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星

2008年11月11日至15日，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武汉大学文学院、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武汉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隆重召开。此次会议是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成立以来，举办的第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及日本、韩国、加拿大、美国等海内外近80所高校200余位学者与会，大会收到会议论文共计170余篇。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教授、日本神奈川大学校长辅佐（助理）铃木阳一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天瑜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黄霖教授等应邀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致辞。研讨会开幕式由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文新先生主持。

会议先后共安排了两次大会发言和十五场分组讨论，均是采用先主题发言后评议的方式进行。会议包括八个主要议题：明代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等个体文学研究；明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研究；明代作家生平、交游研究；明代地域文学研究；明代中外文化交流与文学关系研究；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之关系；科举文化视野下的明人别集整理与研究；文学视角下的明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与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涌现出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不仅全面反映了正在进行的科举文献整理和科举文化研究的新进展，也集中展现了明代文学研究的新风貌。因研究成果数量较大，择要综述如下。

科举文献的整理与科举文化的研究是会议讨论的重心。研讨会上，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介绍了其主持的大型出版项目“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编纂和出版情况，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关注。他介绍说，“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内容重点包括两个方面：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著。第一批将要出版的书目包括《历代制举史料汇编》、《历代律赋校注》、《唐代试策试律校注》、《八股文总论八种》、《七史选举志校注》、《四书大全校注》、《游戏八股文集成》、《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明代状元史料汇编》、《钦定四书文校注》、《翰林掌故五种》、《贡举志五种》《〈游艺塾文规〉正、续编》、《钦定学政全书》、《〈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等17种，共计约3000余万言，预计2009年上半年开始出版。陈教授将《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总序》作为会议论文提交，他在发言中对这一重大文化工程的重要意义进行了阐述：“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以其‘程序的公正’为国家选拔了大量行政官员，在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和维护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科举制度的另一种功能也值得重视，“科举制度以其对社会的整体影响力将儒家经典维持世道人心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整理出版历代科举文献，“一方面是为了传承文化，让这份丰厚的遗产充分发挥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古为今用，让它成为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智力资源。”参与“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编纂工作的有关学者罗积勇教授（武汉大学）、王同舟博士（中南民族大学）、王炜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余来明博士（武汉大学）等也分别在发言中陈述了相关文献整理工作情况和科举文化研究的新发现。

科举文化研究不乏热点，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胡小伟研究员《关公：明清科举神》首次指出，三国时代的历史人物关公在晚明和清代曾被奉为科举考试神。原因是明代中期舞弊之风日盛，地方秀才生员人数与日俱增，竟成“地方一害”，时任吏部尚书的孙丕杨主张，效仿关帝庙中的抽签方式，决定新科进士和官员的仕途前程，利用关公的“神性”平息争议。此举一出，关公便被举子们争相膜拜，成为科举考试的神，此种遗风，今台湾犹存。南京大学周群教授《〈四书大全〉与明代科举》认为永乐十三年编成的《四书大全》“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对明代科举、教育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此外，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中国艺术研究院赵伯陶先生《明清八股取士与文学及士人心态》考察了明清两朝科举取士制度及其对文人的影响，以“难以化解的矛盾”来总结士人对八股文的复杂心态：相信命数，却又不甘心听天由命，总希望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去突破命运的羁绊，实现理想。南京师范大学陈书录教授《崇祯辛未进士科与吴伟业的负恩愧悔心态及其雅俗文学创作》将吴伟业作为个案考察，认为明崇祯辛未进士科造成了吴伟业的报恩、负恩及愧悔的心态，并将“本心不昧”、“吾自出其胸怀”等文化与文学思想付诸传奇与杂剧创作的实践，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展示了其戏剧文学的思想倾向和审美特征。台湾嘉义大学徐志平教授《科举考试对明遗民杜濬及其诗之影响》则以明末清初诗人杜濬为个案，分析了科举对身处明清易代之际的诗人杜濬及其诗作、诗风及诗论的影响。作者试图通过这一个案研究，深入、明晰地呈现明代科举文化的深层意蕴。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科举文学与“科举学”》界定了科举文学的范围，即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文章和以科举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他认为从文学角度来研究“科举学”，将使“科举学”进一步走向繁荣。扬州大学黄强教授《〈游艺塾文规〉正续编的文学理论价值》从文学角度来剖析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袁黄编撰的举业用书《游艺塾文规》，认为该书不仅存在科举学价值、文学史价值、文章评点研究价值，还有非常重要的文学理论价值。哈尔滨师范大学关四平教授《唐代科举题材小说文化意蕴探微》认为唐代科举题材小说是唐代小说中的精彩篇章，并从四个方面解析了这些作品所寓含着丰厚的文化意蕴。浙江工业大学万晴川教授《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与科举制度》则认为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是科举制度的副产品，才子佳人小说的兴起、“才”与“情”的界定以及“大团圆结局”与科举都有着紧密的关系。中央民族大学曹立波教授《明代科举对徐霞客游记成就的影响》认为布衣终身的徐霞客与科举有着难解之缘，其人其作都受到明代科举的间接影响，《徐霞客游记》属于明代科举取士制度下的另类产物，但考察这种变异不应排除科举的遗传因素。江西师范大学李舜臣副教授《博学鸿儒科与康熙诗坛》分析了康熙年间所开设的博学鸿儒科对清初诗坛产生的重要影响，认为博学鸿儒科是顺康诗坛格局发生新变的关键转折点。

