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鸟点评：今天收到山东大学荣休教授蔡德贵先生从美国加州发来的文章《冯永轩和冯天瑜的父子学术接力——为冯天瑜先生七十大寿而作》，仔细拜读，很有意思。先生对清华历史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别具风味。冯永轩是史学教授，早年就读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从学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后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第一期，师从梁启超、王国维。从小的家庭文化环境，让冯天瑜深受史学熏陶。这是文脉相承，薪火相传的独特方式，在北风肃杀花果飘零的时代，竟然灵根自植起死回生。说明中化文化元典精神：一个是自强不息，永远奋进；一个是厚德载物，包容万象。（冯天瑜语）冯永轩先生藏墨：山高水长中有神悟，风朝雨夕我思古人。（左宗棠联）聚散皆是缘，离合总关情。灵隐三生石，身异性长存。
冯天瑜虽然仅比不才年长3岁，但是年轻时候就大名贯宇宙，我辈很早就知道先生的大名了。最初就知道先生初学的是生物，而后对人文社会科学感兴趣，写出权威的孔子研究文章，是毛泽东欣赏的年轻学者之一。我常常纳闷，这种学术转变是如何完成的，一直在探索这个秘密。
我初识先生却是在很晚的时候了，那是在1995年夏天，由先生担纲组织编撰的《中国地域文化大系》邀请了季羡林先生做总顾问，编写会议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我和先生在会场上相识，会下闲谈甚欢，后来听说，先生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善于绘画，尤其是素描，于是我就穿上了成吉思汗的服装，摆出一副“成吉思汗”的架子，拿着一杆大枪，也不管什么一回生二回熟了，第一次见面，就毫不客气地请先生给我素描。先生几笔就把我的“帝王像”描绘出来了，惟妙惟肖，在场者陕西师范大学的刘学智先生等人无不叫好。
这次会议之后，我在想，冯天瑜先生为什么原先学生物，而后却成为人文学者、历史学家？
除了自身的勤奋和其他各方面的因素，我以为冯永轩先生对后代的影响，文化基因的影响，就是家学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冯永轩先生（1897——1979），湖北红安人。据说自幼全靠半耕半读，学习8年的古代文化典籍。1923年入武昌师范大学，得名师黄侃指导，为冯永轩奠定了古文字学的扎实根基。1925年，曹云祥校长将清华学校升格为清华大学，并且设立清华国学研究院。
曹云祥担任清华学校校长以后，逐步实现了将清华由一个中等程度的留美预备学校，改办为完全大学的计划。他报请北洋政府外交部批准了《清华大学工作及组织纲要（草案）》，将清华学校改组成大学部、留美预备部、研究院三部分。
1924年初春，曹云祥经过深思熟虑，充分考虑了在美国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的经验，和咨询国内学者，包括胡适等好友的意见，用英文写出了《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的小册子，小册子分序言、中国受输入文化之影响及其应改良之方法、清华学校对于输入文化所应尽之责任，及其所新设之计划和结论，一共4章。该书奠定了清华大学创立的基本原则，包括对研究院的基本方针都作出原则性的指导。在同学的要求下，曹云祥又利用一个假期将英文版译成中文出版，以便使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原则。在此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了1924年的《清华大学之工作及组织纲要》，决定清华学校建立研究院：本院备清华大学或他校之毕业生，对特种问题为高深之研究；其研究由专家指导之。具体计划当视本校之财力、人力，与所选之问题而定。（《清华周刊》第332期，1924年12月26日）
曹云祥在《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的小册子里，列举创办国学研究院的理由：(一)值兹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立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选择适当，融化无碍；(二)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须有透彻之了解，然后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三)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底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
