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汉口到近代中国：围绕《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1861—1949）》的笔谈
司马朝军1 张学标2 余浩然3 韩晗4 高洋5
（1.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湖北省艺术研究院；3.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4.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5.山东大学历史学院）
编者按：2022年，傅才武教授撰写的《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1861—1949）——以汉口为主体的中国娱乐业近代化道路的历史考察》一书出版。该书以汉口为中心，深入考察了中国文化娱乐业的近代化历程，在文化与社会的交叉领域开拓了新路。本次笔谈由高洋主持，特邀司马朝军研究员、张学标研究员、余浩然博士和韩晗博士围绕该著在中国近代史学术谱系中的地位与价值，研究范式上的探索与创新，娱乐业态与社会近代化之间关系的论述逻辑，相较此前版本在内容上的完善与理论上的创新，研究中有待完善之处，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的镜鉴价值等六个问题，对全书进行综合评析，以期推动文化学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维度更深入的思考，并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新的学术视角。
关键词：近代汉口；娱乐史；文化娱乐业；近代化；社会生活史
高洋（下文简称“高”）：
梁启超曾言，“凡人必定要有娱乐”，娱乐史为回顾、剖析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视角。中国近代娱乐史以传统娱乐与西式娱乐（亦称“新式娱乐”“洋娱乐”）之间的交织、竞争与嬗变为核心脉络，进而围绕现代性、技术、性别、权力、阶层、区域、业态、职业、媒介、文本、空间等关键词形成相关研究议题。娱乐业的成熟以经济发展为依托，西式娱乐的扩散围绕租界向外辐射，这使得中国近代娱乐史研究大多以城市史为核心范式，尤以上海史为重。当同时期研究仍主要关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区域时，《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1861—1949）——以汉口为主体的中国娱乐业近代化道路的历史考察》（下文简称《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则早在20年前就将视野投向以汉口为代表的长江中游。正如罗威廉（William T. Rowe）选择汉口一样，“汉口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封建社会晚期势不可挡的商业力量相结合，形成并维持着一个卓越的商业都会，一个代表着在接受欧洲文化模式之前、中国本土城市化所达到的最高水平的城市”，汉口实乃探究中国娱乐业近代化道路的不二之选。各位老师如何评价《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一书在中国近代史学术谱系中的地位与价值？
司马朝军（下文简称“司马”）：
首先是填补研究空白，提供独特视角。傅才武教授的这本书聚焦于汉口文化娱乐业的近代化进程，填补了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以往对中国近代文化娱乐业的研究多集中于上海、北京等城市，而汉口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商业和交通枢纽，其文化娱乐业的发展具有独特性。通过对汉口的研究，傅才武教授为理解中国近代文化娱乐业的地域性差异提供了重要参考，丰富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内容。诚如著名文化史学家冯天瑜先生在序中所指出的，“1861年开埠的汉口，是近距离观测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一个极好样本”。此前以汉口为对象，观察这一涉及人和社会根本性变化的总体性变革的现代化过程，涌现出众多的学术成果，代表性的作品有美国汉学家罗威廉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和《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考察了汉口商业精英和官府、市民和外来者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阐述了汉口地方社会自治的发展进程。而此书对以汉口为主体的中国娱乐业近代化道路进行历史考察，“既是研究汉口文化现代化进程与特征的标志性成果，同时，也是以微观史学方法考察近代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的学术探索创新之作”。
张学标（下文简称“张”）：
