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新冠英勇顽强地搏斗了一个月，天瑜兄还是走了。我从此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中国学术界从此失去了一个一流的学者，中国这片土地从此失去了一个优秀的人物。

我跟天瑜都是1942年生的，我比他大两个月，我们念的中学是同一个母校——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我们是三观一致无话不谈的朋友，但真正交往频繁的是2008年我从海外回汉定居以后。这十五年中，我亲眼看到他如何视学术为生命，如何把一点一滴的时间都挤出来用在学术上，我衷心敬佩他是一个把自己的全部生命与精力贡献给中国学术事业的学者，而且极为勤勉，几乎一分一秒都舍不得浪费。像他这样勤奋的人我还没有见到第二个。天瑜兄其实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喜爱音乐、绘画，他能吹很漂亮的口哨，能在瞬间捕捉人物外貌，画出形神毕肖的速写，他曾给许多文化界人士画像，积有一本《学人侧影》。但他真正全力以赴的是学术，我想不起他有别的世俗爱好，连打牌下棋都没有。唯一例外的是看足球世界杯赛。他对最近两次世界杯赛前八强的预测无一失手，但正如他自己说的，他只是一个“伪球迷”，他自己从不踢球，只是纯粹的观赏而已。看足球世界杯赛，大概是他晚年生命中唯一的一点娱乐，而竟又如此短暂，这一次卡塔尔世界杯赛他是在住院的时候撑着病体，一边看一边评的，几乎是一看完，就在与病魔的搏斗中与世长辞了。2016年初夏，他查出了结肠癌，并且已经扩散，医生认为他最多只能活几个月，而他坦然处之，一边治疗，一边仍然勤奋地工作。这几年里，他先后出版了《“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2017年7月）《中国思想家论智力上古神话纵横谈》（2018年1月）《月华集》（2018年8月）《明清文化史散论》（2018年9月）等若干本极有价值的著作，并把他家藏的极其珍贵的古今名家的字画、信札和历代钱币无私地捐献给武汉大学和湖北大学，分别在这两所大学里成立了“冯氏捐藏馆”。一直到最后两三年，他又写出了《周制与秦制》这一部七十余万字的煌煌大著。正如他的夫人刘同平女士所说的，天瑜兄是用一辈子的生命干了两辈子的事。像天瑜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如此勤勉的奉献者，可以说举世少见，完全可以当得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八个大字。

天瑜的研究领域是文史哲，他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海内堪称独步。他的《中华元典精神》《中华文化史》《中国文化生成史》《“封建”考论》《辛亥首义史》《张之洞评传》《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明清文化史散论》以及尚未出版的《周制与秦制》，无疑都将成为经典传世之作。天瑜的著作，我基本上都读过，上面列出的几本尤其读得仔细，其中《中国文化生成史》《“封建”考论》我还写过评论文章。《周制与秦制》是天瑜兄的绝笔，我曾经遵他的嘱托，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读过原稿。我认为天瑜兄在下面四个方面的学术研究都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

第一，对中国“轴心文明”，亦即他自己说的“元典精神”的宏扬；

第二，对中国文化发展演变历程的剖析；

第三，对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分疏；

第四，对明、清至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张之洞的研究。一个人在上述四个方面中任何一个方面能有所贡献，就很了不起了，而天瑜兄竟在这四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天瑜的研究重点是中国传统文化，但他并不是一个无条件地欣赏中国传统文化的“泥古者”，他在深入发掘传统正面的同时，也严肃批判传统的负面，同时两眼看着现在、展望未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近百年来大多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都在努力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即如何把一个传统的宗法式的君主专制集权体制下的农业帝国，变成一个真正现代的公民当家做主的工业化的中国。直到今天为止，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了变革经济基础的必要，甚至也认识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但绝大多数都还没有认识到其实文化的变革才是最根本的，也是最艰巨的。天瑜兄是少数认识到这个问题症结的中国人。我以为他把毕生的经历大部分用在文化史的研究上，正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两年前他八十初度的时候，武汉大学为他出了一本纪念集，在纪念集发布会上，我应邀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谈到了这个问题，我现在把这个演讲中的一部分节录在下边：