小说戏曲研究方面的成果相当丰富。香港中文大学周建渝教授《解构批评：论〈三国志通俗演义〉文本意义之不确定性》通过解构批评的视野来解读小说中的曹操、刘备、魏延等人物，发现“奸雄”、“仁义”、“天生有反骨”等固有结论，其实并不具有确定性。中央民族大学傅承洲教授《天许斋小考》通过相关文献证实，晚明时期著名书坊天许斋，其斋主其实就是冯梦龙。浙江大学周明初教授《如何正确理解“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是其和纪德君教授关于徐朔方先生“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学术争论的一篇回应文章，文章认为徐先生更重视考察这个漫长的动态的累积过程本身，而纪教授更关注这个动态过程的最后定点，两者结合才能有更全面更科学的认识。程国赋教授《论明代书坊对通俗小说体制发展的贡献》指出，明代书坊及书坊主促进了演义体小说的演进和定型，他们通过对演义体小说的创作、刊刻，扩大了通俗小说的社会影响，而且，书坊主为适应读者阶层的阅读需要而加快了演义体小说通俗化的进程。台湾彰化师范大学许丽芳教授《章回小说叙事之内在展现：以百回本及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韵文运用为中心之考察》认为小说中韵文结构中有关史实或文学之累积，实反映出文史的传承与受容现象。东南大学徐子方教授《朱权及其“二谱”》考察朱权的《太和正音谱》和《神奇密谱》的内容和撰写背景，指出“二谱”是作者处于生命顺畅之早期和坎壈蹭蹬之晚年所著，说明艺术家的生命历程及艺术追求之间的互动关系。北京外国语大学罗小东教授《论“三言”“二拍”的时间操作艺术》认为“三言”“二拍”的时间操作艺术主要是通过倒叙和预叙来实现的。台湾中正大学毛文芳教授《黄向坚“万里寻亲”纪程与图绘探析》比较了黄向坚所撰《寻亲纪程》、《滇还日记》和《寻亲图》，认为前者重在描写历险经过，多见濒死经验，后者保持冷静观照，再现了山川奇崛壮丽之姿。香港岭南大学刘燕萍副教授《遗憾、补偿与恶势力》讨论了《剪灯新话》中的人鬼恋中不同身份的“遗憾女”，包括宫女、婢女和殤女，她们通过鬼灵力争的“补葬”、“附身”、和“转世”得到某种程度的补偿，令亡魂得到安慰。作者认为，造成人鬼情的遗憾，主要是世乱与奸臣。湖北大学宋克夫教授《情欲的正视与人生的警戒》分析了“三言”“二拍”的情欲观，认为“三言”“二拍”一方面表现出对合理情欲的肯定，同时又对合理情欲的肯定所带来放情纵欲与人欲横流的社会现象表现出深沉忧虑。暨南大学王进驹教授《论明代戏曲创作的“自况”现象》考察了明代具有“自况”创作性质的杂剧作家、明代戏曲“自况”创作与时代社会及作家个人的关系、明代戏曲“自况”之作表现自我的类型、“自况”之作在戏曲发展过程中的意义和影响等问题。上海财经大学许建平教授《〈临清州志〉与〈金瓶梅〉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通过详细研读不同时间的多种《临清州志》，并与《金瓶梅》所写到的临清进行比对，认为小说前99回成书于万历十八年前，而第100回写于万历二十年后，且全书不是出于一人之手。江苏教育学院冯保善教授《论凌濛初的〈乔合衫襟记〉传奇》通过相关佚文，考察了凌濛初创作该剧的动机，并进一步探讨了该剧散佚的若干原因。北京外国语大学魏崇新教授《〈金瓶梅词话〉的欲望叙述》分析了《金瓶梅词话》中对欲望的叙述特点，重点对情节、性别意识和社会历史背影三方面展开讨论。武汉大学吴光正副教授《〈金瓶梅词话〉的宗教描写与作者的艺术构思》系统细致地清理小说中的命相描写和法事描写，认为小说中的宗教描写是经过作者精心设计的，是作者用来表达创作意图和艺术构思的一种手段。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周艳博士《欲望与诗：明代中篇传奇的题诗唱和与性别表现》以《六一天缘》为例，解析了诗才与女性在爱情中的能动性之间的关系，认为不应将诗文小说看成静态的作品，而应看成一种爱情中的“创造性行动”。首都师范大学周文业教授向海内外小说研究者介绍了他多年从事小说版本数字化及应用研究的成果。

