有人。曹雪芹是把少年时代的审美感受，如实地写进了小说，他没有用中年经验来改变当初的感受，反而是以所目睹的美的短暂易逝来加强了这种感受。不是为了教育读者，而是为了写出美的消逝和难以忘怀。这是曹雪芹格外了不起的地方。年轻人读《儒林外史》，就像和父亲、叔叔们在一起。假如老成持重的中年人难以让人亲近的话，这可能就是《儒林外史》少有读者的原因之一。这种阅读心理，吴敬梓可能是了解的，但他不予理睬，他有他的执着信念。对这样一个倔强的小说家，曹雪芹如果有机会跟他交流，也许会说：小说不是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不要把小说当作社会生活指南来写。小说承担不了这个功能，也不应承担这个功能。在生活中我们必须靠谱，不靠谱则是艺术的专利。艺术如果不能摆脱地球的引力，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
最后谈第三个层面：从曹雪芹的视角看吴敬梓笔下的聘娘。
《儒林外史》中的聘娘形象，寄寓了吴敬梓对青楼女子的厌恶之情。吴敬梓曾在秦淮河畔狂嫖滥赌，浪掷祖上留下来的家产。他的堂兄吴檠有一首《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七古，这样描写吴敬梓当年的所作所为：“一朝愤激谋作达，左𩨋史妠恣荒耽。明月满堂腰鼓闹，花光冉冉柳鬖鬖。秃衿醉拥妖童卧，泥沙一掷金一担。老子于此兴不浅，往往缠头脱两骖。香词唱满吴儿口，旗亭法曲传江潭。以兹重困弟不悔，闭门嚄唶长醺酣。国乐争歌康老子，经过北里嘲颠憨。去年卖田今卖宅，长老苦口讥喃喃。弟也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甝。男儿快意贫亦好，何人郑白兼彭聃。安能瑟缩如新妇，钩较虀盐手馈盦。”诗中的“左𩨋史妠”指的是乐工和歌伎，而“醉拥妖童”，指的是狎弄娈童。这种青楼浪子的生活，曾让吴敬梓陶醉不已。后来，当吴敬梓不再有钱，这些青楼中人，就对他形同陌路了。这一经历，让吴敬梓对烟花女子深恶痛绝，在《儒林外史》中，他借董老太太的口说：“自古道：船载的金银，填不满烟花债。他们这样人家，是甚么有良心的！把银子用完，他就屁股也不朝你了。”聘娘的形象，就是在这种情绪中塑造出来的。
吴敬梓的态度，曹雪芹可能不以为然。他也许会说：如果我写聘娘，一定呵护有加，我不会用这种大煞风景的笔调。
这个话题分三点来谈。第一，《儒林外史》是如何写聘娘的；第二，历史上的女性书写有哪两种不同的向度；第三，《红楼梦》的女性书写是什么取向。
秦淮河畔的青楼名妓，一般读者所熟悉的，有柳如是、李香君等。柳如是后来嫁给了钱谦益，李香君曾与侯方域定情，她们才艺不俗，用情极深，向来传为佳话。这样一些角色，在《儒林外史》中却转化成了聘娘。吴敬梓的书写，大体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聘娘的才色，一是聘娘的人品。
聘娘的才色，无疑是一流的。她的长相不用说了。一次，鸨母对聘娘说，那些国公府里的夫人，肯定比她长得好多了。聘娘的回答是：人只要长得好，并不在乎贵贱，那些国公府里的夫人，我见过的，一个个团头团脸，没什么出奇。一个能把国公府的夫人不放在眼里的人，她的容貌，当然是过人的。聘娘的歌唱水平也是一流的。她的拿手歌曲是《清平调》，也就是李白为唐明皇、杨贵妃写的那三首《清平调》，在秦淮河畔，没人比她唱得更好。聘娘还是一个诗的行家。当时的南京，有个响当当的诗人，叫陈木南，聘娘和他谈诗，真能搔到痒处。聘娘的为人也足够聪慧。一次，陈木南和青楼帮闲邹泰来下围棋，眼看就要输了。聘娘把自己的宠物，一只小猫，放到棋盘上，把棋子给弄乱了，避免了让陈木南输棋的尴尬。
与她的才色形成反比，聘娘的人品，却不怎么高。她之所以和诗人陈木南交往，原因有三。其一，往常接待的多是些商人，腻了，想换几个文士名流来破破俗。其二，陈木南有钱。他的表兄徐九公子给了两次资助，合起来是四百两银子，都用在了聘娘身上。其三，聘娘想借此实现富贵梦。她曾问陈木南：“你几时才做官？”陈木南道：“这话我不告诉别人，怎肯瞒你？我大表兄在京里已是把我荐了，再过一年，我就可以得个知府的前程。你若有心于我，我将来和你妈说了，拿几百两银子赎了你，同到任上去。”聘娘听了这话，当晚便做了一梦，梦见陈木南果然“升授杭州府正堂”，身为知府夫人的她，“凤冠霞帔，穿戴起来”。聘娘确信，她的才色不一定逊色于杨贵妃，当然应该得到可与杨贵妃媲美的荣华富贵。
