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即将在武汉大学召开,9月7日,郭齐勇教授就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记者（以下简称“记”）：金秋的9月10日至12日，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武汉大学召开，请问举办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什么？
郭齐勇教授（以下简称“郭”）：现代和当代新儒学思潮是20世纪重要的文化学术思潮。我们通常称之为“现代新儒学”或“当代新儒学”。它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和积淀，结出了丰硕成果。砥砺学术，需对前人的努力作出有深度的研究与总结，以促进学术创新，推进儒学的研究，进而探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性与世界化的问题，这是我们举办这次国际新儒学大会的主要目的。
记：请您就本次会议的基本情况给大家作一个介绍。
郭：此次会议的主办单位有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的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台北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台北鹅湖杂志社、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
会议的主题是：儒学、当代新儒学与当代世界。会议的子题包括：熊十力、牟宗三与现当代新儒学三代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当代新儒学与宋明儒学，当代新儒学与西方哲学，当代新儒学与佛学，儒家伦理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及其创造性转化，儒学与东亚社会的现代性，儒学在当代的作用与意义，儒学与文明对话，儒学与当代各种思潮，儒学与启蒙心态，儒学的宗教性与草根性，当代新儒学如何深入发展等等。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一百三十余位学者，包括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色列、比利时、新加坡等七个国家的二十余位外籍学者，来自我国台湾的近三十位学者，来自我国香港的近二十位学者，以及我国大陆近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六十位学者。其中有美国学者杜维明、成中英，我国台湾学者刘述先、蔡仁厚、戴琏璋、周群振、曾昭旭、杨祖汉、钟彩钧、李明辉、林安梧、李瑞全、郑志明、朱建民，我国香港学者霍韬晦、卢雪崑、郑宗义、黄敏浩，我国大陆学者陈来、吴光、陈卫平、宋志明、李宗桂、杨泽波、蔡德贵、蔡方鹿、景海峰、张学智、李翔海、郑大华、单纯、董平、丁为祥，以及韩国学者梁承武、金炳采、李明汉、高在旭、金白铉、权容玉、郑炳硕，日本学者吾妻重二、藤善真澄、三浦国雄，比利时学者马琳，澳大利亚学者John Makeham（梅约翰）、以色列学者Gad C. Isay(伊塞)等等。目前已收到一百二十余篇论文。毫无疑问，这将是当代儒学的一次高水平的盛会。
记：您可否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现代新儒学的发展情况。
郭：清代末年，政治腐败，我国遭到列强的侵略，内忧外患，传统文化日渐式微，儒学首当其冲，遭遇了“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局面。正是在此文化危机中，一些饱含忧患意识的学者为传统文化之复兴奋力疾呼，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应运而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形成的现代新儒学，其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先生等。他们都是著名的哲学家或国学大师，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挺立起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创造性地融合西方思想，回应欧风美雨的挑战，继承并发展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创造新的哲学系统，重建中国哲学与中国学术。
1949年以后，钱、方、唐、牟、徐先生等在香港、台湾地区执教，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文化的人才。他们的学生中如蜚声海内外的余英时、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蔡仁厚等学者是现当代新儒家的第三代代表人物。他们在美国或台港地区的知名大学或学术机构执教，思想更加开放，反省现代性与全球化，思考传统与现代、人文与科技、东方与西方、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诸多问题，积极参与文明对话与全球伦理的建构。以上专家属于广义的现当代新儒家的范围，所见也不尽相同。
受唐、牟、徐的影响，香港新亚书院、台北鹅湖杂志社的同人，成为在台港地区弘扬中华文化与儒家价值的重要力量。霍韬晦先生及其法住文化书院致力于在香港及东南亚的民间与企业中推广中华传统文化价值。