所以现在的认识非常清楚，清华学校的国学研究院，发轫于曹云祥的这本英文写成的小册子，这也是当时公认的，舆论这样认为，就是当时的实际执行者吴宓先生也是这样认为的。任史当时评论说：“研究院创办之动机，始于民国十三年之5月，其时本校曹校长发表《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一文，对于研究院之设立，已为其所新设计划中之一，俟后与大学筹备，同时进行。至十三年12月时，已通过研究院简章八条。决定于十四年起，开办国学门，先设中国历史语言文学哲学各科，十四年2月，校长委任吴雨僧先生为研究院筹备主任。研究院筹备处，即于此时成立”（任史《研究院现状》，《清华周刊》第408期，1927年4月29日，第497页）曹云祥办研究院的思想，在当时的清华是尽人皆知的。
曹云祥在这部著作中的主要思想，是奠定了清华大学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基本框架。提出清华学校“为国家计，且为融洽世界之文化计，不能不大加以改良刷新。更不能不顺时势之要求，力求上进，而别谋远大而有利益的计划，其大计划约分三种”：1．改设大学，于1925年起设立“清华大学部”；2．筹备大学基金；3．拟设研究院。（《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清华周刊》第326期，1924年11月14日，第34页）
他批判了那种“群趋欧化，如醉如狂”的现象，“然而环视我国现状，其果承受此等文化，而能一一融洽否也？且其所输入之文化，果皆西人精华，而非徒具形式否也？是不能不生疑问。若徒具形式，而无精神，则植诸中华断不能得完全之美果。准斯以后，则吾人今日所汲汲者，不在输入文化，而在将所输入之文化，如何融合，如何承受，令其有实用于国家”（《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清华周刊》第326期，1924年11月14日，第31页）。这样就必须进行研究，建立研究院。“但以本校棉力，安能肩此重任？最适宜之办法，则莫如以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为研究院之基金。凡事须有正确之研究，然后乃有真正之效果”（《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清华周刊》第326期，1924年11月14日，第32页）
清华学校“不愿守默守雌，而愿借箸代筹，作此破天荒之举动”（《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清华周刊》第326期，1924年11月14日，第37页）曹云祥对研究院的学风也作了阐述：“研究院之成功，在各高等教育机关，本合作之精神，求文化之事业，不宜抱竞争之念。其目的在解决问题，发明学理。”（《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清华周刊》第326期，1924年11月14日，第36页）
曹云祥注意到，中西文化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即是毕业一词，中西方也有自己不同的解释。中国叫毕业典礼，是庆祝大学学习的结束，而西方则谓之“开始”礼，是毕业之后开始为人之意，犹如从前读书人考中秀才叫“进学”，是一样的意思。（曹云祥《大学生之利益与责任——（圣约翰大学）毕业典礼训词》，《约翰声》1931年第42卷，第1页）
曹云祥指出，西学“输入之初，学者急不暇择，竹头木屑，并蓄兼收”，是否与中国文化龃龉不合，一概不问。研究院之设立，即是为解决此问题的。“吾所欲设之研究院，即本斯义。无论何种学术，皆须先明其研究之法，然后用之以研究中国问题。凡对于国计民生，有直接关系，或对于世界文化，有间接影响者，皆广集通才，详加研究。待其明白解决，不但国家真得学术之用，即东西两文明之真相，亦可因之而表明。……吾料自有此院之后，数十年来中西隔阂之病，新旧相仇之状，可以悉数捐除。”（《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清华周刊》第326期，1924年11月14日，第32-33页）“此院一设，则不特欲研究高深之学术者，不必远赴欧美，而学成致用，且更适合中国之国情，即西人之欲研究中国学术者，亦可于此间得相当之机会，化散漫为坚实，变粗浅为精深，一转移间，数善皆备，催促学术进步之法，盖未有妙于此者”。（《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清华周刊》第326期，1924年11月14日，第33页）“是此院之设，与东西文化，皆有极大关系。