与诗人陈木南形成对照，《儒林外史》还写了斗方名士丁言志。丁言志听说聘娘善于谈诗，欣羡不已，把自己的诗卷成一卷，兴冲冲上门拜访，要跟她谈诗。见了面，聘娘劈头说道：要谈诗，可以的，拿花钱来。“花钱”，就是在青楼的花销。穷得叮当响的丁言志，在自己的腰包里掏了一阵，总共也就掏出二十来文钱。聘娘见了，笑道：你这几个钱，只好去丰家巷的下等妓院。这个细节告诉读者，聘娘是看重现实利益的，没有钱的诗人入不了她的法眼。
这是《儒林外史》所写的聘娘。这个形象，假如到了曹雪芹笔下，他会如何处理？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梳理一下历史上女性书写的两种不同取向，一种是着眼于利害关系，一种是基于审美态度。
着眼于利害关系，古代史家在解释历史上的重大变故时，常常用到一个术语，“女祸”。假如一个王朝政治败坏，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可能是帝王沉溺于女色的缘故，要不就是一个坏女人把皇上带偏了。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唐明皇。许多人把他的皇帝生涯分作两段，前一段勤于国事，开元之治足以媲美贞观，后一段荒淫误国，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几个著名的唐代诗人，老杜杜甫，小杜杜牧，都曾把安史之乱归因于“女祸”。杜甫的长篇五古《北征》，其中有这样两句：“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褒妲”指褒姒和妲己，“夏殷”指夏朝和商朝。杜甫得知杨贵妃在马嵬坡被迫自缢，写了这样的诗句，他以为，唐玄宗允许军人们处死杨贵妃，这是一个英明的决定。夏商之所以衰落，是因为褒姒和妲己没有被除掉；唐王朝之所以转危为安，是因为把杨贵妃除掉了。这是杜甫的意思。杜牧写过《过华清宫》绝句，说“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唐明皇所宠幸的杨贵妃，是个舞蹈艺术家，最擅长的是霓裳羽衣舞。杜牧说，就是因为杨贵妃的魅力太大了，唐明皇天天跟她一起享乐，结果耽误了国事。杜甫、杜牧所代表的，是一种着眼于利害关系的书写取向。
另一种书写取向，是把女性作为审美对象。晋代画家吴逵，说过一句名言：“世无花月美人,不愿生此世界。”吴逵的意思是，假如天上没有月亮，地上没有鲜花，人世间没有那些美好的人，我不愿活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掌故或作品，都体现了和吴逵相同的取向。阮籍是魏晋时期的奇人之一。他邻居家有个女孩，才色过人，没出嫁就去世了。阮籍与她家并无多少交往，却赶去痛哭了一场。有人批评他任诞不检，其实是不理解他那哲人的胸襟。阮籍所悲伤的，是青春的摧折，是美的凋谢，是生命之流的突然中断。一个美丽而才情不俗的女孩子，转眼间就从这个世界消失了，能不为之黯然神伤吗?晚明小说《小青传》所表达的情愫亦可作如是观。小青“风期异艳，绰约自好”，却嫁给不知怜香惜玉为何物、憨跳不韵的某生，致使小青横遭妒妇的摧残，才十八岁便成为一缕断魂。她能做的唯一努力是将其真容经由画师之手留在世上，然而，就连她的画像也差点被妒妇烧掉。难怪清初张潮会在篇末评语中发出这样的感慨了：“红颜薄命，千古伤心。读至送鸩、焚诗处，恨不粉妒妇之骨以饲狗也!”青春与生命的短暂，芳时难留，烟景不再，任何一次美的零落都会触发难言的愁恨。小青在作者笔下就是美的象征。她的早逝令作者不胜其悲，惋惜她不能如《牡丹亭》中的杜丽娘那样在牡丹亭畔重生。
那么，曹雪芹的《红楼梦》，其女性书写是什么取向？