《鹅湖》杂志创刊于1975年7月，是一个同人刊物，今年正好创刊30周年。王邦雄、曾昭旭、袁保新、杨祖汉等先生等是创办者与早期的核心人物。该刊物没有要官方、党派或出版商的支持，完全靠道义与文化理想，靠同人捐款与自己（及家人、学生等）当义工来办《鹅湖》月刊。后来，他们又办出版社，出版《鹅湖学志》及学术丛书、专著，举办高水准的学术会议及带青年学生读古代典籍等。这个群体中人主要是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的学生及再传弟子等。他们几乎全都在台湾各大学任教。《鹅湖》月刊社现任社长是杨祖汉，主编是林安梧，执行长是周博裕。
我国大陆从“七五”“八五”期间开始研究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在方克立、李锦全先生主持下，得到国家社科基金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项目资助，出了大批成果。“八五”之后，大陆学者的研究更为深入。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在前所长戴琏璋、资深教授刘述先、中生代李明辉的先后主持下，执行当代新儒学研究计划己进入第三个三年，成果颇丰。
记：请问这次会议为什么选择在武汉大学召开？
郭：由《鹅湖》杂志社与东方人文学术基金会主办的第一、第二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于1990年、1992年在台北召开；第三届、第五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是他们分别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孔子基金会与山东大学合作，于1994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1998年9月在山东济南举行的；第四届、第六届会议，仍在台湾举行。这次在武汉大学召开，是因为武汉大学与现当代新儒家有着不解之缘。
方东美先生1924年夏从美国回国后第一站即来武大前身武昌高等师范任教，时任哲学教育学系副教授（武汉大学有哲学系始自1922年）。1925年春，武昌高师改名为武昌大学，熊十力先生应石瑛校长之邀，任教武大。抗战军兴，武大迁至四川乐山，熊十力、钱穆先生等曾到校讲学。熊十力先生是湖北黄冈人，徐复观先生是湖北浠水人，在武汉大学有一定的影响与感召力。1949年以后，武大哲学系的老师，不少都听过冯友兰、贺麟二先生的课，有的是贺先生亲炙的弟子。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新儒家学者哈佛大学杜维明先生、夏威夷大学成中英先生等多次来武汉大学讲学或出席学术会议，是武大的客座教授。蔡仁厚先生也曾来武大出席会议并作学术演讲。徐复观先生的后人还在武大哲学学院设立了“徐复观奖学金”，10年来，资助了一批学生，特别是农家子女与中国文化的研习者。
1983年，著名学者、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点学术带头人萧萐父教授与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汤一介先生共同主编《熊十力论著集》。此后，我们的老师萧萐父、唐明邦、李德永三教授有意识地指导、带领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点的同事与博硕士生研究现代新儒学思潮及其重要代表人物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徐复观、唐君毅等。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中生代学者郭齐勇、李维武、田文军等参与了由方克立教授、李锦全教授负责的“七五”至“八五”期间国家与教育部重大科研项目“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的课题组，经十数年的磨砺，他们分别成为熊十力专家、徐复观专家和冯友兰专家。萧汉明、徐水生、吴根友、麻天祥、吕有祥、胡治洪、丁四新、文碧方等同事在这一方面及在中国哲学其它方面的研究中颇有建树。20多年来，武汉大学中国哲学专业两代学人及他们培养的博硕士生共三代人，撰写了大量的高水平的学术专著、论文及博、硕士学位论文，在海内外极有影响。积十多年的努力，在国内学者支持下，他们编纂出版了《熊十力全集》（九卷十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徐复观文集》（五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版）、《杜维明文集》（五册，武汉出版社2002年4月版）。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点主办过两次“熊十力思想国际学术会议”（1985年12月、2001年9月），两次“徐复观思想海峡两岸研讨会”（1995年9月、2003年12月）。这四次会议都比较盛大，水准很高，均十分成功并出版了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东吴大学端木恺讲座教授、资深的哲学家刘述先先生多次在海外的公开场合中指出：“武汉大学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研究现代新儒学的中心和研究中国哲学的重镇，成绩斐然，令人刮目相看。”
由于有了这样的基础，经海峡两岸的学者协商，特别是武汉大学的学者与台北鹅湖杂志社的朋友们协商，决定在武汉大学召开这届会议。
记：请问，现代新儒学新在什么地方？它跟传统儒学有什么区别？
