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西林，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陕西师范大学通识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学术评论》2022年第3期，第51-55页
张昭炜教授所著《中国儒学缄默维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0月版，以下简称《缄默》)是一部厚重的著作，其重要性体现在儒学精神根基与华夏文明底蕴的揭示。儒学是华夏文明的主干，传统的历史典章、文物形态的儒学史研究当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样的研究并不关注内在的儒学精神根基，所以它是一个符号、抽象和客体化、知识化的存在；但是《缄默》指向一个填补儒学史的独特角度，是可以激活儒学史生命机制的一个根本性、开拓性的著作。如果有这样一个角度，它不只是在量化意义上弥补了儒学史研究，而且可以激活已有的儒学史，那么这个工作在当代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这是《缄默》的独特价值。
一、儒学史的缄默维度价值
《缄默》诠释的儒学史是从孔颜默传开始，就儒学的普遍形态及其存在来说，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周人的忧患意识，这逼显了一个内在的精神空间。以“文王拘而演《周易》”为例，我们不能将其孤立地视作文王自身的活动记录。他在牢房中推演《周易》，当然是缄默的形态，这个缄默的形态出神入化，实际上是周人崛起的个体心性准备，而周代出现的“敬德保民”之“敬”由此奠基。正是由于“缄默”的铺垫，才有王国维所说“殷、周间之大变革”，有“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殷周制度论》)与轴心时代其他地区文明的宗教信仰、外在神的崇拜相比，周人崛起后，周公制礼作乐，已经实现了信仰的内化。体现在制度上，是为“纳上下于道德”，亦如方以智所说：“生死鬼神，圣人皆以礼乐藏之。”(《易余目录·礼乐》)因此，这样的形态中内蕴着两个世界的张力，熟悉儒学史抑或中国历史的人都很容易理解这种紧张关系。这个局面被战国的“礼崩乐坏”改变，导致了这种张力进一步内化，也就是从殷周制度变革以来的内化之内化，孔子之“仁”、孟子之“养气”、《中庸》之“诚”，都明确有这样一个内在的信仰性质。
《缄默》阐释的儒学史包含了从外化趋于内化的过程，包括两个主要阶段：首先是从周人崛起到孔颜默会，其次是宋明时期的进一步内化，以熙宁变法为关键节点。随着熙宁变法失败，内圣之学兴盛，学者转向缄默维度的经纬建设。宋明理学家在与佛家进行深度思默交流时，仍旧保持着儒家的仁体气质，这恰恰显示出宋明理学家并非都是袖手谈心性。
二、缄默维度的性质
缄默维度不能简单理解为一种中性形态，因为“中和”之中已经包含着信仰。信仰是有方向、有价值取向的。尽管这并非是显性的、道德仁义的说教，但不能否认已经存在这样的取向，这正是儒家与佛、道两家静默状态的区别所在。儒家(特别是宋元之后三教趋同的儒家)的仁体、伦理如何在静默中继续发挥这样的引导，甚至是潜在的主导作用？这直接关系到缄默维度的性质。中国思想史一直对此有争论：朱熹与他的老师李侗，还有程颐，他们之间的观念差异均围绕这个问题展开。当代有更激烈的争论，至今仍未平息，比如牟宗三辨析王龙溪的“四无说”，他强调与其所致力的“圆善论”(儒道释三教的圆教圆善)有着根本区别。“无”在佛、道两家是本体，而在儒家只是作为“用”(体之用)。儒家的“体”是实体，是道德伦理的实体，即使是在无有之境(或其追求的无限智心的极静)，也都是仁体的流行，满腔恻隐之心。在静默和静修中间，儒家始终保持着一以贯之的、纵贯的特性，而这种特性与横摄的道家、佛教有根本区别。时至今日，思想界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公认的结论，对此可以作更细的分疏：在缄默维度破关之前，这个趋于寂静、寂天寞地的静默是消除性的，其发挥的作用是消极的。寂天寞地的静默性并非光秃秃地说静，在尚未破关、唯有独知之时，它仍然是有机的，会使得持功夫者逐渐显化出景仰、憧憬、信靠、追求等气象，这是其最微妙之处。如《缄默》中所言的真动、真静，它对于显性的文化符号体系有一种消除性，且这种消除针对的是欲望，还有更深层的观念之恶，体现为行为意义上的冲动以及心的紊乱，它不再安静，更不会主静和统一，还涉及公、私关系，那就是权威、权势的存在，流行的习俗。这些都导致人的无主见、不自信，甚至压抑和混乱，这是显性维度存在的流弊。正是针对这种流弊，静默开始了它的退返之程。退返是要退回到摆脱这些负面的存在状态。坦率地说，这并不是《缄默》着力要展现的方向，那要展现什么呢？就是在这种消除性的同时，它也有其依赖的静默之中的肯定性精神，只不过极为潜深。孟子说过：“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集义”生“气”，若缺失“义”和“道”，“气”就会消失，干瘪下去。因此，静心养气即使在最纯净的状态，也是需要与“义”“道”等儒家伦理共存，且要发生一种隐秘的关系。这应当是《缄默》开拓这个方向的最精微之处。我们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非常精细地梳理：“义”和“道”是如何影响到“气”？而这正是儒学静默养气和佛教所归结的空寂弃世，以及道家以自然生命保养为终极目的“静”的根本区别所在。
