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9日至11日，由中国实学研究会、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联合主办的“第八届东亚实学国际研讨会”，在岳麓书院举行。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葛荣晋，韩国实学会会长李东欢和来自中、韩、日、美、马来西亚的4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葛荣晋在主题报告中回顾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学研究的过程，认为今后的研究应将重心转向理论层面，探讨实学的现代转换以及如何构建与21世纪相适应的新实学体系问题，重视中国实学的“近代指向”和“近代克服”，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专题研究。

与会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讨：

一、关于中国实学的逻辑思想体系

吉林大学哲学系张连良认为，中国实学以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在逻辑为内在逻辑，内在地包含着心理与文化的辩证法、虚与实的辩证法。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方光华探讨了明清实学思潮的本体论特点，认为其扬弃了“道”、“理”、“心”等僵化的本体，而由王夫之创建了动态的、融合的“性·道”本体论，黄宗羲提出了“工夫”本体论，顾炎武确立了实践本体论。岳麓书院章若辉认为，王夫之在明末清初建立了以务实、重行为基本特征的哲学体系。而日本二松学舍大学小川晴久认为王夫之思想的关键之一就是严厉拒绝“流俗”，注重于让自己的心始终处于活生生的状态，并提倡用“诗教”洗净人们的浊心，用“礼”关怀他人。

二、中国实学在一些区域的展开及相关的实学学派、人物

来自湖南等地的学者着重探讨了湖湘实学及相关人物。

岳麓书院朱汉民认为，湖湘地区的实学传统奠基于南宋，发展并大盛于明清，并成为晚清引进西学、实现近代化转型的思想基础。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王兴国指出，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精神在近代引出了以陶澍、曾国藩等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魏源和王闿运、皮锡瑞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经世派，谭嗣同、唐才常为代表的永嘉功利之学。浙江大学哲学系董平认为，南宋胡宏的心性之学在整体上呈现为一个由形而上的本体世界向经验的现实世界开展的系统，为湖湘学派的形成奠定了一般思想基础。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梁绍辉指出近代湘乡军事文化的突出特点是将周敦颐创立的宋学修身原则、人伦道德等基本思想引入军队。岳麓书院吴仰湘考察了王先谦的实学观与变法论，指出他对晚清“实事求是”的学术风尚影响甚大，主张因时变通成法，强调切合国情，反对“尽变西法”。岳麓书院陈先初探讨了毛泽东对实学传统的继承问题，认为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史学经世是他与中国实学传统间关系最密切的三个方面。

与会学者对浙东学派、关学、新安理学、中原文化及实学在贵州的发展，从王安石到包世臣等实学人物，也作了探讨。

关于浙东学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庞万里认为，它既宗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也不相悖，兼有宋学、汉学之长而指出二者之弊。宁波大学浙东学术研究室方祖猷指出黄宗羲定律从经济层面论述了农民之苦，而万斯同则从政治、法制等层面加以充实。关于北宋张载创立的关学，西北政法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赵馥洁认为，直到明清，关学的学术精神大体上保持着一贯性，即“立心立命”的使命意识、“崇礼贵德”的学术主旨、“经世致用”的求实作风、“崇尚节操”的人格追求、“博取兼容”的治学态度。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林乐昌探讨了关学创始人张载的“成性”论，认为他在学理上对道学作出了贡献。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刘学智认为，有关张载思想和关学史的研究已进入向纵深发展和系统整合的阶段。关于产生于古徽州的新安理学，安徽大学哲学系李霞认为，它从“求真”“求实”、儒商结合、义利统一、经世致用等方面表现出实践理性精神，推动了徽商的形成。关于中原文化，河南行政学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杨翰卿认为，其中包含的实学精神是在先秦孕育、汉唐酝酿、宋元形成和发展、有明一代达到鼎盛并加以丰富。贵州师范大学历史政治学院余怀彦认为王阳明在贵州大办教育等事功，影响了贵州一系列实学代表人物，促成了以名为“黔学”的实学思想。