郭：这个问题要回答周全，涉及的内容非常多。简而言之，现代新儒学与传统儒学是相对的。冯友兰先生把宋明理学叫做新儒学，海外沿用了这一说法。但我们说的现代新儒学不是宋明理学。宋元明时期的儒学叫“道学”或“理学”，是通过数百年消化印度佛学之后的精神形态。宋明道学或理学是中国儒学与中国化了的佛教、佛学，中国本土的道教、道家的整合，以儒家为主导。宋明理学是在唐末二元社会结构变化之后，文化下移的产物与民众的文明化的精神成果。宋明儒学在七百多年的发展中成为整个东亚的精神文明。东亚诸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外缘条件是学习西方，内在的精神铺垫恰是宋明儒学，如朱子学与阳明学等。日本接受兰学（西学）恰恰是朱子学做的基础。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形成的现代新儒学与传统儒学的区别，首先表现在它的历史境遇上。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有些人把失败的最终原因归结为中国文化落后、尤其是儒学落后。这种思潮，在甲午战争之后就产生了，并愈演愈烈，到了五四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形成了一些诸如“打到孔家店”、全盘西化等等极端思想。但是，把前现代文明与现代化绝对对立起来，把中国失败的责任归咎于文化传统是简单粗糙甚至粗暴的做法。当时的主流派的思想家如胡适、陈独秀等，把西方科学、民主的价值与制度的引进与中国本土的文化思想、制度文明绝对对立起来，把孔孟仁义的价值，把前现代文明中的宗教、伦理、政治、艺术、文学，与西洋思想，视为水火冰炭，绝对两样，断断不能相容。一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学者把民主、自由、科学的现实诉求与传统文化资源、道德资源打成两橛。西化思潮曾经长期处于强势。
西方与中国的传统，西方近代以来的传统与中国古代的传统，确有很大的区别。西方化，直至今天所谓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等，与印度佛学传入中国并中国化的过程，的确不可同日而语。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固然少不了排拒、斗争，如“三武一宗”法难等等，但总体上是和缓的，影响的层面主要是艺术与文化思想等，虽也涉及经济（如丛林制度）、政治、社会组织、教育、信仰，毕竟没有像19世纪至今的西方的冲击那样的激烈与无所不包。这是辟头盖脑、铺天盖地、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方式，而且从生产方式、生存样态、社会结构至直认识、审美、终极信念，从器物文化层到制度文化层到核心价值系统，真正是中华民族从未遭遇的大变局。正是儒家文化变化日新、与时偕行的品格，使近代以来的知识人接受着这一亘古未有的挑战。然而，近代中国人内在的紧张、冲突、危机感、忧患感，比之唐宋时人，不知沉重多少倍。
百五十年来，中国人遭遇的是从社会结构到意义结构全方位的坍塌、解体，现当代新儒家面对的困境是空前的。儒学从对社会渗透的无所不在，变成海外汉学家所谓“博物馆”或“孤魂野鬼”。我当然不同意这看法，据我从民间作的调查与了解，儒学在民间仍有生命力，只是自觉不自觉而已。
当然，五四运动不止有一个传统，五四运动中同时产生了回应西方挑战，发掘自身文化价值的传统，例如《东方杂志》、《甲寅》周刊、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中的东方文化派、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玄学家、清华国学研究院、《学衡》派等等。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为了维护民族文化之命脉，传递民族精神之薪火，这些学派与思想家反思西化大潮，做了难能可贵的贡献。从哲学上与文化精神上逐步自觉地、有深度地融合东西方价值的，则首推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其中的代表人物，备尝艰辛，学贯中西，迎受西方价值，创造性地转化儒学，再植灵根，重建中华人文。他们与传统儒学最大的不同，在于提炼儒学的现代性与世界性，力图与世界各种思潮对话，在参与中把儒家价值贡献给现时代，贡献给世界。
记：现代新儒学在它的坎坷历史中，做了哪些工作？
郭：刚才谈到，现代新儒家的主要工作或贡献是：引进西方价值，改造传统文化，并重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与中国哲学的自主性。
第一，努力证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二元对峙。现代新儒家认为，中华民族固然需要吸收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性，但是，中西并非二元对立的，培育、发展现代性完全不必也不应以反对传统文化为前提，二者应该而且能够很好地兼容。现代性是多元的，每个民族的传统中都包含了现代性。第二，彰显民族文化的特质，促进跨文化比较、对话和融合，积极推进“文明对话”，展示“文化中国”的固有精神魅力。如果某种非西方文明或所有的非西方文明失掉了本已性，成为强势文明的附庸，必将导致人类未来文化的同质化，不仅使文明对话成为不可能之事，而且将会把人类引向死胡同。第三，努力参与“全球伦理”的建构。第四，就道德勇气、担当精神、友爱、宽容、人格独立与尊严等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而言，就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共空间、道德社群而言，儒学可以与现代民主，与自由主义相沟通。
