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9月23日，历时三天的“第一届海峡两岸傅传勋、韦政通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研讨会在桂花飘香的武汉大学落下帷幕。这次研讨会由台湾佛光大学和武汉大学联合举办，海峡两岸5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其中大多数是中青年学者。本次会议以傅、韦两位先生的学术为例，试图从新的侧面推进当代中国哲学与思想研究的学术事业，从而构成与当代新儒家、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等相呼应的学术研究主题，也是在新的世纪对林毓生、傅伟勋、韦政通等前辈学者在1970年代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命题的跨世纪回应。会议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一、傅伟勋、韦政通的为人和为学

与会的专家学者中，有许多是两位先生的老朋友，还有的是两位先生的弟子或私淑弟子。大家都认为，两位先生是有真性情的人。他们都是非常热情的人；在思想探求的荆棘路上，他们又都感到非常的寂寞。刘纲纪教授深情的指出，傅先生是一位热诚的爱国者，他把生命的最后时光奉献给了海峡两岸。傅先生拥抱人生，热爱生命，把生命的尊严提到了哲学的最高度，并以之为哲学的最后的归宿。这个思想是积极的，是和中国哲学的血脉相通的。湘潭大学王立新教授满怀敬意的说，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史上，韦先生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人生道路特殊，为学方式特殊，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是一位思想的的探险者，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思想家。他既不属于新儒家，也不属于自由主义。

郭齐勇教授指出，傅先生是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国哲学领域里少有的几位具有原创力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原创性智慧尤其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他在海峡两岸大力宣讲“文化中国”，使之成为影响深远的概念、思想与实践。第二，他首次提出了“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的学说，反省中学，以开放的心态吸纳西学，经由严格的自我批评谋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种创造性综合。第三，他构设了“生命的十大层面及其价值取向的模型”。第四，他建构了“创造的诠释学”的中国哲学方法论，为中国经典的现代解读提供了新的范式。第五，他对大乘佛学、中日禅学的研究，独树一帜。第六，他借助于中西方思想文化，创建了临终精神医学，特别是现代生死学的理论。

李维武教授指出，韦先生作为社会思想史大家，立足于当代社会现实问题，批判地继承、吸收了中国的思想传统和西方文化，更深度的思考中国社会思想发展的流变，既以现代批判传统，又以传统批判现在，对中国思想史作了系统的梳理和阐发。尤其有意义的是，他对十九世纪中国思想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问题作出了新的思考和阐释。韦先生强调了中国传统思想对于这种转换的根源性，指出中国思想世界之所以能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不仅仅在于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巨大冲击，而且还在于自身的传统资源造就了转换时代的思想家。“传统”和“现代”之间，不是一种断裂的关系，而是交错在一起的。

二、成为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哲学家

傅、韦两位学者在有关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方面均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他们最大的遗憾是，一百年来，中国没有产生世界性的哲学家。他们共同的心愿是，通过自己的奠基性工作，为中国在21世纪产生世界性的哲学家创造条件，从而使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的格局中恢复其曾经有过的主流文明姿态。

吴根友教授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哲学界以成为哲学工作者相互期许，鼓舞后进，这是不利于中国哲学的发展的。反之，使每一个哲学界同道都树立成为思想家、哲学家的理想，这是“创造性转化”命题逻辑的、合理的延伸。在21世纪，中国哲学要融入世界主流哲学之中，就要自觉的树立学派意识，就应该分别有从未名湖、石头城、上海滩、珠江、台湾宜兰、珞珈山等不同地点铺设的中国哲学之路，与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学派的主流哲学对接。

台湾佛光大学欧崇敬教授指出，成为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哲学家应该是每一个哲学研究者的明确的方向和大胆的设想，但是这一思想的冒险又不是赤手泅河，而是依靠对经典的深度理解和诠释，从中外已有的智慧宝库中汲取精神营养，面对人类的现实困境和可能遇到的困境，同时也为了思想自身，提供具有想像力和创造力的思想资源。

与会学者认为，树立这一理想，对于中国哲学事业的繁荣，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在21世纪确立自己的真正主体地位，对于从不同的学术领域推进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转化