所望智识之士，力求精进，勿但抱璞以长终也”（《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清华周刊》第326期，1924年11月14日，第33页）“故此院之设，不可一日再缓。推广言之，物质文明，固应研究，他如国家政治机关之组织，财政之整理，统一之方法，裁兵之计划，道路之修筑，工商之改良，凡属与人生有关之问题，何一不在应该研究之中？”（《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清华周刊》第326期，1924年11月14日，第36页）曹云祥极力说明，值兹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哲理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此即本校设立研究院之初意。
曹云祥如此具有世界眼光，他说：“天下之学术，须天下之学者共任之。本校不过愿贡献其地点与设备，为天下学者研究之集合聚会之所而已。如以为适则用之，如以为不适则去而之他。”（《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清华周刊》第326期，1924年11月14日，第39页）
曹云祥仿照美国大学研究院之办法，商请老朋友胡适担任筹备大学顾问，并且担任院长。胡适坚辞，坦承：自己“非第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蓝文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载《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79页）他还提出美国研究院制度不尽适应中国，建议曹云祥采用中国宋元以来书院的导师制，并吸取外国大学的研究生院的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曹云祥接受胡适意见，“因曹氏毕竟是业内人士，精通教育与学术。自此，曹氏将清华‘改大’与设研究院事一直挂在心上，不辞辛劳，为此付出了极大努力。”（荆竹《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黄河文学》2006年第2期）胡适给曹云祥建议要聘请一些一流学者任教，其中的一个就是当时的帝王师王国维。
1924年12月8日，老朋友胡适先陪同曹云祥拜访王国维。第二天，曹云祥在致胡适之信中写道：“昨承偕访王静庵先生，晤谈之后，曷胜钦佩。敝校拟添设研究院，即请王君为该院院长。兹将致王君一函并聘书送请察阅如蒙同意，即请转致，并恳玉成是荷。”（沈卫威：《胡适周围》，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第39页）12月11日曹云祥致胡适一信，约王国维与胡适同至清华聚餐。1925年2月，国学研究院筹备处开始办公。吴宓持曹云祥签署的聘书，到北京城内织染局10号王国维住处，商聘王国维来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事。由于曹云祥求贤心切，在未与胡适、王国维协商妥当之情况下，便按本校聘教员之惯例，给王国维送上了校方统一印制之印刷品聘书。事后，曹云祥发现此法不妥，便立即致信王国维解释，并附手写聘书一件。信和聘书皆请胡适代转。
按照曹云祥当时的设想，国学研究院是一独立的研究机构。招生对象为大学毕业生，参照英美大学的研究院制度，采用“导师制”，强调学生自修。学制为一年，特殊情况，经导师批准，可延长至二到三年。国学研究院的培养目标是训练“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学科范围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以及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等。
冯永轩先生为第一期生，与高亨、吴其昌、姚明达、王力、王静如、姜亮夫、刘盼遂、徐中舒、刘节、谢国祯、戴家祥、蔡尚思、陆侃如、卫聚贤、杨鸿烈、陈守实、蒋天枢、储皖峰、罗根泽、朱芳圃、杜钢百、周传儒、王庸等同学。而先生专攻历史考据学。梁启超的史论、政论研究，王国维“文献与地下发掘互证”的精密考据学研究，陈寅恪的中古文化及其民族史研究方法论研究，对他的影响颇深。在名师指点下，他完成的毕业论文《匈奴史}，是20世纪较早的匈奴史研究专论，获得不少啊赞誉。1925年秋研究院决定聘任的教职员有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1926年到校）、李济、陆伟钊、梁廷灿、章明煌、吴宓、卫士生、周光午。
