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哲学史学会、湖北省哲学史学会联合主办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9年10月15—18日在武汉大学召开。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庞朴研究员、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是这次会议的发起者。武汉大学郭齐勇、陈伟、徐少华教授等是这次会议的具体组织者。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港地区以及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的近百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80余篇。会议除开幕式和闭幕式之外，均分三个会场同时进行讨论，60多位学者作了专题发言。与会学者在此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郭店楚简的形制分类、字句篇章释义、文本比较、学派归属、思想内涵、文化史意义以及墓葬时代和墓主身分等问题，从考古学、简牍学、文字学、文献学、校勘学、史学、民俗学、人类学、哲学、思想史、文化史等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并展开了热烈的辩论，进一步发掘了郭店楚简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蕴，推动了郭店楚简研究的深入发展。现将会议情况综述如下。

一、关于形制分类

比较集中地探讨这个问题的有台湾大学周凤五教授，他参照两汉学者对于儒家典籍形制的相关叙述，对郭店简的简长、简端形状、字数、编线与间距、简牍符号、字体等形式特征进行了研究，认为郭店简有经传之分，简长者为经，短者为传；简端梯形者为经，平齐者为传。郭店简中存在的方形墨块、小墨点、“乙”形墨钩三种符号为分章、分篇和句读标志，有助于正确复原简序与分析篇章。郭店简文字分别具有楚文字本色和不同程度楚化的齐鲁文字特征，字形分析有助于理解郭店简渊源所自及其学派归属。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则认为，竹简的长度、形制、编线、字体等形式因素对于排序、定篇、分类诚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战国竹简的形制规律尚不确定；至于字体的复杂情况，除了文字的地域差异性之外，也应考虑抄手的书写特点。他认为，研究简帛文献应该照顾到当时的“书写习惯”和“阅读习惯”，楚简中一些在今人看来“形近混用”的字，却是被当时的书写和阅读习惯所认可的。他认为今人研读楚简存在着“楚书秦读”现象。

二、关于字句篇章释义

北京大学裘锡圭教授对他在《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简称《郭简》)之《老子》甲篇中所释“绝伪弃作，民复孝慈”二句作了修正，他采纳庞朴等学者关于老子所否定的往往是儒家所肯定的道德观念、老子所“绝”“弃”的往往是两个相异而又相关的概念的观点，并参考有关研究成果，结合郭店简中其他六处与原释作“诈”的“”字形同或形近字的具体文义，将“”改释为“虑”，又考稽《庄子》、《荀子》、《淮南子》等古籍中“为(伪)”“虑”并举的成句，将此句改释为“绝伪弃虑”，相应地将下句改释为与今本《老子》第28章“复归于婴儿”句义近的“民复季子”。这种改释更加符合老子思想的内在逻辑，也与简本《老子》文义更加和谐。吉林大学刘钊教授运用古文字音韵学资料，参以经史诸子书证，对《郭简》中若干未释或不识文字进行了诠解，并基于郭店简中“流”多作“ ”而唯独《唐虞之道》一篇作“ ”的现象，得出了“《唐虞之道》简的文字非常独特”的看法，启示研究者对郭店简的来源加以深入分析思考。台湾“中央研究院”袁国华对《郭简》之《唐虞之道》篇中“ 为天子而不骄”一句的“ ”现释作“身”或“升”提出商榷，他通过比较郭店、包山、曾侯乙墓楚简文字以及甲骨文、金文的字形，认为“ ”与隶定前的“身”、“升”均不类，而形同于“弓”，又根据古音通假规律，参以文献证据，将其释为“躬”。

李零教授对于已被广泛接受的将郭店一号墓中漆耳杯底部铭文释作“东宫之师”提出不同意见，他根据战国秦汉器皿一般都以置用之所或器主人名加器名的铭例，并分析杯铭第四字字形更接近“不(杯)”字，从而认为杯铭当释作“东宫之杯”，由此肯定了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最初的解读。这个问题对于分析墓主人身分以及郭店简在楚国乃至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都相当重要。

