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文学史的乡愁

——评陈文新、余来明主编《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丛刊》

郭皓政

内容提要: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转型，催生了作为教材的中国文学史著作。1919年之前由国人自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尚未完全切断文学与“国学”之间的“脐带”。而1919年之后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则简单地将西方文学视同“纯文学”，更加向往“诗”与“远方”。1930年之后，对“民族性”问题的重视程度有所提升。《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丛刊》有助于体认文学史的“乡愁”。重写无愧于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史，应以前史为鉴，打破人为设置的学科壁垒，彰显民族特色，赓续中华文脉。

关键词:中国文学史；文学性；民族性；时代性；乡愁

以教科书为主体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形式，自19世纪末从西方传入中国，至20世纪初已广为流行。此类著述大都带有明显的西学烙印，其研究对象则是与西方迥然相异的中国文学传统。在此过程中，文学史的身份、文学的身份都需要重新体认，中国文学史的“乡愁”由此而发生。

民国时期（1912-1949）是中国文学从“旧”到“新”的重要转型期，不同类型的文学史著作大量涌现，在文学观念及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诠释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与反思。2024年1月，崇文书局推出了武汉大学陈文新和余来明两位教授共同主编的《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丛刊》（以下简称《丛刊》）。《丛刊》从民国时期大量中国文学史著作中，遴选了20种颇具代表性的著作予以点校整理。与该丛刊属于同一系列的，还有《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丛刊》（安徽文艺出版社，2022）等。它们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与研究及数据库建设”成果，所收文学史著作大多为1949年建国后首次再版，有助于学界对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书写面貌有更加全面、完整的认识。

本文大致以时代为序，分别从教育体制的转型、文学观念的更替、对“民族性”问题的思考、古今文脉的断裂与重续等四个方面，对《丛刊》中收录的文学史著作加以考察。前两个部分主要关注的是文学史身份、文学身份问题。这四个方面有一个共同指向，即中国文学史书写过程中挥之难去的那一抹“乡愁”。

一、阐旧邦以辅新命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近、现代教育体制转型，催生了以教科书为主体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经、史、子、集）注重博通，乃“通人之学”。现代教育则以“分科立学”“分科治学”为特色，注重实用，乃“专门之学”。中国近、现代学术分科受西学影响较深，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最终定型为“七科之学”（文、理、法、农、工、商、医）。其中，“文学科”之外的其它学科，大都由西方直接移植而来，学科性质问题不大。相关争议主要集中在“文学科”与传统“经学”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科”之下的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门类的划分与归属问题。

窦警凡《历朝文学史》于1897年撰成，1906年始铅印出版。书前有《〈读书偶得〉序》。该书虽以“文学史”命名，但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著作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有所不同，更近于传统的读书札记。窦警凡晚年任教于无锡东林书院，曾以此书作为授课讲义，因此，视其为中国文学史教材的早期萌芽之作，亦未尝不可。窦氏在《〈读书偶得〉序》中批判中国传统教育“外托右文之名，举其无益于学而足以敝精神、销日力者以课之”，提倡“有益之学”，主张“文为论事明理而作”。[①]其矛头所指，主要是八股文。《历朝文学史》内容包括《文字原始》及《叙经》《叙史》《叙子》《叙集》等，仍不脱传统“四部之学”的范畴，故有学者认为《历朝文学史》实乃国学概论。而窦警凡在序中自称：“天下本无他道，安得名之某国之学哉？”[②]他对西方文化并非一无所知，但对中国传统文化仍满怀自信，其文学观念较为传统。该书对中国文字学及“四部之学”的梳理简明扼要，追求会通，利于教学，故问世十年后得以铅印出版，在民国时期仍有一定的影响力。