1925年9月28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正式开学。下午4时研究院举办茶话会，师生见面，共有五十多人参加。校长曹云祥亲自主持了开学典礼，向学生逐一介绍任课老师并讲了热情洋溢的鼓励的话。王国维、梁启超、李济等也相继讲了话。他们都强调，研究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为宗旨，研究院培养的目标是“(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王国维的学生姚名达在《哀余断忆》中记载了当时情况，他写道：名达始识静安先生，1925年9月28日，午后四时，清华研究院第一次师生茶话会，出席者达五十余。名达（姚名达）方以是日午前到校，举目无亲，逢人辄询姓名，而又素不识先生。见有布袍粗褂，项后垂辫者，私心猜想，“此岂李济先生耶?”须臾，主席致辞，并一一介绍，始知久仰而素昧者，即为此老，聆其声，望其貌，盖忠厚人，可与语，然面生口涩，终席不敢启齿也。又明日，午前九时，受先生课《说文》，始惊其妙解，而有从学之心。”（《国学月报》纪念号）
冯天瑜先生在《在记忆浅层底下》（《光明日报》2006年1月10日国学版）说：冯永轩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期生，师从梁启超(1873一1929)、王国维(1877—1927)。自第二期就任研究院导师的陈寅倍(1890—1968)后来戏谓，清华国学研究院诸生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南海圣人”指康有为(康氏广东南海人，以孔圣人后继白况，故称)，梁启超为康氏弟子，故国学院学生为康氏“再传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宣统师傅，故国学院诸生恰与前清逊帝同门。父亲就学清华研究院时，选题《诸史中外国传研究》，毕业论文《匈奴史》，作指导的是王国维先生。清乾隆以下，边疆史地及民族研究渐兴，显示出一统帝国的壮阔气象，而晚清国防危机日迫，此学更极一时之盛，此为治学者忧国心切的表征。王先生亦多有相关论著，收入《观堂集林》的便有《西胡考》、《西域井渠考》、《萌古考》、《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序》等。父亲得王先生耳提面命，终生致力西北史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父亲先赴新疆工作，后任西北大学教授，又著《西北史地论丛》，皆为着完成王先生早年指导的此一课题。父亲对王国维先生的教诲念念在兹，一直保存着王氏为其手撰的书单，该书单撰有“《蓬莱馆地理丛书》丁谦著；《元史译文证补》洪钓(撰)，广雅丛书”。书单左侧，草“康居悦般保塞之民冉阂杀匈奴”等短语，显然系当年师生对话时，王氏在书单后面信笔所写，以说明讲述要点。父亲珍藏此一书单数十年，并在右首楷书：“王静安师墨迹在清华读书时王师所开书目”，又加盖印章“冯德清字永轩”，冯永轩的研究题目是“诸史中外国传之研究”，毕业论文为《匈奴史》，王国维为导师。梁启超、王国维给冯永轩都有赠墨宝。
1926年10月底，研究院师生举行本学年的一次茶话会，王国维、粱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教授均到会，校长曹云祥也应邀出席。冯永轩保存了这次茶会之后的一张合影，是非常珍贵的。
国学研究院对教师的要求相当高。正教授的要求是：应为学术家，曾在研究院研究高深学术，或作有名著，并宜有著名大学教授充分之经验，及其品学堪为师资者。教授：应为学术家，曾在研究院研究有素，或著有著作，并宜有著名大学教授充分之经验者。副教授：应为学术家，曾在研究院研究有素，或具有其他相当程度者。（《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报告草案：清华大学之工作及组织纲要》，《清华周刊》第332期，1924年12月16日，第36页）
研究院在教学上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致使学生与教授关系非常密切。而学员在此短期内，于国学根底及治学方法均能确有收获。为此研究院聘请宏博精深、学有专长的学者前来任教。于是就有了著名的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位学者；另外还有一特别讲师李济。教师与学生之间主要教学活动，是通过普通演讲（即课堂讲授）和指导学生进行专题研究的方式来进行。