日本茨城大学岩本笃志、早稻田大学森和介绍了将楚系文字(目前以包山楚简为主)输入电脑、通过直接模写和现代字体转写程序显示其楷化过程的工作，还介绍了制作JAVA script楚简数据库、通过因特网向研究者开放并进行网上讨论的情况。

台湾“中央研究院”林素清研究员主要通过对《语丛四》字、句、段、篇的考研，参以简长、抄写格式、字体等形式因素，认为该篇专论言语游说之道，在内容与形式上均与以讨论性情德行为主的《语丛》之一、二、三篇不类，故《郭简》整理者将四篇归作一类不当，而应将《语丛四》另析为一篇，篇题拟作《说之道》。武汉大学陈伟教授对《语丛》之一、三篇的几条简文进行了文本复原和讨论，认为《语丛一》中31和97号简以及《语丛三》中55和60号简分别应予连缀，他引用《管子》、《孟子》、《礼记》、《淮南子》等文献证明己说，并通过对照，认为简文对于文献所载先秦礼制及其观念有所验证和拓展。北京大学王博对《成之闻之》中“槁木三年不必为邦旗”句作了疏解，他引用《诗》郑笺、《经典释文》，将“旗”释为语气词；引用帛书《黄帝四经》辩正“槁木”之喻；引用《尚书·说命上》、《论语·宪问》、《礼记·丧服四制》等将“三年不必为邦”与“三年之丧”的礼制联系起来，得出了此句涵有“敬”、“内反诸己”的意义的结论，从而与郭沂将此句释为“枯木无恒，不能善始善终”迥异其趣。北京大学刘昕岚博引经子，对《性自命出》篇加以注释、提要、义证、论说，具体而微地疏解了天、命、性、情、道、志、诚、敬、忠、信、礼、义等范畴，以期为进一步研究铺垫基础。

鉴于郭店简字句篇章释义纷歧的状况，一些学者提议整理出版《郭简》集注本或修订本，以反映《郭简》出版以来的新的研究成果，为学界提供更加全面准确的文本。

三、关于文本比较

北京大学邢文考察了《缁衣》简本与今本的文字特点、征引文献体例以及发端起义原则，认定简本早于今本，今本辑入《礼记》时曾为经师增改，而这种增改因结构不一，且有错简和窜入，所以是不成功的。他还考证了《缁衣》中“夫子曰”、“子曰”之“子”为孔子而非子思或公孙尼子，从而认定先秦礼学源于孔子，孔子传“礼”，七十子及其后学据“礼”为“记”，“礼记”的出现标志先秦礼学的发生；“礼记”诸篇如《缁衣》的内容不一定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礼学，这些篇章后来以记入经，是为今本《礼记》。清华大学廖名春教授分析了《缁衣》、《成之闻之》、《唐虞之道》、《性自命出》、《六德》等篇引《书》论《书》的情况，认为先秦《尚书》有许多篇为今传《尚书》失收；所谓“晚书”实属后出；战国中期以前《尚书》地位仅次于《诗》而先于《礼》、《乐》、《易》、《春秋》；后人的《尚书》研究在断句与理解上都存在一些误读，因此郭店儒家简对于研究先秦《尚书》、认识今传《尚书》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美国耶鲁大学Annping Chin(金安平)也认为《成之闻之》与《尚书》有很深的关系。日本东京大学池田知久教授通过对《五行》简帛的研究，认为简书《五行》并不是孔孟之间的论著，而是孟子以后的文献。