现代新儒家的工作已经发挥了许多实际的功效。首先是有力地捍卫了传统文化的尊严，彰显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在维系民族文化和精神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新儒学1949年以前，第一代、第二代新儒学学者贯注其心力，写下了许多不朽篇章。1949年后，新儒学的活动中心转移到了台湾和香港，在那里，第二代和第三代以及新生代的学者蓬勃发展。其次，在传统与现代的沟通、兼容上，其工作卓有成效。我们知道，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准。在现代化的同时，他们也非常注重保持传统。这就用事实说明，传统与现代不相冲突。再次，在跨国家跨文化交往非常频繁深入的今天，现代新儒家积极营建跨文化交往理论和规则。比如，积极发掘传统文化中的交往理论，与时偕行，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传统文化发出现代光芒，促进国家间、宗教间、民族间、社群间、个体间的相互尊重，彼此理解与沟通。第四，在和谐社会的建构中，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作用。孔子的志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就是和谐社会的古代表述，这就意味着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古今沟通融贯。
记：古人讲学以致用、经世致用，既然新儒学一直就在进行研究、弘扬儒学的工作，并且祖国大陆也非常重视研究、弘扬儒学，那么，请问这些工作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有什么意义？
郭：这是人们经常问及的问题。
儒学在旨归上是关怀社会、关怀人民的。《周易·系辞》讲“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就是说学术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的。但不同的学术解决的生活问题不一样，不同的学术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儒学有社会制度层，有精神归趣层与实践生活层等等。儒学强调践履，它不排斥对确定的知识的追求，但跟以追求确定的知识为旨归的知识学不大一样。二者既不矛盾也不统一，但可以相互补充。宋儒张载的四句话可以经典地概括儒学的旨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然，事实上儒学至今没有开出太平盛世。事实上，任何一家学术都不可能单独担当开万世太平盛世的重任，但在促使人类向着这个目标前进的过程，每一家学术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儒学在安身立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方面，即内圣方面与外王方面有它自己的功用。除了纯净人的心灵外，制度方面尤其重要。马克思讲，人在改造外部世界（包括社会）的过程中，同时改造自己。这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过程。现代制度文明与前现代制度文明有非常复杂的关系，例如近代以降西方文官制度与中国儒家社会制度的关系，例如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对传统监察制与考试制的吸收等等。孙中山又讲《大学》是全世界最好的政治哲学。
儒学具体有什么功用，难以细说。儒学是民族认同与伦理共识的基础，中华腾飞，走向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层面的现代化，必须培植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特别要继承、转化儒学。在我们眼前可以看到的是，在我国台湾和我国大陆的沟通的问题上，儒学的功用就非常明显。大体上那些相信或者研究儒学的人，对我们祖国的历史和文化都有强烈的认同，都几乎无一例外地是“统派”。他们认同一个中国。文化认同才是两岸血脉相连的真正根基。而文化认同又突出地表现为对儒学的认同，因为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体。
再如，建构和谐社会，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刚才我们谈到，儒学可以为和谐社会提供非常丰富和有益的思想资源。孔子的均安论就是建构和谐社会的有益思想资源。他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邓小平理论中的共同富裕论和马克思的相对贫困论大致就是这个意思。社会的公正是社会的安全稳定的根本前提之一。
在促进世界和平上，儒学更有广阔的天地。儒学一直积极思考如何营建良好的天下秩序。在今天，孔子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些思想，可以为世界和平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
但同时我们又要避免一种倾向：工具化地对待儒学。这种倾向有两种表现。一是利用儒学，把儒学作为向他人说教的工具，自己却为所欲为。当然，这不是儒学的错，而是那些利用者的错。二是把社会的一切是是非非都归结为儒学的结果。我们不能向儒学施加它不能承担和不应承担的责任。例如，学习还是没有学习儒学跟能不能制造飞机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二者根本就是两回事。儒学不能包打天下。
记：儒学或者国学在近些年不仅在国内重新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在全世界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这次儒学盛会，不仅规模盛大，而且品味甚高，有很多的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参加，这是否意味着儒学或国学面临着复兴？
郭：作为一个儒学的信仰者，同时作为一个儒学的研究者与实践者，作为国学教育的实践者，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儒学以及国学（国学更为复杂，我另有文阐述）在近些年的复兴或者说“一阳来复”。作为一个学者，我在高兴的同时，更会冷静地思考，国学、儒门淡泊鞍马稀几近百年，为什么今天被人们看重。
