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善用数字媒体查阅新书的习惯，笔者得以很快获知郭齐勇教授学术自传《返本开新》一书出版的消息。尽管之前已读过书稿部分内容的电子版，但笔者仍对纸质版《返本开新》满怀期待。在岳麓书社刘文兄（他也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之一）的鼎力相助下，笔者得以先期拿到此书，一睹为快。
《返本开新》书影
初初翻阅，《返本开新》分为15章，10余万字。该书完整记录了郭齐勇教授的成长经历，从幼年成长、父母养育、求学经历到下乡做知青、进厂当工人，特别是郭齐勇教授如何在艰苦岁月里多年坚持读书，这些经历都在书中得到了真实呈现。比如：31岁时，考入武汉大学；求学时得到萧萐父先生等师长的倾囊相授，在艰难岁月中师生如何患难与共；以熊十力哲学的研究及文化学的思考为切入点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一步步成为知名学者等。书中所配图片涵盖郭齐勇教授成长的各个阶段，很多照片是第一次公之于众，让此书非常具有可读性。
作为晚辈后生，书中诸多细节、始末缘由，笔者也是首次听闻。通观全书，笔者感触最深的有如下三方面：
一是温馨。郭齐勇老师（以下皆称“老师”）成长在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兄弟姐妹七人，五男二女。老师生于1947年，是家中幼子。在老师家里，长辈们常用“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火要空心，人要忠心”等语来教育儿孙，中堂挂有书法家路达的手迹——“忠恕”两个大字，老师在小时候常跟随长辈跪拜堂屋供奉的“天地君亲师”、祖宗牌位与诸神。老师在书中提到郭家的家训：祖父一生坚守“诚实不欺，公平守信，热心公益，乐施不倦”的信条，“以仁义忠信教育子孙”。父亲告诫后人：“一要诚，二要清。诚心、诚实、诚朴；清廉、清白、清净。”大哥教育我们：“寿本乎仁，乐生于智；勤能补拙，俭可养廉。”（郭齐勇：《返本开新》，岳麓书社2023年版，第18页。下文引用仅标明页码）老师家里的这些陈设及家训、家教，充满了中国传统的意味。
书中充满了老师对父母养育的感恩之情。老师不忘双亲在苦难困顿中谋生、治家的艰辛，自孩童至青年，他目睹双亲在贫寒的家境中，如何节衣缩食，孝敬老人又抚育子女。老师深情地写道：“母亲常讲将心比心，让我们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母亲对我们的身教言教，难以言表，永世难忘，最重要的就是她老人家随时随处总是首先替别人作想。先母的爱、善良、仁慈、包容与谦和，是留给我们后人的最大财富。”（第13页）
书中另一段充满生活的艰辛却又洋溢着家庭温馨的场景，是老师对父亲的忆念：“生活的重压使父亲很少有笑容。然无论多么困苦，隔数月或半年，父亲总要牵着我们最小的三兄妹到武昌的长街（解放路）一玩，或者到群众剧场、人民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然后走到司门口曹祥泰食品店，一定给我们每人买一两个便宜的点心，让我们站在曹祥泰门外吃。小妹问他为什么自己不吃，他推说不爱吃甜食……”（第14页）
老师每每感念父母，说“他们于细微处教我们如何做人的身教言教，都已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在我们兄弟姊妹的身心之中，又由我们传给下一代”（第16-17页）。老师常说，家长的身教言教，对孩子的影响最大，这是我们成为健全公民的基础。依拙见，老师的家风家教、亲情的呵护、家庭的温暖，在某种程度上养育了老师包容的品性。儒学是“为己之学”，它不仅是书本上的知识，也是生命的实践。老师毫不讳言，儒学是他的生活方式，可他又善于与不同立场、不同性格、不同主张的师友和学生交往，这是广为传颂的学界佳话，正所谓“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我们常将胡适之先生的话“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挂在嘴边，在笔者看来，老师是以自己的言行，践行了这一重要的现代价值。
老师常说，治学要有广博的胸襟，要有多元文化的陶冶。现代社会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即使是批评儒学的人，我们也要捍卫他说话的权利，甚至将他请过来，让他发表自己的观点。只有在相互诘难与辩论中，学术才能得到发展。他曾邀请许多海内外学术名家来武汉大学讲学，他们各人都有自己专门的治学领域，观点也大不一样；他自己也走出去到海外访问、讲学。老师为学是如此，为人也是如此。
郭齐勇教授（右一）与杜维明先生
二是反思。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这是苏格拉底的名言。老师说：“检讨自己的一生，有局限有短板，有忏悔有自责，当然也有庆幸有喜悦，有成绩有收获。”（“序言”第2页）老师接受中小学教育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读的中学是位于昙华林的武汉十四中，老师在此度过了初高中一贯的六年时光。昙华林给老师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那时的十四中正值鼎盛时期，当时又没有如现在升学率、排名的竞争压力，因此他受到了文理均衡、开放且全面、严谨又充满趣味的教育。老师的学习成绩优异，考进大学本应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在1966年，正值老师高中毕业，“文革”开始，在那个年代，不可能再有任何正常学习的机会。