武汉大学唐明邦教授通过比较简本与通行本《老子》的字数多寡和思想内容差异，认为简本是“东宫之师”节录《老子》而成的临时教材，绝非《老子》五千言原本，不能说简本所无而通行本所有的道论、辩证法思想、直觉理论、民本思想、社会政治思想以及军事思想都属后人增益，如视简本为《老子》原本，必然大大降低老子思想的学术地位。日本女子大学谷中信一教授则认为，《老子》有一个发展过程，并非最早就有一个五千言完整形态的《老子》。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张正明研究员认为，简本《老子》可能是今本《老子》的素材，而简本又可能取材于《老莱子》；他还基于当时学者的思想旨趣和学识水平，推测今本《老子》成于韩非一人之手。新加坡国立大学刘笑敢则以《老子》简本、帛本、通行本为一个传承序列，他通过统计“无为”等概念以及“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等语句在简本、帛本及通行本中出现次数的递增，概括出《老子》乃至一般古文献流传过程中的思想聚焦和语言趋同现象，他认为这些现象一方面启示今人在使用今本文献时应持更加审慎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表明古文献流传过程中抄手或编者的加工大体是在原文基础上进行的，并未造成根本性的篡改或歪曲。武汉大学李若晖认为《老子》简本、帛本、指归本、河上公本、想尔注本、王弼本、傅奕本等固然存在时代先后差异，但由于“唯一的原本”在先秦典籍中并不存在，因此《老子》各本都应依其系统和时代序列排队，要使每个本子都能说“我是我所是”。台湾辅仁大学丁原植在分别比较《老子》与《文子》的简本和传世本的基础上，发现《文子》引用了《老子》经文，并且存在着解《老》资料，显示出推衍《老子》哲学的思想线索，因此他认为先秦时代的《老子》传本经过各种方式传抄或解释，在各种地域思想环境中有过不同的写本或辑本，《文子》与文子学派所保留的资料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支，文子极可能继承了《老子》哲学正统。

日本早稻田大学工藤元男教授和东京大学近藤浩之分别对楚简中的卜筮祭祷简进行了研究，前者论证了卜筮祭祷简与“日书”的关系，后者则分析了卜筮祭祷简中用《易》的情况。

四、关于学派归属

吉林大学李景林教授着重考察了《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四篇的德目形式与思想内容，认为这四篇作为郭店儒家简的核心部分，均包含“性与天道”论内容，与《中庸》思想相通；至于《性自命出》中的重“乐”思想虽与子游“乐教”主张相关，但子游与子思之间实存在思想上的承转脉络；其余诸篇或接近于孔子，当为子思绍述孔子思想之作，或接近于孟子，当为与孟子相先后的子思后学所述，因此郭店儒家简应属思孟一系作品。台湾清华大学杨儒宾教授探讨了郭店儒家简、特别是《性自命出》的思想内容，认为《性自命出》整篇架构很像《乐记》，而《乐记》言喜怒哀乐又切近《中庸》理论；他如《尊德义》中有见于《缁衣》的语句，《语丛一》中有见于《坊记》的语句，凡此种种似均表明郭店儒家简出于子思学派。即使从《礼记正义》说将《缁衣》系于公孙尼子一系，由于公孙尼子与思孟学派具有明确的思想血缘关系，因此说郭店儒家简出于这两个思想相近的儒家流派是讲得通的。他还认为郭店儒家简中的“情”在许多地方作“情实”解而不作“情感”解，因此所谓郭简“情本体”之说实为子虚乌有。美国加州大学Jeffrey K.Riegel(王安国)教授对于将郭店儒家简归于子思学派持保留态度，事实上，他一向怀疑《礼记》中的《缁衣》、《中庸》诸篇与子思相关，因为《子思子》早已残佚而《礼记》实为汉儒作品；郭店简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的怀疑，但他感到仍有许多问题尚未厘清，如南齐刘?将《缁衣》系于公孙尼子所作，《缁衣》几乎完全不引证《易经》而这恰恰是子思学派的重要特征，等等。王博也认为将郭店儒家简断定为子思或子思氏之儒的作品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他基于地域特点和内容分析，倾向于郭店儒家简的作者为南方儒家，具体说是子张氏之儒的观点。