如果说窦警凡《历朝文学史》体现了传统书院教育体制的新变，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04）则是晚清新式学堂向现代大学教育转变的产物。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执掌大学国文教席期间，据《大学堂章程》，仿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史》讲义，仅用数月时间，便完成了国人自撰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教材。林著虽仿日本汉学家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写成，但与窦著亦有相通之处，两者均以传统“小学”（文字、音韵、训诂等）及“四部之学”为纲。与窦著相比，林著篇幅加长，内容更为详尽，且以文体为纬贯串全书，更加注重时代划分，“文”和“史”的意识都有所增强。林著仍视文学为“文章之学”，其论述以散文、骈文为中心，对诗词不甚重视，对小说、戏曲更是鲜有提及，这与后来纯文学观指导下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有所不同。尽管如此，在民国时期，该书仍不断再版，至1914年已印行至第六版。

窦著和林著均问世于民国成立之前，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研究中国文学史学，窦著和林著是不能被忽略的。遗憾的是，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这两部著作只有影印本流传。这或许是因为其文学观与今人有很大不同的缘故吧。《丛刊》将这两部著作整理再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民国成立之前问世的、由国人自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还有黄人《中国文学史》（1911）。该书是黄人在东吴大学教授国文时自编的教材，始编于1904年，完成于1907年，1911年铅印出版。东吴大学创办于1900年，是由美国人在苏州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也是中国第一所西制大学。与窦著和林著相比，黄人《中国文学史》受西学影响更加明显，其文学观和著述体例与后来的文学史著作更加接近。该书已经今人整理出版，所以《丛刊》未收，以免重复。

1919年之前问世的中国文学史著作，还有曾毅《中国文学史》（1915）、张之纯《中国文学史》（1915）、朱希祖《中国文学史要略》（1916）、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1918）等。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尚处于草创阶段。这些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大都受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影响较深。由于这几部著作不在《丛刊》范围之内[③]，兹不具论。其中，谢无量旗帜鲜明地提出的“大文学”观，近年来逐渐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同。

文学史的任务，首先在于客观地呈现历史，寻绎文学观念发展演变的脉络；其次是服务于当下的文学建设。因循守旧固然不可取，无视传统则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同样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二、诗与远方的追寻

1919年之后问世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洗礼，日趋“现代化”，或曰“西化”。这一时期，持传统文学观念的文学史著作日渐零落，越来越多的文学史著作开始标榜“纯文学”观。所谓“纯文学”，其实是以西方文体分类为标准，主要指“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受西方文论启发，时人还给出了判定“纯文学”的一些标准，如抒情、审美、超功利等等。

就《丛刊》收录的文学史著作而言，葛遵礼和欧阳溥存的文学观仍较为保守。葛氏《中国文学史》（1921）开篇便云：“今日学者竞谈新文化矣！”[④]从中不难感受到新文化运动对当时文化语境的巨大冲击力。葛氏有感于“文学日就夷陵，几有忘祖之虞”，意欲编写一部对“我国自有文艺体制”做“总清帐”式整理的著作。[⑤]“夷陵”云云，实属夸大其辞，而就新文学趋向而言，“忘祖”或非杞人忧天。欧阳溥存《中国文学史纲》（1930）指出，中国文学史由外国人最先撰写，“其于诸夏高文未必衡量悉当”。他强调中国文学源出于经，后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文学史“不能置经、子、史于不谭，而其组织之要素固存夫集部。”[⑥]但欧阳溥存对“纯文学观”也并非完全拒斥。其文学观念“与原生态的杂文学观已有所不同：不是对作为理论的‘纯文学观’的否定，而是对具体文学史研究中已产生偏差的‘纯文学观’的矫正。”[⑦]

周群玉《白话文学史大纲》（1928）、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1928）、刘麟生《中国文学史》（1932）、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1932）、许啸天《中国文学史解题》（1932）”等均大力提倡纯文学，虽然他们并未给“纯文学”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金受申《中国纯文学史》（1933）认为，“纯文学就是有情感的文学——活文学，力的文学”，反对“把讲哲理的文字，载道的文字”拉入文学的范围。“韩愈《原道》，那只是哲理妙论、道统文章，是杂文学，不是纯文学。”他力主“推翻以经史入文学史的往例”。[⑧]

