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元月12日临近中午，久疏音讯的好友郭世佑突然给我发来一条微信，想确证网上流传的冯天瑜先生仙逝的消息是否为真。我随即发微信向弟子武大傅才武求证（他曾跟随冯先生读硕，先生病后时常服侍左右），才武当即回复：“马老师，今天上午10：41, 冯先生仙逝。我现在刘老师家商量冯先生后事。初定一切从简。”
闻此消息，悲从中来，一时无语，感觉太突然了。因为前两天还听说久患癌症的冯先生感染新冠后，一度曾告病危，但经输血后已有所好转，又能谈笑风生了，心想他这次也一定能像往常那样，逢凶化吉，度过此劫。但世事莫测，简直没想到生命力如此顽强的冯先生就这样溘然长逝了！
其实，就在冯先生逝世前两个月（11月12日），经共同的朋友张京城君发起，我们还相约在风景如画的东湖之畔相聚，聊聊我前些时在哈佛大学访学半年的见闻。没想到，冯先生因临时身体有恙，不克光临，约定等他身体稍好后再聚。谁知却再也没有下次！对我而言，这不啻留下人生一大遗憾，失去了向先生讨教的最后一次宝贵机会。
时光流逝。回顾起来，我同冯先生的交往已有近四十年。在同他的交往中，他既是师长，又是挚友，尽管出名甚早，还曾受到伟人的赞誉，但从来都是平等待人，没有半点架子。1984年我硕士毕业时，他是论文答辩委员，记得当天他到得很早，还特来我们寝室坐了半天，随意聊天，承蒙先生不弃，对我那篇关于清末苏州绅商的硕士论文鼓励有加。在我读博期间，有一次章开沅先生委托我去他武汉师院家中送一份评审文件，他非常客气，让座倒茶，使人如沐春风，事毕，还亲自送至门外，握手告别。
先生之为人，从来是至纯至性，冲淡随和，表里如一，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我注意到，虽然我是他的弟子辈，但每次来函或赠书，他均以某“君”相称，一示谦逊，二示随缘，君子之交淡如水，重在纯真的友情。上世纪90年代初，某次我们同赴北京参加一个会议，搭乘夕发朝至的38次列车，又刚好同住一个卧铺车厢，他谈兴很浓，我们聊至很晚才入睡。第二天一早六点左右就到了北京，我正在心里犯嘀咕，离会议报道时间还早，到哪里去打发时间呢？冯先生却胸有成竹，笑眯眯地对我说，“我们去张琢那里讨顿饭吃。”随即掏出一本新著，说道：“我同他是好友，顺道去送本书给他。”张琢先生当时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研究员，《社会学研究》杂志的主编，刚出版了新著《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名气很大。记得到了张琢先生住处，时辰尚早，敲开门后，他对我们两位不速之客的到访吃惊不小，连声说没想到，但显然非常高兴冯先生的不期而至，十分热情地邀我们去附近餐馆共进早餐。此事使我见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君子之交。冯先生既是书生，又不完全像书生，心中始终有一颗未泯的童心。
因出生书香门第，先生幼承庭训，学殖深厚，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经常会给人意外的惊喜。很多学者可能都有被冯先生画素描的经历：时常是在会议过程中，他会紧盯着你，随手抓到一张白纸（可能是会议文件的反面，也可能只是桌上的餐巾纸），迅速构思，很快便挥就一幅人物素描，或许不完全像，但绝对神似。后来，他将这些当代学人素描汇集成册出版，留下了宝贵的时代印迹。冯先生的绘画水平其实相当高。某年春节，他一连几天都到书画家兼文物收藏家李寿昆先生工作室，兴趣盎然地在尚未烧制的瓷瓶坯上描绘辛亥人物肖像，我去寿昆处拜年时恰好碰上，亲眼见识了冯先生高超的画技。据寿昆讲，在瓷坯上绘画，对画技要求甚高，下笔要十分精准，容不得丝毫差错，否则一个上好的瓷坯就报销了。经过连续几天聚精会神地描绘，加上寿昆兄妙笔生花的题字，他们两人共同创作了十幅包括孙中山、黄兴、邹容、章太炎、秋瑾等人在内的辛亥人物瓷瓶画。后来，其中的一套被武汉市政府选作市礼，带到台湾送给了统派人士。很难想象，虽一直从事史学研究，但冯先生本科学的却是生物学，半路出家成就了一位史学大家。他对地理知识也十分精通，据说，某次聊到巴西，结果冯先生对巴西的地理方位、自然条件、各类资源等，竟了若指掌，一一娓娓道来，让人惊愕不已。至于他作为资深球迷，每逢足球世界杯时的精彩点评和对战况的精准预测，更为弟子们所津津乐道。他最后留下的文字，是在“冯门弟子”微信群中对去年岁末卡塔尔世界杯的点评和预测，极其准确地预测到了阿根廷队将笑到最后，夺得本届冠军。