曹雪芹也是从审美角度加以书写的，还为此设计了宝玉这个人物。在他笔下，宝玉的特点是“意淫”，对所有出色的女孩子，都想献殷勤，对所有出色而命苦的女孩子，都心疼不已。《红楼梦》中有这样两个细节。第一个是“龄官画蔷”。一次，宝玉从他母亲那里回大观园去，见一个女孩在花架下蹲着写字。宝玉想，这个女孩翻来覆去写同一个字，一定是心里有难解的事，她长得那么瘦，受得了么？于是在一旁痴痴打量。这时，天上下雨了，有意思的是，雨点落到了宝玉身上，他想到的不是自己淋湿了有可能感冒，而是这个女孩淋湿了有可能感冒，于是喊了一句：妹妹，不要再写了，小心淋湿了生病。这个女孩扭头看去，因为宝玉长得秀气，又隔着花架子，她把宝玉看成了女孩，便回了一句：姐姐，难道你是淋不湿的？言下之意是说，你提醒我淋湿了生病，你不也一样吗？宝玉这才一溜烟跑回了怡红院。第二个细节在第四十二回，“变生不测凤姐泼醋，喜出望外平儿理妆”。凤姐过生日，好多人都来给她敬酒，凤姐不好拒绝，三下五除二，喝醉了。平儿扶她回自家房间，谁知贾琏正在家里偷情，一边做不三不四的事，一边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好些话都是骂凤姐的。那个女人还说，平儿比凤姐还好些。凤姐听见这话，喝醉的人，怒气攻心，扭身一巴掌刷在平儿脸上。这一巴掌让平儿很丢面子。平儿虽然是丫环，但在荣国府里，经常代凤姐打理家务，好些主子还要跟她套近乎。凤姐这一巴掌，把面子给打没了，平儿伤心之极，以至于寻死觅活。宝玉把平儿请进怡红院中，又是安慰，又是请她洗脸、梳头、擦脂粉，桩桩件件，极其周到。宝玉在读儒家经典方面缺少天赋，但在照护女孩这些事上，他是真有灵性。平儿当时的感觉是，经常听人说宝玉会给女孩献殷勤，果然名不虚传。《红楼梦》接下来写了宝玉的心理活动，包括两个层次。一是说宝玉本来就想找机会表达对平儿的敬重和爱惜，但因她是贾琏的房里人，而贾琏是宝玉的堂兄，不大合适；今天竟意外得到这个机会，让宝玉深感惬意。也就是回目里说的“喜出望外”。二是说宝玉想到，平儿没有父母，孤苦伶仃，服侍凤姐这样霸道和贾琏这样俗气的人，真不容易；尽管平儿做得如此之好，今天仍平白挨了一巴掌。想到这些，宝玉不禁黯然神伤。由宝玉的心理活动，可以看出，他对平儿的爱惜，也同对龄官的爱惜一样，同样没有功利目的，仅仅是出于对人世间那些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的爱惜之情。
《红楼梦》是以宝玉的美感体验为中心构筑成的一部小说。不是说曹雪芹不懂生活的艰辛和复杂，实际上，《红楼梦》也写了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写了家族管理的真实境况，但是他把这些都用宝玉的美感经历覆盖起来了，没有让它们进入小说的中心。宝玉说过一句让许多人大惑不解的话，“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一句话似乎荒唐，但真能传达《红楼梦》对女性的崇拜。
我一直有个想法，如果要对中国的审美文化有深入了解，必须读唐代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刘希夷的《白头翁》，宋代晏几道、秦观的词，清代洪昇的《长生殿》、曹雪芹的《红楼梦》。这些作品表达了中国古人面对这个世界的似水柔情。如果不能体会这种柔情，对中国人的了解是不完整的。比如，假如只读《三国演义》，所理解的只是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建功立业的中国人；假如只读《水浒传》，所理解的只是以侠客为中心的边缘社会；假如只读《西游记》，所理解的只是童话世界的正义和伟大；读了《红楼梦》，对于人类个体的心灵世界，才有更深入的体察。《红楼梦》没有对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平均用力，但他写透了人类对美好事物的珍惜和怜悯。
以我的理解来看，假如曹雪芹来写聘娘的话，他一定会用写晴雯、写妙玉的笔调。尽管这些人物有太多不足，但曹雪芹宁可淡化她的不足，也要把她的魅力写足，他的立足点跟吴敬梓有所不同：《儒林外史》是用深刻的理性支撑起来的，《红楼梦》则依托于丰厚的感性之美；《儒林外史》是生活指南，《红楼梦》则是生活的咏叹。
以上就是今天讲座的主要内容。我们的解读，不是价值判断，不是说《儒林外史》比《红楼梦》好，或者《红楼梦》比《儒林外史》好。而是说，这两部伟大的小说，它们确实有诸多不同，这些不同正是它们不能相互取代的原因。
（原刊《红楼梦学刊》2022年第4期。2020年10月19日在山东师范大学的演讲，于静波据录音整理。）
作者简介：陈文新（1957—），男，湖北公安人，哲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小说史、明代诗学与科举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