在真动、真静的趋势中，主静的形态没有被打破的时候，它仍然是有机的，在这里发生逐渐成长的作用。朱熹取程颐对周敦颐“主静”的批评，这需要我们去对他评议，而不必一定要取古人的解释。他把“敬”取得是形下的、事务活动意义，以经验性事物为对象的现实行为，但是“敬”本来就有形上对象的天道之德，如徐复观认为周人的信仰可用一个“敬”字来代表，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在理学家讨论“敬”的时候把它事物化，然后把“敬”和“静”对立起来，把它贬低，或者说排斥为一种辅助性的、横向的、手段性的定位，这不符合谈到“敬”的精神形态时我们的真切体会，要看到“敬”的功夫不具有强制性，其功夫对象是天道之“德”而并非人格神。
三、缄默维度的现实意义
人类成熟期各大宗教与形上学最精微的精神都隐身于缄默维度这一地带。“缄默”要求人自我约束，“不起意”，它强调收敛和趋于深渊的静默，但它同时还具有纯真的信仰性。这样的“信仰”既不是如仁义道德般的显性教义，也不同于宗教，它是一种面向敬仰对象的信仰状态，与“不起意”同时存在，即便是在退无可退之处、无声无臭、唯有独知的状态中，仍然存在着诸如仁义、恻隐、同情、不忍等仁体基源性的精神形态，此为气象的来源。
中国儒学缄默维度的主静功夫并不出现神(人格神)，这是非常重要的，由此显示出中国儒学缄默维度可以和现代性接轨衔接的优长之处。儒学缄默维度包含着可以转化、施行与人工智能及信息技术时代的精神活动方式，这在今天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即使不从学术和思想的层面，而只是从我们生活世界角度来看，一个显性的事实是：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时代的重大精神活动已经提出来，逼问着缄默维度和退回主静的紧迫性。缄默维度的功夫不仅是价值论的安身立命，而且也是一切知识论认知、创新、发现的根基。玻恩、爱因斯坦、薛定谔等著名科学家的记录和传记都提到了这一点，因此，缄默维度的研究不仅关系到当代人文价值维度的平衡问题，而且关系到科学技术以及相应的知识论创新和发展问题。缄默维度主要关注的已经不是工业化之前有关行动意志的欲望，这一点在《缄默》中有涉及，按照古代儒学史的提法，它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但在今天已不是主要问题，而是刚性基础的信息技术对人的支配所导致的流行文化与人类被动的习惯，这种习惯可以说是无可逃脱的。生活在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时代，人类精神活动应当何去何从，当尝试去回答它时，也同时逼问着缄默活动以及退回主静领域的紧迫性。
我们还应关注儒学缄默维度功夫的个体精神信仰性质与在现代化生活及其现代性转变下的西方宗教内在化和个体化的转向，如马丁·路德在1517年的宗教改革，一直到启蒙运动，施莱尔马赫的内在化转向，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从教会团体转向个体自治多是私人小群，还有特洛尔奇定义现代性特性的内在化和静默化。这些研究与儒学缄默维度的研究有非常密切的相关性，因此需要吸收、加以比较。
四、《缄默》可以继续讨论和改进的方向
思考缄默维度，可以沿以下四个路向继续开展。
第一，《缄默》将缄默的维度单向度地确定为显性维度的起点和原因，但是要看到，儒家从外化到内化的转向具有现实困境压迫的必然背景，如南宋内圣之学的兴起，这是对熙宁变法失败的根本性救治。哪怕是最深沉的、孤独的寂寞修炼，也没有抽象为空洞的口耳相传的游戏，这和我们的学术史研究形成鲜明对照。我们通常以为宋明理学的这些代表人物都是袖手谈心性，其实恰恰相反，如余英时对朱熹历史世界揭示的贡献，在思想史弥补了观念史的抽象带来的误解。在三教合流趋势中，正是由于儒家所保持的仁体气质，因而显示出显性事物与缄默功夫中存在着辩证、复杂、互动的关系，而不能简单地加以单向度定位。
第二，《缄默》梳理的缄默形态与西方“灵修”式的静默比较。《缄默》所研究的形态是非对象性的，这构成西方信仰形态的根本区别：西方最静默的时候，也有一个面对的看不见的对象，那就是神，而这构成了中西比较的非常深度的一个接续点。
第三，《缄默》注意到了儒道思想的互渗，但是对于佛教，尤其是禅宗北宗的“功夫论”、南宗默传心意的“顿悟说”，未予以吸收与融合。考虑到理学主要是面向与佛教的交流，并且在当代静坐修炼与佛教的关系更为密切，应该补充这个部分。另外，与方以智处于同一时代的李颙，他的修身功夫亦十分典型，他强调从肉身到灵魂的极端静默，类似的材料也可以加以吸收、补充。
第四，《缄默》关注到了心理学领域，为充实研究，今后的讨论可以再纳入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方向。如现象学家海德格尔、梅洛-庞蒂都在谈静默以及遮蔽， 海德格尔认为聆听要比看见更重要。这样的一些情况《缄默》注意到了，如果有比较的话，将会更为丰富。
★本文据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于2021年11月29日主办的“中国儒学缄默维度工作坊”第三期发言整理，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生肖宴红、单珂瑶协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