刘大白《中国文学史》（1933）以“文学是诗”作为衡量“纯文学”的标尺，将“文学”分为诗篇、小说、戏剧三类[⑨]，并对白话的“语体文”报以极大热情。

林之棠《新著中国文学史》（1934）对文学定义如下：“用文字表现真实之心情而有音乐性，普遍性，永久性，美丽性足以感动人者谓之文学。”[⑩]

梁乙真《中国文学史话》（1934）在“例言”中宣称，“编者认为只有歌谣，辞赋，乐府，五七言古近体诗，以及词，曲，小说和一部分美的散文为纯文学。本书所取材的范围，即以此为准。”[11]

张长弓《中国文学史新编》（1935）在出版前曾得到郭绍虞的指导。该书“例言”指出，文学史料分析整理有两种方法，一是以“每一时代的文学观念”为指导，二是以“现代文学观念”为指导。张长弓为适应该书作为高中师范教材的需要，采取了后一种方案。[12]

随着纯文学观念日益深入人心，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某些中国文学史著作已不再刻意标榜纯文学观，只是在行文中偶有涉及。如：龚启昌《中国文学史读本》（1936）：“至如周敦颐《通书》，则谓文以载道，其文实非纯文学矣，不具论。”[13]施慎之《中国文学史讲话》（1941）：“如今我们当以纯文学眼光，来读《诗经》，不必拘牵于前人的注疏。”[14]这两部文学史著作，全书均只有一处明确提及“纯文学”，但其立足于“纯文学”的立场显而易见。

纯文学观的流行，对中国传统文体观念造成了极大遮蔽。这一时期标榜的所谓“纯文学”观，实乃“新文学”观。白话文学、通俗文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凡符合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都被贴上了“纯文学”的标签，不符合西方文学观念的文体则一概被摒弃。这一做法，明显带有以今例古、以西例中的色彩。

标榜纯文学观的文学史著作，往往作茧自缚，面对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学史料，去取失当，罔顾史实。像《庄子》、《史记》、韩柳古文这样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作品，也因其不“纯”，而颇受指摘，甚至被摒弃于文学史的大门之外。

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不仅要关注文学的身份，还要牢记中国的身份。中国文学史不仅是文学的，也是中国的。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学史首先是中国的，然后才是文学的。中国有自身的文学传统，可以与世界文学对话，但不能邯郸学步而失其故步。

三、挥之难去的乡愁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对“民族性”（或“国民性”“民族精神”等）的关注度有所提高。这一方面是受到法国文学史家泰纳“三要素”说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新旧文学观念在冲突中逐渐走向融合的体现。另外，当时文坛流行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也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有所影响。“民族主义文学”的流行有其特殊时代背景，在此姑且不论。

这一时期，某些秉持纯文学观的文学史家，也开始对“民族性”问题有所关注。如许啸天《中国文学史解题》（1932）对民族性、地域性和国民性问题多有论述。他在该书《自序》中指出：

我们现在所忧愁的，便是“怎样有好的文学？”但这也很容易，只叫你不失去超然性、普遍性，更不失去你的时代性，不失去你的民族性。[15]

许啸天意识到，纯粹与否并非评价文学作品的唯一尺度，在“纯文学”流行的年代，文学依然有“好”“坏”之分。其文学观一方面受到泰纳的影响，强调民族性、时代性；另一方面又受到当时欧美流行的新批评派影响，强调“超然性、普遍性”。他试图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实则并不能自圆其说，而是陷入了捉襟见肘、进退两难的理论困境。

刘麟生《中国文学史》（1932）一方面认为，“中国文学虽然很发达，可是研究文学的方法，不是十二分高明，并且非觅新途径不可。”[16]另一方面，他也肯定了“发挥民族的本性”[17]是文学的作用之一。