对那段岁月，老师有着痛心的记忆并作了深刻的反省：“这些……扭曲人性的心态和行为，虽然发生在‘文革’背景下，虽然当时我尚不足20岁，然至今我仍不能原谅自己，为自己的怯懦、曲顺、无知、盲动特别是伤害亲友、师长的行为而深深地负疚，深深地忏悔。”（第39页）
1968年，老师作为知青下放到农村劳动，之后又于1970年进厂做工，直至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哲学系读书，前后历经十年。他说，正是民间的生活将其内在的“四端”之心启导出来。他十分感念做知青时父老乡亲们的关照，这是对他复苏仁爱之心、良知善性的切实启导。
郭齐勇教授（立者）与梁漱溟先生
1984年12月，老师在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哲学、国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儒学是其中的主干，对此过程，老师也曾有过深刻的省思。任何人都无法完全摆脱时代的影响，老师常说，每个人都会受到时代、认识等多方面的限制，他们这代人，少年、青年时期接受的教育、生活的氛围，都是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的。改革开放以后，他逐步有了自我反省与反思。老师在学术上的真正转向是从1990年开始的（汉学家梅约翰教授洞悉了郭老师从研究儒学到认同儒学的转变，参见John Makeham,Lost Soul:“Confucianism”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cademic Discourse）。
老师经历了从研究儒学到认同儒学并走向生命实践的过程。他写道：“（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的学术思想逐渐有一些变化。研究方面，1997年前主要领域在20世纪中国哲学，1998年以后往前走，研究与湖北地缘有关的哲学，特别是儒学思想。熊先生等对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有真正的反省与自识，透过他们的书，我才从存在的感受上去重读中国经典，才真正在身心上有所受用。对我来说，读西方哲学的书，是思维的训练，读中国哲学的书，则是生命的感通，是在与圣贤作心灵的交流与对话。我们读马克思的书，深深地感受到他有深厚的德国的精神哲学的底蕴；而我们自己在喧嚣的现代化、全球化的声浪中要不失己性，真有创意，则不能没有深厚的中国的精神哲学的陶养。”（第105-106页）
熊十力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全体代表合影
我们常说宋儒“出入佛老，返求六经”，经过反思与抉择，老师在学术研究的旨趣与个人安身立命方面，最终选择回到中国人精神的原乡。借老师自己一篇文章的标题，传统对他而言，经历了“从离异到回归，经批判洗礼而重建”的过程，本书的第十章便是“回归传统”。张横渠所说“为往圣继绝学”，是许多儒者的志向，老师在很多场合也说过类似的话，年岁大了之后，他又寄希望于年轻人，尽可能地扶持他们。受过老师鼓励和帮助的青年人，应该不在少数。
当然，回归传统并不是抱残守缺，而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老师看来，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与启蒙价值相违背。它不仅可以与民主、科学相结合，而且有助于克服现代科技文明带来的弊端。运用传统资源批判现代化的负面影响，正是现代化健康发展的动力之一。不过，对于增强国民的科学与民主素养，对理性、民主等这些启蒙价值的坚持，老师从来没有动摇过。
三是知止。老师是能做事的人，武汉大学人文学院的组建、哲学学院的发展、比较班与国学班的开办、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国学院的设立，他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其中有些甚至是他直接主导创办的。这些事情，老师在该书第十一章作了简要的介绍。老师组织过很多大型的学术活动，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倾注了大量心力。武汉大学被学界公认为现代新儒学与楚简研究的重镇，老师的这些努力为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立功”是其一。做事何其难！老师曾对笔者感叹说：人一辈子能做成几件事，算是幸运的了。
老子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道德经》第四十四章）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2017年，老师获评“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他在致辞时说要保晚节。依拙见，他所谓“晚节”，其实就是“知止”。为学科，为学术，老师一生做了不少事，可他又常说，人生要善做加法，也要善做减法，我们一生要积极有为，也要有所不为。什么事情当做，什么事情不当做，要有一个原则，做人要有底线。无为而无不为，有为而有所不为，有耻德、耻感，由此就能有所不为。这是人一生中有为和无为的统一。