我看来，这是一部重构中国现代化文化逻辑的微观史典范。在中国近代化研究的学术版图中，傅才武教授的《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以其跨学科视野与微观史学的深耕，成为近年来城市文化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作为首部系统探讨内陆通商口岸文化娱乐业近代化的学术成果，该书不仅填补了“上海中心论”主导下的研究空白，更以“汉口模式”为棱镜，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国家与社会的复杂互动。傅才武教授凭借其兼具文化政策研究与史学考据的双重视角，突破了传统文化史研究的精英叙事桎梏。通过对民众乐园、楚剧进化社等公共空间与行会组织的解剖，该书揭示了汉口如何从“九省通衢”的商贸枢纽演变为近代公共文化领域的试验场。这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既回应了年鉴学派对总体史观的追求，又与新文化史学对日常生活史的转向深度契合。
余浩然（下文简称“余”）：
这当然是一本厚重的研究著作，这里的厚重不是指的页数，而是精彩且具有创新力的内容。傅才武教授在治史的学术脉络上延续了章开沅先生治学的路子，《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也体现了章门一以贯之的治学风格，即从文化史、城市史与中外关系史的三层互动之中去探索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规律，这种对不同场域合力的考察，是章先生开创的近代史研究重要范式，如桑兵先生、王奇生先生都遵循这样的治学脉络，即主张见微知著、以个案窥探整体、以不同力量考察社会变革的近代史研究。
韩晗（下文简称“韩”）：
在我看来，《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最特殊的地位在于，这本书抓住了历史的一个切面，即汉口的文化娱乐业。长期以来，关注中国近代文化娱乐业，主要以上海为中心，很少关注汉口这样港口腹地兼具的城市，但事实上汉口的文化娱乐业很大程度反映了更为广泛的中国腹地大型城市的文化现代化进程的特征，这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中国文化现代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切面。
高：
如前所言，现有海内外娱乐史研究大多围绕相关关键词打开问题，呈现娱乐文化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复杂关系。叶凯蒂（Catherine Yeh）恰认为娱乐文化研究的难点之一便在于“它难以明确归类，在各种话语之间游荡”。《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同样开宗明义地指出：“‘娱乐’是一个让人看似明白但其外延和内涵具有不确定性的一个概念。”进而以“职业生活”与“非职业生活”之别来理解“娱乐”，通过“人们在闲暇时间内的活动或过程”来界定“娱乐”，明确了从娱乐、娱乐业、文化娱乐业再到汉口文化娱乐业的逻辑脉络与时空范畴。在此基础上，全书构建了从基本内容到基本特征互证的近代化范式研究思路，以及背景研究、过程描述与结果讨论相结合的研究结构，各位老师如何看待该著在研究范式上的探索与创新？
司马：
全书理论框架清晰，分析深入。《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采用了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框架，将汉口文化娱乐业的发展置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傅才武教授通过对文化娱乐业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关系的分析，揭示了文化娱乐业在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例如，他指出文化娱乐业的发展不仅丰富了民众的文化生活，还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交流和经济繁荣。此外，他还探讨了文化娱乐业在维护民族文化自信和身份认同方面的作用。
正如冯天瑜先生在序中所肯定的那样：“本书利用社会与国家的理论分析框架，从都市剧场、电影院、茶馆、游艺场和文化同业公会的变化，涉入文娱行业的政治参与、近代都市公共文化领域的结构等方面，描述了近代汉口城市文化空间结构转型与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文化生活方式变迁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全书以近代汉口都市文化场馆（剧场、电影院、游艺场等）和文化娱乐业组织（湖北剧学会、楚剧进化社、楚剧同学会、汉口评书研究会等）的发展进程为主线，将地方政府的职能和大众文化消费行为纳入都市文化空间和文化活动场景中来进行考察，描绘出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轨迹。同时，从总体上反映出传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在都市文化市场中的融合过程以及对居民思想观念的形塑过程，是从文化社会学的层面对近代中国文化现代化中所面临的传统—现代、全球化—本土化、民族性—时代性等对立统一关系的理论回应。研究视野令人耳目一新，史料扎实、运用娴熟，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索。”这一段评价恰如其分，所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故不惜整段迻录以示众。