日本学者多从文献角度梳理小说故事情节或人物的发展演变历史，显示出一定的特色。日本宫崎大学上原德子《关于刘东山的故事》将《初刻拍案惊奇》第3卷中的刘东山故事，与其它多个版本的刘东山故事作较，说明刘东山故事经历了文言故事改写为白话故事的历程，这正反映了部分白话小说故事情节的历史演进规律。早稻田大学松浦智子《“杨家将”故事形成史资料考》以山西杨忠武祠的文物资料为线索，考察了“杨家将”故事在杨氏家族内部的传承，揭示了以下事实：南宋中期以后，杨家将故事的传承开始与史书乖离，著名“杨姓”人物被编入并扩大了杨氏族谱，影响了杨家将故事的“世代累积型”发展、体系化的过程。早稻田大学岩田和子《杨忠愍蚺蛇胆表忠记考》以“蚺蛇胆”为中心，探讨了王世贞与杨继盛的关系、人物形象以及作者丁耀亢创作此故事的背景等问题。

诗文研究方面也不乏新论。复旦大学郑利华教授《屠隆与明代复古派后期诗学观念的承传与变迁》以屠隆生平论诗主张为重点，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复古派后期诗学观念的发展趋向。台湾中正大学许东海教授《明代许讚及其〈华山赋〉之一考察》将《华山赋》所描写的人文风景和深层文化意蕴结合进行考察，说明其所承传赓续的西岳文化传统，以及明代中期士臣的论述轨范。复旦大学黄仁生教授《明代嘉万之际的文学演变与嘉定派的酝酿过程考论》结合嘉万之际文学的演变来考察嘉定派的酝酿过程，对相关史实进行了澄清。郑州大学李圣华教授《论嘉定文派》认为嘉定文派的形成不是文学史上的一种偶然，归有光与唐宋派所开辟的古文风气、吴中经学兴盛的区域环境、嘉定研讨经史的风气，均是其形成的具体历史条件。湘潭大学雷磊教授《明初初唐派论略》认为学界所描述的明代文学史发展“前七子派之后即下接唐宋派”这一说法有所疏漏，真实的情况应是前七子之后到唐宋派，中间约有二十年时间，有六朝派和初唐派之运动。集美大学苏涵教授《袁宏道〈徐文长传〉的文学批评意义》发掘了《徐文长传》一文中所表达的文学批评观念。集美大学王人恩教授《〈题渊明小像〉的作者及其相关问题》考证史料记载中《题渊明小像》作者题为“明人袁敬所”之误，大量资料可证明作者应为元人贡师泰。香港教育学院中文学系郭伟廷博士《明代黄文焕〈陶诗析义〉考论》重点分析了黄文焕《陶诗析义》在陶诗研究史上的特色与成就，高度评价黄文焕不从俗见，谓“古今尊陶”以平淡概括陶渊明诗，是见不到陶诗真正精彩处，转而另辟蹊径，以发陶诗佳咏本原。

明代作家研究也受到不少学者关注。首都师范大学左东岭教授《玉山雅会与元明之际文人生命方式及诗学意义》从多个方面揭示了玉山雅会所体现的文人生存方式，并以此获得把握元明之际诗歌的实际特征与内涵之途径。山东师范大学石玲教授《袁宏道、袁枚比较论》认为晚明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与清中叶袁枚之间，无论是价值观念、创作个性，还是思想内涵，都有一种无法割裂的承递关系。五邑大学孟祥荣教授《公安三袁合谱》在总纳前贤成果基础上，对“三袁”生平交游、事迹及著述等进行了补充完善。漳州师范学院胡金望教授《从〈和箫集〉看阮大铖早年的诗歌创作和文学交游》以《和箫集》为据，对明末一代奸侫、著名戏曲家和诗人阮大铖的诗歌创作才华、文学交游活动、思想性格发展轨迹和相关史料等内容进行了发掘。台湾岭东科技大学李栩鈺博士《马湘兰相关问题探讨》以《湘兰子集》（马湘兰著）为例，分析了青楼书写常见的闺怨，并以围绕“湘兰”的相关文化产物“兰画”、“印”、“西厢”、“砚”、“墓”等议题，探讨“才女”形象的建构及其涵义。台湾中正大学翁燕珍博士《从〈戎旅赋〉到〈无闷篇〉》以杨慎相关作品来考察其早期生活与心态，见出人主对人臣的残酷，谪臣内心的巨大痛苦，以及谪臣如何藉良朋好友的启发，终而脱离精神困境使生命得到安顿。

此外，文学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和地域文学问题也都有不少新阐发。前者如南开大学陶慕宁教授《从〈挂枝儿〉〈山歌〉看晚明社会风气》、北京语言大学张德建教授《学术分裂与明代复古文学的“道”论》、北京语言大学段江丽教授《“传统”中的“现代性”：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审父”意识》等，后者如杭州师范大学饶龙隼教授《元末明初东南文坛格局及其变动》、昆明学院孙秋克教授《明代云南府隐逸作家群的形成及“平居陈郭”考》等。

研讨会期间，主办方组织学者们到黄州东坡赤壁和黄梅五祖寺进行了为期一天的文化考察活动。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版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