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9月16-19日,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委托，由武汉大学主办，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承办的“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高级研讨班于在武汉大学隆重举行，有十余名知名学者和来自国内各所高校的四十余名青年学者参加。本次高研班以“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为主题，点明了当代学人力图在批判地继承过去的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大力进行理论创新的学术方向。会议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 一、中国哲学的特质。

北京大学张世英教授区分了诗性的语言和非诗性的语言，指出日常语言的特点在于总是有说不完的东西，换言之，日常语言是通过说出来的东西暗示没有说出来的东西，这就是日常语言的诗性。与西方哲学注重语言的逻辑性相比，中国哲学的语言具有诗性的特征。《老子》讲“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王弼说“言不尽意”，都是指示的这一特质。譬如孔子说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就是诗的语言。语言的诗性就在于玩弄指明和阴暗之间的双重魔术，通过有限的在场的东西指示出无限的不在场的东西。

台湾辅仁大学丁原植教授首先分析了“西方文明的本质”，指出“西方文明的本质”是指，就今日西欧文明追溯在古希腊人文特有的形态中所表现出来的面对“人文建构问题”的“人文发生与创造方式”。然后指出我们有必要以此为参照重新思索中国哲学的问题。因为百年来作为“中国哲学”研究的新学术是在西方哲学论说架构与观念下对于中国“哲学”问题的论述。在西方文明的强大影响下，似乎今日的哲学工作已不再是“中国哲学”的探讨，而是“中国人”哲学的重新思索。我们应该分别：“中国哲学”的“中国”两字是指哲学的内在属性而言，而“中国人”的哲学，是无关于民族语言、文化传统的。在对上述两种事项进行领会后，思考中国哲学涉及的问题有三：1.哲学是根源之学，基础之学，发生之学，也是显现所有可能之学；哲学是指“在人文大反省的关键时刻，透过人文世界的导源，确立人文始源的指向，并在根源的认知下，重新思索人文创造的可能”。而中国古典哲学问题的指向在于“重新以新的人义探索，完成人义价值的确立与人文建构的创造”。2.中国哲学导源的探索。这包括：所谓“先秦哲学”的古典性质；所谓“由春秋前期开展的新思潮的特殊性质”，所谓“诸子”所体现的人文意义与价值的展开方式。3.中国哲学问题本源的回归。这包括：“人”的整体现实性是人文思索的根基；“人”所面对的可为世界即“天下”；在无限不可知的自然操作之下，包容一切人存在的现实因素，建构起人文的价值领域，以映照天地永恒运作的显发。最后，中国哲学探讨的新方式何在？这将促使我们走上一条无所穷尽的反思之路。

郭齐勇教授在分析了现代性带给人们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的生存困境后指出，儒家的智慧是生命的智慧，和谐的智慧，感通的智慧，直觉的智慧，空灵的智慧。儒学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主干。儒学在今日的创造性转化将有助于促进自然、社会、人生、人心之协调和谐的发展；儒家精神将有助于21世纪社会与人生之负面的治疗和拯救，并为我国的现代化提供思想资源，从而使我国的现代化成为有本有根的现代化。

二.中国哲学的诠释学

北京市社科院洪汉鼎研究员梳理了西方诠释学的演变过程，指出诠释学起源于诠释《圣经》的传统，追求对《圣经》原意的理解这一阶段的诠释学是特殊的、独断的。施莱马赫尔指出误解有自然优先地位，是理解的出发点，通过诠释才能理解，这使诠释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由独断的、特殊的诠释学转变为探究的、普遍的诠释学。狄尔泰把诠释学确立为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论基础，认为理解是为了把握文本的意义。伽达默尔则把认识论的诠释学发展为本体论的诠释学，认为理解是此在存在的方式。至此，诠释学成为一种实践哲学、诗性智慧。洪教授指出，中国传统哲学有深远的诠释学传统，由于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着重于讲德行重实践,因而其命题的原始意蕴往往肇始于伦理实践领域,正因为此,它的发展往往因缺乏纯理性化和形而上学化的内在张力而需要外来哲学的冲击。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如何在融会中西的基础上建立中国哲学的诠释学，则是今后诠释学在中国发展的方向。

中国社科院庞朴研究员指出，中国传统哲学本身就是一个对“传统”不断的进行诠释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从中国哲学核心范畴的演变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从词源学上看，孔子以前文献和甲骨文上的“仁”字写作“夷”，夷的字形是一个背着弓的人，孔子说，“吾欲居九夷”可见东夷人具有“仁”的特性，从东夷人身上可以抽象出“仁”这一人类的共性，所以才把“仁”字写做“夷”。而在郭店出土的楚简中，“仁”字被写作上“身”下“心”，这说明“仁”从地域性上升到了人类性，从情上升为道，这是思孟学派的成绩。而仁的膨胀又导致危机，如宋襄公之仁、墨子的兼爱等等，这些都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这一危机的出路则是“仁”的矛盾外部化，这就出现了“仁义”并举。从先秦文献和甲骨文上看，“义”字同于宜、俎、肴，有“杀”的含义。“义”字字义与字形成型于郭店简时期。仁义的对立统一是以仁为主，统义；同时又以社会性的义制约血缘性的仁，这就在特定时期解决了仁的膨胀带来的矛盾。