张：
该著在研究范式上取得了地域、方法与理论创新上的三重突破。首先，地域研究的范式创新——打破“沿海中心论”的学术霸权。在中国近代化研究中，“上海中心论”长期主导着学术话语体系。据剑桥大学中国城市史数据库统计，1980—2010年间关于中国近代化研究的论文中，涉及上海的占比达67.3%，而汉口研究仅占4.2%。在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奠定的学术基础上，傅著将目光投向汉口这座“九省通衢”的内陆商埠，其价值不仅在于补全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区域拼图，更在于通过对比研究揭示现代化进程的多样性。作为近代中国第二大通商口岸，汉口的现代化路径具有典型的内陆特征：既受租界文化冲击形成“华洋杂处”格局，又因楚文化基因保留着“码头江湖”的市井底色；既在商贸驱动下催生新式剧场与电影院，又因保守政治生态延缓行业自治进程。这种矛盾性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使汉口成为观察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文化碰撞交融的“不完全现代性”绝佳样本。
其次，方法论上的跨学科融合。傅著在方法论层面开创性地构建了“文化场域—社会结构—经济基础”三维框架，实现了历史学、文化地理学与技术社会学的有机融合。第一，空间生产理论的重构与实证。作者以民众乐园为例，发现其六度更名构成了微观层面的权力空间生产史。1927年国共合作期间，该空间成功实现从商业娱乐场域向革命动员中心的转型。这种空间政治化过程印证了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空间生产”理论的核心要义——空间并非静止容器，而是社会关系的具象化表达。作者对汉口300余家娱乐场所的空间分析表明，以江汉路传统戏曲区为代表的本土娱乐带，与租界区西式娱乐集群形成殖民现代性对照。这种空间分异本质上是资本逻辑与殖民权力的共谋产物。第二，技术驱动论的范式创新。作者发现电影业在民国时期呈现出典型的技术嵌套式发展特征。这种技术链式反应揭示后发国家文化现代性的悖论——技术引进与制度移植存在时空错位，正如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言，工具理性扩张导致文化领域出现“系统殖民化”现象。以楚剧录音技术革新为例，分析了《葛麻》系列唱片从剧场演出、唱片零售再到广播转播的三级传播网络。这种技术重构的文化生产体系，使楚剧从地方小戏升级为区域性文化资本，但也暗含技术依附性危机。第三，拟镜理论的学术突破。借鉴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作者围绕“技术、制度、文化”三元素构建分析框架，将娱乐业置于社会转型的宏观视野中考察，创造性地提出“拟镜”理论，用以阐释近代武汉娱乐场域中的文化重构机制。该理论突破传统的“冲击—反应”模式，将西方舶来文化视为“超级镜像系统”，揭示本土精英的文化转译实践特征，实现文化主体性的创造性建构。
余：
两位老师说得非常全面，我这里就补充一点。我认为，这本书在范式上最精彩的建构在于尝试了地域文化与微观史研究，该著通过戏曲、茶馆、电影院等微观场域的深度剖析，构建起文化娱乐业与城市近代化的互动图谱。这种研究路径的启示在于：研究者需化身文化考古学家，在历史褶皱中寻找被遮蔽的日常光谱。地域文化研究的关键在于把握“地方性知识”的生成机制。傅才武通过对汉口竹枝词、会馆碑刻、剧场海报等民间文献，复原了码头工人听汉剧、商帮在茶馆谈生意、女学生看文明戏的生动场景。这种“深描”手法突破了传统经济史研究的桎梏，让文化消费成为观察近代社会转型的棱镜，也是该书最为精彩的部分。
韩：
刚才两位老师和余老师已经阐释得非常透彻了，当然我需要说明一点，这里不是说傅著打破了“沿海中心论”的学术霸权，如前所述，对腹地的研究其实是对“上海学”等地域近代史研究的补充，“上海学”起步早、成就大，形成了有影响的研究体系，我认为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且，近年来“天津学”“广州学”“香港学”“台北学”以及王德威老师呼吁的“东北学”渐成体系，甚至胶州湾、广州湾的研究都很丰富，“武汉学”也有了质的提升，比如说最近《武汉文脉》的出版，就是“武汉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再补充一点，我认为该著最具方法论价值的，是建立了“文化中介层”这一研究结构。作者既未陷入琐碎的细节堆砌，也未进行空疏的理论演绎，而是通过构建娱乐空间、深描文化实践并反思社会关系的三维透视，展示了西方现代性如何经由本土文化网络实现在地化转换。这种中观维度的建构，为处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新范式，这是该著在研究范式上最为精彩的创新，甚至这种创新可以反哺“上海学”等研究，因为地域研究在方法论上是有共性的。