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1932）重点论述了南北民族性的差异，并将其与文学的新旧联系起来，但对民族精神的整体把握似嫌不足。如论南北朝文学：“因南北民族性的悬殊，所产生的文学也就全然不同。北地的英雄汉自高唱他们的英雄歌，南方的温柔子自低吟他们的温柔歌，这是南北新旧民族文学的分野线。”[18]

龚启昌《中国文学史读本》（1936）在“绪论”中设专节探讨“文学与民族、民生”。他指出：“文学为人类生活上之要求而起，而各民族以其生活之不同，而所要求之文学亦异，此文学所以亦为民族精神之所寄也。民生之安慰赖之，民族精神之统一亦赖之。近人论文学之有偏于一端者，未能窥其全豹之故也。”[19]

上述文学史著作，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法国文学史家和文艺理论家泰纳的影响。泰纳著有《英国文学史》（1864-1869），这部著作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别文学史的重要奠基之作，其中隐含着对文学国别性的认可。与此同时，泰纳还完了另一部经典名著《艺术哲学》（1865-1869），书中将种族、环境和时代视为左右文学艺术发展的“三要素”。泰纳的文学史观，与西方现代流行的纯文学观有相悖之处。

西方对纯文学或文学性的片面强调，是18世纪之后才开始出现，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结构主义、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等影响，始大行其道。192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史著作中流行的纯文学观，与西方当时正在流行的“新批评”有一定关系。在1930年代，国内文坛“民族性”问题的提出，令泰纳的文艺理论再次受到关注。而英美“新批评”派则强调文学性研究应超越时代、超越国家和民族，这与泰纳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

1949年，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正式出版，被视为西方现代纯文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区分了文学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韦勒克本人另著有八卷本《现代文学批评史》，书中对泰纳的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说深表不满，认为泰纳的理论属于文学的社会学批评，偏重于文学的“外部研究”。韦勒克的文学批评是跨国别的，其立足点是现代性和文学性。但韦勒克考察文学的视野，仅局限于欧美西方国家近三百年的文学史，对东方文学和古典文学的传统有所忽视。

可见，在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和文学史书写中，亦存在文学史的“乡愁”问题。文学史的“乡愁”是一个普遍现象，它不仅与种族、地域有关，亦与时代有关。时代在发展，文学在变迁，而“乡愁”也始终无法抹去。

探讨中国文学的民族性问题，不能只着眼于种族、地域，还应对中国文化传统、文学观念有充分地“了解之同情”。在中国文学史书写中，“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得到广泛认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由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构成的中国文学史发展主线得以凸显。然而，在强调文体发展变化的同时，也不应忽视中华美学精神的内在贯通与延续性。特别是现代文学的异军突起，使得维系这一链条的内在线索的探寻，变得更加重要。

四、中华文脉的赓续

当最初的一批中国文学史著作诞生之际，清王朝尚未灭亡，文学革命尚未发生。所以，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主要指中国古代文学史。后来的文学史家，也大多沿袭这一作法，将中国文学史的下限定在晚清近代。文学革命之后，现代文学蓬勃发展，但很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仍以清代文学为下限，名为中国文学史，实为中国古代文学史。这一方面是受到日本汉学家及早期国人自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易论定。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中国现代文学多用白话写成，受西方文学影响较深，而与古代文学在形式和观念上存在显著差异。

民国时期，亦有不少文学史家开始将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笔触延伸至现代。据余来明教授统计，1927—1937年产生的六十多种文学史著，其中设专章论述“文学革命”的不下20种[20]。仅就《丛刊》所收录的部分文学史著作而言：

葛遵礼《中国文学史》（1921）虽重视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但该书1939年有增订版，增补了“现代文学”一章。

周群玉《白话文学史大纲》（1928）本着“建设新文学”的理念，以白话语体书写文学史，在历述“上古”“中古”“近古”文学之后，将“中华民国文学”单独列为一编。

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1932）以“最近十年的中国文学”作为结束。它宣称：“最近十年来中国新文学进展的历史，虽为时甚暂，但在文学史上实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变。由这个转变，简直把旧的文学史截至清末民国初年为止，宣告了它的死刑；从最近十年起，文学界的一切都呈变异之色，又是一部新时代文学史的开场了。”[21]