浙江大学陈俊民教授指出，儒家文化只有经过创造性诠释和转换，才能为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继续提供哲学资源。宋代道学是孔孟儒学从汉唐官方经学向民间私学演变的地域化新儒学形态。它的产生及传衍，是中华民族思想发展的“一大事因缘”。只有整体重构宋代道学之原型，才能对它的意蕴作出合情合理的现代诠释，才可以进行“创造性转换”。陈教授认为，由北宋五子创立的道学群体和道学体系，所追求的“天人合一”、“明体达用”、“ 学政不二”、“经世明道”的理论架构和理想境界，实即宋代的“道学原型”，亦即整个宋明理学（新儒学）之原型。道学家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置身于“道学、政术”之间冲突与调和的现实之中。朱熹无愧于这一道学原型精神之典范，他以他毕生学行“出处进退”之实践，具体体现了“横渠四句”所代表的宋代道学之真精神。

萧汉明教授从思维方式的视角探讨了五行学说的现代意义。认为辩证法擅长单项系统的分析，在研究复杂系统时却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五行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架构，水、火、木、金、土五行，只是五个符号，代表着五个功能不同的系统。其基本的机制是五行的相生与相克。相生相克的并存状态，使多维系统之间成现为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动态平衡关系。五行学说是先秦时期一种先验的、.普遍的思维方式，这种网络式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在中医中得到了具体运用。

三.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

与会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一个20世纪才产生、流行的概念，“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也是在20世纪发展起来的。要实现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就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会中西之学，成一家之言。

刘纲纪教授分析了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常常碰到的“体”与“用”的关系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应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来回答。第一个层次是“学”与客观实际或现实社会生活的关系。在这个层次上，客观实际是“体”，一切“学”（包含中学、西学、马学）都是“用”。第二个层次是“学”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因为任何一种“学”都不可能脱离在它之外的其它各种“学”而孤立地存在和发展。它既要坚持它所主张的某种根本性的思想、观点，这就是它的“体”；与此同时，它又要从它认为可以采取的其它的“学”之中吸纳某些思想、观点，以阐发、扩展、论证它自己的思想、观点的正确性与普适性，这就是它的“用”。

台湾佛光大学欧崇敬教授认为，为了实现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需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学术转型，这就要把把中国哲学史的各种著作的原意以清晰、规范的现代学术语言表达出来，建构完整、确切的中国哲学史。二是使中国哲学能够对人类目前和未来的生活提供一些积极的智慧。这就要从中国的哲学典籍中找出具有原创性的作品，运用各种现代哲学工具作出新的诠释，以扩大当今世界主流哲学和知识的内涵。从世界哲学的视域看，中国哲学在以下领域可以补充、扩大世界哲学的内涵，举例言之：一是存有学领域，有庄子哲学、禅宗等；二是意识（心灵）哲学领域，有天台宗等；三是语言哲学领域，有禅宗等；四是音乐哲学领域，有《礼记》、《荀子》等;五是知觉现象学领域，有中医哲学、道教哲学等。

北京大学陈来教授认为，21世纪初中国哲学研究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是学风浮泛，偏爱大叙事，只重视理论与方法的出新，不重视常规学术训练与扎实研究的积累。中国在新世纪要成为学术大国，就一定要提倡学术性，尊重专家内行，发展全方位的深度的具体研究。

许苏民研究员重新思考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问题，认为用经济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考察，1581年（万历九年）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实施了一条鞭法，这标志着由劳役、实物赋税向货币赋税的转变，二是利玛窦来华，这一年可以划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因为我国封建社会是皇权官僚专制主义，1581年的两件事分别意味着改革和开放的开端，而改革和开放则是近代史的主题。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以王学泰州学派和李贽为代表的近代启蒙思潮则出现的较早。

李维武教授指出，为了回应全球化的挑战，现代新儒家梁漱溟、冯友兰、徐复观分别在20年代、30年代、60-70年代对中西文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梁漱溟强调文化的特殊性，带着强烈的民族义愤批评西方文化；冯友兰注重文化的类型性，试图对中西文化的各自合理性作出理性主义的解释；徐复观关注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关系，更侧重批评西方文化所造成的现代性弊端。但他们共同的价值取向则是接受现代化，同时力图解构全球化中的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并努力提倡中国文化传统在现时代的意义与价值。总之，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为全球化的回应，他们探讨的问题和提出的思想，值得我们今天在思考全球化问题时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