高：
作为部分的娱乐史如何反映作为整体的社会生活史？赵世瑜提出，“我们切不可把作为整体研究或综合研究的社会史理解为以前的那种社会发展史，或者以前的那种通史；并不是提倡整体或综合的社会史，就不允许微观的个案的研究存在”。中国近代娱乐史在研究对象上向来侧重以娱乐场所为中心的业态、空间研究，如戏曲与戏院、曲艺与书场茶馆、娼妓与妓院、电影与影院、舞会与舞厅、公园、音乐与音乐会、游艺场与百货公司、跑马场与跑狗场、弹子房与回力球场等，进而围绕大光明电影院、兰心大戏院、大世界、先施乐园等研究对象，讨论娱乐空间的发生史、运营史与管理史。《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则在汉剧、楚剧、话剧、电影、茶馆、民众乐园等业态、空间基础上综合了娱乐业态的宏观与微观视角、统筹时间与空间双重维度，分析中国娱乐业近代化特征。各位老师如何看待该著对娱乐业态与社会近代化之间关系的论述方式？
司马：
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研究视野开阔。傅才武教授在书中既关注了文化娱乐业的微观层面，如具体的娱乐场所和娱乐形式，又从宏观层面探讨了其对社会转型的影响。这种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使读者能够从多个角度理解汉口文化娱乐业的近代化进程。例如，他通过对民众乐园等大型娱乐场所的研究，揭示了这些场所不仅是娱乐消费的场所，也是社会交流和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
文化娱乐业的近代化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近代汉口，传统的娱乐形式如戏曲、评书等逐渐与现代娱乐形式如电影、歌舞厅等并存，这种变化反映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既包含文化消费的多样化，也体现了社会分工细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消费观念转变。同时，以民众乐园为代表的娱乐综合体，通过空间集聚效应推动汉口城市化进程，其分布格局直接构成近代城市文化地理图谱。为探讨其他城市的社会转型提供了有益借鉴。
文化娱乐业是社会阶层分化与认同的重要领域。傅才武教授指出，不同阶层在娱乐消费上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例如，上层社会更倾向于西方的歌舞厅和高档剧院，而下层社会则更喜欢传统的戏曲和露天表演。这种差异不仅体现了经济能力的差异，更构建出殖民语境下的文化权力场域，为观察近代社会结构变迁提供微观透视窗口。
张：
我认为，该著通过文化生态解剖，展现出娱乐业态、空间与权力的三重变奏。首先，娱乐业态的现代化转型呈现出三个阶段的历史嬗变。傅著以编年体与专题研究结合的方式，将汉口娱乐业分为三个阶段，构建了动态演化的分析模型。第一个阶段是传统改良期（1861—1911年）——市井文化的现代萌蘖。在晚清武汉都市化进程中，汉剧与楚剧通过艺术革新实现了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型，剧种功能从市井娱乐向教化功能的质变。通过19世纪末汉剧行会数据分析，以行业经济结构折射出传统行会的现代适应性。第二个阶段是多元共生期（1912—1937年）——殖民现代性的文化博弈。以汉口大舞台、明星电影院相关娱乐数据，展现西式娱乐与传统文化形成深度业态竞争，暴露出娱乐民主化表象下的阶级区隔。当技术资本成为娱乐业准入壁垒，传统文化被迫退守价格敏感型市场，加速了市民审美趣味的结构性分化。此外还以“文明楚剧”为例，分析文化混融在催生艺术创新的同时也埋下异化隐患，折射出文化现代化进程中创新与异化的辩证困局。第三个阶段是战时重构期（1938—1949）——民族主义的精神重塑。以武汉会战期间的民众乐园为中心，展现出民族救亡的宏大叙事下，娱乐业经历了功能重构与空间异化的双重转型。但作者犀利指出，战时文化管制的强化导致创作自由急剧收缩，暴露出意识形态工具化对艺术本体的戕害。这种救亡与启蒙的张力，深刻映射出特殊历史情境下文化转型的复杂性。
其次，文化空间的再生产机制实现从市井江湖到现代剧场的转型。傅著对城市文化空间的考察极具创新价值，揭示了物理空间与社会关系的共生演化。第一，传统茶馆的公共性嬗变。作者通过跨时段史料的对读研究，清晰地勾勒出汉口公共文化空间的功能嬗变，发现传统茶馆的复合功能呈现专业化分流趋势，而新式娱乐空间则通过建筑技术革新重构市民感官秩序。第二，民众乐园的范式意义。作为近代中国首个综合性娱乐综合体，汉口民众乐园的空间实践深刻揭示了现代性进程中的权力规训机制，从早期的游乐区（占比42%）、剧场区（31%）为主，到1927年更名“血花世界”后政治集会占比飙升的功能突变。这种文化空间的政治征用，印证了列斐伏尔“空间生产即权力再生产”的论断，也暴露出现代性进程中娱乐空间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负载。第三，文化空间的权力博弈。作者通过对湖北剧学会档案的挖掘研究表明，1930年代汉口戏剧审查制度的推行，实质是国家权力向文化领域渗透的治理技术实验。这种规训与抵抗的辩证关系呈现出结构化特征：政府通过每周突查制度强化监控，而行会则培训艺人掌握“预警暗语系统”。这种权力的象征性妥协，暴露了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文化韧性”既对抗又共生的复杂生态。第四，女性主体的历史缺位与再发现。尽管书中对女演员职业化现象着墨较少，但档案实证显示，汉口娱乐业的性别结构在1930年代发生颠覆性变革：女伶从业比例从1930年的10%飙升至1939年的35%。这种性别权力的结构性变革，既源于新生活运动对女性公共空间参与的鼓励，更折射出娱乐资本对性别消费市场的精准把控。