高丕基《中国文学史》包括“上古期”“中古期”“近古期”“近世期”等四编。高氏未将清代文学划入“近古期”，而将其单独列入“近世期”。但第四编仅有第一章，令人有意犹未尽之感。

张长弓《中国文学史新编》（1935）的最后一章为“文学革命的前夜”，指“清之末叶及民国初年《文学改良刍议》未发表以前的一个时期”[22]。在这一章中，张长弓介绍了晚清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的新体诗，以及西洋文学输入中国的情况，指出文学革命不是突然而起，而是有其源流。

金受申《中国纯文学史》（1933）初版目录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截止于晚唐五代。下卷仅存目录，其目录第五篇“清及近代”部分的第五章为“新文学运动”。

龚启昌《中国文学史读本》（1936）的下限为近代（按：实指现代）。其第二十五章“近代文学及其革命”的《绪论》开篇云：“文学至近代而剧变渐生。在最近十数年间，新园地已开辟就绪，此种新园地即语体文学是也。”[23]在简要回顾了文学革命的经过之后，又对“新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新文学重要作家作品加以论列。作者犹以为未足，该书“编辑例言”云：“本书于现代文学未能详细叙述，引以为恨，亦以现代文学尚在演变递进之中，未易整理故也。”[24]

施慎之《中国文学史讲话》（1941）的最后一章为“古文学的结束”，介绍晚清近代文学。施氏另著有《中国新文学史讲话》，和本书为姊妹篇。

上述中国文学史著作虽然加上了一条现代的尾巴，但大多只停留在对历史表象的呈现，片面地强调古今文学的差异，而缺乏打通古今的自觉意识，对古今文学的内在相通之处，探讨得并不深入。

对于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现代学者不可能视而不见，更无法一笔抹杀。而现代文学在短时期内取得的巨大成就，也确实令人瞩目。然而，两者的差别又是如此明显，这就导致了对古今文学史的书写不“求同”，只“存异”的局面。在进化史观影响下，对现代性的过度推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当代意义，从而导致了对中国固有文学传统的隔膜。

不可否认，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确实存在明显差异。现代文学如同出走的娜拉，勇敢地与以往的文学家庭划清了界限。然而，文化的血脉不是说切断就能够切断的。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离家出走”，最终引发的是20世纪末的“文化寻根”热，以及眼下“赓续中华文脉”的反思。这正应了一句古话：“树高千丈，叶落归根。”

五、结语

与现代作家相比，文学史家的乡愁或许更为浓重。作家可以自由地追寻诗与远方，文学史家则必须回顾旧乡。对文学史的梳理，不是简单地罗列经典作家、作品那么简单，而应“有所思”。“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文学在路上，文学史家也同样在路上。新的时代，赋予文学史家新的责任和视角。新的作品、新的理论，又不断地赋予文学史家新的站位和思考。文学史因而具有了不断重写的可能。

回顾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仿佛经历了一场远游。或许，文学总是在寻找梦想，久已习惯于漂泊，但故乡永远在身后。文学有独立性，也有民族性。文学史在诠释文学自身的同时，也在诠释着历史和时代，并为历史和时代所诠释。不论重读文学史，还是重写文学史，永远无法抹去，也始终不能忘怀的，是萦绕在游子心头的那一抹乡愁。

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从草创期逐渐走向成熟，其间难免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成长的经历总是令人难忘、值得回味的。今天，我们重读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著作，目的不仅是品骘其优劣，更应从文学史学角度着眼，以史为鉴，展望未来，重新书写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学史。相信《丛刊》的整理出版，定能助力中国文学史正本清源，再续新篇。

【本文原刊《人文论丛》2025年第一辑；作者郭皓政，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