与会学者认为，“创造性转化”这一命题的精髓在于,不仅对中国的思想传统在态度上应采取批判地继承,对西方文化也应做到批判地吸收,彻底解除以往“我族中心”或“西方中心”文化交流上的不平衡、不理性的状态。

郭齐勇教授指出，作为创造性转化的资源之一的中国传统哲学并不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的对象，传统是活在每一个当代中国人之中的。时至今日，反传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新传统，因此，在今天要批判传统，就要接上五四以来反传统主义者的思路，在更深的层次上进行批判，因此站在传统之外，把传统区分为“死的”和“活的”，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思路去批判传统是重复前人的话，是无助于学术发展的。

南开大学李翔海教授指出，20世纪中国哲学的学术形态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此之前中国没有职业哲学家。在传统的哲学家身上，哲学和事业、生活是混沌不分、浑然一体的。而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问题是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在知识形态现代化、专业化以后提出的问题。现代性重视时间性，以直线式的、进步的历史观区分了前现代和现代;而后现代则重视空间的意义，排除了中心和连缘的区分。因此，在今天我们谈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就不能仅以现代性为目标来框衡。中国传统的文化生态模式,重视和谐、平衡、稳态，构成了一个超稳定结构。以后现代性为标准，这种文化生态模式在处理人类文化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是有其优长之处的。因此，我们要实现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就要集中多民族的文化资源，去除时间性，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中达到一种诠释循环，建立一种对话形态的解构系统哲学。

北京大学杨适教授指出, 希腊的“爱智”有自己的一套东西，其它几个文化没有。但希伯莱、印度、中国这几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之为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原创性智慧。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就要追问，中国人的智慧之所以是中国人的智慧，它究竟是什么。我们今天讲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不要有比附心理，要重视和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转化后的中国哲学，应该是经过论证的，要有很大的确定性。

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指出，后牟宗三时代的新儒学面临着种种挑战，作为体系化的新儒学正处在裂散的边缘。而新儒学的未来发展关键在于“辩证的开放性”，即以开阔的胸襟对待中外各种流派的思想和学说，广泛吸纳内外资源，兼收并蓄；只有这样，才能继往开来，向前发展。

山东大学王新春教授指出，学术研究有意识或无意识中总是在进行一种比较，在比较中，才能呈现出新气象。与西方的解释学传统相比较，中国有具有自身特色的解释学传统, 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把原创性的“作”寄予“述”中。易学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从先秦易学到汉易到宋易，形成了自身的创造性解释学传统，梳理, 阐发这一传统，是易学创造性转化的一条可能之路。

华中科技大学李耀南副教授指出，从“游”的角度看庄子的自由思想，就会发现在《庄子》中，生存(生命存在)的自由是本生的，精神自由是次生的.“初民”时天地万物都是自由的，“初民之游”是以道的方式来存在，这是“真正自由的生存状态”。在人世间自由是多难的，由于生存之艰辛，庄子才退而求精神之自由。

浙江大学陈俊民教授以全真教为例指出，儒、释、道都是生命的学问，但儒、释作为心性之学关注的是精神不死问题，而道教作为神仙之学主要关注身体不死问题。近一百年来西方学术界对道教非常重视，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我们讲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要注意从本土的道教中挖掘资源，可以从生理学、养生学、人体科学、精神分析学、生命哲学等角度进行研究，

厦门大学刘泽亮教授指出，涵化中、印、西，弘扬新禅道，是傅传勋先生禅道哲理化、现代化与世界化探索的一条主线。要沿着傅先生探索的足迹，进一步推动中国禅道的创造性转化，就要重视以下问题的探讨：第一，禅道中的哲学智慧、悖论与互动性研究。第二，禅道宗教主体性培育与人间佛教建设。第三，禅道“生命的学问”与“学问的生命”的并行发展。其次，禅道的创造性转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实践问题，因此，禅道的创造性转化能否成功，就要看它在哲理化的过程中是否能够化哲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是否能够化现代，在世界化的过程中是否能够化世界。