韩：
这个问题我想接着两位老师的话说。人不可不娱乐，娱乐是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古今中外亦然。看戏打牌、打球遛狗，往往能决定人类社会变革的许多大事，这正是微观史所研究的范畴。傅著正以“娱乐作为人际交往媒介”为透镜，揭示了近代娱乐空间重构社会关系的深层机制。研究指出，汉口的茶馆、戏院不仅是消遣场所，更是编织社会网络的枢纽，这种“娱乐即社交”的运作逻辑，使文化消费行为天然携带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功能，证实了娱乐空间实为近代人际关系转型的“孵化器”——既延续传统人情社会的交往惯性，又孕育出契约化、兴趣导向的现代社交形态，为观察中国社会近代化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视角。
余：
我同意韩老师的观点，但我想从张学标老师的“展现出娱乐业态、空间与权力的三重变奏”入手，我认为傅著的核心创见在于发现娱乐业扮演了“社会黏合剂”与“分化器”的双重角色，这是了不起的文化社会学创见。一方面，戏曲行会通过跨阶层募资共建戏院，将商帮资本、市民娱乐需求与艺人群体整合为共生网络，缓和新旧经济模式的冲突；另一方面，娱乐消费的层级分化（如包厢制、票价差）悄然重构社会区隔，使经济资本取代传统身份成为阶层划分的新标尺。傅才武尤其关注到“演艺经纪”这一新兴职业群体的中介作用：他们以商业合同取代师徒行规，在瓦解传统戏曲宗族体系的同时，搭建起连接本土文化与现代市场制度的桥梁。因此，该研究最大的突破，就是打破了“经济基础决定论”，通过剧场经营模式、观众行为变迁等微观实证，展现了娱乐业态如何成为社会近代化的操作系统，当中既承载西方现代性的植入，又通过本土文化逻辑对其进行转化与调试，最终塑造出混杂而动态的近代城市社会形态，这是对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贡献，更是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独特创建。
高：
章开沅先生常言：“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先生的心血之作《张謇传》先后经历《张謇传记》初稿（1964年前后）、《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1986年）与《张謇传》（2000年）三版重要版本，历时近四十年不断进行内容上的修订、扩充与增补，实现了研究上的深化与升华。《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则是傅才武教授在接受近代史学术训练后，经冯天瑜先生文化史亲炙，结合十余年间文化管理制度研究心得，于博士论文完成（2004年）、首版出版（2005年）后的修订扩充文本。司马老师和张老师是《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一书初版本甚至是博士论文版本的“老读者”，想请两位老师谈谈，相较此前版本在内容上的完善以及理论上的创新？
司马：
那我先谈谈我的观点，该著最大的优点是史料丰富，论证严谨。《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是傅才武教授经过20多年反复打磨的呕心沥血之作。傅才武教授在书中运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包括档案、报刊、回忆录等，这些史料的运用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他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梳理和分析，详细描绘了汉口文化娱乐业的发展历程，从传统的戏曲、评书到现代的电影、歌舞厅等娱乐形式的兴起。这种丰富的史料运用不仅增强了研究的可信度，也使读者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汉口文化娱乐业的变迁。
而且，增订再版，思想深度大幅度提升。《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在2022年进行了增订再版，作者在修订过程中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和理论思考。例如，新增了“新式剧场对优化城市文化空间的作用”“娱乐市场变迁遵循‘四技术阶梯’逻辑”等内容。特别是增加了“‘拟镜’：一种关于文化启蒙理论的解释框架”，借用“拟镜”理论，确立“他者”，以西方文化为“镜像”反观中华文化特征，认为近代汉口、上海、天津等开埠城市提供了一种个体重新观察世界和社会的超级“镜像”，让中国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们反观自身的族群文化特征和现代化道路。作者认为，构成这种反观参照坐标的体裁，并不是某种单一的事件或者先进的某种技术，而是一种将个体的日常生活包含在以西方社会生活为旨趣的市场交换关系中的整体性“场景”，傅才武教授称之为“现代性拟镜”。由此切入，对汉口近代文化娱乐业在推进国家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作用给予了理论定位。这些新增内容不仅丰富了书的内容，也提升了书的思想深度。
