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国安 田强《光明日报》（ 2016年12月21日 14版）
社会史研究是新时期中国史学最富活力与创造力的领域之一，特别是经过三十年来的发展，这一领域的学术队伍不断壮大，成果颇为丰硕，对其研究范式和理论方法的探讨也日渐深入。近日，由中国社会史学会主办，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和三峡大学承办的第十六届中国社会史年会暨“中国历史上的国计民生”学术研讨会在湖北省宜昌市召开。来自海内外的14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国计”与“民生”两大主题，由各自实证研究切入，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总结和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经过复兴和拓展，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日益呈现开放与多元的趋势。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常建华指出，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日常生活史与社会文化史的转向、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史的结合，这三个层面的理论与实践，推动着社会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刘志琴长期提倡重建百姓日用之学，认为它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重要路向，也是社会史不应忽视的重要内容。梁洪生通过对江西“千古一村”流坑村的考察回顾，总结了传统古村落研究中有关地理空间、族群关系、社会流动等因素的体会和启示。李长莉通过梳理近代社会史三十年来的研究现状，指出近代社会史研究由边缘走向中心，由革命话语向社会本位回归，形成颇具规模的研究队伍和可观的学术成果，但也面临着理论深化等挑战。
本次会议提交的百余篇论文涉及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涵盖面广，问题意识突出，并且体现了社会史研究的前沿动态。大体可以归纳为如下五个方面。
宗族与村落史研究。家族史是社会史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学界耕耘也较深厚。张俊峰和杨国安，将视野投向家族墓地与坟茔，通过田野考察和相关墓碑资料的解读，分别探讨了山西史氏宗族与湖北袁氏家族，各自通过“制造祖先”来层累构建早期家族历史。同时，如何对谱牒进行深入科学的文本分析也受到与会学者的重视，如阿风从史源学的角度探讨了徽州文书中族谱、方志等地方文献在编纂过程中史料的采集问题与如何进行文本考证。在村落史研究方面，既有物质文化史方面的尝试，也有对于乡村制度史的个案研究，如罗艳春考察了江西万载宋代以来利用历史古迹进行地方文化建构的情况，姚春敏分析了清代乡村的夜戏，并通过这些娱乐形式来探讨乡村文化生活等。
群体、生计与日常生活史研究。社会史研究走进日常生活，揭示人生百态成为一种学术趋势。官员、士人群体的生计与生活受到关注。如唐仕春通过研究明清时期一种特殊的担保文书——同乡京官印结，指出它成为官员出仕的重要凭藉，以及京官改善清苦生活的重要手段。陈宝良研究了明代地方官在催课与安抚之间的矛盾心态，指出其在施政实践中更关注民生的政治取向。周积明则以文史学家邓之诚日记为中心，探讨了民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日常。与此同时，少数民族、边缘群体及海外华人亦受到重视，如吴欣考察了明清山东运河纤夫的生存状态等，胡俊修则将视线投向近代武汉农村移民的底层生活，以上研究凸显了从个人生命史来理解和重构国家大历史的学术理路。
水利、灾害与生态环境史研究。水利工程既是技术体现，也与经济发展及环境变迁有关。钱杭对于湖湘水库中两种水利工程技术——“深浚”与“筑塘”的研究，张建民对于农业资源利用方式中“葑田”与“茭簰”的研究，反映了不同生产技术方式的运用背后，是人类长期应对自然环境变迁的能动性选择。其他如钞晓鸿对于明清引泾灌溉的研究，郭莹、余珊珊对于清代荆州堤防建设的探讨，也都是从水利工程入手，探究水利背后的政治博弈与生态环境变迁等诸问题。灾害与社会救济方面，学者对于不同类型的善会善堂的运作实态展开实证性研究，如黄永昌对于清代江南的会馆公所进行的义葬善举、黄鸿山对于民国江苏救济院的经费来源和运营实态的研究等，体现出灾害社会史的研究旨趣。
财政、赋役与经济社会史。财政变革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李伯重主张用人类发展指数HDI（即寿命、知识、生活水平）替代GDP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并以此为方法估算出19世纪初松江地区居民的平均寿命为40岁、识字率为30％、生活水平接近20世纪初。盐政方面，陈锋探讨了清初的招商过程与盐商的承充方式，认为清初主要有招集旧商，或招募新商两种途径，其承充条件与程序包括家道殷实、出结联保、纲首画押等。黄国信以嘉道年间湘南私盐贸易为例，指出私盐市场是官商出于特殊利益共同制造的市场，理解传统市场需要关注政治、社会等重要问题。赋役方面，陈海立通过明代海盐县均甲法的实施，发现看似县官主导的赋役变革，实则由军户势力暗中操控，并成为与乡绅、富户相抗衡的地方权势。相关研究不仅关注到“财”与“政”的关系，也考察了“财”对社会及民众生活的影响，体现出“以人与社会”为本位的新财政史理念。
社会纠纷、秩序与基层治理问题。司法档案能反映众多的社会问题，如王康通过案例分析指出清代的“嫁卖生妻”并非是迫于生存危机，而是基于财礼流转的婚姻解除与重新缔结的处理模式。张小坡研究了近代旅外徽州商人同业组织在处理劳资纠纷方面的事例，认为同乡组织在劳资冲突双方起到了较好的居中斡旋的作用。城市治理方面，方秋梅指出上海、汉口等城市的市属委员会组织在近代城市治理格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国的社会史研究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已经由边缘学科发展为与政治史、经济史并驾齐驱的显学之一。而且由于社会史涵盖面广，由之前的社会经济史到今天的社会文化史，似乎有着无限的扩展空间。然而在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首先，开放与多元是一把双刃剑，在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同时，社会史自身的身份与面貌似乎越来越模糊不清，如何确立社会史自身的学科范畴和学科定位？其次，社会史研究成果虽说日渐繁富，但同质化、平面化、零碎化现象严重。或人云亦云，或自说自话，论文选题和论证上存在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如何进一步提升社会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和质量？再次，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后现代理论，以及西方不同社会思潮和史学流派的不断涌入，社会史许多领域几乎演变为西方各色理论的试验田，中国社会史研究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长，建立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
如何回应上述挑战？或者说未来中国社会史向何处去？这是一个需要社会史学界反省深思的重大命题，在此提出几点初步想法：第一，在学科理论建设方面，在大量微观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和积累学术经验，进而提升到理论高度，提出具有普遍解释力和认可度的理论学说，并逐步形成多元开放、适应多层面研究中国社会变迁历程的研究范式和学术流派；第二，在提升学术成果质量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扩展研究领域和范畴。一方面，不断开辟社会史研究的新领域，诸如日常生活史、医疗疾病史、性别社会史、物质文化史、形象史学等等。另一方面，不断探索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路径。比如在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展开跨区域的比较研究，从人的行为与生存策略出发展开对相关王朝制度史的研究，以人为中心，从行动者的立场来研究历史上的经济、政治、文化诸问题等；第三，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方面，从社会史学科特点出发，坚持大众历史取向和整体史视野的研究理念，在吸收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挖掘整理民间文献与社会史史料，并回到历史现场，将史料置于其产生的社会环境之中，遵循中国自身内在的历史发展脉络，探寻中国历史独特的发展路径，并积极回应现实挑战，为解决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提炼本学科的有效知识和本土理论。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三峡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