四、建立现在知识形态的中国哲学

欧崇敬教授认为，为了实现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需要华人哲学界以各人的天赋和兴趣所在进行分工合作，一部分人去做哲学史的工作，把中国哲学史的各种著作以清晰、规范的现代学术语言表达出来，建构完整、确切的哲学史。另一部人从中国的哲学典籍中找出具有原创性的作品，运用各种现代哲学工具作出新的诠释，以扩大当今世界主流哲学和知识的内涵。欧教授还指出，在21世纪中西形而上学会合后，我们可以在新世纪运用各种20世纪学术上发展出来的后设分析工具，来完成从古至今的哲学家所关怀的终极问题，关于生命存在与存有界的“世界的图像与构造”之最终理论。这里的“构造”，主要是指存有者与时空系统及各种符号三者间的互动之各种可能的整体构造，而不是指物理学上要描述的世界构造。这个存有学最终理论的写作是一种非体系化，而以问题为主轴的进行方式，这就是一种通过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攻击”而仍可以成立的存有学讨论。实际上，存在有学最终理论探讨的过程中，同时会成就一种哲学系统间的交往对话，从而产生出新世纪的哲学发展。

台湾华梵大学杜保瑞教授认为，在中国哲学当代化理论工程中，关于方法的问题是重要课题。所谓的“当代化”是指与世界哲学学术平台的接轨。杜教授区分了“工作方法”与“方法论”，指出所谓“工作方法”是指针对当代中西学术交流之后，在学院内进行哲学研究时所应有的基本要求之观念。在共同的工作方法平台上，中西哲学可以互动交流，彼此理解，互相激荡，各擅胜场。所谓“方法论”，是指针对中国哲学进行诠释与创造的基本哲学问题架构之设定方式。通过这种区分，哲学工作者可以说明清楚自己的终极主张，可以通过良好的技术工具来谈中国哲学。杜教授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是宇宙论、本体论、功夫论和境界论。对于处于混沌状态的传统哲学，用科学主义的方法无法进入；反之，把功夫问题作为问题意识进入，可以把中国哲学的所有知识都讲清楚。在儒释道三家中，其终极价值都在于各自的本体，各自的本体又配合各自的宇宙论。而境界论可以收摄各派中国哲学。建立以“功夫理论和境界哲学为中心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法”的方法论架构，可以有助于建构当代化的中国哲学诠释体系。

台湾南华大学释慧开博士指出，在傅先生创建的“心性体认本位的现代生死学”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当代生死学的研究，对当今社会有切实的意义。慧开法师指出，当代生死学研究的对象是有情众生的生老病死，目的是让生命有一个充实的过程和圆满的结束。当代生死学的研究范围包括：生命哲理、生命伦理、生命礼仪，生死教育、生死关怀、生死治疗的政策与法规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南昌大学郑晓江教授在傅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现代人死亡问题的五个基本含义相应的五条解决途径，指出人们只有提升自己的生死品质，才能实现生死两安的最佳境界。

五、关于学派问题

苏州大学蒋国保教授指出,现代新儒家可以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划分，如果以“认同儒家的基本原典和基本精神,并在新时代的条件下加以创造性发展”作为衡定广义新儒家的标准,傅伟勋也是新儒家。

台湾大学赖贤宗对此回应说，我们首先要反思的是,要不要给现代哲学家、思想家定位?如何定位?我们民族是一个富有哲学智慧的民族,但是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系统化、理论化的“中国哲学”却是引进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方法阐释传统思想的结果。显然,在现代科际分工体制下学术化、专业化的哲学研究中,对于那些具有原创性智慧的哲学家、思想家,是不能套用“新某某家”为他们定位的。

许苏民研究员指出,我们今天讲学派,首先要区分学派和宗派。宗派具有封闭性、排它性,儒家标榜的“道统”比较近之;学派则是宽容的、开放的,相当于古代的“学统”。

黑龙江大学樊志辉教授指出, “学派”这一概念是在不同的涵义上使用的。有以信仰、主义为划分标准的,如马克思主义;有以共同的哲学问题、方法为划分标准的,如法兰克福学派是以对传统的批判精神为标志的;也有因为处于共同的地域，有一致的研究风气而得名的,如清华学派。