武汉大学黄钊教授认为，简本《老子》具有稷下道家和会众说的宽容胸怀、重视术治的思想倾向、积极求是的学术风格，且与稷下道家遗著《太一生水》相附，因此简本《老子》很可能是稷下道家传本。武汉大学黄人二则通过对照《老子》简本与今本内容异同，认为简本是一个改动很大、而这些改动基本上都不利于道家却符合儒家思孟学派思想的版本，由此得出了简本《老子》是邹齐儒者之《老子》的结论。

五、关于思想内涵

1关于儒家简的思想内涵

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深入研究了《五行》篇中关于“金声玉振”的解说，认为与《孟子·万章下》的用意大有出入。孟子以“始条理”、“终条理”释“金声玉振”，《五行》则以善与德分别释之。善为人道，德为天道。人道之善有与始并有与终；天道之德则有与始而无与终，即由有而反乎无。由有与终到无与终，推进一层，由“不形于内”的“行”到“形于内”的“德之行”，由人而及于天，由有形到无形，这一思想富有形上意义，但未被处于实用观点大行其道的战国后期的孟子所完全采纳。饶教授进而考察了郭店儒家简中涉及乐教的文字，认为“乐”是兴善进德的工具，儒家十分重视，所以特别提倡乐教，使人侵润于天德化育之中，其最高层次是“集大成”。

庞朴研究员指出，《五行》、《六德》中包含着“五行”(仁义礼智圣)、“四行”(仁义礼智)、“六德”(圣智仁义忠信)三套德目，分别对应于成圣、尽孝、为君三个层面的道德准则；三套德目基本相近表明，在儒家看来，圣人、孝子、贤君三重道德是相通乃至相兼的，天道、人道、君道是一体贯穿的，《孟子·万章上》对舜的论述即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可以说，郭店儒家简提供了完整系统的儒家道德学说。他还论析了儒家简中的天人观，认为《穷达以时》是天人为二或天人有分的代表，《五行》则主张天人合一，在这两种观点之外，还有一种介乎其间或超乎其上的看法，即天人非一非二、亦一亦二，这主要见于《性自命出》。

《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李存山研究员梳理了简本《五行》、《中庸》、《孟子》、帛书《五行》的思想脉络，指出简本的特色是近乎曲折地论证了“圣智”尤其是“圣”的重要性，《中庸》中还可见到“圣”之“聪明睿智”含义，到《孟子》则更强调“仁义礼智”并且突出仁义对礼智的统率地位，帛书则有意无意削弱了圣智的重要性而提升了仁义的地位，由此可见思孟学派的思想变化。

台湾辅仁大学郭梨华认为，《五行》中提出仁义礼智“四行”，虽然未如孟子所言乃人心之四善端，但确实谕示了四行之为善心的可能，由此开启了孟子的“心善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乐贤研究员认为，《六德》中“为父绝君”、“为昆弟绝妻”、“为宗族杀朋友”、“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等罕见于传世文献中的文字，确实证明儒家把血缘宗族关系看得重于社会政治关系，这正是儒家由家而国、家国同构主张的体现；而该篇将父子、夫妇、君臣之间规定为生、率、使的关系的说法，当为以后三纲说的滥觞。

武汉大学徐少华教授认为，《六德》中“位”、“职”、“德”皆以“六”为制并互相对应，与《易》、《书》、《诗》、《礼》等文献以及汉代子书中大量存在的以“六”为制的范畴类似，反映了先秦两汉的学术风格；《六德》所讨论的位、职、德及其相互关系是先秦儒家各派出于治国平天下目的而经常探讨的一些核心话题，其主要思想大多上承孔门而加以系统发挥，并为汉儒的有关思想和立论提供了更加完整系统的资源和依据。