文化问题是一个民族的根本问题，文化在，这个民族就在，文化没了，这个民族也就没了。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基本上也就是其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处在激烈的变化中，即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前人已经说得很多了。我想补充的是，这个“大变局”最根本的“变”还是在文化上。简言之，三千年来，中国的文化，不论中间有什么样的变动，甚至像蒙元、满清那样，以少数民族而入主中原，但整个地说来，都是一个“以夏变夷”的过程，即中原的华夏文化，不断地以优势文化的姿态同化周边相对弱势的文化。但是1840年以后，情形倒过来了，相对于文艺复兴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中华文化变成了弱势文化，这一百多年来，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不再是“以夏变夷”，而是“以夷变夏”。西潮滚滚，席卷中国。上至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教育体系，下至民生日用，几乎没有不西化的。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这一百年，情形尤其明显，国共两党看起来针锋相对，但两党宗奉的其实都是西方的思潮，区别只是在于一边宗奉的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渐进思潮，一边宗奉的是以德俄为代表的西方激进思潮。今天看来，这席卷一切的滚滚西潮，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要的洗礼，是无法回避的历史潮流。它的积极面是为我们洗去了传统文化的糟粕，但是它也有消极面，它的消极面是连我们传统文化中许多可贵的价值也被贬损得一文不值，文革中的“破四旧”就是其极端代表。以至于今天的中国人物质虽然较前丰裕，精神却濒于沦落。现在摆在中国知识人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就是应该理性地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一个全面的仔细的梳理，找回其中根本性的使我们这个民族得以持续发展数千年的精魄灵魂，找回我们民族的自信。换言之，只有返本开新，才能实现复兴中国的理想。

谈到“返本开新”，我们也许可以说，这基本上是一个目前大家都表示认同的理念。但是“返本开新”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厘清。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要问“返”（这个“返”只是一种哲理意义上的返回，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形式上的回到或恢复）到哪里?比如，国家体制是“返”到秦制还是“返”到周制?社会伦理是“返”到孔、孟还是“返”到商、韩?不要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其实这是很严重、很现实的问题，文革中不是就公开提倡返回秦制、崇法批儒吗?其结果大家都看到了。还有，“开”（这个“开”也只是一种哲理意义上的走向，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形式上的模仿或复制）又“开”向哪里?是“开”向激进主义还是“开”向渐进主义?当然还有哪些该“返”哪些不该“返”、哪些该“开”哪些不该“开”，以及怎么“返”、怎么“开”的问题。

我觉得天瑜兄用他最后几年的生命与精力所撰写的《周制与秦制》，在总体意义上的目标也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探索。现在学界颇流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实亦此意。我们可以说，天瑜兄毕生所致力的学术志业就是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他在这方面的努力与贡献，是留给后世中国人的珍贵遗产。

天瑜是学者，但并不是一个躲在象牙塔里、沉溺在故纸堆里，而不问世事的学者，他是秉承着中国原始儒家“修身以淑世”的精神，积极关怀当世、积极关怀家国、积极关怀人民的学者。远的就不说了，近的如这次三年大疫，他一直是抱着忧国忧民的态度，积极关怀与参与全民抗疫事业的。记得2020年封城之初他就拟了“仁心侠行”和“每临大事有静气”的格言，请我写成书幅以鼓励当时参与抗疫的医务人员和武大同事们。2020年2月，李文亮医生因新冠去世，天瑜立刻建议并分别联系我们几位常常见面的朋友，起草并发表了一份署名“武汉十教授”，题作《李文亮大夫不朽》的呼吁书，建议政府追认李文亮医生为烈士，并抚恤其家属；同时呼吁政府开放言论自由，提高信息透明度。据我所知，这是中国知识界第一篇对社会抗击新冠发表公开意见的文章。此呼吁后来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大报发表，让世界听到了中国知识界的声音。这份呼吁书原稿就是天瑜执笔写的。同年3月10日，他又接受《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先生的采访，再一次呼吁政府开放言论自由，提高信息透明度，并且呼吁要端正掌权者与民众的关系。同时向领导者发出警示，希望中国能避开两大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2020年末，歌颂秦始皇大一统的电视剧《大秦赋》一度热演，天瑜兄愤而执笔，写出《为秦制大唱赞歌是莫大错误》一文，对这种粉饰赞扬君主专制集权制度的奇怪现象大加挞伐，尖锐指出：“历史进步的根本标志，并非在政治的分合，而在文明的进步，包括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观念形态进步与否。将历史的正义性简单归结为政教是否大一统，必陷虚妄。”并且在文末大声疾呼：“劝君少颂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强！”

天瑜晚年曾接受朋友们的建议，写一部口述自传，可惜没有完成他就辞世了。他把这个自传命名为《向着公民的无悔抉择》，从这个命名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一生不懈的精神追求。他的学生周积明教授在《向着公民的无悔抉择—冯天瑜先生精神不朽》一文中有几句话说得非常好，我非常赞同：“冯天瑜先生从来不是在书斋坐而论道，而是直面历史，关怀人类命运和中国的未来，在他身上，智者、学者与斗士完美结合，仅仅以学殖深厚、大家风度称许冯先生，实未得先生精神之要谛。”是的，天瑜是一个以学术为生命的卓有成就的学者，但这不是他的全部，只有看到他同时也是一个智者与斗士，这才是对天瑜的确切评价。

呜呼，天瑜去矣，但是他还活着，活在历史上，活在人心中。天瑜去世次日，我曾撰了一副挽联表达我的哀愤，我想再引于此，并结此文：

天地不仁，悲硕果零落，更能消几番风雨？

瑜亮俱逝，叹国士余几，最可惜一片江山！

唐翼明，2023年1月22日，旧历癸卯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