张：
那我接着司马老师的观点，说说我的看法，2022年增订版新增至50多万字内容，这样的增订，在国内学界是罕有的。尤其是对战时文化动员机制与娱乐技术阶梯的剖析，使该书成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文化路径的经典文本。这部积二十年之功的修订版专著，不仅对研究内容和材料进行了补充和拓展，更通过新增的“拟镜”理论、“四技术阶梯”逻辑分析等内容，将研究纵深拓展至技术驱动与文化治理的现代性命题。2022年增订版新增的“娱乐市场技术阶梯”模型，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形成对话。在新版中，傅著沿袭彼得·伯克（Peter Burke）“大众文化史”的研究路径，但实现了三大突破：其一，将研究重心从“被压抑的抵抗”转向“主动的调适”，如1920年代汉口评书艺人将《三国演义》改编为《商战演义》，把曹操塑造成“洋行买办”；其二，打破“雅俗对立”的思维定式，论证汉剧的现代化实质是“雅俗共谋”的过程——文人改良剧本结构（雅化），艺人创新表演形式（俗化）；其三，提出“文化技术共生论”，认为石印技术推动戏本传播（1890—1910年戏本发行量增长12倍），而戏本流行又反哺印刷业发展。
《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从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贡献完善了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阐释体系。首先，“公共文化领域”的本土化建构。作者突破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欧洲中心论，提出中国近代都市的公共空间兼具“娱乐休闲”与“政治动员”双重功能。1926年血花世界的运营资金中，政府拨款占31%，商会赞助占45%，票房收入仅占24%。三方共治模式打破了哈贝马斯理论中“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预设，为理解非西方社会的现代性提供了新范式。正如作者指出的：“汉口经验证明，中国的公共领域不是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而是各阶层利益博弈的中间地带。”其次，文化治理技术的近代基因。通过对1930年代汉口社会局档案的系统梳理，作者发现国民政府建立了“许可证+内容审查+税收杠杆”三位一体的管控体系。但作者也指出，过度干预导致艺术创新力衰退，如1936年原创剧本数量同比下降近半，“旧剧新编”成为主流创作模式。最后，技术伦理的早期警示。修订版新增的娱乐业商业化异化案例具有强烈现实意义。通过分析1924—1929年《大汉报》的1056篇影评发现，相关剧目添加飞剑斗法场景，虽使上座率增长，但差评率也居高不下。观众调查显示，许多受访者认为改编“破坏文化精髓”，这种“流量至上”导致的艺术异化，与当下影视行业的IP滥用现象形成跨时空呼应。技术革新带来的伦理困境在唱片业同样显著。盗版商为降低成本，采用劣质虫胶导致音质失真，致使近半消费者产生“楚剧吵闹刺耳”的认知偏差。这种技术异化对传统艺术的伤害，至今仍在数字版权领域反复上演。
高：
“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的另一层意涵便是历史研究始终存在研究遗憾。傅才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意大利史学理论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是当代文化生活场景与历史的内在逻辑，引发我对本书再思考和增订再版”。史料留存的有限性、历史细节的无限性、社会发展的永续性与研究主体的成长性之间形成历史写作与历史解释的无限张力，这决定了任何历史研究都难以做到尽善尽美。想请司马老师和张老师作为傅老师的同辈学者，从全书视角对论著中有待完善之处进行系统评价。
司马：
第一，部分论述略显简略。尽管傅才武教授在书中对汉口文化娱乐业的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上略显简略。例如，在探讨文化娱乐业与社会阶层的关系时，虽然提到了不同阶层在文化娱乐消费上的差异，但对这种差异背后的社会机制和文化意义的分析不够深入。
第二，对女性角色的讨论较少。在近代汉口文化娱乐业的发展中，女性作为从业者和消费者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本书对女性角色的讨论相对较少。例如，在歌舞厅、电影院等现代娱乐场所中，女性的参与和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但书中对此的探讨较为有限。
第三，跨学科研究的深度仍有提升空间。本书虽然采用了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框架，但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例如，文化娱乐业的发展与城市空间、经济结构、社会心理等多方面有着密切联系，但书中在这些方面的跨学科分析不够深入。