郭齐勇教授考察了《性自命出》、《五行》等篇的身心和性情关系论说，认为《性自命出》将人之“一心”区分为无定志的血气情感之心、有定志的道德意志之心和介乎二者之间的思虑之心，其中意志之心起主导作用，与情气之心、思虑之心相互影响摩荡，使人总是有所不安，为求得心定身安，就必须辅以礼乐，礼教重在端正身形，乐教重在陶冶心灵，礼乐并举达致内外交修、身端心正；《五行》强调仁义礼智圣诸德目通过身体力行、道德实践，可以返流于内心，成为君子内在德性，心通过道德体验的明觉精察或聪明圣智，又可使内在精神性的道德呈现并流动于人的情感、颜面、四体；《性自命出》、《五行》等篇所揭橥的人的“喜怒哀悲之气”及“好恶”之情实即仁义天命之性，天人之间，情为枢纽，此种性情禀赋自天。郭教授认为，理解“情”与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内在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四端七情恰恰是天人之际的纽带，《性自命出》、《五行》中的天命、性情论说是由《诗》、《书》、孔子走向孟子道德形上学的桥梁；《五行》因缺乏系统的气论和体论，故对于形体的精神化和精神的形体化未予充分论证，而这种道德的身心观在《孟子》中才基于其气论和体论而得以圆成；郭店儒家简关于心与思的表述、关于志与气的关系的讨论、关于礼乐教化促使形身与心灵互正的思想，都可以在《孟子》、《荀子》及《管子》四篇中得到印证。

复旦大学东方朔以先秦心性论为背景，探讨了《性自命出》中性、心、情诸范畴的特定内涵及其相互关系，认为该篇合情而言的性论不同于孔子兼才而言的性论，亦不同于孟、荀分别善恶而言的性论，但其“四海性一”、“闻道反己”说则与孔子“性相近”、“求诸己”的思想显然相承，其习性、养情的主张具有相当开放的性质，蕴含着开启以后诸性论的可能性。

武汉大学丁四新从《穷达以时》、《唐虞之道》诸篇勾稽出郭店儒家简中天人既相通又相分、个人既顺天又自为、修养成德既系于时世又在乎德才的辩证互补思想，指出郭店儒家简更加强调德性的修养，宣扬以德立命，这一思想承自孔老而下启先秦诸子天人之辨的序幕。

清华大学彭林教授研究了《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以及《语丛》诸篇关于礼容的记载，指出郭简在描述礼容的同时，论述了礼容所蕴含的人文意义，涉及了礼容与人性、德义、治国安邦、君子修养等的关系；郭简把礼容的缘起、意义等问题置于道德伦理体系大背景之下来认识和阐发，对于今人认识先秦礼学的思想面貌具有重要作用。

美国哈佛大学程一凡认为，孔孟之间相距近两个世纪，从孔子“性近习远”到孟子“性善”，总使人感到难以连贯，郭店儒家简的出现为解决这一疑难提供了可能。分析起来，郭简与其后的孟子思想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但其关于道德的宇宙本体论说与在先的孔子思想却存在空隙，而墨子视“天”为一切道德之本源、假天之威大谈“天义”的智性资源实在对郭简作者影响甚深。郭简作者一方面肯认墨子的天人之际的道德联系思想，同时坚持“仁”与人的精神本质的切近关系，既不违孔子“性相近”说，又把人性善的一面向前推举，于是性善说始得窥其端倪。另外，孔子罕言利而郭简不惮言利的现象也反映出郭简所受墨子的传染。因此郭店儒家简思想来龙的大宗之一应是墨学，其去脉之首冲则是孟子。

美国芝加哥大学Donald Harper(夏德安)认为，《语丛二》是一篇讽籀书，与儒家哲学无关。他认为研究先秦学术应多重视社会民俗、占卜祭祷，讨论出土文献不能忽略数术类，不仅要看诸子百家，还应研究科学与宗教。

