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中华读书报》2024年3月20日

余来明教授的专著《从南京到北京——明代前期的政治、历史和文学想象》（以下简称《从南京到北京》）2023年6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所谓“从南京到北京”，既有实指意义，即从洪武到永乐明都城的实际更迭；又具象征意义，都城变迁背后的政治、权力非正常的巨大转迁，而无论上层还是中下层士人，均在政治权力的裹挟下经历不可拟测之命运。《从南京到北京》按照都城及政治、权力迁转的脉络，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从明代前期都城的地理位置转移着眼，以士人的都城歌咏为中心，展现不同时段不同阶层复杂迂曲的情感和心态；二、三部分组成紧密连接的整体，重点探讨从作为“祖制”“祖风”的制定者——明太祖恢复古制、古礼的种种举措对整个明代的潜在影响，到永乐帝朱棣的盛世焦虑——其在制度、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采取的强力举措；第四部分关注的是洪武、永乐两朝文人灰暗吊诡的遭际。如作者所言，本书关注的中心是明初三朝“士人的命运、情感与心态”（《发掘“文学”背后蕴藏的历史密码》，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年9月5日）。

相较于作者此前的著述，《从南京到北京》有相沿不变的写作特点，同时也在寻求一种突破和尝试”，有着不同以往研究的“新变”。在二十年的学术研究当中，余来明教授涉足多个领域，从元明科举制度到明代诗歌，再到近代文学文化，跨度巨大，但其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善于抓住重要的、核心的问题作探原之论。其中《元代科举与文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元代科举与文学的专著，在梳理元代科举制度与文学演变基本面貌同时，从科举兴废与元代诗史、诗学变迁间的关联与互动等问题作了深入辨析。这些问题直到现在也仍然是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重要命题。“文学”概念的界定作为晚近以来文学研究和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学界讨论相当密集的问题，余教授所著《“文学”概念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综合运用古今中外各类文献，从政治和国家、民族的角度入手，考镜源流，辨析“文学”概念在古今演变、中外对接过程中的意义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史书写思考。该书是概念史研究的典范。《从南京到北京》一如既往地体现了余教授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笔的著述特点。洪武和永乐时期是明代政治、文化等变迁中极为重要的阶段，永乐一朝实为明代政治、历史之一大变局，却尚未被学界充分重视。正如陶希圣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所强调的：“成祖以后的政制，乃是太祖政制的反动物。‘靖难’之变，不是单纯的皇位争夺，其中包含一个社会政治转变的枢纽，这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的。”（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933-935页）本书以“从南京到北京”为题，从政治中心迁移切入考察明初五十年间的政治、文化生态，及其与士人命运、文化建构、文学艺术创作之间的密切关联：“从南京到北京，发生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都城和全国各地以至周边属国往返于京城的交通，更重要的是此后几百年间明代政治、文化的走向。”（《引言》第6页）从中可见作者深切的历史关怀，以及对这一变局的敏锐把握。

在《从南京到北京》一书中，作者求新求变的核心，在于对文学与历史、政治关系的思考。作者在该书《引言》中系统阐述其写作旨趣说：“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在我内心始终都有这样一种期待，希望能够在整体的历史框架下讲述文学的过去，而不只是让历史和文学二者互为背景或者材料。”作者借用近年来学界兴起的所谓“整体文学”提法，提出“整体历史”的研究路径，他说：“无论是我们为之划定的文学、政治还是其他宗教、民族、边疆等各个方面，都参与到了‘历史’的书写当中，任何以切割的方式所看到的，都只是过去的一个方面。对文学研究者来说，也不应只是将文学研究局限在‘文学’范围，而当放宽‘文学’的视界，视之为历史的一端，由整体历史的视角观照文学、文化的种种形态。”（《引言》第8页）这一方面意味着历史的扩充，历史应该有温度、容纳丰富的细节；另一方面也可说是“文学”研究向历史研究的靠拢与融通，不只是史实、事件，诸如情感、心态等边界更加模糊的要素进入历史写作当中。

循此路径，在一般历史著作中生硬冰冷的地名，就成为寄寓不同阶层与群体的情感、记忆、想象的沉重载体。例如明代以前，南京在怀古感旧的诗赋中是偏安于江南一隅的六朝烟粉之地，但到明初，在谢肃、宋讷等笔下却成为凌越往古、充满帝王气象的一统中华的大明王都（第15-17页）。更典型的如临濠（今安徽凤阳），即使在最细致的历史叙事中，临濠也不过是历史、政治事件变更中被一笔带过的一个地名，而在本书中，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龙兴之地”。但同时，对于许多落败一方的“附逆”士人而言，这里却是充满艰辛的贬谪之地。吴元年（1367）九月，在徐达攻克苏州之后，除部分官员被押解南京外，大批张士诚幕下属官及其家属被发配至临濠，作者指出：“对明初的这些谪人来说，1368年春天从南京城起航充满欣欣向荣、勃勃生机的大明王朝，却是他们一段人生噩梦的开端。即使如杨基、徐贲这样从谪地返归的士人，在严苛的政治生态之下，早已注定了其悲惨的结局。”（第242页）。所有这些，都在“从南京到北京”的叙述序列中推动，完整呈现出明初三朝士人命运、心态、情感的起伏。