先生之治学，博大精深，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是中国文化史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大家之一。他提出的中国文化生成生态论、中华元典精神及其近代转型、历史文化语义学等原创性理论，在中国文化史研究中可谓独领风骚。他一生著述勤奋，成果丰硕，生前已出版的《冯天瑜文存》多达17卷20册，总共近千万字。其领衔同杨华、任放主编的《中华文化史》，长达近百万字，是新中国首部文化通史，自初版以来，累计印刷62次，前后发行逾28万册，荣获首届中国教材奖。他的众多学术精品，如《中华元典精神》《明清文化史散论》《新语探源》《“千岁丸”上海行》《“封建”考论》《中国文化生成史》《辛亥武昌首义史》（合著）《张之洞评传》（合著）等，在海内外均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其价值也必将随岁月流逝而日增。先生七十寿辰时，李寿昆兄曾作一联庆贺：“封建再论柳子后；论语重读孔先生。”凸显《“封建”考论》《中华元典精神》二书在冯先生史学体系架构中的重要地位，先生深以为然。
私意认为，冯先生一生在学术上贡献巨大，而尤以晚年不意患癌后，更展现出顽强的生命意志和空前的学术爆发力，实现了生命价值的自我超越，堪称天下读书人之典范！自2016年以来，冯先生一直是一边同病魔顽强抗争，一边仍在持续自己的学术事业，笔耕不辍。得悉冯先生患癌后，我曾前往医院探视，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刚刚经历过化疗，身体极度虚弱的冯先生，斜靠病榻，在床上支一个木板，仍在顽强地写作，目睹此情此景，我顿时热泪盈眶，这完全是在以生命相搏啊！
据其弟子初步统计，冯先生2016年患癌后，以病房为书房，手不释卷，相继出版的各类著作（独著和合著）竟有20种之多！可以开列一个长长的书单。这还未算上他主编的《中华文化元素丛书》《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丛刊》《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续编》《朝读经典》，以及有待出版的《周制与秦制》（在先生去世后已于近期出版——笔者注）《中国文化简史》《冯天瑜口述自传》等书。记得十多年前，冯先生尚未患病时，曾告诉过我，他手头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但很想尽早完成的一件事，是要整理、出版父亲冯永轩先生的文集，以及整理并捐赠他们兄弟几人多年保存的父亲留下的大量文物。结果，在他患病期间，通过争分夺秒地拼搏，这些心愿都一一实现了。他主编的《冯永轩集》《冯永轩手批梁启超、王国维讲义两种》《冯氏藏札》《冯氏藏币》在最近几年都先后得以出版。珍贵的“冯氏三藏”（书画、信札、钱币）经妥善整理后，全部无偿捐献给了武汉大学博物馆。
什么叫“朝闻道，夕死可矣”；什么叫“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我们在冯先生晚年生命历程中都一一见证到了！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曾谓：“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天下以学术为事业的人多矣，但只有极少数的人是视学术为其生命。冯天瑜先生正是以学术为生命之人，是“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大师巨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以一辈子的时间，做了两辈子的事情。
从2021年到2023年，湖北史学界接连失去章开沅先生、冯天瑜先生两位荆楚名家、史学大师，这不仅是湖北史学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同时也是中国史学界和学术界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泰山其颓，哲人其萎。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容我引用友人张京城君的两句悼亡诗，以祭奠冯天瑜先生在天之灵并结束本文：
“君辞人间余白纸，
学有疑难可问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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