美国哈佛大学Susan Weld(罗凤鸣)认为，从郭店楚简可以看出系统的法律制度在古代中国早已存在，她进而讨论了人性、社会控制方法、法官、罪犯及犯罪预防的关系。

2关于道家简的思想内涵

美国达慕思大学Sarah Allan(艾兰)教授认为，《太一生水》篇之“太一”乃是“道”的别名，是作为宇宙中心的北极，是宇宙之水的不竭源泉；道的哲学概念即植根于从自然之源中源源不断流出的水的隐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彭浩研究员认为，《太一生水》阐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宇宙生成理论，它以太一为宇宙的中心和本源，由此推动宇宙的运动，这一思想与先秦流行的以北辰为中宫、以太一为天帝的看法密切相关，具有浓重的数术和阴阳家理论色彩；它又从《老子》“天道贵弱”思想出发，以天道、地道互补理论来解释中国地势的特点，是“太一生水”宇宙生成论的具体应用。华中师范大学熊铁基教授考察了先秦典籍中运用“神明”一辞的情况，认为唯有道家将“神明”纳入宇宙生成论体系之中，因此《太一生水》的“神明”基本上是道家的解释。南京大学颜世安梳理了《老子》以降道论与自然知识理论分化演进的脉络，并分析了主导倾向都是关心自然(道)对人的启示的政治道术派和隐者边缘人集群两大系列的思想特征，认为《太一生水》在道家思想史上属于自然知识理论从道论中分化出来的一派，此派不似政治道术派那样主要从自然之道的启发中提出“无为”政治原则，也不似隐者边缘人集群那样主要以道指涉个人生存意义问题，而是注重自然知识，在不涉玄奥之道的知识层面描述宇宙生成，应是代表战国道家过去未曾被注意的一个新派别。四川大学魏启鹏教授认为，“太”、“一”作为同义复词，皆为道体之名，“太一”观念是老子、关尹学说的重要内容；“神明”作为源于道、生于天地的精气，在万物形成过程中起着通合万类的作用，这一观念与《冠子》中所论“神明”颇相合拍，并为《老子指归》所发展；太一所生之水当是浑天观念中的天表之水，是由无到有的过渡环境和条件，太一隐于其中，环周而行，终而复始，从而生成天地，变化阴阳万物。与一般以太一为本原、水为派生的看法相反，湖南省博物馆陈松长认为“太一生水”应解读为“太一生于水”，他引用马王堆帛书《刑德》乙篇证明己说，进而提出了修改李零等学者绘制的“太一生水”宇宙生成图式的动议。

德国海德堡大学Rudolf G.Wagner(瓦格纳)教授主要从简本《老子》入手考察郭店楚简中存在的书写符号，进而研究了这种符号在《老子》通行本等古籍中同样存在的现象，从而提出了“思想单位”(units of thought)的概念，认为一个自足的“思想单位”，从文本形式上看，即相当于中国古代哲学典籍中的“章”，作为“思想单位”的“章”是构成文本的意义实体，“思想单位”比个别字句更加重要，更具稳定性；另一方面，对“思想单位”的理解也应该从文本结构中加以把握，而不能单纯从符号形式入手。

六、关于文化史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学勤研究员指出，透过包括郭店楚简在内的一系列简帛书，可以看到战国中期至秦汉之间学术文化由百家争鸣经焚坑打击到重新繁荣的变迁过程，认识先秦时期以诗、书、礼、乐为基本内容和普遍教材的教育情况，还可发见儒学和孔子在当时社会的地位之高以及阴阳数术之学的兴起及其与各家思想的融合；特别是通过战国中山王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购藏的战国楚简中都引有《武王践阼》的现象，可以想见当时儒学的分布范围何其广阔!疑古思潮将战国思想文化下移至汉代，造成汉代学术成为无源之水，现在可以还其本来面目。他还根据《唐虞之道》专论禅让的情况，认为战国中期儒家禅让之说已甚完备，而顾颉刚先生曾疑禅让之说是汉代儒生伪作，这便又证明了“疑古”派的失误。

武汉大学胡治洪认为，郭店楚简的面世以及其中儒道两家文献并存、两家文献中都含有世不经见内容的基本事实，对于楚文化史学界形成的楚与中原文化分流对立的强势观点提出了挑战，他引述《左传》、《史记》等文献关于楚与中原文化接近或相融的记载，运用“二重证据”试图论证楚与中原文化同源异流的观点。