另一方面，在我们为学求知与精神境界方面，又要有“知不足”的精神。既要知所足，也要知所不足。在物质利益方面，我们要知足常乐，这时候要谦让，为他人着想；在精神文化方面，要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礼记·学记》）。在这方面，我们要当仁不让。老师常说，我们要有一种自省自反的精神，要有一种“知不足”的精神，将物质层面的知足常乐与精神层面的“知不足”结合起来。老师能做事，这是有所为；他一生远离荣利，这是有所不为。后者正应了孔子“吾与点也”之叹。
老师为学，是“知不足”。老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研究工作，其专长在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他在现代新儒学领域，潜心耕耘将近40年，对熊十力及其学派，再至整个现当代新儒学思潮，作了系统的资料整理与精到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受到海内外学界的普遍重视，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如《熊十力哲学研究》《熊十力传论》《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等，是相关领域研究的必读书。
《熊十力哲学研究》书影
中国哲学史也是老师持续关注的领域，老师尤其重视先秦哲学，他将地下文献与地上文献合而观之，结合运用出土简帛材料和传世材料，深研郭店简中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心性论思想等专题研究。在通识方面，老师编写的《中国哲学史》先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与商务印书馆出版，被多所高校选定为教科书。2006年，老师还发起编写《中国哲学通史》这部大作。十多年来，以武汉大学和从武汉大学毕业的学者为主的作者团队，反复研讨，相互补充，集思广益，逐渐凝聚了这一学术成果，全书10卷于2022年全部刊行。老师本人承担了《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的撰写工作。作为主编，老师在第一卷前撰写了2万多字的“导论”，论述了中国哲学的问题、分期、特质与研究方法论等。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贯穿全书（详见本书第十五章）。这套书的编写，是建立在对百余年来中国哲学史书写的归纳总结与反思提升的基础上的。老师还是现代新儒学、中国哲学史研究在中国大陆的组织与推动者之一，他多次发起相关的学术活动，会聚两岸及海外的学者切磋砥砺，助力此领域研究的持续展开。
《中国哲学通史》书影
老师育人，是有所为。自1984年留校任教，老师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对学生的培养上，尤其对于博士生，更是倾注了诸多心血，每当看到有关论著，甚至一条资料、一条信息，都要抄下来，转告他们。对于学生查阅资料、出席会议、发表文章，甚至就业等，老师都要操心劳神，更不要说审阅他们的学位论文，有时要往返几遍，改了又改，精益求精。（详见本书第十一章）“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孟子所讲“君子三乐”之一，老师也乐在其中。老师常自谦说，自己只是过渡性的人物，希望学生们超过他，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老师善教人，但不好为人师，而是“有如时雨化之者”，并非高高在上地说教。孔孟说过不少施教者“善诱”“启发”，学生由此而“自求”“自省”“自得”“触类旁通”“从游”等之类的话，老师将这些教育理念和方法切实用到了教育实践中。说老师桃李成蹊，门下英才辈出，应非溢美之辞。
在2023年9月28日问津书院祭孔后，老师发表了勉励学子的简短谈话，其中便有“知所足，知所不足”“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语句。这些话，在笔者看来，皆是老师心里的话。
作者简介：
谢远笋，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国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儒家哲学、现代新儒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哲学研究》《哲学与文化》《中国哲学史》《孔子研究》《国学学刊》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胡秋原》《有教无类》《<尚书>民论》（即出），主持或参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民藏》编纂工程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
【本文刊载于《走进孔子（中英文）》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