第四，对文化娱乐业负面问题的探讨不足。傅才武教授在书中主要关注了文化娱乐业的积极作用，但对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负面问题，如过度商业化、文化低俗化等探讨不足。这些问题在近代汉口文化娱乐业的发展中也较为突出，但书中未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张：
研究中还存在一些学术生长点。首先，性别视角的补遗空间。性别研究视角的缺失，成为该书在呈现文化转型全貌时的重要学术生长点。然而现有研究未能充分揭示这种变革的深层机理：女性从业者如何通过身体展演重构性别权力关系？以1936年楚剧《双玉蝉》为例，其中“性别化表演经济学”的生成机制，亟需引入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操演理论进行解码，分析女艺人如何通过舞台重塑社会性别角色，以更完整呈现文化转型的全貌。研究者亦须建立交叉性分析框架，方能完整呈现文化现代化进程中性别、阶级与资本的复杂纠缠。其次，量化分析的深化路径。娱乐场所分布、票价变化等数据缺乏统计学呈现。如果引入GIS技术对386家娱乐场所的空间分布进行热力图分析并绘制文化空间地图，或采用计量史学方法建立回归模型，对比不同剧种的上座率，可以更精准揭示经济变量与文化转型的关联。同时也可以揭示文化消费与租界、码头、商业街的空间关联性。最后，跨文化比较的不足。将汉口与天津、广州等口岸城市对比，可凸显现代化路径的多样性。例如天津的戏曲改良受京派文化影响，1919年成立的“正乐育化会”强调“保存国粹”；而汉口“楚剧进化社”则主张“旧剧新编”，1935年改良剧目占比过半。这种差异反映地域文化基因对现代化进程的形塑作用，值得深入探究。
高：
《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由近代汉口文化娱乐业管窥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正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研究发挥知古鉴今作用相关重要讲话的生动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研究的知古鉴今价值，“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各位老师如何看待《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的镜鉴价值。
司马：
《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化产业研究专著。傅才武教授通过对近代汉口文化娱乐业的深入研究，为理解近代中国娱乐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启示。这些启示不仅体现在对历史进程的梳理上，还在于对娱乐业与社会转型、文化变迁、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的深刻洞察。通过这些启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娱乐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为现代社会中文化娱乐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首先，文化娱乐业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一方面，经济发展为文化娱乐业提供了物质基础，促使娱乐形式更加多样化和专业化；另一方面，文化娱乐业的发展又能刺激消费，带动相关产业的繁荣，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例如，汉口的娱乐场所如民众乐园等，不仅是文化消费的场所，也是商业活动的重要平台。文化娱乐业的兴起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交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这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在现代经济中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文化娱乐业通过文化传播矩阵，实现了文化交流、文化启蒙和文化创新等多元功效。娱乐场所构建多元文化传播矩阵：既承载汉剧改良中的“西戏中演”创新，又通过电影放映植入科学民主思潮。近代汉口的戏曲市场既有本地传统的汉剧、楚剧等，也有西方的话剧、歌舞表演，文化娱乐业的发展为西方文化的引入和本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平台；而多元文化在交流融合中，相互借鉴，不断激发出新的创意，其中既有汉剧改良的“西戏中演”创新，也有本土演绎基于西方技术的改造升级。此外，“拟镜理论”揭示出，娱乐空间实质成为文化启蒙的拟态环境，使市民在观剧观影中完成现代性认知建构，实现从传统娱神活动向现代公民教育的范式转换。