张正明研究员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传统学术始终是巫学，但楚自成王时起就重视研究北方典籍，对各家学说都敞开大门，郭店楚简的面世正好表明楚国在学术上不存门户之见。

台湾大学陈昭瑛认为，楚文化具有高度的主体性及其巫文化传统，郭店楚简所表露的思想即笼罩于楚文化氛围之中，以致其中儒家简透出重情、重身的特点，这可能反映出当时楚国儒者尝试结合儒学与楚文化的一种努力。

七、关于墓葬时代和墓主身份

绝大多数学者接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的观点，同意该墓下葬于前4世纪中期至前3世纪初，即秦将白起拔郢(前278年)以前，许多论说以此年代为基础而展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王葆矻研究员则认为，墓主人既可享有“东宫之杯”，并有龙首玉带钩这样的随葬品，表明其身份尊贵，但葬具却仅一棺一椁，这种现象只能以郢为秦军占领后丧事从简来解释；至于该墓形制、葬器具有显著楚文化风格这一点，则可解释为楚文化传统的顽强性和秦人在郢这一局部力量的相对薄弱。王葆矻对郭店一号墓下葬年代的推断是前278至前227年之间。关于墓主身分，许多学者曾根据陪葬漆耳杯铭文推断为楚太子的老师。周凤五教授仍持这种看法，不过认为墓主应是邹齐一带思孟学派的儒者，后仕于楚并教授太子。李零教授则认为，无论杯铭释作“东宫之杯”还是“东宫之师”，都对判断墓主身分以及竹简与墓主的关系没有太大的帮助；张正明研究员认为以墓主为楚太子老师的看法，证据过于单薄。

综上所述，这次会议全面探讨了郭店楚简的有关问题，对许多问题的研究较前更加深入，而且会上相当精彩的即席论辩启发了学者们的覃思睿智，为今后进一步发掘郭店楚简的文化意蕴开启了诸多法门。尤其重要的是，这次会议聚集了国外汉学界以及海峡两岸三地众多颇具影响力的不同学科的人文学者，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形成了国际间、国内大陆与台港地区之间以及大陆各地之间老中青三代人文学者积极的交流互动。杜维明教授高度评价了这次会议，认为会议所取得的成果使先秦哲学与文化的崭新诠释成为可能，并将有助于“文化中国”之“文明对话”的进行；他还在介绍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以及美国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成立楚简研究机构、开设专门课程的情况。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研究员称赞这次会议有很多有价值的论文，聚集了海内外众多英彦专家，他希望以这次会议为契机，深化先秦地域文化与华夏文化、政治军事史、学术史、思想史以及文字音韵的研究。庞朴研究员致闭幕词指出，这次会议人不分男女老少，学不分古今中西，高龄者已八十有三，年轻者尚不足三十，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事业后继有人，前后一贯；会议涉及的问题从宇宙生成论一类最形而上的直到一个文字的辨识这种最形而下的，讨论既热烈又友好，不少问题尚未定论，表明郭店楚简研究的开放性。他表示，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国际儒学联合会、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将在适当的时候再邀国内外专家学者聚会武汉大学讨论上海博物馆购藏的楚简。武汉大学萧祐父教授结合西汉鲁共王坏孔子旧宅得古文经、西晋不准盗发汲冢得竹书以及清末殷墟甲骨文出土三次重大的历史文献发现所引起的思想界的震荡，肯认了饶宗颐教授关于郭店楚简的发现将引发21世纪中国式的文艺复兴的预言。他还泼墨挥亳，欣然为会议赋诗：“神明呵护墓门开，楚简缤纷出土来。学脉探源儒道合，人文成化古今谐。不传而禅公心美，道始于情六德恢。嘉会珞珈瞩新纪，东方旭日扫祒霾!”表达了乐观主义的文化情怀和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信念。

会后，主办者组织与会学者参观了湖北省、荆州市和荆门市博物馆所藏简帛以及陶、铜、漆器等珍贵文物，并实地考察了郭店一号墓墓址和楚纪南故城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