王国维的演讲有“古史新证”、“古今文字”、《尚书》、《礼记》等，梁启超有“中国通史”、“历史研究法”、“儒家哲学”、“读书示例——《荀子》”等，陈寅恪主讲“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梵文——金刚经之研究”、“《高僧传》之研究”、“梵文文法”、“《唯识十二论》校读”等，赵元任有“方言学”、“普通语言学”、“中国音韵学”和“韵练习”等；李济主讲“人文学”、“人体测验”和“考古学”。从他们所讲授的内容，无不是各自研究的精华，“出其平生治学之心得，就所最专精之科目讲授之”。学生入学后，各教授都用自己的体验向学生进行学习和选定研究题目的指导，以助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志向兴趣学力之所近”，去自主地选定自己的学习方向和研究课题。这种方法启动了学生学习和研究的积极主动精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其实，在清华学校，谭唐博士介绍过的德国大学“三自”经验，对师生也有一定的影响。谭唐即Geoige.H.Danton，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士、博士学位，历任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员，哈佛大学德文导师，巴特勒大学德文教授，纽约大学交换教授等。在清华有很好的名声。所谓三自经验，即自由教授，自由求学，自由转学。（《德国的大学》，《清华周刊》第396期，1926年12月31日，第880-881页）这种三自经验体现了高等学校的学术自由。
研究院师生不辜负创办者的初衷，勤于研究，著述甚丰，成果多发表于自己所办的刊物上。
梁启超向来主张在社会上要做一位“不逐时流的新人”，在学术界上要造成一种“适应新潮流的国学”。梁启超在茶话会上作了长篇讲演。他对着曹云祥和诸位师生说：“校长，诸位先生，诸位同学：今天是研究院第一次茶话会，本来早就要开，因王静安先生有不幸的事发生（此处指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病故），到上海去了，所以缓后了许久。到今天，大家有个聚会的机会，我很高兴。”他从研究院的宗旨，是改变“呆板的教育”，因此“参照原来书院的办法”，“创造一个新学风，对于学校的缺点加以改正”。他认为学校不应该只是一个贩卖智识的地方，而是应该树立“智、仁、勇三者并重”的新学风，他说：“本院发生一个新学风，是我们唯一的责任。”“诸同学既在这全国最高学府内修业，必当发奋做一个伟大的人。”这次演讲由陆侃如、刘节二人记录为文，以《梁任公先生在清华研究院条话会演说辞》为题，刊于《清华周刊》第389期，1926年11月12日。
冯永轩国学研究院毕业之后，于1926年-1927年先后在武汉中学和国共合作的党义研究所任教，与同乡和好友董必武共事，交谊甚厚。1935年，冯永轩到新疆，实地考察西北，研究西北史地，以继晚清进步学人留下的未竟事业。其间，冯永轩对鄂东古民族史产生浓厚兴趣。1943年，冯永轩先生任安徽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1946年受聘于西北大学，任历史学教授。后任湖南大学教授、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授。1958年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1979年春因病逝世。但他的“学无倦，教不诲”的精神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冯永轩生性耿直，治学严谨，博闻强记，教学时每能对经传及其诸家注释背诵无遗，且有独到见解，鞭辟入里，深得学生敬佩。他专于古文字学，西北史地和楚史，精心收藏考证古文物。
由于他在典籍与实地考古两方面均有深厚造诣，成为湖北省博物馆考古工作者经常咨询的专家。60年代初，他曾对江陵出土文物作出重要阐释。晚年在病榻还为北京大学赴鄂考古队释疑解难。所著《楚世家会注补正》，纠正了日本学者龙川的《史记楚世家会注》的若干错误，并旁征博引，补充大量材料。《说楚都》一文对楚都地望进行了严密而科学的考释，其楚史研究成果引人注目，是楚文化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其论著多为今人借重。他苦‘心经营多年的《楚史》文稿数十万言，十年动乱中散失，甚为可惜。
冯永轩对鄂东古民族史有独到而深入的研究，其经实地考查而写成的《论五水蛮》长文，论析缜密周详，是湖北古民族史研究的较早专论。所著《西北史地论丛》，运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研究甘肃、新疆史地和民族史，创见颇多。此外，还有《特勒非误辨》等多篇论文遗世。
冯永轩家教颇严，以正直、勤奋、爱国、气节为教子之圭旨，其五子均在各自的学术和工作领域作出了贡献。