第一，这是社会的需要，是老百姓精神生活的需要。较之10多年前，中国大陆的民间社会对国学与儒学ABC的了解的需求激增。近10年来，儿童读经运动在中国大陆的开展，极有意义。10年来，我不但在武汉大学的课堂上、兄弟院校的人文讲坛上，而且也应邀在民间与企业讲《四书》《老子》《庄子》。例如我最近在湖北省图书馆对武汉市市民讲《论语》系列，听众中有一家几代人，有中小学师生，他们提问的水平很高。我了解到，不少家长、中小学教师已主动与孩子们一道诵读《论语》等经典。孔孟讲的为人为学之道，在今天仍有安身立命的意义。
第二，儒学重新受到重视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国家力量的迅速强大。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健康，中国人外国人都在思考：古老的中国为什么又焕发出了生机活力？他们就把根本原因找到了文化上。而中国文化的主体是儒学，他们也就把中国腾飞的原因主要归功于儒学。要特别注意，儒学因为国家强大而受到重视、崇尚的逻辑，与一百年前儒学因为国家衰弱而受到冷漠、轻视的逻辑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意味着，我们是从经济也就是非常简单直接的物质实用来看到儒学（或者文化）的，亦即是把经济是否强大作为儒学（或者文化）是否优秀的标准。按照这种因果思路，是有问题的。这样，让儒学（以及文化）承担了过多的不应由它承担的任务，我们已在前面简单谈到了这一点。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儒学的复兴？目前我还没有系统的看法。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摆脱上述经济决定文化的因果关系的思路。儒学的复兴，应该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寻找原因。百年来，由于对儒学一直不够重视，在教育中大量削减了儒学的份量，人们对儒学的了解日益浅薄。同时，由于五四运动中存在的民族虚无主义的偏颇，由于“文革”的摧残，使几千年来一直被倡导的，而且许多已经贯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儒家（或儒学）观念遭到了极大的颠覆，引起中国人的精神危机。为了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为中国人安身立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就有必要重新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而儒学回到日常生活，就是找到了它的家，它的根。
当然，我并不是说人们就是这样理解儒学复兴的，而是说我们应该如此理解儒学复兴，并且只有这样理解同时在这种理解之下进一步复兴儒学，儒学才能摆脱受经济决定的颠簸命运。
记：今天，中华民族正走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请您谈谈您对现代新儒学、儒学以及传统文化的展望。
郭：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民族认同、伦理共识，需要社会文化资本与民族文化的资源。（各国的现代化都是如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文化传统的复兴是不可能的。这里所谓“中华文化”是广义的，包括中华各民族的，包括社会上层与下层的；这里所谓“传统”是流动的、多元的（包含五四以来的新传统）；这里所谓“复兴”，并不是“照着讲”，甚至也不是“接着讲”，不是“复古”“复旧”，而是创造性转化。这才能为民族复兴提供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按照这种理解，我们说的文化复兴，不仅是儒学的复兴，应包括各种前现代的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俗文化的复兴，尤其是多元文化的共存，特别是与今天各种新文化的交叉互动。当然，这些年来，我对照法国与德国的现代文化、日本与韩国的现代文化、我国台湾的现代文化，对我国大陆任凭美国好莱坞驰骋，大众媚俗文化日甚一日而得不到深刻的文化批评，以及完全抛弃故我，对传统精神与汉语言文字的任意践踏等现象，深怀隐忧。我希望我国政府与国民能像捍卫国家安全一样，捍卫我们的文化传统，捍卫汉语言的纯洁性（不是不吸收外来语与新词，而是不能像现在这样放任，这样恣意地纵容糟蹋汉语之美）。
最后，民族文化的复兴，在制度层面如何落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国学的复兴不是复古，不是刻舟求剑，而是发掘历代遗留下来的思想资源，面对现实问题，认真地反哺、扬弃，作创造转化。有的文化要素，例如仁、义、礼、智、信等价值理念，例如“五伦”观念等，清除、检讨历史附着其上的糟粕，完全可以成为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的精神的资粮。实现民族复兴，当然需要借鉴儒学以外的传统和包括中东、欧美、印度、韩国、日本等古今传统的更广泛的思想资源，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所以，传统文化研究的前景十分广阔，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子了解并理解中华人文精神，并为之献身。
现代新儒学本身就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本身并不只限于儒学，其代表人物对道家、佛教的研究与吸收，以及对民间文化的吸取，向民间社会的释放，向西方社会的开拓，都值得我们借鉴。
记：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衷心祝愿新儒学大会圆满成功！
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