在重新思考文学与历史、政治关系的过程中，本书体现出鲜明的整体性和多样性。所谓整体性，一方面是时间上的贯穿，比如作者论及南京时，上溯至元初（1278年冬天）文天祥被俘一路押解至大都（北京），途径南京时的《金陵驿》之作（第33页）。“燕京八景”是明代永乐以后诗人乐写的主题之一，往往被当作“鸣盛”“颂圣”写作的绝佳题材。（第63页）本书论及永乐年间北京时，也以永乐十二年（1414）胡广等《北京八景图诗》为例，与金元时期的京城歌咏相比较，指出：“在这次‘燕京八景’诗唱和当中，可以注意到，众人所作诗题大多以‘北京’‘京师’命名而鲜用‘燕京’‘燕山’等题，反映出鲜明的永乐时代特征；内容上也逐渐由写景诗转化成咏怀诗（即事诗），多了历史和现实的观照。并由此洐生出一系列以‘八景’‘八咏’等作为组诗的地域自然景观书写。”（第67页）长期从事元代文学研究的经历，使得作者娴于此种贯通和比较。本书所论虽然集中在明初三朝，但由于作者致力于明代诗史的研究，因此书中也常见下探至三代以下的论述，如多次论及两京设置对整个明代的政治、文化格局所产生的潜在而深远的影响；由方孝孺被杀进而关注嘉靖朝“大礼议”之争：“这两个时期，正是明代皇位以非常规方式传承的年代，政治、文学与明代历史时空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就以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产生了关联，由此交织、谱写的历史也有了丰富、多面的色彩。”（《引言》第8－9页）

“整体性”的另一方面是空间上的打开。书中描述了从苏州到南京、到临濠的押解流寓之路，“中都作为明初士人流放地，不过只是明初士人遭遇、生活的一个缩影”（256页）。同时以郑真诗文写作及其江南谪居到此的交游，描述了从江南温软之地到临濠的贬谪之路，指出：“明初中都的兴起，是以无数江南士人离开故土作为代价的。”（第255页）这种空间上的扩展和延伸，使得“从南京到北京”的线索就具备了一种“全景式”的效果与力量。

所谓多样性，是指作者着力呈现每段历史情境下，不同阶层士人的生活状况及心态、情感的呈现。书中大量采用文学史中同题共咏的诗文，所有文献的处理、分析都在历史展开的细节中得到充分观照。其中的许多内容，只有“文学”才能提供，这是文学或者更广泛地说是集部贡献于史学的最好礼物。事实上，无论是文学、艺术、思想、政治还是过去历史的诸个方面，都不只是作为分类知识或是单一性质的书写记录，而是都有着十分丰富、多面的内涵，从多个不同维度构成了复杂历史的面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具体论述中，作者总是通过征稽各类史材，向读者展现明初几十年间政治、历史包括文学更加多重的形态、多姿的色彩。作者之所以有此思考，除了新文化史的普遍影响，落实到作者自身实际写作，则可说完全是出自其对文学、历史切理餍心的体会而得来的一种“理解之同情”，如其所言：“文学的书写并不只是那些处其殿堂当中的作者高高在上的玄想与游戏，而是深深植根于时代迈进的每一次呼吸之中。生于斯世，便不可能只将自己限身于自我的世界。”（《引言》第9页）这种可贵的学术旨趣，是人文研究最重要、最精彩却又最易被忽视的部分。

根据作者的说法，《从南京到北京》是他明代诗史系列研究的“副产品”，目的是为了“通过那些历史记录的文字去体会他们的情感和生活，想象那个时代所经历的悲喜人生，发掘那些被我们称为‘文学’背后所蕴藏的历史密码”（《引言》第8页）。本书虽然主要是对士人情感、心态的研究，但仍揭示出一些重要问题，如朱元璋复古的问题，其对群臣唱和之热衷及所带来的明代士人特征的问题；张士诚文人集团在苏州城破后的遭遇心态及由之产生的特殊文学形态等。在有些问题方面，余教授已经有了很好的研究（参余来明《1367年的记忆：吴城之围与元末明初江南诗史的挫折》，《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可以让我们更好了解上述士人情感、心态、命运的研究怎样与文学史研究相互支持、生发。这种基于多重视野考察而呈现的明代文学面貌，无疑要比纯粹基于文学文本的讨论更富活力和意趣，也能更好地探察文学历史书写的隐微，由此也让我们更有理由对余教授接下来的明代诗史研究充满期待。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