最后，文化娱乐业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博弈平衡。文化娱乐业的近代化不仅体现为文化的创新发展和社会进步，如娱乐形式的多样化和现代化、娱乐消费观念的转变和娱乐产业的规范化等正向表征，也体现在发展带来的过度商业化、文化低俗化等负面问题。傅著据此提出“保护性开发”策略，这对当前的文化产业发展仍具指导价值。
张：
傅才武教授的这部著作，以其宏大的史学视野与精微的个案解剖，在汉口斑驳的戏单、泛黄的档案与消逝的市井声中，重构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它告诉我们：现代性从来不是单数的地方经验，而是在地文化基因与全球化浪潮反复碰撞的产物。这部积二十年之功的学术力作，不仅为近代城市文化研究树立了新标杆，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汉口这面多棱镜，映照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复杂光谱。当我们在数字经济时代遭遇文化认同危机时，傅著提供的不仅是对过去的解释，更是面向未来的方法论——在技术狂飙中守护人文价值，在全球化浪潮中培育文化根性，这正是历史研究给予当代的最深刻启示。
首先，技术伦理的世纪之问。傅著揭示的“技术双刃剑”效应在数字时代愈发显著。当前元宇宙技术对文化消费的重塑，恰似1920年代电影对传统戏曲的冲击。统计显示，2024年中国数字文化产业规模达7万亿元，但算法推荐导致的“信息茧房”效应，与百年前唱片技术造成的审美固化如出一辙。书中提出的“四技术阶梯”模型（媒介—空间—组织—管理）为构建“科技向善”的伦理框架提供历史坐标系，警示我们关注技术逻辑与人文价值的平衡。
其次，文化治理的平衡之道。近代汉口“行业自治+政府监管”的双轨制对当下具有启示意义。1935年戏剧公会自主制定的分级票价体系（按剧目类型划分5个档次），既保障了创作自由，又通过价格杠杆引导内容生产。这种治理智慧可为当下网络直播监管提供了历史参照——当前直播平台的内容分级合格率一半不到，如果引入“税收优惠换内容提质”机制，或能破解“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同时，书中警示的“过度管控窒息创新”与“放任自流导致低俗化”的悖论，仍是文化治理的核心难题。
最后，地域文化的现代转型。汉口经验证明文化现代化绝非简单的“传统+现代”公式。成都宽窄巷子将川剧与沉浸式全息技术结合，使年轻观众接触率提升过半；西安大唐不夜城用AR技术复原“霓裳羽衣舞”，但商业过度开发导致历史真实感流失也过半。这些案例印证了傅著的警示：地域文化复兴需深耕“文化基因库”，而非制造“迪士尼化”的伪传统。2019年汉阳造文创园对民众乐园建筑元素的提取再创造（保留近半原结构美学特征），正是“汉口模式”的当代延续。
余：
我补充两点。我完全同意两位老师的观点，傅著的研究价值不仅在于复原近代汉口的历史图景，更在于揭示文化演进与社会变革的互动规律，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供历史注脚。第一，传统与现代的动态融合启示文化创新方向。书中呈现的汉口娱乐业转型表明，近代化并非简单以新代旧，而是传统戏曲、茶馆文化通过功能转化（如戏曲改良融入市民教育、茶馆转型为商业社交空间）实现创造性延续。这对当前传统文化复兴具有方法论意义：非遗保护需超越静态“博物馆化”，而应激活其参与现代生活的潜能。例如，传统节庆、地方戏曲可通过数字化传播、沉浸式体验等新业态，重构与现代社会的连接点。第二，公共文化空间的社会整合功能值得重思。近代汉口的戏院、茶馆作为“社会黏合剂”，既为不同阶层提供交往平台，又以文化消费重塑身份认同。这提示当前公共文化建设需强化空间的社会属性：社区文化中心、城市书房等设施不应止步于“文化供给”，而应设计为促进阶层互动、培育共同体意识的“社会界面”。如上海“市民文化节”通过全民参与的艺术活动打破群体壁垒，正是这一逻辑的当代实践。韩晗老师是研究工业遗产、城市遗产的学者，可否也谈谈您的看法？
韩：
大家都谈得很全面，特别是司马老师和学标老师分析的特别透彻，那我就最后班门弄斧一把。我认为，傅老师这本书主要揭示了两个具有当代价值的议题。一是向内看，即文化治理的“柔性力量”凸显制度弹性。该书用充足的案例揭示，近代娱乐业的行业规范并非单向政府管控的产物，而是行会自治、市场调节与政策引导协同作用的结果。这为当前文化治理现代化提供历史参照：面对网络直播、剧本杀等新兴业态，监管需在底线思维与包容审慎间平衡，通过行业自律、技术赋能与政策创新的“共治模式”，释放文化市场活力。二是向外看，即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主体性建构。汉口娱乐业在吸收西方影戏、歌舞厅文化时，始终以本土审美进行转化（如京剧与电影联姻催生“戏曲电影”），这种“以我为主”的融合策略，对当前应对文化全球化挑战具有启示意义。如今国潮兴起、中国游戏出海等现象，正是通过激活传统文化基因、实现全球表达的生动例证。
因此，傅老师这本书说明了，社会现代化进程需要文化提供“柔性操作系统”。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既要避免割裂历史的断层焦虑，也要警惕脱离现实的怀旧情结，而应在历史纵深中提炼“中国性”与“现代性”的化合公式——这或许正是事关“中国式现代化”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本文来源：《文化软实力研究》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