关于实学人物，南昌大学哲学系郑晓江认为王安石的学术活动和思想创造几乎都贯之实践当中。日本大学青木隆认为明代何心隐的“不落意气”，意在拥护个人的意志，拥护个人的意志的行动，具有一定的近代色彩。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李伟波、河北大学哲学系李振刚都指出了清初颜元的治学方法的积极意义，前者强调其豪杰人格具有经验性、实践性、有用性的特征，后者则注重其在学术上的批判精神。山西大学魏宗禹肯定清初陈廷敬组织参与一些有影响的文化工程、向统治集团阐明中华文明理念和人文精神所在、倡导实学和循理的思维方式、对俗学进行批判。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晶萍分析了乾嘉学派孙星衍从事考据与经世的关系，认为充分体现了通经致用精神。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张锡勤指出晚清包世臣设计的“审官院”兼具考核官吏和收受官民上书功能，为古之所无；所言“王道”必基于富强、富强应藏富于民、农工商三者缺一不可，是新的经济观念；他以满足人民需求释儒，以为民办事释士，意在使儒学实学化。

三、关于实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岳麓书院邓洪波考察明代书院，认为儒学诠释的平民化是其新的特点，这促进了文化与学术的下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黄长义认为晚清经世实学把实政、实用纳入“学”的范围，是中国学术从“古学”走向近代“新学”的最初征兆；其注重学术的务实性与致用性，成为晚清士人认同和吸纳西学的思想基础。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李志军探讨了在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各自的社会主义观当中的实学因素。

四、韩国、日本的实学

高丽大学李东欢阐述了韩国实学的哲学基础，指出韩国实学从道学而来，尽管有的实学家与道学全面断绝，但主要还是连接的关系。但与会中国学者更强调韩国实学与性理之学在思想上的对立。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黄昌德指出，16至17世纪之间的韩国学者李晬光，扬弃以理、以心为太极的命题，将太极视为“元气”实体的哲学范畴，从道器一体的高度为其“懋实”思想做了哲学论证。延边大学潘畅和认为，17世纪以后产生和发展的韩国实学是针对朱子学远离现实生活、无用于民生实际而发的实学世界观，它是在科学认识提高、对西洋的发现、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姜日天认为，17世纪以降的韩国实学是批判、继承发展来自中国的性理学的产物，经历了“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实事求是”三个发展阶段，与宇宙论、自然科学相联袂，在哲学上以“气”学为主调，向实政、实践、实用一路发展。韩国成均馆大学校林荧泽指出：17世纪30年代来华的朝鲜使节郑斗源所绘《朝天记地图》、金堉所撰《潜谷朝京日录》，显示出18、19世纪韩国实学走向鼎盛的历史契机。汉城大学校奎章阁、郑在薰联系18世纪后半期朝鲜史学家李种徽的《东史》，考察了当时朝鲜出现的在与中国文化对等的基准上评价箕子、高句丽文化的倾向。

日本米泽女子短期大学荻生茂博指出日本17世纪接受新儒教与小农社会形成之间的联系，认为当时扎根于日本的新儒学可分为“官方”儒学和“民间”儒学两个方向。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古藤友子考察了清初避居日本的中国学者朱之瑜在学问方法上对日本著名学者新井白石的影响，认为朱促进了新井白石的研究。日本爱知大学别所兴一考察了日本近代初期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的实学观与经世济民思想，认为是面对西方威胁，从生存需要激发而成，体现为开眼看世界、任用人才、促进军事、教育和产业近代化，并开始形成超越幕府和藩国的国家主义政治意识。

五、中日实学比较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李少军就国门打开前夜中日“经世”内涵作了比较，认为当时两国有代表性的经世家对于商品经济影响的重视程度有很大差异，中方的社会经济问题对策还在传统框架内徘徊，日方已迈向近代门槛；中方对外来威胁的感应远不及日方灵敏，在相关对策上，中日之间也有盲目与清醒之分。

会议决定，第九届东亚实学国际研讨会将于2006年在日本举行。

（李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