冯天瑜先生在编辑《近代名人墨迹——冯永轩藏品》的时候，直言：因五兄弟中只有我研习史学，算是“继承父业”，故父亲的很多文稿存放我处，但一直苦于找不到出版机会。10余年来，偶尔于清夜间翻阅文稿，深为先父那种“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郑横语)的治学精神所感染，又忆及先父刚直不阿的性格、严厉中深蕴亲情的言谈举止，以及1961—1964年寒暑假中向我讲授先秦典籍时议论风发的状貌，激动之情往往不能自已。前几年我曾数次将文稿交有关学者审阅，他们都一致肯定其学术价值，并对先龙架作学术考察的途中，与楚史专家张正明先生谈及先父遗稿事，张允生力促将文稿交付出版，以利当下楚史研究。不久，湖北教育出版社武修敬社长以扶植学术事业的阔大胸襟，慨然接纳这部发行量可能很小，排印难度却较大，因而无“经济效益”可言的专门之书。我于楚史外行，加之案头另有他务，此书相当繁难的校勘任务由张君博土承担。张君是楚学界的后起之秀，他在数周内即完成书稿核查引文等难度不小的工作，足见其才思之敏捷，学力之深厚。此间张正明、宋公文先生也惠予关切其事，卢峰先生则细致描摹书中甲骨文、金文。值得一提的是，湖北考古研究所王善才先生保存着他20世纪60年代初听先父讲授楚史的笔记，这便成为本书附录二《有关楚史的几个问题》的文本来源。正因为诸友人伸出援手，又承蒙湖北教育出版社的盛意和编辑孙艳魁君的勤勉，这部“劫余”方获面世，这既可为楚学研究增添些许砖瓦，亦可告慰先父于九泉。（龙架作学术考察的途中，与楚史专家张正明先生谈及先父遗稿事，张允生力促将文稿交付出版，以利当下楚史研究。不久，湖北教育出版社武修敬社长以扶植学术事业的阔大胸襟，慨然接纳这部发行量可能很小，排印难度却较大，因而无“经济效益”可言的专门之书。（冯天瑜《人文论衡》，武汉出版社，1997年，第573页）
冯天瑜非常重视父辈给他带来的恩泽，他在《儿时的省图岁月》（《长江日报》2006-02-16，整理：樊良树）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省图，真乃藏龙卧虎之地。少时我所见过的方壮猷、杨开道等先生，都是名流硕儒。方壮猷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任省图馆长，他与我父亲冯永轩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期同学，受业于梁启超、王国维等大师。一次，他巡视成人阅览室时发现我。……馆员告诉他：“这是张老师的儿子。”他马上用浓厚的湖南乡音说：“那不是永轩兄的公子嘛，好，好，这么好学，将来一定能继承乃父事业。”80年代初，听说省图特藏部中还散置不少盖有“冯永轩珍藏”等藏书章的书籍，我几次想进去看看，并想建议省图办一个诸如“冯永轩赠书专架”之类的专区，但念及当时所捐的几千本珍贵文籍，早已风失云散，这种请求也只得强咽下去了。
至于冯天瑜先生的学术贡献，我自己才疏学浅，不敢妄说。但我非常欣赏并且受益于他和杨华、任放合作的力作《中国文化史》，这部专著多次重版，给读者很多重要的文化信息。该书在重点叙述学术思想文化演变历程的同时，对行为、制度和物质等其他文化层面都有关注，对中国文化史整体脉络把握准确，断代分期明晰；材料新颖，吸纳了最新的出土文献和研究成果，篇幅适中，宜于教学，语言典雅，通俗易懂。诚如作者所说，中国文化史，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创造文化的历史，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互关系，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将中国文化史比喻为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的多幕戏剧，“中国”便是演出舞台，“中华民族”是演出主体，“文化”是演出内容。我们研习中国文化史，应当了解舞台、主体和内容“中国”、“民族”、“文化”、“文明”都是汉语古典词，然其在近现代都发生了深刻的内涵演变，这种演变正是文化的古今更革、中西交会的产物，诚如陈寅恪1936年在《致沈兼士》中所云：“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诠释“中国”、“文化”等语，进而考辨中国文化的生态环境、基本特性和历史分期，是研习中国文化史的八门之径。
冯天瑜先生另外的一篇文章，也是对我启发甚大的，就是发表在《文史哲》杂志2006年第4期的《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刍议》，他认为，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分期聚讼未决，原因之一是“封建”等核心术语概念有待厘清。在给历史段落命名时．应“制名以指实”、“循旧以造新”、“中外义通约”、“形与义切合”。秦以下两千年命名“封建社会”，名实错位。形义脱节，亦与外来义相左，而称之“宗法地主专制社会”较为名实相符。“封爵建藩”之制(即“封建制”)在秦以下的列朝并未消弭，然仅为“偏师”，而秦至清的制度主体，是贯穿性三要素——宗法制、地主制和专制帝制，故而秦汉至明清的社会形态，似可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称之，如此庶几达成“制名以指实”这一命名的基本目标。这些论点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的，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